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的焦虑

在托克维尔身后发表的《回忆录》（1893）中，这位法国政治思想家总结自己的性格“……充满着不协调。我的力量和精神是约束我的向心力，而我的情感和弱点则将我向外拉扯……这种病态的忧郁在我这一生中不断地折磨着我”——这种“病态的忧郁”，照当代传记作家布罗根（Hugh Brogan）的看法，就是托克维尔的焦虑症。

早在1840年，托克维尔在致兄长爱德华（Edouard）的信中坦承：“这种精神焦虑，这种毁灭性的焦躁……这种性格让我在某些时刻充满活力。但是更经常性的，它无缘无故地折磨人，毫无结果地煽动人……我常常莫名其妙地不高兴。”在此后近二十年间，随着法国政局持续动荡，这种焦虑如影随形，导致他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最终因感染肺结核而病逝）。

据考证，焦虑症源于他童年生活的阴影。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托克维尔的父母连同家族亲友悉数被收押，等待“革命法庭”宣判。眼看周围“所砍头渐多”，他的父亲、历史学家埃尔韦（Hervé）心急如焚，一夜白头。他的母亲由于惊惶过度，精神遭受创伤，时常身陷痛苦绝望的深渊——这一创痛终生未得痊愈。“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的元凶罗伯斯庇尔幸而早死数日，托克维尔家人侥幸逃过一劫，但这一惨痛经历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他的父亲余生中每到下午三四点钟便坐卧不宁，精神高度紧张——因为这是狱中行刑的固定时间。年幼的托克维尔不幸继承了父母焦虑的基因——传记作家安德烈·雅尔旦（André Jardin）认为，托克维尔主要“遗传了他母亲郁郁寡欢的性情、时常焦虑的性格以及虚弱的体质”；与此同时，大革命的专制和暴政也成了他终生挥之不去的梦魇。

托克维尔一家的遭遇显然受到他外曾祖父马勒泽布（Malesherbes）的株连。这位贵族政治家曾担任法国书报总检查官，但他对启蒙哲人深表同情——不仅派人通风报信，放跑被巴黎高等法院通缉的卢梭，而且暗中支持（并资助）《百科全书》（共三十二卷）的出版。大革命爆发之际，马勒泽布本已归隐林泉，但在听闻路易十六系狱后却挺身而出，公开为之辩护，结果以叛国罪名被判处死刑，家人大多亦未能幸免于难。

马勒泽布这种大无畏精神和贵族风范（noblesse oblige）令他的曾孙无限感佩。“我是马勒泽布的后裔，他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又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日后托克维尔在一页未刊稿中写道：“他这样一种双重的典范，我过去不曾忘记，将来也不会忘记。”然而身逢乱世，这一种情怀一方面激励他勤奋著述，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他的焦虑。

托克维尔对时局的感喟与失望在1830年7月30日一则日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清晨，我在凡尔赛宫的外环路上，遇见国王查理十世的几辆马车，马车上的王室徽章已被涂掉，排成一纵队缓缓前进，像出殡似的。见到这一情景，我不禁流下眼泪。”这位被废黜的查理十世是路易十六的幼弟，一定程度上也算是托克维尔家族的“恩主”——波旁王朝复辟后，王室感念马勒泽布，拔擢埃尔韦出任省长，后赐封贵族；托克维尔的兄长爱德华长期担任查理十世的侍卫官，也备受宠遇。正如托克维尔本人后来在《回忆录》中自陈：“对于查理十世，直到最后，我都保留着由家族传下来的敬爱。但这位国王之所以垮台，是因为他践踏了我最敬重的各项权利。”

托克维尔“最敬重的各项权利”，一言以蔽之，即民主与自由。查理十世继兄长路易十八而登大位——后者自幼流亡国外，曾任小学教师，性情温和，饱知民生疾苦。复辟后即刻宣布谨遵宪章，甘当立宪之君主，颇得民众拥戴。1825年，路易十八驾崩，无子，兄终弟及，查理十世由是登上历史舞台。据说他一向“胸怀大志”，崇奉君主绝对专制，登基后便对心腹宣称：他“宁可去砍树谋生，也决不像英国国王那样统治！”

即位之初，查理十世选择在兰斯大教堂举行加冕仪式，意味着他要拨乱反正，重回传统。随后，查理十世宣布废除路易十八所颁行的宪章——尽管制定这一宪章的议会被嘲讽为“无双议会”（因为保皇派人多势众，国王赞许它“举世无双”），然而这一宪章中不乏温和、折中的原则，与1791年共和宪法颇多契合之处，深得民心。贸然废除前朝规制，在查理十世看来，足以证明他的雄才大略，但事实上这一冒进却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感。

一旦大权在握，查理十世开始施展权谋，努力推动各项旧制度的复辟，包括恢复大革命前的贵族等级制，重新确立长子继承权，将贵族子弟安插进入政府，并向流亡贵族发放巨额“补偿金”；同时将选举资格限定为大土地所有者——他颁布法令（将营业税排除在选举纳税额之外），剥夺众多工商界人士的选举权，从而确保议会及行政权力掌握在自己人手中；此外，他执意废除陪审团制，恢复书报审查，取消言论和出版自由——人人皆有权举报出版和印刷商，被举报者一经查实，不仅要缴纳罚款，且难免牢狱之灾。凡此种种，与法国人崇尚的“1789精神”皆格格不入，令人愤慨。

查理十世对学校教育问题高度重视。他下令查封盛行自由主义观念的高等师范学校，同时责令关闭大学中的自由讲座，开除招致当局不满的十一名教授——大学的法学院尤其受到严密监视，一些教授被勒令辞退。他诏令让教士重新掌管教育——由教会学校的校长出任中等教育部门的主管。随后，法国的教会学校数量日渐增多，甚至连小学教师也必领呈交由本堂神甫签署的品德证明书，否则无法取得编制。

查理十世对支持他复位的罗马教皇及教会的谄媚态度令法国民众尤为反感。在国王默许下，天主教会向巴黎及外省派遣神甫布道团宣讲教义，竖立“布道十字架”，举行大规模宗教游行，试图以此唤起民众的宗教热忱，恢复自大革命以来不再奉行的陈规陋仪（若干仪式象征着“王位和祭坛”的权威）。查理十世竭力主张法国回归并重建政教合一的传统，因此需要进一步强化对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更有甚者，1825年，在查理十世策划和部署下，议会通过“亵渎圣物治罪法”——在教堂行窃或亵渎圣物者将被“依法”判处死刑。正如小说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刻画的那样：紧随白色恐怖而来的，是查理十世最为倚重的黑袍教士所主导的黑色恐怖。

迫于国王压力，取缔出版自由（主要针对基佐、贡斯当、斯塔尔夫人等人主办的自由派报纸）的法令在议会下院获得通过。下院由此沦为巴黎知识界猛烈抨击的目标，上院担心殃及池鱼，宣布否决该项法案。消息当晚传至咖啡馆、商店、酒馆及市民家中，各处灯火齐明，民众走上街头，以此向上院表达敬意，同时宣泄对国王的憎恶。不久，当查理十世自凡尔赛出发，沿途检阅巴黎国民自卫军时，围观的民众将废旧家具、马车以及树桩等杂物当街堆积，阻挡国王车驾前进。国王的护从惨遭市民袭击，抛掷物如雨点般落下——他们只得一边高呼“宪章万岁”，一边落荒而逃。

1827年4月，美国革命及法国大革命英雄拉法耶特将军领导的巴黎国民自卫军被解散——几乎与此同时，为巩固军事指挥权，查理十世将曾为拿破仑一世效力的军事将领悉数清洗。此举激起民众强烈不满，引发数万人大游行。由于内阁持观望态度，不肯迎合国王意旨采取行动，于是查理十世断然将内阁罢免，代之以亲密战友波利尼亚克(Polignac)亲王为首的新内阁。这位亲王原本系修道院成员，曾一度自称圣母玛利亚“附体”，并称圣母授予他“使法国摆脱国内的敌人这一神圣使命”——这样的鬼话，查理十世居然深信不疑，其智商可以想见。

根据托克维尔研究专家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的看法，查理十世既缺乏长兄路易十六的仁慈宽厚，也不如次兄路易十八老成持重，但他自视甚高（他嘲讽两位兄长涣散软弱，而他本人则自比文治武功的曾高祖太阳王），且自信满满，认为放眼法国，唯有他才能重振旧制度，恢复绝对王权——他“以为他捍卫了某种价值，能开辟国家民族发展的新方向……穿着古代的戏装，却在现代社会舞台上表演，像坟墓中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人都知道他是幽灵，他却以为自己是真神”，但事实上，他“选择的理念，推行的政策，无一不是发霉的旧货”。

相比于内政，查理十世在外交方面更是乏善可陈。为赢取国民支持，同时更希望通过提升法国国际威望来巩固政权，他强力介入希腊独立运动，并派大军远征阿尔及尔。然而，查理十世对军事一窍不通——尽管他也想仿效路易十四运筹帷幄，但收效甚微，民众益发失望。不仅如此，在下院决定放松出版物管制后，查理十世恼羞成怒，蛮横宣布暂停下院行使职权，并以君权神授之名对反对派议员大加训饬：“不幸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远比你们有经验。先生们，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你们还太年轻，让我来告诉你们当时发生了什么。从我那可怜的兄长（路易十六）做出第一步退让起，他的命运就已注定。革命分子要求他解除他的大臣，他妥协了——最终满盘皆输。”在查理十世的词典里，从来没有政治协商和妥协，只有蛮力和恐怖。

1830年7月25日，查理十世颁布圣克卢法令（Ordonnances de St. Cloud），悍然宣布解散议会、并通过新的选举法，剥夺绝大部分合资格选民（多为中产阶级）投票权。巴黎民众再也无法忍受其倒行逆施，于是拿起武器，构筑街垒，开始了以驱逐查理十世为宗旨的“七月革命”。

匪夷所思的是，仅仅三天时间，革命便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位自命不凡的君主其实外强中干，根本拿不出有力的应对举措，一触即溃。兵临城下，查理十世被迫签署退位诏书，逊位于他的堂弟、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后者是臭名昭著的阴谋家，托克维尔不齿其为人——他在写给未婚妻玛丽·莫特莱（Mary Mottley）的信中哀叹：“至于波旁家族，他们像懦夫一样行事，根本不值刚刚流掉的鲜血的千分之一。”

由于害怕内战蔓延，托克维尔选择向新君路易-菲利普宣誓效忠，但他对政局的动荡始终忧心忡忡。1831年，他和好友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商定，以考察监狱为名，前往美洲游历。研究表明，作出这一决定，并非是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首先，这一想法源自他的精神偶像马勒泽布。这位富于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一直将美国视为乐土，认为它与陈腐的旧大陆判然有别，代表了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和希望。由此爱屋及乌，他对来自美国的客人极为友好——美国派驻巴黎的代表如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等都曾受到他的热忱款待（事实上，托克维尔访美受到超规格的礼遇，也可算是美国人对马勒泽布这位长者的回敬）。为促进法美联盟，马勒泽布还派遣一名亲信担任法国驻大陆会议的常任代表。此外，他曾经也做过规划：一旦政坛失势，被反对派逐出法国，他将选择美国作为落脚点（他猜到故事的开头，却未能猜到结局）。

其次，托克维尔的计划也受到姻亲夏多布里昂的影响。后者同样出身于贵族之家，但政治立场倾向于自由派。夏多布里昂较早注意到法国社会民主与自由对立的严重问题——尤其是拿破仑一世当政时期，法国人甘愿为所谓平等牺牲政治自由，沦为皇帝陛下“驯服的臣民”，令他痛心疾首。十八世纪末，这位浪漫派小说家曾亲赴美国考察（长达一年时间），并有若干著作探讨民主政体之得失。夏多布里昂是托克维尔步入政坛的领路人——他最早介绍后者进入巴黎名媛雷卡米埃夫人（Madame Recamier）的沙龙，由此接触到各式各样的启蒙和进步思想——正是在他的建议之下，托克维尔决定访美：一方面进行政治科学的考察，一方面也借机排遣对政局的焦虑和愤懑。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托克维尔本人想要近距离了解美国，并试图从新兴的美国民主政治中汲取经验教训，为根除法国政治中的不安定因素提供镜鉴。由于法国大革命血腥暴力遗留的阴影，他对“多数的暴政”这一问题尤为敏感——事实上，监狱改革只是一个名头（他的友人博蒙据此提交了一份详尽的考察报告），他在美国所到之处，关注的焦点始终是新大陆的政府和人民如何既能实行民主，又能防范“多数的暴政”。

回国之后，托克维尔于1835年发表《论美国的民主》，大获成功。他凭借此书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不久当选议员。然而在随后十余年时间里，他并未感受到常人功成名就的满足和愉悦，相反，他依然忧心忡忡，时常焦虑不安。众所周知，在法国政坛，演讲术是政客的必备技能，而托克维尔对此并不擅长。他思维缜密，但往往陷于自我观念之中，导致思路不畅，语速缓慢，再加上语调柔和——在以博取喝彩见长的议会舞台上，这一缺陷可谓先天不足，使他很难脱颖而出。正如传记作家所说，他长于文字表达但拙于口舌之争，因此唇枪舌剑的公开辩论对他而言无疑是一件“痛苦的差事”。紧张之下，他常常为准备一次演讲而耗费数日时间；演讲结束后，他那“紧张而倔强的胃难以做到同步松弛”，导致他“根本无法进食”。即便如此，他的演讲仍多以失败告终，毫无成就感可言。

1848年1月27日，托克维尔在议会发表他平生最著名的一次演讲。在演讲中，他以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神庙女祭司卡桑德拉自况——尽管她做出的预言日后终将转化为现实，但在当时却无人相信。他大声疾呼：“难道你们没有感觉到——叫我怎么说呢——一股革命的风波正在蔓延吗？”并告诫与坐的衮衮诸公：“列位大人，此刻，我们正在火山口上酣睡。”一个月之后，革命爆发。路易-菲利普被推翻（循惯例流亡英格兰并终老于斯）。革命结束后，路易·拿破仑卷土重来，当选总统，随后力邀托克维尔入阁担任外交部长，但后者沉重的心情并未见好转。正统保皇派及奥尔良派原以为这位其貌不扬、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小个子（拿破仑家族遗传）是容易操控的傀儡，结果却发现他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权谋大师。在致博蒙信中，托克维尔写道：“总统是个偏执狂。只要一息尚存，他都不会放弃自己的帝国梦想。”

亲王总统路易·拿破仑于1851年末发动政变，改国号为法兰西第二帝国，自任皇帝（拿破仑三世）。尽管皇帝屈尊向托克维尔示意：只要他像其他人一样心悦诚服，皇帝不仅既往不咎，而且可以为他在朝中“保留一个很好的位子”，但托克维尔丝毫不为所动。他痛斥拿破仑三世是跳梁小丑，是“一个伟大民族面前……最拙劣的篡权者”。托克维尔断言，拿破仑三世这类无耻政客的倒行逆施，使得伟大的法兰西民族“正在丧失其作为世界思想中心的地位”，并且宣称，如果波舒哀主教（Bishop Bossuet）和帕斯卡尔造访十九世纪，他们一定会认为法国正“向半野蛮状态倒退”。

拿破仑三世政变使得政局再度动荡，国内外各方势力摩拳擦掌，内战的幽灵悄然浮现。被解职一个月后，托克维尔在写给博蒙的信中说，最近以来，他的内心一直被监禁或被流放的念头所占据——“我要考虑一下入狱的可能性……过去的四十年表明，事先为此做好准备并不可笑。我对恐怖之地为自己设想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安排：一个遭受监禁之人，有了书、纸和笔，应该不难找到打发日子的办法”。果不其然，他的预言很快应验。拿破仑三世派人将拒不服从的五十余名议员悉数囚禁于奥赛码头（Quai d'Orsay），而后转移他处。其间，托克维尔偷偷送出一封抗议信，后刊载于伦敦《泰晤士报》。尽管凭借巨大声望他很快获释，但自1830年代以来他一直为之奋斗的自由事业遭遇重挫乃至惨败，令他心灰意冷。于是，像当年的外曾祖父，他选择退隐乡间，专心著述。

但沉迷学术并未能完全治愈他的焦虑和忧伤——他终身被这种焦虑所困扰，不得解脱。这一“漫长的疾病”，对他而言意味着“无端的折磨，徒劳的躁动，以及巨大的痛苦”（致巴黎沙龙女主人索菲·斯威特切尼夫人书信）。1858年4月，托克维尔在写给妻子的信中哀叹：“我迷失于文献的浩瀚海洋中，以致常常陷入深深的悲哀……在这场大革命的疾病中，有某种特别的东西，我能感觉它的存在，却无法描绘，也无法分析其原因。这是一种全新的、未知的病毒。”这一种病毒，根据哈佛法学院格伦东（Mary Ann Glendon）教授在《论坛与高塔》（The Forum and the Tower: How Scholars and Politicians have Imagined the World, 2011）一书中的阐释，即对专制权力的绝对迷恋——从罗伯斯庇尔到拿破仑，无一例外。

在托克维尔身后出版的《美国游记，1831-1832》中，“荒野十五天”堪称名篇。在这篇颇具夏多布里昂风格的游记结尾处，托克维尔记录他和博蒙离开晶莹剔透的卡斯河（Cass River）不久，便“来到一个有几条小路分岔的地方”。他们随机选择了一条小路，但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是否正确完全没有把握，因为“这条小路似乎快要消失在茂密的森林中”。然而，“正是在这深沉的孤寂中，我们突然记起1830年法国革命，革命一周年才刚刚过去……战斗的嘶喊和硝烟，大炮的轰鸣声，火枪的齐射声，可怕的警钟的铿锵声……当我抬头环顾四周时，那个幽灵（apparition）已经消失不见”。

预言家托克维尔怎么也没料到，他年轻时代以为早已被祛除的专制和复辟的幽灵，到了他的晚年居然卷土重来。这无疑加重了他的焦虑症，使得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859年，托克维尔赍志以殁（《旧制度与大革命》仅完成第一卷），年仅五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