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明清中国的“世界意识”

晚明西人东来，被视为延续至今的“全球化”时代的开端，早在1970年代，郭廷以所撰《近代中国史纲》即以16世纪的西人东来为起点，他在《中国近代化的延误》一文中指出，中国现代化的落后，“其症结并不全在近百年之内，实远伏于百年以前，特别是百年前的百年”。著名学者樊树志更是把16世纪作为“晚明大变局”的开始。15世纪末16世纪初，确实是世界大变局的开端，整个世界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下，社会文化开始重构全球化的路线、媒介技术、观念思维和审美标准。明清之际开始在中国渐渐形成的“世界意识”之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在大航海时代之前，欧洲人的“世界意识”，其实只是“欧洲意识”；同样，中国人的“世界意识”即“天下观念”。

晚明以降，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知识界，就面临来自大航海时代欧洲有关世界地理新知识的挑战。本书着力描摹晚明至晚清知识人如何凭借既存的汉文地理文献，构建对于域外世界的想象。地理学文献较之其他异域情调的符号化产品，更具典型性和说服力。作为在无限宽广的想象空间里，逞其幻思的思想动力，地理文献更易激发出多重多样的思想反应。从晚明至晚清，凡是有心追求地理新知的中国知识人，思考世变由来和因应之道，在他们具体身处的知识环境中，通过想象和认识，探究着前所未知的寰宇情势和广袤无涯的地理知识。文献如人一般，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生命，本书以具体个案的形式，阐释晚明至晚清的世界地理文献所承载的新知，如何在中国被生产和传播，从而为晚明至晚清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提供一个特殊的认识和想象世界的方式。潘光哲创制了一种譬喻之说，认为近代中国知识人犹如进入了一座包罗万象的“知识仓库”（stock of knowledge），只要愿意信步直入，披卷展读，随意阅览文献，各色地理信息、地理观念，斑斓眩目，应接不暇，迎面扑来：或是前所未晓的异域风土人情，或是从未得闻的他国体制伦常，或是向不得见的殊方异兽、奇技妙器，或是令人“惊异不置”，或是令人叹为观止，或是令人掩卷深思，或是令人摇头叹息。览卷所及，总可撼动挑拨观奇揽胜者的心怀意念，进而汲引足可激荡多样思考想象的“思想资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

梁启超

明清构建的“知识仓库”中，最重要的是前代所缺的“万国之书”，梁启超甚至认为，理解中国与认识和想象世界是直接关联的。1897年他出任湖南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手订《学约十章》，其中第四章“读书”中称：“今时局变异，外侮交迫，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1899年他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再次强调：“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也。”晚明以降有关世界的想象，使中国知识人通过研读汉文地理学“万国之书”，突破既存的知识囚笼，心驰域外、放眼寰宇，利用丰富的西方地理知识资源，形成了突破传统的巨大思想助力。

时空观念的认识，是人类思维活动最深层的依据。以纵向的视野来考察明清地理学汉文文献的演变史，我们可以发现多层次的明清西学东渐语境下汉文地理文献有一种不断叠加的层叠结构，表明了关于世界的想象和认识与明清地理学文献传播的互动关系。对历史纵向和横向的演变观察，需要探讨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发展之轴中的联系及其因果关系。《庄子·知北游》中有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言天地大美，议四时明法，说万物成理是地理学家最重要的任务，是故地理学家堪称“圣人”。天地大美不言，由地理学家诠释的众多地理学文献即可为天地立言。历史是空间上时间的延伸，想象域外空间是世界意识形成的基点，而认识世界亦是理解中国的基础。明清时期通过汉文地理文献认识所展现的“世界想象”，大致有以下一些特征：

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传入中国的“西学”之空间想象有一个在域外和域内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世界地理知识在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空间的不断叠加、逐渐清晰的过程。

先秦时代中国对东亚海域就有了不太清晰的认识，面对东海域外世界，齐人邹衍就有过“大九州”的想象。西汉张骞“凿空”，打通通往西域的道路，开始了关于中亚世界的想象。南北朝隋唐时期西僧的东来和玄奘、杜环等人的西行，《大唐西域记》和保留在杜佑《通典》中的部分《经行记》，为中国人了解印度佛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提供了重要的知识信息。宋元海道大通，阿拉伯商人的东来，带来了关于印度洋和阿拉伯世界的想象。明朝郑和下西洋，给中国人了解西太平洋、南海、印度洋和东非带来了相对比较确凿的域外知识。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艾儒略、南怀仁、蒋友仁等，更是输入了大航海时代之后西方地理学的新知识。

从《西学凡》中最早传入的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和道科的“六科”，即现今所谓修辞学、哲学、医学、法学、修士学、神学，到中国学者徐光启按照利玛窦所传之学分为三类：“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按照我们今天的学科分类，“大者”显然是指神学、哲学，“小者”指物理学、机械学等，“象数”之学指数学。一直到晚清，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西学》则把西学分成天学、地学和人学三部分，其中地学以地舆为纲，包括“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国人对西学含义的理解也渐渐在深化。晚清西方新教传教士传入大航海时代有关澳洲的新知识，在传入西方新地学知识的过程中，中国学者林则徐、魏源、徐继畬、邝其照、薛福成等渐渐开始充当主角，他们提供的地理新文献，在新地学知识的介绍方面，更是改变了明末清初关于南极大陆的旧观念，提供了最新的关于澳大利亚的想象和新认识。16至19世纪，中国开始漫长和艰难地从地域史走向世界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明清地理文献为中国人提供了中西地理学交流的知识镜像，也为国人的世界认识提供了丰富的想象。

二、明清汉文地理文献对于世界的想象，往往联系着多样性的历史事象和文化意象，而各种历史事象和文化意象，又多是基于本土经验的想象。中国人在对世界想象的路径中，受汉文世界地图模型的影响最大。

明清汉文地理文献对于世界的想象，往往联系着多样性的历史事象和文化意象。明末清初地理学汉文西书中，不仅介绍了欧洲的“五大洲”的观念，为中国人介绍了欧洲人地理大发现的成果，也介绍了各种历史事象和文化意象，如《坤舆万国全图》《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所提供的珍禽异兽的异域动物的绘像，以及“世界七奇”展示的域外世界的奇异景象。在晚明利玛窦世界地图传入之前，中国人关于宇宙的观念主要就是盖天说和浑天说，盖天说主张天在上，地在下；浑天说主张天在外，地在内。两说都没有明确说明大地是一个球形，或谓天圆地方，或谓天圆地平。而从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绘制开始，之后艾儒略、毕方济、汤若望、南怀仁和蒋友仁等，在中国构建了汉文世界地图绘制的系谱，其中有一些重要的改变国人思维的知识点，如明确地球是一个球体，海洋是地球的一部分，整个地球有五大洲，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等。这一早期汉文世界地图的模型中，利玛窦和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还努力传送新世界的动物知识和七奇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象和文化意象，一方面在汉文地图上沟通旧世界和新世界，另一方面也尝试在文化上沟通中西两种动物意象的互动对话

世界地理的认识和想象，很大程度上依赖地图模型方能建构，并依照地图模型的改变而不断改变。晚明至晚清这一汉文世界地图构建的系统，渐渐为中国地理学者和绘图者所接受，从《坤舆万国全图》《坤舆全图》到《万国大地全图》《大地全球一览之图》和《地球五大洲全图》，都先后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提供了不同模型的汉文世界地图，形成了汉文世界地图表述的一个清晰脉络，展示了汉文世界地图观照异域世界的复杂过程。地图文献注重区域差异和空间表达，这种综合的空间思维的表述功能为我们理解日趋复杂的世界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这些汉文世界地图文献重构了晚清地理知识与国人理解空间的方式，任职于户部的官员恒廉称：“测绘舆图，西法实胜于中国，洋人无人不绘，无地不图”；同为户部官员的程利川更是进一步指出，不仅研究世界，即使研究中国，也需要关注“泰西舆图”：泰西制胜之策，皆于舆图发其凡。举中国险要之区，彼非特图之而已也，并命匠人仿是图而经营之书，明尺寸于其上，将山势之高下、水头之深浅、炮台船坞汊港歧路，纤微毕具，供众观览。今且深入内地，或游历、或传教，即举穷乡僻壤，形其形势之险，易民风之强弱、衢巷之纷、草木之微备识之，绘为图以献其国，故以泰西各邦而言，中国形势，历历如得诸亲见以图之，为用甚善也。

《坤舆万国全图》

三、中国人对世界的想象，很大部分受汉文世界地理文献的影响，而明清汉文世界地理学又直接受到西方原本所提供的知识资源的影响，其准确度和局限性无不如此。不管是西方传教士的叙述模式，还是后来中国学者的绘图方法，明清汉文世界地理文献表述中有着浓厚的本土化色彩。

中国人对世界的想象，很大部分受地理学汉文西书的影响，明清汉文世界地理学直接受到西方原本所提供的知识资源的影响，西方本土的地理学知识也经历了一个由驳杂、混沌到清晰的变化，其准确度和局限性都无不如此。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所创造的地理学汉文西书的资料来源是多元的，如《职方外纪》是艾儒略在庞迪我、熊三拔“奉旨翻译”的“底本”基础上，还依据了鄂本笃行纪、马可尼（Magini）编辑的Tolomeo的地理学书和马可尼自己创作的地理学书。从该书述及的“海族”奇兽可见，《职方外纪》还直接摘抄瑞典天主教神甫、地图学家和史学家奥劳斯·马格努斯为海图所作的附有注释性质的拉丁文著作——《北方民族简史》等书的相关部分。即使编译的晚清西方地理学著述同样如此，如《四洲志》不译原书《世界地理百科全书》中专讲中国的近三章，仅摘译原著的其他章节。但原著对中国疆域的刻意歪曲，是周密地贯彻到有关章节中去的。《四洲志》中篇幅最长的“育奈士迭国”（今译美利坚合众国）一节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的简史和政治体制，但比对原书，其中“山则深林，莫知矿处；壤则启辟，始破天荒”完全属于改写，“不立国王，仅设总领”是林则徐凭空加入的内容，他还把美国的联邦制度同中国的封建郡县制度加以对比，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与中国有作为的圣明君主所治并无差异，肯定这种民主共和的国体，在对美国政治体制的理解上显示出明显的本土化色彩。

四、“中国意识”的形成或“中国形象”的明晰，也是缘于对“世界意识”和“世界形象”的认识，个体和群体的世界想象也影响了国人思考维度的变化。“游走天下”的西方耶稣会士“立足全球”传播西学的这一努力，是为了让中国读者接受其关于世界的解说，而中国学者的“立足本土”的想象，则是建构自身话语体系所进行的最早尝试。

历史上一个生命的个体，和一个民族一样，总是在不断想象世界和认识自我的过程中成熟的。个体生活在群体、社会之中，其时代的精神趣味和文化氛围，提供给个体想象的方法，鼓励个体进行特殊的想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想象的共同体”，个体想象可以置身于这一共同体的框架之中，特殊的文化想象以何种方式被讲述出来，取决于这个框架。一个适宜的想象共同体有助于形成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这一民族的历史记忆，也包括所面对的域外世界和异邦文化。个体和群体通过不同的文化形式，以及立体的各种媒介，如意象的书写、形象的图绘文本，甚至制度化的仪式，如实践和观察等，使想象得以生成、延续和传播。人类文明交往史的转折开始于欧洲人地理大发现的大航海时代，空间交流的范围空前地扩大，间接、间歇的交流，转变为直接与频繁的交流；西方传统的地区性海上贸易，也由此演变为面向世界市场的全球贸易，贯通西欧与美洲及西亚的大西洋航线，贯通美洲与亚洲的太平洋航线，绕道非洲南端好望角的印度洋航线，将世界各大洲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世界意义的“万国”经济与文化的交换体系；长期以来的地区隔离的状况、文明舞台限于亚欧大陆的格局，也因此归于终结。大航海时代使整个世界局部的文明交流，转变为全球性的交流；交流的层面也从物质技术走向更深层的领域。可以说，“世界意识”和“中国意识”都是大航海时代的产物。16世纪初西方传教士东来，通过世界地图和地理著述给中国人传入了关于万国的观念和世界的意识，不仅仅在言说一个自然和文化的空间，也是将编译者和读者的感性认识、符号认知和情感体验融化在一起，形成一个对于现实世界的想象性建构，而一套完整的有关世界的知识体系对于国人理解中国有着重要的作用。

明清关于“世界”的想象，蕴含着对中国本土文化重新诠释的意图，想象的过程亦是西学知识的再生产和重塑国人认识世界和自我认识的过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是与关于“世界”“西方”的想象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意识”的出现和“中国形象”的建构，也是与“世界想象”和“世界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在汉文文献中，“中学”的出现亦是源自“西学”的影响，“中学”是伴随着西学而衍生出来的与“西学”并列的一个核心概念。“中学”因“西学”而提出，最早出现在何种汉文文献，学界至今尚无专门考证。张鹤龄（1867—1908）在论文字学理论的专著《文敝篇》中称：“若论其难易殊科，则中学乃绝难，而西学实较易。”《汉语大词典》将之作为清末“中学”最早的释例。据笔者查核，明末1629年绛州初刊的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的《主制群征》中就已经出现了“中学”二字：“或问：‘中学亦尊天，与主教何异？’曰：‘中学所尊之天，非苍苍者，亦属无形，第其所谓无形，卒不越于天。盖天之苍苍其形，而天之运用不测，即其神也’。”清初中国学者王锡阐（1628—1682）在论证西方历法原本中国历法的过程中也指出：“圜则九重，孰营度之。则七政异天之说，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书，西说遂为创论。余审日月之视差，察五星之顺逆，见其实然。益知西学原本中学，非臆撰也。”晚清郑观应理解的“中学”即“中国本有之学”。在讨论中西文化的高潮中，首先将“中学”写成统筹全局论著专篇的是汤震的《危言》。与“西学”类似，所谓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即是说每一个时代“中学”的内涵和外延都是不断在变化的。陈旭麓将晚清所认识的“中学”概括成或指为“伦常名教”，或指为“四书五经”，或指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或指为“中国史事、政书、地图”，推而及于中国旧有的文化皆属之。学界讨论“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已经这么多年了，“中体西用”的体用之辩和“中道西器”的道器之辩，连篇累牍，但有些基本问题还没有完全陈述清楚。而厘清“中国意识”，无论是地理含义还是文化含义，无论是国体含义还是民族含义，都离不开“世界想象”，以及“世界意识”的认识。

西学东渐给国人带来了“西方”“西器”“西教”“西服”“西制”和“西史”等，可以说，“西学东渐”参与了中国人关于“世界”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西学东渐与明清汉文地理文献提供了丰富的异域信息，使明清学人的书写在时空讨论范围上有了空前的拓展，特别是引发了国人思考维度的变化。在比较充分地想象和认识世界之前，中国和其他异域文明世界基本还处在隔绝的模糊状态，国人的思考维度主要是时间的维度，文化的格局是一个封闭的自我复制和内部变动的格局。中国传统地理文献并不乏域外的记载，却未形成一个单独的文献部类。在漫长的历史上，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国人一直无法接受与域外民族进行平等交往的意识，将周边外使的来华视为“朝贡”活动，“抚夷”“剿夷”和“师夷”“制夷”的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外交观念和对外意识。古代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天朝中心主义的“虚幻环境”中，思考的方法基本上都是由古迄今的纵向历史比较的意识。

“世界想象”的构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中国在整个世界中的“位置”，“万国”观念的萌生，正是通过一系列地理文献中富有象征意义的描述才逐渐呈现出来。可以说，“世界想象”是中国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方面，“全球观念”的建立也是一项极为艰难的思想启蒙。“中国意识”是一种现代“世界观念”，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程中，“中国意识”就是一个使自身从“天下”转变为“万国”之一国的认识过程。启蒙是一个民族脱离自己的蒙昧状态，无论是一个个体，还是一个民族，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蒙昧状态中奋斗出来，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唯有自觉抛弃了这种蒙昧状态，一个民族文化才算获得了真正的思想启蒙。这种思考在时空范围上的拓展，得益于明清西学东渐和汉文地理文献带来的“华夷”史观的突破和“万国”史观的建立。这不是对于世界的浮泛想象，而是一种属于时空的开放性的思考维度，是一种对构建横向文明系统参照系的追求。

（本文摘自邹振环著《世界想象：西学东渐与明清汉文地理文献》，中华书局2022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