从“希腊小庙”说起
许多人对沈从文的印象，停留在了中学课本的那篇《边城》。翠翠和傩送、二老朦胧的小儿女情愫，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也在每个人心中留下了关于湘西地方乌托邦式的想象。就连他自己也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从《媚金·豹子·与那羊》中为情而死的媚金，到《神巫之爱》中拜倒在花帕族哑女石榴裙下的神巫，再到《边城》，沈从文确实成功地实现了对湘西“正直素朴人情美”的描画。
但在历史的车轮之下，“希腊小庙”的命运正像《边城》中的白塔一样岌岌可危。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12月下旬，沈从文和当时另外两位作家曹禺、萧乾有了去延安的打算，便一同去八路军长沙办事处拜访了时任统战部长的徐特立，徐特立告诉他：“能去的当然欢迎，若有固定工作或别的原因去不了的，就留下做点后方团结工作，也很重要。因为战事不像是三几年能结束，后方团结合作，还值得大大努力，才能得到安定，才能持久作战。”沈从文后来在回顾散文集《湘西》的创作时，谈及这本书的写作与徐特立的这一提醒不无关系。在这之后，沈从文一行人又在沅陵沈从文的大哥沈芸麓处停留三个月，期间沈从文和朋友聚餐，听到人打趣地称呼湘西人是“湘西土匪”，虽然只是玩笑话，但是敏感的沈从文却记在了心上，他又一次清晰地体会到外界对湘西的误解之深，而这对于湘西本身也好，对于统一战线也好，都是极为不利的。
晚年的沈从文在写给任教于武昌师院中文系的李恺玲的信中，第一次为自己的作品进行了分期，他说：“一九二五到二七为第一期，学写阶段，由学写标点符号开始，只写了些小故事，什么都写，由一九二八到一九三六，文字才比较成熟，能作有计划处理。抗战到一九四八，思索探讨性作品较多。”既然沈从文本人都认定自己抗战以后经历了“诗运转关”，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想要更加充分地了解他，就必须对他这一时期的新变和突破有所认识。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谢世，错过了10月揭晓的诺贝尔文学奖。当年的评委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回忆说：“沈从文已经非常接近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沈从文不仅获得提名，而且已经通过初评，出现在仅有五位作家名字的短名单上。中国作家沈从文是当年最受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成员喜爱的候选人。”沈从文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肯定，绝不仅仅是由于他谱写的一首首动人的田园牧歌，更不会是因为一篇《边城》而定了乾坤，而是因为他始终对地方问题、文化和中国问题、文化保持着高度的关注，他对自己脚下的土地有着深沉的爱与牵挂。在这样的视角下，在沈从文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一个对现实有着极大关切的沈从文的面目，也是时候走入我们的视野之中。
沈从文
一个苗族作家的担当
众所周知，沈从文是一位苗族作家，他的一生都可谓是心系这一民族。1947年7月，在为李震一创作的报告文学《湖南的西北角》所写的序中，他回忆起自己1938年创作《湘西》的心情：
我知道，我还应当为地方为国家作点事，所以到云南后又写了一本小书，名叫《湘西》，对地方各方面略加说明，希望家乡人的自尊自信心，和外来者的同情与理解，能作成一种新的调和或混和。一派祥和气氛的形成，在当时，实比任何事情还重要。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军一部分精锐紧接着对浙江发起攻势，直逼南京的企图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时在浙江嘉善，国军一部正在此地坚守，128师全师上下七千余人，全都是湘西子弟兵，其中还有沈从文的三弟沈荃，他是764团的团长。抗战爆发第二年年初，在大哥沈云麓家休整期间，沈从文也并未放松，让他帮忙邀请刚刚上任湘西行署主任的陈渠珍和“同乡文武大老”多人到“芸庐”家中，和他们围绕团结稳定湘西后方，支持全国抗战的大局作了长时间的恳谈。他认为抗战是湘西军人参与全国性事业、为湘西正名的一次绝佳机会，还提起自己三弟参加的这场战役，认为同乡们血战七天，锐不可当，自己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第二年春天，在写给几个湘西在乡军人的公开信《莫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报国机会》中，沈从文进一步坦陈了这些意见。同时他也表示，同乡们为国献身，可外界还视湘西为匪区，为蛮夷之地，视湘西人为土匪，为化外之民，这实在是太冤枉了，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对湘西健儿进行宣传，让大家知道湘西的后起之秀们是“奋发有为，不落人后”的，要为中国人争一口气，更要为湘西人争一口气。
而说起外界关于湘西的标签化认识，就不得不讲到使湘西百姓深受其害的屯租制度。这是清朝乾嘉年间由傅鼐在苗区发展起来的一种纳税制度，地主大部分用放高利贷的方式兼并土地，以制钱八百文作一千文贷出，每月利息五十文，三个月为一期，过期不还，利息就会变为本钱，本钱再生利息，利息就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苗族农民在高利贷的盘剥下，往往上一本债还没还清，下一本债就又欠了下来，一年到头忙忙碌碌却挣不到几个钱。因此，夺回地主阶级侵占的上地，就成为苗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而只要采取武装起义，就势必被判定为“土匪”，换来的是枪炮镇压。到了民国，政府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制度取代屯租，就将其延续下来，它对人民的压迫也就继续下去，有的人家交不出租子，就卖妻子、卖孩子，有的人实在难以承受，就一死了之。当地的开明人士便发起组织了“革屯运动”，国民党便派兵“清剿土匪”，期间双方均有死伤。七七事变后，运动又同抗日结合起来，沈从文的老上司陈渠珍辅助凤凰苗民龙云飞组成“湘黔川苗民革屯抗日救国军”，提出“废屯升科”“抗日救国”等口号，抗日革屯军捷报频传。革屯运动的结果是，国民党当局调兵“清剿”失败，屯制被废。湖南由蒋介石的嫡系张治中接手主持，“革屯军”被改组为抗日部队。沈从文对这些百姓抱有极大的同情，他拒绝在自己的作品中称苗民为“匪”，显然是不愿苟同国民党的粗暴治理。
在当时，还有不少社会人士前往湘西做田野调查。1933年春夏之际，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委派凌纯声、芮逸夫两位学者赴湘西苗疆调查研究。他们在乾城、凤凰、永绥三县苗乡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调研，回到北京后编纂成数十万字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但这二人的调查结果却并不能令湘西人满意，因为它表现出了浓厚的猎奇色彩，调查结束后，当地部分少数民族代表向蒙藏委员会提意见，认为这两位调查员有故意抹黑苗族之嫌，他们甚至将苗族一些早已废除的习俗重新搬上历史舞台，不但不能使读者抹除对苗人放蛊、赶尸的误会，反而加深了湘西的神秘和愚昧之感。在这一调查过程中，石启贵和吴良佐、龙麟章等苗族人士应邀协助工作，凌、芮二人离开后，石启贵又受中央研究院聘请，担任湘西苗族“补充调查员”，于1940年独立编写成30多万字的《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初稿；1951年又写了《湘西兄弟民族介绍》。沈从文如果有机会看到石启贵的调查报告，一定会引为知己。
如今，我们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都较为熟悉，每年召开的大会上，来自各少数民族的人大代表都会为国家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繁荣与稳定。类似的会议，民国时期国民党执政府也会召开，但与现在有很大不同的是，当时部分少数民族几乎完全不受重视，有话无处说是常态。1937年，国民党公布国民大会代表名额时，蒙、藏诸族设有240名指定代表，而在全国分布极广、人口众多的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却一个代表名额也没有。为了确保苗族等少数民族的权益，大家一致推举石启贵代表苗族等少数民族给国民政府上书。石启贵应大家的推举向国民政府呈述：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应该与汉族等其他民族享有同等权利，强烈要求分配给苗族等其他少数民族的代表名额。最终，他们在国民大会上取得一席之地。
《湘西》也正是在这样的脉络里诞生的。这本小书的副标题是“沅水流域识小录”，意思与我们现在的导游手册差不多。文中介绍了湘西的农产品、矿藏和抗战中的关键地位——“西南公路由此通过，贯串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的交通。并且战争已经到了长江中部，有逐渐向内地转移可能。湘西的咽喉为常德，地当洞庭湖口，形势重要，在沿湖各县数第一。敌如有心冒险西犯，这咽喉之地势所必争，将来或许会以常德为据点，作攻川攻黔准备。”通过沈从文对湘西地方志式的书写，和其在战争中充当要塞的分析，读者能够较为清晰地了解湘西的地理状况、风土人情，从而破除一些对湘西的偏见，而这一切，则都是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服务的。
《湘西》
何为“英雄”？“英雄”何为？
四十年代，抗战和建立新中国是两个并行的议题。一定程度上响应了“一切为了统一战线”的原则后，如何建立新中国、靠什么样的人来建立新中国就构成了沈从文在四十年代集中思考的另一个问题。
沈从文对军人这一群体有异于常人的关注，一方面与他的行伍经历有关，另一方面，是这些人的精神促使了他生成关于“游侠者精神”的议题。军人的气质直接与“游侠者精神”相关联——他认为“个人的浪漫情绪与历史的宗教情绪结合为一，便成游侠者精神，领导得人，就可成为卫国守土的模范军人。”并把“游侠者精神”进一步阐释为：“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尊重读书人，敬事同乡长老。”沈从文之所以把这样一类人当作寄托理想的载体，还有一方面的考量，那就是避免个人崇拜现象。
1940年《战国策》第四期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论英雄崇拜》的文章，文中颂扬的“英雄”，主要指的是各式各样的领袖，特别是动用武力和武器的那一类，与之相对的自然就是“读书人”，并得出结论说，中国读书人不太崇拜英雄，“世界上凡是不能够崇拜英雄的人，就是狭小无能的人，凡是不能够崇拜英雄的人，就是卑鄙下流的人”。这种非此即彼的论断，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是有些偏颇的。沈从文读后对这篇文章的观点很是不满，在1940年的《读英雄崇拜》一文中，他介绍了自己的“英雄崇拜”，主旨与《湘西》中提出的“游侠者精神”别无二致，他认为对英雄的情感就是“宗教情绪与浪漫情绪之归纳集中”，而当下即使要有对英雄的崇拜，那英雄也不必限于某个领袖或统治者。并且认为抗战时期的当务之急是要“从群众中造偶像”，不论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只要对社会有所贡献，都应当被人尊敬和称道。沈从文的“英雄”，其实很类似我们现在评选出的“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时代楷模”等等模范人物。可以看到，沈从文在当时就克服了英雄史观这样一种唯心主义史观，他意识到了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
军人群体构成了沈从文建立新中国理想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指向了学生群体。不过学生群体在沈从文看来，还需要经过一些改造才能为国服务。现在的学生，对军训都有种“熬”的印象，民国的学生也不例外。1938年云南省集中军训，规模比校内军训更正式，大学生们叫苦连天，觉得条件太差，很受委屈，打仗是士兵的天职，自己明明是读书人，怎么被拉来受这样的罪呢？更有甚者，对待集训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抓一把瓜子边嗑边训练，或者上别人宿舍串门谈天。沈从文认为这样的态度是很不端正的，学生在军阀内斗时可以不动作，但抗日战争是关乎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就必定责无旁贷，即使是在后方，也要为后方的建设做些力所能及之事。沈从文批评道：
一部分大学生，活下来实在不知为什么活。对生存竟像是毫无目的可言。行为是呆呆的，脑子是木木的。既少严肃，也不活泼。任何好书都不能扩大他的想象，淘深他的感情。任何严重事实也不能刺激他的神经，兴奋他的正义感。归究说来，这些人活下来传世诀，竟仅有一个混字，考学校时混及格，入学校后混毕业，出了学校到社会上讨生活，还是混。自发进取心毫无，对国家改造的雄心与大愿更极端缺乏。
如此痛切的对现实的关切，已经距他手制的那座希腊小庙相隔万里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文坛上把沈从文归入“京派”，内中还包括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废名、汪曾祺、李健吾、美学家朱光潜等。鲁迅曾给京派作家一个论断，认为他们是“官的帮闲”，“京派”在文学史上也是以平和抒情、远离政治的整体面貌示人的。不过，“京派”究竟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划分标准是什么？“京派”内部是否存在着不同之处？当我们对一个团体进行整体性判断的时候，更注重保留共性，就势必会忽略其中每个人的特质。通过对沈从文创作状况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京派”中可能包含着巨大的历史缝隙，这也是沈从文给我们的启示。
结语
沈从文早年生活困窘，卖文度日，作品水准良莠不齐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但是到他三十年代在文坛站稳了脚跟后，基本上可以说每部作品都是费心经营的产物。区别于一些写作市民读物的作家，沈从文把“作家”这个职业看得很重，从他对很多作品反复修改，多次经营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沈从文对待工作的这一态度，也是相当值得我们学习的。此外，事实上直到现在，对地域、民族、人种都不乏一些固化的认识，有的甚至到了歧视的地步。我们在沈从文的文笔中获得的，不单是精神上的滋养和哺育，更是一种开放包容的视野和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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