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度阅读：一张张鲜活的面孔

2022年尾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发生的一些重大的变化令人措手不及。身为史学工作者，我很惭愧，三年来未花时间记录过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甚至没来得及记录自己狼狈的生活。但有时的确不免自比那些历史上曾生活在变革之中和文化边缘的小人物。他们或许无暇顾及眼前摆动的大幕是徐徐拉开，还是徐徐关上，只一心为了生计、为了前途、为了心中所想，奔走在不同的语言、文化、地域之间。他们匆忙做出的选择充满了妥协、纰漏和矛盾，呈现出了人性的种种“灰度、毛边和参差”。这些普通人的经历，如同伴随宏大主旋律的微弱复调，借史学家侦探般的洞察力和细腻的笔触，跃然纸上，穿越时空与我们相遇。因此在回顾这一年的个人阅读经历的时候，我希望可以分享一些史家笔下、变革时代里没那么耀眼的小人物的故事。

在过去的这一年里，开启中英间正式官方交往的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重新成为了热点，但骄傲的乾隆和执拗的马戛尔尼不再是关注的中心。2021年底出版的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教授新著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中文暂译名《口译的危险：两位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翻译的非凡人生》），以及2022年初王宏志教授的新著《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2），均关注到了该使团的翻译问题。两位学者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关注到了梵蒂冈传信部档案馆和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档案，从中还原出了使团重要译员李自标的经历，及其在使团的角色。虽然两本著作侧重点不一，结论也不尽相同，但都突出了“译员”这个在过去使团研究中被忽略的角色在中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王宏志教授的《龙与狮的对话》体现着卓越的翻译史研究积淀。在此前研究积累的史料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搜集英国各档案馆及欧陆天主教机构所藏档案，发现了大量新史料。本书不少公文及其中文译本此前从未被发现或详细讨论过。作者对比使团携带国书、礼单及使团致中国官员的书信原文及中文译文的细节表述情况，一一考订译者的真实身份、文件译出时间及文本的阅读与接受情况，对《掌故丛编》及《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的记载进行了增补和商榷，大大拓展了有关使团的史料范围和视野，推进使团访华过程中细节的研究。作者指出，翻译问题是导致使团失败的一个关键因素。使团为了引起乾隆重视英国科技和工艺，翻译致送皇帝礼单时，译笔华丽耸动，反而引起乾隆“夷性见小”的鄙夷，转变对使团态度；使团从那不勒斯东方大学请来的天主教背景译员、来自甘肃武威的李自标，在大多数时候被认为是忠诚称职的，却在翻译使团向清廷提出的六条书面要求时，擅自加入了请求善待中国天主教徒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英使主张两国平等交往，而清廷维系天朝上国观念，双方往来文书中有关天朝秩序的表述，在使团译员和清廷传教士层层翻译转达之下充满了折衷妥协。作者认为译者应当忠于自己所属机构，维系国家利益。这实际上对前民族国家时期的翻译工作伦理提出了问题：翻译人员，究竟应当忠于呈现己方真实意思，还是应当尽力促成双方沟通？个中取舍，已经超越了文本翻译，成为更广阔的中西交流领域的话题。

沈艾娣教授的著作《口译的危险》出版更早，虽然选取了类似的史料和议题，但立论却不尽相同。从著作封面亦可窥见两本书相异的旨趣：《龙与狮》封面为乾隆颁送乔治三世第一道敕谕，即著名的“天朝抚有四海……奇珍异宝并不贵重”一文，字迹工整，中西文分列；而《口译的危险》则选取亨廷顿图书馆收藏的一幅由马戛尔尼使团画师William Alexander根据转述绘制的乾隆接见小斯当东场景作为封面。由于封面设计者的巧妙安排，读者的目光会立刻被单膝跪地的小斯当东，和画面深处西式着装、头戴假发的李自标吸引。作者正是希望读者将目光从乾隆与马戛尔尼身上移开，转而注视这历史画卷深处的角色。

《口译的危险》是围绕着小斯当东和李自标展开的一部微观全球史著作，借由两个主角的视角，作者对早期中英交往中看似定论的许多观点，都提出了新的看法。两位主角在自己所处社会中都是异类：小斯当东出生于爱尔兰的一个新教家庭，母亲信奉天主教，他自幼被父亲斯当东刻意训练为一个外交人才，学习拉丁文与中文，与同龄人格格不入；而来自甘肃武威的李自标，则出生于一个天主教家庭，在少年时期就前往那不勒斯接受天主教教士训练，并被远道而来的斯当东选中，成为英国使团适宜的译员之一。尽管李自标不懂英语，他和小斯当东在使团中能够用中文和拉丁文交流：使团书面译文以外的沟通，很多时候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使团结束后，小斯当在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长期工作过，并参与了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而李自标并未回到欧洲，而是留在山西传教，了却余生。作者细致地描绘两位主角出访前后的生平和周边社会环境，将二人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去理解他们的选择和处境。在当事人看来，使团的翻译工作并不是失败的，李自标通过寻找两种文化都能够接受的表达，促进了双方的沟通，其作用已超越单纯的翻译，而近乎外交。这种翻译策略的选择，与马礼逊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将两种语言中的同义词进行精确对应，实际上扩大了文化的差异与冲突。作者进而指出，在18世纪晚期，中英间民间层面有很多熟悉对方语言和文化的人，马戛尔尼使团，不应看做是两个文明初遇时冲突的开端，而应当看做是近代早期全球联系日益增强的一个结果，因此，问题应当是，为何这些有关对方文化的知识和联系，并未被纳入官方决策之中？使团结束后，当中英双方的政治敌对日益升温，双方之间的“跨文化中间人Cross-Cultural mediators”也因为熟悉对方文化而处境危险。中间人对于对方文化和语言的理解，被认为是出卖了自身认同和忠诚，他们也只得隐姓埋名。

沈艾娣教授长于书写这种拥有多重认同和复杂身份的普通人，从他们的处境和日常出发，以小见大，关照到更广阔的社会变革和全球联系。《口译的危险》是作者山西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两本分别为近十多年前出版的《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和去年由郭伟全翻译为中文出版的《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The missionary’s curse and other tales from a Chinese Catholic Village)》（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2）。《梦醒子》以山西赤桥村民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为蓝本，描述了晚清至民国间，一个身处内陆乡村的晚清农夫的多重身份和认同，以及他试图跟上时代变革，“学做一个民国人”时的挫败和沮丧。刘大鹏日记中多次提到的洞儿沟村，则是《传教士的诅咒》主要关注的地区，书中展现了名不见经传的山西太原洞儿沟村与罗马教廷绵延三百年的互动。也正是在探索洞儿沟村天主教历史的过程中，李自标的故事浮出水面。作者通过分析传教士与教民在鸦片战争之后，条约制度下的权势转移，就帝国主义对传教事业的影响，提出了思考。为何天主教在17和18世纪传入中国时，与民众相安无事，而19世纪中后期的涌入的传教士，则激起了民众激烈的对抗？作者指出1840年以后来到当地的传教士，在条约特权的庇护之下，不再注重维系与当地教众的关系，由于掌握欧洲输送的资金，得以掌控各类机构，权力极大扩张，使得教众对抗加剧。

同样曾研究过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外关系影响的，还有吴义雄教授，他的著作《在宗教与世俗之间——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1807—1851）》也在2022年修订再版。这本20多年前出版的著作虽然以广州为中心，且主要着眼于新教传教士的活动，但关注点和后来的《传教士的诅咒》有相通之处。作者很早关注到传教士参与世俗活动对其传教事业的影响，并对传教事业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从整体情势和演变趋势方面做了细致的梳理和客观的评价。至于明末清初的传教士与中国的关系及其对中国的看法，为何与19世纪以来的有天壤之别，作者在多年前一系列研究中也曾指出，包括新教传教士在内的西人，为了达至令中国在宗教和商业上全面向西方开放的目的，通过报刊和小册子出版等舆论手段，扭转了明末以来早期来华欧洲天主教士构建的积极的中国形象，这是近代西方中国观发生的重要变化，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回国后，团员在英国出版的著作，即助长了这种转变；但同时也不应否认，传教士也推动了近代中国引进西学、发展医疗和教育事业，并在传播西方文明方面，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吴义雄教授的关注点也不只口岸的行商、官员、传教士等精英人物。他也曾对1814年一位普通通事李耀的遭遇有过精彩描写。李耀是广州体制下中英贸易角力的一枚棋子。在他被广东当局以受雇于夷人为借口逮捕，以制衡英国商馆时，曾为他奔走谈判的英人中，有一人正是小斯当东。李耀的故事不仅反映了英国在广州贸易体制动态变化之中逐渐掌握主导和管理权的情况，也是第二次英美战争在远东的余波，因此亦可看做从微观的视角把握近代全球的关联的作品。

在这一年，与李自标，刘大鹏，洞儿沟村民和李耀一同与我们相遇的，还有一位广东人黄东。《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的简体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与繁体版（香港：中华书局）先后在2021年下半年和2022年初出版。黄东是近代最早在英国生活过的一批华人之一。他在1768年即以东印度公司大班“事仔”的身份到过英国，并在那里生活了至少七八年的时光，与不少英国上层社会人士有交往，彼时马戛尔尼使团尚未形成。周湘教授不久前才在“私家历史”就此书的史观、史料和研究方法撰写了扎实而动人的评介。有关黄东的史料的确与以上几位不同，因为他不曾留下自己撰写的日记、书信、回忆录，来记叙自己的经历、感受和观点，甚至不像洞儿沟的村民，可以向学者口述流传的故事。他亲手写下的只有保存在博物图册上的笔迹和签名。如何为没有留下记录的人书写历史？这非常考验史家通过周边的材料，以及他人对其群体的描述来重现历史的工夫。因此《遇见黄东》对于发掘那些并未留下记录，也无法开口说话的人群的历史，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这些优秀的作品，除了本身的学术价值和可读性之外，也使人感到史学的温暖。2022年过去了，今天我们不必说服读者，为什么大时代中一个小人物的生活经历是重要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即使无法留下记录，平凡人的喜怒哀乐，也终将以某种形式，被后世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