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有价值的生活：全球南方城市如何达成新的团结？

编者按：长期以来，全球南方城市都受困于被殖民所导致的结构性问题，以及缺乏高效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治理机构等不利情况。严峻的条件迫使南方城市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城市化道路，互助网络、自主空间以及城市实践成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然而，在部分政府有意削弱民众联盟力量，扩大低收入和工薪阶层居民之间的差距的情况下，南方城市的居民又该如何保护民众互助的宝贵传统，探寻有价值的生活？本文原载于《波士顿评论》，作者AbdouMaliq Simone是谢菲尔德大学城市研究所高级教授研究员。中译略有删减。

近年来，城市研究领域出现了全面的“南方”转向，这一转变建立在长期的去殖民主义斗争、第三世界团结以及对社会现象更加全球化的分析之上。虽然关于“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本体论问题，以及地理独特性的重要问题仍然存在；但对于“南方”城市动态的日益关注，放大了城市生活研究中被忽视的维度。

城市化的含义，是通过市场、产业、行政单位和机构的有效交互，努力使土地价值最大化、集中经济活动和积累利润，从而产生的特定结构条件。这些方面与广泛的历史、情感、定居实践（settlement practices）以及地理条件交织在一起，产生了独特的环境。如果说“北方”城市的特点是系统化的法规、治理机构和经济增长模式，那么“南方”城市的这些条件可谓薄弱（或者说甚至缺乏这些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南方城市让人们关注它们如何通过其他类型的城市化关系散发活力。它们反映了城市的故事、实验和决心，城市居民如何找到相互联系的方法，同时创造自主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南方城市产生了新的想法和实践。

南方的城市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让人们的生活能够独立发展？南方的城市生活面临着各种形式的掠夺，被当作不成熟的想法和政策的试验场，并且被剥夺了明智地管理不断增长的人口所需的物质和制度资源，导致南方的城市生活取决于截然不同的观察与体验方式的共存。街道可以是家庭空间、创业空间、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节日空间和掠夺的空间。市场可以被改造成非正式的“大学”或表演的排练场所。家庭内部可以成为过路人的中转站，集体厨房，以及提供特定服务或信息的“专业”中心。售货亭也可以作为社会交流的神经中心，孩子们做作业的监督场所，小企业家的聚会场所，或者留言处。教堂或清真寺可以吸引来自不同地区和各行各业的人，然后通过工会、妇女团体、储蓄俱乐部或娱乐中心将他们联系起来。每个空间都像是一个十字路口，让来自不同背景和从属关系的人相遇。

印度钦奈

所罗门·本杰明（Solomon Benjamin）对印度钦奈的里奇街（Ritchie Street）有着如下描绘：在那里，每天下午5点，来访的商人、服务工程师、宗教教师与世俗教师，跨越了种族和阶级，聚集在出售北印度咖喱饼、甜姜茶和甘蔗汁的商店。在集会中，他们不仅会谈论贸易和家族联盟，还会形成新的社会和经济关系。

事实上，在缺乏结构性援助的情况下，许多人必须找到其他方法来利用漏洞、租约和友谊网络来补充收入。这些替代方案创造了一个交易基础，能够影响政治当局，投资经济适用房，并改善城市服务。我的工作考察了雅加达庞大的纺织品生产网络，追踪大规模工厂生产分散到数百个小单位的过程。每家公司都专门负责服装生产的一个方面：设计、裁剪、制版、缝制、上扣，但所有工作都垂直整合到几个大公司结构中。这些单位的低薪工人（通常是女性），通过宗教和妇女协会、临时的大众市场、港口的工会以及卡车司机聚集的饮食场所等多重交叉成员身份，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公司的、实质性的横向生产与营销链。

虽然这些努力往往被视作城市居民在面对困难时表现出的韧性，但在经过更准确的分析后，我们会意识到，拼凑 “运营领域”背后蕴藏的劳动。居民并非仅仅依靠韧性打开了获取资源和机动空间的大门，是系统性的努力带来了可能性。

这样的看法，并不是为了弱化许多家庭在维持生计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也不是要减少社区持续受到破坏、包围和遭受削弱性冲突的情况。从长期被忽视，到生计遭受明显损害，许多城市人口在确保基本需求时面临持续且严重的困难，因此精疲力竭。长期缺乏社会支持对有孩家庭构成了极为严峻的挑战。那些为创造更好的未来而奋斗的儿童和年轻人，往往必须采取看似绝望的措施来维持生计。

我辗转了全球南部的许多城市。在这些地方，孩子和年轻人经常聚集在大学校园里寻找食物和乞求施舍；其他人则为交通枢纽和港口做临时工；还有人在夜生活区拉客，将单身女性作为目标；组织对大型市场的袭击，劫持汽车，在出租车和公共汽车上劫持乘客，或者把外国劳工作为目标。有些人为受到侮辱和嫉妒的人进行报复，他们表演魔术，搬运货物，传递信息，在停放的汽车或空地上站岗，或在货币兑换处为客户提供临时安全服务。还有人敲诈店主，或在监狱周围徘徊，等待家人给亲属送来食物。另一些人侵入墓地的葬礼，从毒枭那里偷东西，或者在当地警察局的盯梢下闲逛。更多的人则会选择送外卖、装货和卸货、打扫卫生和护理工作，但他们的工资并不比小费高多少。这些孩子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为更多拥有特权的城市居民付出自己的时间，来维持城市的发展。

这些年轻人的行为揭露了一个事实：城市不过是一个混乱的中断空间，一个由围墙、缺口和路线组成的拼凑。它们揭示了建筑环境和基础设施，以及管理日常交易的监管机构，如何充斥着断断续续、反复发生的偷窃。当然，暴力是这些空间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因为年轻人必须抓住机会、掌握领土。但无论多么暴力、野蛮和具有掠夺性，这些日常活动都将城市放大为一个充斥着斗争和生存需求的空间。

这些年轻人的行为并没有被视为过于出格。他们生活在城市中，经常在众目睽睽之下行事。他们通常在执法范围之外行动，但可能会在任何时候被警方消灭，而警方不会面对任何上诉。他们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即使没有固定工作，也总有任务需要人完成，而他们则成为了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因为这座城市充满了不可预测的空缺；更是因为盗窃长期以来一直渗透在城市的运作中。所有的居民都曾是被盗窃的对象，尽管道德主义坚持认为盗窃是一种犯罪，但人们默默承认，城市的生存离不开盗窃：城市本身就象征着巨大的盗窃。

但更重要的是，这座城市有着明显且普遍的破败：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公务员就业严重萎缩、失败的进口替代物的残余、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的实践，为这些几乎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提供了行动的条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城市通过它的破碎来提供资源：它产生了绝对贫困的状态，但又通过自身运作的逻辑提供了解决方案。与传统的理解相反，每当政府未能监管好某一个空间时，例如当垃圾收集未能收集到所有垃圾，电力无法到达所有角落，监控摄像头无法捕捉到每一个活动时，机会就会出现。商店的边界可以延伸到街道上，家庭和机构的纪律实践可以延伸到许多集会。

这些延伸反驳了“应该对财产划清界限或加以保护”的概念；代表了领土和机构的“外溢”并延伸到更大的世界，并在此过程中变为另一种东西。它们揭示了监视、囚禁和分裂如何迫使人们延伸自己的空间和亲密感。公寓区延伸为一系列的小摊：摩托车司机的休息空间，举办音乐俱乐部和纸牌游戏的“后院小屋”，为等待交通的人提供的临时住所，蔬菜园和花园，或临时的洗车行。不同的参与者以不同的借口、通过谈判、所有权主张和维护责任创造了这些空间。它们不仅模糊了空间的预期意图，而且也模糊了权力的问题，即关于“由谁来监督什么”？

城市的延伸也导致城市广阔的腹地的出现，那里的穷人和工人阶级居民日益增多。这些空间将建筑环境：工厂、农田、移民旅馆、大型综合体、购物中心和廉价住房拼凑在一起，让人不安。这些空间通常没有明确的联系，可用于各种用途。在这里，“南方”打破了关于“有价值的生活”的统治计算（ruling calculus），即使边界仍然顽固且排外，但城市成功地把跨越边界的活动拼凑在一起。

印度钦奈的交通

在世界各地，城市的经济价值大多集中在社会经验的消费：城市的未来在于它能提供多少不同的身份、发起多少事件，以及制造多少趋势。许多南方城市的新旧“大众经济”都通过临时市场、社区协会和集会来建立联系。它们是信息交换、规划和建立社会联系的工具。此外，他们提倡互助。家庭可能会收留亲戚或朋友；邻居之间或大家庭能一起生产产品或共享资源、收入和材料；临时设立的商业协会和贸易团体集中资源和影响力，以获得可负担的供应，并开辟新市场；宗教机构、地方当局、小企业、护理中心或居民协会聚在一起，互相提供资源。

这些努力反映了一种追求可用性的实际精神，一种以不同方式做事的能力。它们使人们能够“尝试”彼此联系的方式，他们不担心这些方式是否有效，也不期望它们被强制“延伸”或制度化。

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面对专横无情的治安和安全措施，人们把长期磨练出来的、街头的信息流通称为“电台”，人们利用社交媒体来传播信息。在塞拉利昂的弗里敦，社区之间相互作证，这种沟通方式使当地人最终拼凑出有效措施，以应对埃博拉病毒。在安哥拉罗安达的社区，TikTok内容、音乐剪辑和WhatsApp视频的传播，在国家试图通过分裂城市来集中权力的情况下，营造出一种联系感。

尽管这些交流方式并不完美，但它们强调了可用性：愿意将信息、图像、经验和思想投入到世界上，进行尝试和重新加工。尼日尔的阿加德兹（一个从西非向地中海移民的关键城市），越来越受到欧洲的监视。当地的妇女协会把过往的移民当作自己的孩子，以减少关于归属权的冲突。同时，科特迪瓦的阿比让的年轻人在不同的工作、忙碌和身份中 “寻找”自己的身份，并通过展示特定的品牌或风格，作为标志社会地位和维护自己强烈身份的方式。

除了这些实践所反映的韧性和创新之外，它们还揭示了计算的形式：结合手边的材料来创造空间，让人们可以勉强维持某种生活和归属感。这些实践发生在资源有限，并受制于相互矛盾的需求、忠诚和责任的城市中。这使得城市居民很难确定优先事项：什么是重要的，什么行动方案是最好的，甚至需要对哪些压力做出回应。在考虑如何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工作时，有时不确定性是可以接受的；有时，搁置某些事情是有意义的。

当然，社会合作和信息流通的即兴网络可以成为国家和其他机构的资源。他们可以利用自下而上的创造力来摆脱提供社会福利的责任，降低成本。在工业和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消失，非正式创业大量涌现的城市中，国家也经常利用人们对贫穷的恐惧。在一些城市，执政的政治机器煽动着种族和宗教冲突，颠覆当地相互包容的传统。在其他国家，暴力活动的扩散，以及危险的环境引发了人们对当地资产贬值的担忧。

在过去几十年里，工薪阶层采取了各种形式的行动主义，让人们关注他们面临的挑战。在南方城市，这些努力和罕见的胜利为更明智的城市生活形式提供了示范。他们通过就地升级、土地共享和工作补偿方案，成功地改善了安全状况。在某些情况下，居民动员起来争取获得服务和公民权的具体权利。例如，哥伦比亚卡利的黑人居民抵制了威胁其生计的政府征税提案；苏丹喀土穆的居民涌上街头，要求结束军事统治；印度德里主要由穆斯林妇女组成的Shaheen Bagh营地创造了一种新的公共领域；#NiUnaMenos女性主义倡议界定了拉丁美洲的性别和社会再生产条款。这些运动（无论是独立开展，或与专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合作）都获得了气候正义倡议的补充。

然而，更常见的是，低收入居民发现自己被监视制度、不友好的建筑环境、长时间的通勤和不断缩小的理想道路所包围。从印度的废钞令，到巴西将黑人定为罪犯，世界各地对穷人发起的新攻击，威胁着他们在专制政权之外的生存能力。与此同时，政府在低收入和工薪阶层居民之间制造出更大的鸿沟，削弱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熟悉，破坏了政治联盟的可能。

低收入和工薪阶层居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工薪阶层和中下阶层的居民正被挤进所谓的经济适用房，这些住房都位于大型住宅楼内。在南方的许多城市，这些建筑群正在成为大众住房的主要形式，这些人唯一的共同点，是拒绝把这些地方视为“家”。在我的第二故乡雅加，人们对稳定家园的眷恋正在减弱，变得更倾向于流动。

如果我们观察雅加达的塔楼，就会发现居民和生活方式之间充斥着“无声”的争论：伊斯兰教和LGBTQ青年、年轻的专业人士、勉强达到中产阶级的家庭、移民和性工作者为争夺特定建筑物的楼层控制权而争吵。然而，如此巨大的差异集中在一起，导致故事、谣言和信息的传播。与此同时，城市里既有各式各样、来来去去的人，也有长期地待在这里的人，这使得当地居民的身份永远无法明确。

雅加达

这些塔楼起到了压缩的作用，将不同的群体以通用的形式压缩到一起。虽然存在着不同“压缩”方式，但我们根本无法清楚地区分它们。这种不透明的形式使居民可以在雷达下进行不同的生活。塔楼像一个缺少定义的场所，一个没有具体归属标准的地方，却产生了一种和谐感。

这种流动性对年轻一代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愈发觉得自己的故乡城市受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和限制。在那里，公民身份、培训、遵守规定和公民参与几乎毫无意义。人们对政府能力日益缺乏信心，临时社会保障形式的扩大，以及个人在不同地区的高度流动，在这些情况下，如何形成新的社会权威和评估模式？在日益隔离的、碎片化的临时土地上，允许相互协作的空间又从何开始？又是怎样的社会“胶水”将不同公共领域的集体行动形式融为一体：从邻里教会到棚户区，再到形成封闭社区？这些都是当今关键的“城市”问题。

从最受压迫和看似边缘的城市地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西巴布亚的查亚普拉坚持着明显的扩张逻辑和对可利用性。对于城市里的巴布亚居民来说，移民的人数超过了他们，居民们陷入了残酷的贫困化，他们唯一的资源就是彼此。在这里，集合作为扩展的概念至关重要。这是一种将家庭成员、朋友和同事聚集在一起的方式，以见证他们的共同存在：他们交谈、触摸彼此、吃喝、跳舞、相互开玩笑，并共同祈祷。在这里，等级制度可以通过聚集的无序性而被打破。尽管交易可能会达成，义务也会得到加强，但这种经历再次证明了联系的不稳定性。它指向了新的未来，那些未来甚至已经被实践，并带来了希望。与其说这些扩展是结构性的、由交换关系编码的，不如说是技术性的，因为它们在缺乏明确目的地的情况下，不断推进向前。

城市作为实验性集会场所的发明（尽管存在障碍，也没有进步的保证），凸显了南方对城市知识和生活的持久贡献。在街道上，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残忍的，事件都很容易发生变化，精心制定的计划和意图很容易被破坏。然而，居民们仍然有可能互相求助，而不是互相攻击，以寻求新的想法、达成新的团结。虽然集体行动的影响并非总是可以识别或被衡量的，但它们表明，确实存在无数种共同生活的方式。面对现在和未来的危险时刻，这些可能性变得越来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