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2年7月,朝鲜王朝英祖李昑废黜王世子李愃并将其关入柜中致死,史称“壬午祸变”。这一朝鲜王朝史上最大的悲剧历来众说纷纭。韩国知名古典文学学者郑炳说的《权力与人:思悼世子之死与朝鲜王室》即围绕这一谜团展开。本文系《权力与人》的“导言”。
《权力与人:思悼世子之死与朝鲜王室》,[韩]郑炳说著,丁晨楠、叶梦怡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
思悼世子之死是理解英正祖时代的最重要政治事件。因其极端性,该事件不仅被历史书籍,也被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反复提及。思悼之死如此广为人知,所以学界有不少人认为该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分析与整理。但只要细看先行研究,就会发现其中存在无数漏洞。以概括的形式介绍并附上一两句意见的文章不在少数,专门的研究却十分罕见。
韩国文学界首先展开了针对该事件的正式研究。金用淑先生在1958年发表了《思悼世子的悲剧及其精神分析学的考察》。她依据《恨中录》,沿袭了惠庆宫所谓思悼世子是因“狂症”而死的观点。该见解在十年后受到了韩国史学界的批判。韩国史学界的依据是李银顺教授的论文——《〈恨中录〉呈现的思悼世子死因》。李银顺教授沿袭成乐熏先生所著的《韩国党争史》中的观点,从正祖撰写的思悼世子的行状入手,指出世子是党争的牺牲品。
1969年,李揆东博士发表了题为《关于衣襨症的精神分析学的考察:〈恨中录〉展示的思悼世子病历研究》的论文,这也是他在首尔大学医学院撰写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但史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推进研究。之后虽然出现了如崔凤永的《壬午祸变与英祖末期正祖初期的政治势力》等大量政治学角度的研究成果,但并未出现细致分析思悼世子之死的学术著作,只停留在李德一的《思悼世子的告白》(1998)等大众历史书的阶段。如上所述,将思悼世子之死像讲老故事一般轻率写下的文章虽多,但学术研究成果屈指可数。
本书乍一看像是对早前研究成果的整理,但实际上取得了为数不少的研究新成果。从结论上来看,本书虽沿袭《恨中录》中所谓思悼世子在精神不稳定的状态下试图攻击英祖,犯下谋逆罪的说明,但并不像早期《恨中录》相关研究那样,不加批判地接受其中的观点,而是通过《承政院日记》等各种史料批判分析《恨中录》所揭示的情况,再推导出结论。因此与先行研究相比,本书可以更加缜密明确地解释思悼世子的死亡过程。
为理解思悼世子逐步走向死亡的过程,本书首先对思悼世子生活的宫廷进行说明。在思悼世子出生时,他有四位长辈,分别是国王、大妃、王妃,以及他的生母。本书首先探讨这些人物的性格、地位及其与思悼世子的关系。从他们的生活中可以看出,宫廷生活绝非风平浪静:从执政前就被不安和恐怖裹挟,动辄向周围发火的国王;被这样的丈夫薄待,郁郁寡欢的王妃;作为国王英祖的保护人却常与英祖爆发激烈冲突的大妃;除生下世子外一无所有的可怜生母。世子正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成人。
思悼世子在无数人的关注与期待中出生。幼年的他没有辜负父王的期待,备受赞誉,但在十岁左右开始让英祖失望,因为他厌学。思悼世子是个贪吃厌学的傻孩子。这是《恨中录》语焉不详,却在《承政院日记》中呈现的世子模样。当然,世子并不愚蠢无知,只不过与英祖期待的德学兼备、严于律己、忠厚诚笃的治国贤才相去甚远。他比起学者更像是个艺术家。与父亲性格不合的世子在父亲面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英祖常在群臣或其他下人面前公然嘲讽羞辱世子,世子想躲避父亲严格又挑剔的目光,却又无处可逃。
世子在极度压力中挣扎,任何人在这样的压力下都可能变得疯狂。这种情况不仅见于《恨中录》,也见于《英祖实录》《承政院日记》。但世间并不鲜见否认世子患上狂症的意见,最近涌现出一大批明确提到思悼世子罹患狂症的史料,如英祖撰写的《废世子颁教》、思悼世子的墓志铭、思悼世子致岳父的书信、正祖对亲家公金祖淳的言说等。
世子的狂症与他的死亡直接相关。狂症虽非直接死因,但他由此采取的行动将其引入死路。英祖并非因为世子狂易才处死他,而是因为他试图谋杀自己。世子在被关入木柜前的一两日夜间,曾试图持刀进入宫阙弑父,英祖听闻此事后才处死了他,即思悼世子死于谋逆罪。相关史料非常谨慎小心地记述了此事,因此研究者至今未能明确指出这一点并进行分析。若将处罚当日英祖颁布于世的《废世子颁教》与《恨中录》对比,情况就昭然若揭。尽管英祖并非对儿子罹患狂症一无所知,但其罪至极,这让英祖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英祖对远不及此的琐屑小事都急躁易怒,这样的谋逆之事显然远超他能忍耐的极限。英祖四处寻找处死儿子的各种方法,最终将他关进木柜。
世子死后,针对其死亡的疑问不断产生。这是因为不管以何种理由解释,父亲将儿子关入木柜致其死亡的行为都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但制造疑问的始作俑者就是英祖。英祖禁止任何人提及此事,但他本人却时不时提到后悔处死儿子。当然,他并不曾公布这点。国王的后悔随即引发了疑问。国王并无处死儿子之意,而是群臣的煽动所致,说法开始发生变化。但如果考察木柜在世子之死中的使用过程,就能发现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世子不是偶发的临时事件,即便有若干名大臣誓死反对,英祖仍强行下令。他把世子关进木柜到致其死亡,仍等待了七八日。此外,当时不少史料也记录了英祖处死世子时的冲天之怒。
2015年韩国上映的历史电影《思悼》,《权力与人》是这部电影的叙事蓝本
随着正祖的即位,该事件也迎来了全新的局面。疯世子之子——正祖成了一国之君,他不可能袖手旁观。正祖在英祖死前一个月上疏英祖,请求删去《承政院日记》中关于父亲胡作非为的内容。正祖早在即位前就迈出了通过销毁记录而歪曲历史的第一步。即位后,他提升了父亲的地位,并大规模地改建祠堂。与此同时,他也一并肃清了思悼世子在世时的朝廷核心势力——英祖时期的权臣。若是已死之人,就以谋逆嫌疑使其后代不得发挥政治影响力;若是存世之人,就要么削职,要么处死。此时思悼世子的死亡责任已被部分转嫁到他们身上。通过销毁记录、转嫁责任,正祖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思悼世子的形象。
在将父亲的陵墓迁至水原的过程中,正祖进一步加快了神化思悼世子的速度,即在后期执政时通过追崇思悼世子来强化自身权力的正统性。此时他甚至亲自撰写父亲的行状,突然论及“金縢之词”,即试图完全颠覆世人对父亲形象的认知。正祖在思悼世子的行状中绝口不提任何不利于父亲的话,而是写下父亲的二十八年人生中极少从英祖那里听到的称赞、大臣们的赞辞,以及往返温阳温泉时听到的世人称颂等。不论是谁,作为儿子都不会试图将父亲的狂症和恶行写进传记。通过这种只挖掘伟大一面的传记,思悼世子以全新的形象获得了新生,成为贤明温良的世子。正祖进一步捏造了世子因逆贼诬陷而死的故事,当然,他并没有指出这些逆贼的具体谋逆行迹。如果不一一调查事件前后的真相,就只能按照正祖意图的方式进行分析,创造出睿哲贤明的思悼世子形象。
正祖为了父亲、为了王室,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着手推进思悼世子的追崇事业。谁都不敢轻易反驳国王小心推进的生父复权事业,因此也出现了冤枉的受害者,即为了掩盖思悼世子的恶行,需要把责任转嫁到牺牲品身上,代表人物就是金尚鲁和洪启禧。他们作为世子的老师,不能说没有责任,但翻阅事件发生前后的史料,可知他们的责任非常有限。但在正祖的操作下,他们成了大逆不道的罪人。他们从未违抗过英祖、思悼世子或正祖,却背上了“逆徒”的罪名。
此事也波及惠庆宫的娘家。当然,国王的外戚虽不会像金尚鲁和洪启禧那般样被指为“逆贼”,但朝中仍不断指责他们对思悼世子之死负有责任。最核心的争议焦点是惠庆宫的父亲洪凤汉是否提议将世子关入木柜。只要是与王室相关的问题,哪怕只有轻微嫌疑都会被处以大逆罪,惠庆宫必须解释清楚娘家的责任。她的核心观点是,虽然不能说娘家完全没有道义上的责任,但从旁促成世子之死的逆贼罪名却是毫无根据的。这样看来,惠庆宫的观点带有反驳正祖一系列歪曲历史做法的性质。无人能反对正祖歪曲历史的做法,但一旦波及娘家,惠庆宫站了出来。
本书将讨论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包括思悼世子出生、成长、死亡的过程,此后英祖的反应与正祖歪曲历史的做法,以及惠庆宫在纯祖时期撰写《恨中录》的行为。若想准确把握事件的本质,需要了解事件的背景与经过以及相关谈论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如果不了解谈论的变化,就无法批判地解读史料,由是陷入莫名其妙的分析中。我认为此部分是本书取得的重要成果。
宫廷史如同其他历史事件一样,特别需要审慎解读。宫阙是一般人难以进入的场所,即使在宫中有所见闻,也不能传播。惠庆宫初次入宫时,英祖便给予她忠告,即在宫中就算有所见闻,也要装出不知道的样子。不能谈论至尊之人的言行举止,不得已提起的话,也必须以极度委婉的方式叙述。像思悼世子事件,此后常以“某年事”来称呼;木柜以“一物”来指代;君王传位等重大命令以“不忍闻之教”等来代替。凡此种种,都以这种方式记述,若不慎重阅读史料,很容易产生误读,先行研究中,由此引发的失误也比比皆是,本书也不能断言绝无此类失误。我只能说,本书是在力图减少这类失误,而对各种史料进行了全面研究之后的成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