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似乎在用语言呼吸”：谈话家柯尔律治

二百五十年前，1772年的10月，在英格兰德文郡的奥特里的乡村牧师家中，第十三个，也是最小的小孩萨缪尔·泰勒·柯尔律治（又译为柯勒律治）出生。或许一方面天生如此，一方面因为有一个动辄引用希伯来文工作和谈话的牧师父亲，柯尔律治的语言与谈话天分自儿时就非常突出。他多少带点遗憾，但更多是带着骄傲曾经说起自己儿时“从来没有像小孩那样思想过；也从来没有像小孩那样说话过”。曾经为了生计差点从事牧师工作的柯尔律治，被浪漫主义时期著名的批评家威廉·哈兹里特认为是当时最雄辩传神的布道者。二十几岁的他在诗作《忽必烈汗》中曾经渴望自己像希腊神话中的安菲翁一样，可仅仅依靠音乐的力量在空中重建忽必烈汗神奇的逍遥宫殿。韦奇伍德家提供的年金资助让他不必以牧师为生，可以安心写诗。然而遇见骚赛与华兹华斯之后，二位伟大诗人的诗才让他怀疑自己作为诗人的天分，也是因此，写诗不再是他的主业，他成为一个批评家，哲学家与演讲家。曾经的哈佛大学教授乔治·赫伯特·帕默认为西方文学的鼎盛时期是口头文学时期，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中处处都可听见声音。而且，他认为最好的文学作品是具有真实话语活力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柏拉图的对话录，还是受欧洲大陆影响的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等作品，甚至是十八世纪以约翰逊博士、埃德蒙·柏克为代表的最雄辩的作家们。在这个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柯尔律治则成为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前三十多年间最出色，最有魅力的谈话家。在同时代人对他的记录，回忆，以及后人对他一再的回顾中，尤其是在二百五十年后的今天，这位一生受身体病痛之苦，但一讲起话来总是神采奕奕非同凡响的诗人，除了他早年间大家都说出名字的几首诗外，更多地是一个以雄辩的谈话家的形象出现。而这不仅是柯尔律治，以及他之前的很多伟大作家的魅力所在，在他之后，也从来不乏这样充满魅力的雄辩者存在。

柯尔律治

英国传记作家弗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在对他与奥斯卡·王尔德在一八八四年伦敦的初次见面的记录中特别强调了两件事情，一是让他反感的王尔德身材方面的油腻与肥胖；一是王尔德的谈话如此迅速且彻底地扭转这不适的第一印象的事实。哈里斯的描写特别生动，他特别指出，谈话中的王尔德的嘴唇极其迷人、重要，即使他大笑时，一颗让人震惊的黑牙也不影响其魅力。他也描写了那双灰色眼睛的美丽。在所有的王尔德的传记中，哈里斯这本是出了名的不准确，甚至还因此被告上了法庭，但他对王尔德这一外形的油腻与谈话的魅力之间张力性的描述却有极大的准确性。八十七年前，在一七九七年，也是在英格兰，离伦敦不远的多赛特郡的一栋叫“瑞思堂”（Racedown）的房子里，诗人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茜·华兹华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这样描述她初次见到的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772-1834）：

一开始我觉着他有些普通，也就三分钟吧；他面色苍白，瘦削，嘴很大，嘴唇很厚，牙齿不太好，半卷的黑色头发又长又乱。但是你若听他讲上五分钟你就会全然忘记他的外在。他的眼睛又大又圆，瞳孔不是黑色的而是灰色的；这样的眼睛若是长在严肃之人脸上便会给人一种无趣的印象；但是在他脸上却述说着他活跃的心灵的每一种情绪：它比任何我见过的眼睛都多有一种“诗人的眼睛在神奇的狂放的一转中”（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五幕第一场提修斯之言。朱生豪 译）的感觉。

同王尔德一样，柯尔律治也是英国文学史上最著名、最有魅力与才华的谈话者之一。无论是以信息不准确而闻名的哈里斯还是以准确、细腻而闻名的多萝茜都是这种天才式谈话者的见证人。

作为天才般谈话者的柯尔律治是沃尔特·杰克逊·贝特的《柯尔律治评传》所述关于柯尔律治的闪光点之一。从最早在德文郡的奥特里圣玛丽镇的家中，以其谈话被父亲以及其他人信任，到伦敦的基督公学中以其谈话吸引了包括查尔斯·兰姆在内的同学的追随，再到剑桥大学时候的呼朋引伴，以及毕业后的二十几年内“他能出入任何圈子，与任何人等自如交谈，无论对方是屠夫、学者还是批评家，场合是政治集会还是一位论派的集会；”柯尔律治能在任何场合就任何话题对任何人进行精彩的谈话，总是能让他的听众倾倒。哈兹里特在其讲座《论在世的诗人》（On the Living Poets）中这样写谈话中的柯尔律治：“他谈起话来没完没了；而且你希望他没完没了地谈下去。”在哈兹里特听来，柯尔律治的谈话不仅能让他听到如管风琴一样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本身就像是一种思想的音乐。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年轻的哈兹里特更崇拜柯尔律治，他一想到要去拜访柯尔律治，就感觉金色的落日与夜晚银色的星照亮了他的希望与前景之路，对他的谈话无论是其声音还是其内容有更生动、更富有情感的描写。哈兹里特在其成名作《时代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中将柯尔律治称为那个时代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谈话者。在不止一处，哈兹里特强调柯尔律治谈话的毫不费劲与自发性。无论是玄学、逻辑学、哲学还是文学、历史、政治等话题，柯尔律治总可以非常不经意地轻松地谈出来。他的知识储备如此丰富，以至于他根本不需要为谈论任何话题做任何准备。这样的形容在我们常人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考虑到很多年后，爱尔兰诗人叶芝曾经在听过王尔德讲话后说，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人像王尔德的谈话那样完美，就像是他精心写了一个通宵，但一切又那么自然，哈兹里特对柯尔律治的评价并非夸张之辞。与哈兹里特一样体验柯尔律治没完没了的谈话的还有后者的另外一个年轻的崇拜者与追随者，托马斯·德·昆西。他回忆二十二岁的自己在一八零七年初次会见柯尔律治时，对方接连三个小时在政治、哲学、宗教等各方面口若悬河般谈话，而自己一点儿话也插不进去。他甚至非常幽默地用了一个条件状语从句：“如果那能被称之为谈话的话”。按常理来说，谈话是“彼此的对谈”。在这种他“完全没有任何机会对之贡献”的谈话中，德·昆西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个词的含义。但是如哈兹里特一样，他也希望柯尔律治可以永远没完没了地谈下去，因为他享受并且希望那些迷人的格言警句、真理等可以被永存。谈到这种希望时，德·昆西用的英文词是“embalmed”，字面意思是“做防腐处理”。与哈兹里特的感受别无二致。自儿时的广泛阅读以及早慧的天性都是柯尔律治这天才般谈话艺术的基础。

《柯尔律治评传》

作为有十三个孩子的家庭中的幼子，贝特认为，柯尔律治自儿时就养成了依赖别人而非被人依赖这种性格，所以很自然他就会想方设法讨好别人。这也导致他性格中的两个极端，一是自我贬抑，一是惯于“妙语连珠的即兴言说”。贝特也提到，儿时的柯尔律治有着超过同龄人大量阅读，在家中，父亲又常常跟他讲述天文学的知识，柯尔律治的想象力也因此早就习惯于“浩瀚的天地”。他常常在他们所住的牧师住宅旁边的教堂墓园中，把墓碑当作观众，表演他在书里读到的内容。贝特没有提原因，我想可能是因为作为年龄最小的小孩，他在家里很难找到玩伴。有趣的是，这种孤独却让他成为一个在人群中非常自在的人。离开家乡之后，从基督公学开始直到他的生命尽头，他就再也不乏听众或观众了。包括贝特和里查德·霍尔姆斯在内的柯尔律治的传记作家们都会提到柯尔律治在基督公学期间的一件事情。他在伦敦的斯特兰德大街上，展开双臂，想象着自己是游过赫勒斯滂海峡去见情人的利安德，却无意碰到一位陌生人的衣服，结果就被怀疑是小偷。柯尔律治解释清楚后，陌生人被打动，为年幼的柯尔律治买了一张图书馆的借书证。在柯尔律治的另外一个传记者谢默斯·佩里（看来，这件事情是诸多将要发生的事情的典型之一，即，在其中，柯尔律治用他奇特的语言魅力让所有出现在他生命中的人为之着迷。柯尔律治不是一般的喜欢阅读，他曾经一连用三个read（阅读）来解释他的整个生命（whole being）：my whole being was……read， read， read。一生窘迫，柯尔律治自己并没有经济能力购买太多书。德·昆西在柯尔律治去世后写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自己在格拉斯米尔的“鸽舍”居住时，在村子另外一个角落被叫作“艾伦班克”（Allan Bank）的房子中，柯尔律治在华兹华斯的家中居住期间，曾经最多向他借过五百本德语书。柯尔律治这是嗜读如命，而且记忆力惊人。看过的这些书很多都留在了他的记忆中，出现在他的谈话里。贝特引用了与柯尔律治一样同是从基督公学来到剑桥大学的查尔斯·勒格莱斯对他在一次小型晚餐中，他能够一字不差复述上午读完的书。

如同对各个话题，各种知识充满热情一样，柯尔律治在阅读中也是对各种类型的书籍充满热情。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到斯宾诺莎的哲学再到他本国的哲学家哈特莱、贝克莱（他曾如此关注、崇拜哈特莱的思想，为长子取名哈特莱，次子取名贝克莱）再到德国的谢林、康德等哲学思想，他对其的了如指掌皆源于对这些哲学家作品的疯狂阅读。他阅读文学、游记，著名的《忽必烈汗》便是在阅读一本游记之后的梦中产生。在阅读莎士比亚的基础上，他曾做了一系列的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讲座，那些讲座集也最终成为了他的留世之作。他阅读政治，一度追随英国政治哲学家威廉·葛德文，他出版《政治家手册》。他阅读欧几里得，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他阅读化学书籍，并且曾计划与华兹华斯一起做化学实验。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阅读当然少不了神学著作。他为逻辑着迷，阅读大量逻辑学的书籍。以上种种，也只能让我们对柯尔律治的阅读窥豹一斑。这个以“read， read， read”为生的人，书籍对于他，或许就像天降食粮吗哪（manna）之于旷野中的以色列人。

《华兹华斯、柯尔律治诗选》

柯尔律治这种谈话的天分也让他比别人更容易成为一个讲演者。一度为了生计，柯尔律治有几年会进行收费的讲座。有些讲座的内容根据他的朋友亨利·克拉布·罗宾逊的记录，大都是他在私下与朋友的谈话中谈到的内容。我们很难想象这类讲座是讲演者精心准备的，或许即兴的成分也很大。而且，据罗宾逊说，这样的讲座“几乎完全比不上他的谈话”。不仅讲座的内容来自于谈话，有时候谈话还会“耽搁”讲座。一八一一年十二月五日，罗宾逊去参加柯尔律治的讲座。讲座宣传的是要讲《<罗密欧与朱丽叶>与莎士比亚的女性角色》。但是他却即兴谈起了学校里的鞭笞还为之辩护，认为那至少比约瑟夫·兰卡斯特（Joseph Lancaster， 1778-1838）的惩罚体系要好。兰卡斯特反对体罚，他提倡的惩罚体系是或者对学生当众羞辱，或者关禁闭。听众一头雾水，找不到这个话题与要讲的话题之间的联系，或许，连讲演者本人也知道这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之后又谈起伊丽莎白一世与詹姆斯一世与查理一世的区别。至少，伊丽莎白一世与詹姆斯一世是莎士比亚时期的君主。但与主题也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又讲起欧洲语言，批评诗歌辞藻，等等。讲座的话题极度跳跃，没有任何主线。我们并不知道那些付费听讲座的人对此什么反应，但在无论鲁宾逊还是兰姆的记录中，我们看到了他们对这个朋友一贯有的困惑与宽宥。一八一二年六月五日的讲座中，宣传的内容是《奥赛罗》，但柯尔律治讲起《冬天的故事》来。鲁宾逊提到这一点时说柯尔律治有些过度跑题。我们暂且不去考虑柯尔律治本人是否对每一次收费的讲座进行了精心准备，但他不止一次在讲座上的跑题虽然让读者困惑。但于讲话者本人，这至少说明他那取之不尽的强大的大脑中的储备随时可以喷涌而出。有一次，柯尔律治在给鲁宾逊的书信中说自己有那么多的事情，却只有那么短的时间，实在忙不过来。鲁宾逊并未在回信中提到这一点，但他在日记中写，如果柯尔律治可以稍微专注一下，并且克制一下人生中常常出现的“离题”，他就不会如此抱怨了。柯尔律治曾经提及过自己在讲座或布道时的离题，虽然稿子已经备好，但是常常：

忘了[我]应该做的，[我]沉浸于一个热情洋溢的幻象，一个流畅的句子，一颗快乐和舞动的心，&轻易就点燃的性情，&想到哪里就慷慨激昂地说到哪里。

柯尔律治本人是能意识到这一点的，“想到哪里就慷慨激昂地说到哪里”或许能解释所有漫无边际却又精彩绝伦的谈话内容。柯尔律治的侄子也是女婿亨利·柯尔律治在柯尔律治去世后一年即一八三五年以《桌边谈话》（Table Talk）为书名整理出版了每次谈话中他所记录下来的后者讲述的方方面面的精彩内容。一八三六年他对这部作品又进行了修订与补充。

柯尔律治手稿

他在谈话中的“离题”这一特点常常被认为是其人生弱点之一，甚至是，用同属湖畔派诗人同时也是其连襟的诗人罗伯特·骚塞的话来说，“对其无与伦比智力的浪费”。年轻时的挚友并且曾与柯尔律治同住格雷塔府（Greta Hall）那么多年的骚塞对其有着最直观的观察，“可怜的柯尔律治”，骚塞说，“总是说，‘我从明天开始’”。一八三三年，柯尔律治离世的前一年，美国作家爱默生来伦敦海格特吉尔曼的家中拜访了柯尔律治。一八五六年在他的《英国人的性格》（English Traits）中，他哀叹了柯尔律治悲剧性的一生及其未能完成任何一部杰作的遗憾。后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著名的文人、哲学家莱斯利·斯蒂芬（Leslie Stephen， 1832-1904）在他的《图书馆时光》（Hours in a Library）第三卷中的最后一篇关于柯尔律治的文章中数次问同一个问题，如此有才华的柯尔律治，为什么作品那么少呢？字里行间也在讲述柯尔律治无法集中注意力专注某一件事情的弱点，而这，在他看来，是一个哲学家需要的品质。很明显，这也是，在他看来柯尔律治作为一个哲学家也无法成就什么的原因所在。对于这样一个其伟大声名建立在如此少的作品上的一个伟大的诗人、哲学家，自然会有一代又一代人去探寻其中缘由。在罗旺斯勒主教看来，这种“对方法的缺少毁了可怜的柯尔律治”。他认为柯尔律治无法条理地规划自己的人生。贝特也提出柯尔律治对他的朋友托马斯·普尔、骚塞等“一次只做一件事”的欣羡之意。

贝特提到柯尔律治“对任何话题都有真正的热情”，柯尔律治的另外一个知名亦最权威的传记者理查德·霍尔姆斯在其两卷本的传记中不止一次强调很多事情都是柯尔律治“真正的兴奋与热情”的结果。他特别提到这一点在早些年被朋友们称赞，但后来却成了朋友们口中的柯尔律治的弱点。有趣的是，无论是兰姆、骚塞，还是柯尔律治后来熟识并且成为至交的普尔、华兹华斯，甚至一开始崇拜后来总是不断攻击柯尔律治的哈兹里特最一开始都是被其出色的谈话吸引，冷静拘谨严肃如华兹华斯也完全被其征服，他也在这些谈话中感受到了一个极其强大的大脑。在日后很多年中，华兹华斯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而且他也在精神上非常依赖这位哲学家朋友。即使二人的友谊经历了一些起起伏伏，一直被批评家诟病自我的华兹华斯也非常深沉地说，柯尔律治是他认识的人中最伟大的一个。后来华兹华斯在挽诗《闻詹姆斯·霍格去世有感即赋》中所用的词汇也在表达着他对这位朋友热情的欣赏以及对所有这一切逝去的悲伤：“有着天神一样额头与眼睛的/兴高采烈者已经在尘土中安息。”这两行多么生动地为读者留下了总是非常热情又异常睿智的柯尔律治。

一直伴随着打字的我的是在我面前的一个带着柯尔律治画像与他关于热情的名言的纸板做成的杯垫。杯垫上写的是：没有什么比热情更有感染力。“感染力”这个词他用的是“contagious”，这个词字面意思是“有传染性”。那么如柯尔律治所说的，他的热情不仅能“传染”给他的同时代人，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两个世纪之后，我依然能感觉到柯尔律治扑面而来的热情。而这种热情让我对包括知识在内的世间一切充满了热情。所以我在二零一八年的夏天，于英国湖区的格拉斯米尔的格拉斯米尔客栈，看到我房间内的这个杯垫时，就把它与我一起带回了国。这难道这不是他的成功吗？虽然爱默生哀叹柯尔律治的悲剧性，他也特别强调知识渊博且非常有思想的柯尔律治“讲出了”他那个时代不同凡响的批评。而且，爱默生特别指出，若非柯尔律治常常在个人谈话中的表达，人们会以为英国思想中的杰出部分在英国本土罕有人赏识，只有在德国与美国才能被人欣赏。爱默生本人就是慕英国的杰出思想而来的美国人。是柯尔律治自己让整个英国人免受这种责难。这种评价何其高。而这功劳也是来自于他亲身体验的柯尔律治谈话方式及其内容的魅力。即使柯尔律治的生命当时已近尾声，那种魅力也丝毫未减。一八八六年三月十三日的《圣詹姆斯报》上有一篇匿名的关于柯尔律治的文章，是关于“伟大的谈话家”系列三篇中的一篇，另外两篇分别是关于歌德与马丁·路德的。这位匿名的作者写道：

像柯尔律治、歌德、路德、约翰逊与塞尔登（Selden）这些人的《桌边谈话》的出版让我们几乎希望他们这一生可能什么都没做，只是用来谈话，而且他们身边总是随时有人在记录。在谈话中，他们倾吐出自己最优秀的思想……这尤其符合柯尔律治的情况……我们当前文化中所拥有的“美好与光明”主要受益于柯尔律治而非当今的任何一个英国人。

这位匿名作者在这里提到的“美好与光明”是一八六九年英国思想家、诗人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第一章的题目，也是他所认为完美的同义词，而完美是他认为的文化应该追求的目标。如之前爱默生所认为的那样，是柯尔律治私下的谈话让他意识到，英国文化及其中的杰出思想并未流失到国外。虽然爱默生并未用到阿诺德的词汇，但他所指的与阿诺德认为文化应该追求的目标相去不远。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美好与光明”的发端者还是这种思想的守护者，柯尔律治的谈话皆有一份功劳。这位匿名作者提到的“而且他们身边总是随时有人在记录”，主要是在说《桌边谈话》这本柯尔律治谈话录的出版。如上文所言，这是他的侄子兼女婿亨利·柯尔律治在与柯尔律治熟识的十五年中对每次谈话的记录集。亨利在前言中说，初次与柯尔律治谈话，被他的谈吐与谈话内容吸引，回到家几乎是情不自禁地记下他所听到的对方谈话的要点。长此以往，柯尔律治去世时，他发现已经积累了一大堆。他从中选择了自己记录的部分内容以《桌边谈话》在柯尔律治去世的次年出版。虽然亨利自谦自己不比记录约翰逊博士生活的鲍斯威尔，但他在柯尔律治身后的工作无疑是鲍斯威尔式的。他确实认为柯尔律治与约翰逊博士有相同之处。至少两人都是出色的谈话家。这部作品献给了在柯尔律治生命的最后近二十年的时光里给他提供住所并且照顾、陪伴他的詹姆斯·吉尔曼夫妇。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出版的同一年，柯尔律治生命中的另外一个鲍斯威尔——亨利·克拉布·鲁宾逊的三卷本的《亨利·克拉布·鲁宾逊的日记、回忆录与通信》在作者去世后两年由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鲁宾逊所记录的柯尔律治的谈话、讲座、生活日常以及他们的往来，甚至是柯尔律治与其他人的往来恩怨等等其精彩程度不逊《桌边谈话》，甚至还较之更为生动。柯尔律治生前出版的作品确实有限，很多作品都在计划中，并未有多少真正问世。关于这一点，前面提到，很多人将此归咎于柯尔律治的三心二意，无法专注等等。亨利在《桌边谈话》的前言中将柯尔律治比作学院（Academy）与吕克昂学院（Lyceum）中的智者，有一群求知问识的追随者听他讲话。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就这样与柯尔律治一起出现在了这种对比中，而柯尔律治经常被引用的出自《桌边谈话》中的一句便是：每个人都是生来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或柏拉图主义者。他日常的思考与谈话就是这样充满了如此浓的哲学色彩。莱斯利·斯蒂芬称他为一个具有哲学家的眉（the brow of a philosopher）与诗人的眼（the eye of a poet）之人。在中国，孔子未写一字，几千年来我们也没有错过《论语》中的“子曰”。在西方，苏格拉底未写一字，柏拉图对话录中却充满了苏格拉底的话。如果说，我们尚不能把柯尔律治与这两位圣贤并列的话，至少我们得益于人类文化中总有记录者，圣贤智者的思想不会因为他们没有著书而消散在风中与岁月里。

《文学传记：柯勒律治的写作生涯纪事》

一八一七年，柯尔律治在世时出版的《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中提到《抒情歌谣集》的产生过程：“在我和华兹华斯先生成为邻居后的第一年，我们的谈话主题经常围绕着诗歌的两大要点展开……按照这一想法，我们制定了《抒情歌谣集》的创作计划。”有不少版本的英国文学史将1798年《抒情歌谣集》的出版视为英国浪漫主义的开端。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里，柯尔律治的谈话功不可没。甚至到后来1800版、1802版《抒情歌谣集》中在今天已经成为文学批评经典的“序言”灵感也是来自柯尔律治的谈话。而在《抒情歌谣集》中出现的一种新的诗歌体“会话诗”。贝特引用柯尔律治的解释是“介于诗歌和会话的‘中间物’”。诗集中的代表作是《夜莺》以及受柯尔律治这个概念影响的华兹华斯的《丁登寺赋》。后者不仅是这本诗集的压轴之作，也是世界诗歌史上的经典之作。贝特特别提到柯尔律治所创的这种类型的诗歌影响了，自华兹华斯至弗罗斯特这一条线，甚至包括T.S.艾略特在内的诗人的诗歌创作。我们难道不可以说这也是“谈起话来没完没了”的另一个成绩吗？如若我们只是细究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这两位伟大的诗人在友谊的巅峰期间的每一部作品，要找出完全没有受到柯尔律治谈话影响的作品真是不易。

柯尔律治之墓

柯尔律治的善谈及其总是高涨的热情常常被人归因于他对鸦片的吸食。斯蒂芬曾说，谈论柯尔律治不提鸦片的话就像谈论哈姆雷特不提老国王的鬼魂。无论是鸦片在柯尔律治的生命中，还是老国王的鬼魂在哈姆雷特的生命中，无论向好还是坏的方向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在兰姆对基督公学的生活以及与其中柯尔律治的回忆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因谈话而成为中心的一个热情洋溢的男孩，那完全是在他吸食鸦片之前。而且在他的时代，鸦片常常是被制作成鸦片町，是合法的止痛药剂。而几乎大半生都与疼痛作斗争的柯尔律治与鸦片的关系也是一言难尽。这其中好的与坏的影响，鸦片在多大程度上毁了他的一生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谈论与争议从未停止过。柯尔律治去世后，托马·德·昆西认为柯尔律治并非完全是出于身体病痛方面的需要，作为一个已经出版了《一个瘾君子的自白》作品的瘾君子德·昆西本人，这样的话有多少可信度要另论。而且亨利·柯尔律治确实在《桌边谈话》的“序言”中对德·昆西的说法进行了反驳。

兰姆在《伊利亚随笔》中回忆的那个总是因谈话而成为中心的“被救济的男孩”自更早之前到他生命的最后，无论是中学、大学还是在英国西南部，在德国，在马耳他，自欧洲大陆，在苏格兰，在伦敦，在途中，在海格特，在任何一个他出现的地方，他谈话的地方，他一直是那个因其谈话而成为中心的人。由于柯尔律治私下或公开的谈话，德国的文学、哲学思想被大量地引介到英格兰。他让席勒、歌德、康德、谢林、费希特等的名字与思想被更多的英国人熟悉。他上乘约翰逊博士，下启王尔德，或许英国的前首相丘吉尔也算在这伟大的谈话者系列之中，这，不仅仅是他们所属时代的“美好与光明”，也是所有时代有幸有机会读到他们的时代的“美好与光明”。贝特引用了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朋友托马斯·科利·格拉顿在布鲁塞尔遇到与任何人都能轻松交谈的柯尔律治所发的感叹：“他似乎在用语言呼吸”。或许，这就是对伟大的谈话家柯尔律治最精准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