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全传》封面
由于历史过程的复杂性，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人的是非功过都是难以评说的，而袁世凯则无疑是其中最富争议的一个。我们这一代人对袁世凯的了解，大都是从名为《窃国大盗袁世凯》的那本书开始的，虽然我大学期间就读的是历史专业，后来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也大多与中国史有关，但对袁世凯也是所知无多。近日，徐忱的大作《袁世凯全传》杀青，责成我为之写一篇序，着实有力不从心之感。近十几年来，曾有多种袁世凯传记问世，不过，徐忱的这本《全传》却是独具特色的一本，为了完成这本全传，作者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同时还到袁氏家族所在地河南项城实地考察，查阅了袁氏家族族谱，走访了许多袁氏家族的后人，再加上文字精练，表述清晰，本书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作为近代史研究的门外汉，对于这本《全传》几无可置喙，只是想借此机会，就袁世凯以及与袁世凯相关的近代中国史事说上几句题外话。
说到袁世凯，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很有一些传奇色彩的经历。生于1859年的他，这时候清王朝正忙于与英法联军之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幼年时过继于叔父袁保庆，14岁上嗣父过世，1880年，21岁的袁世凯投奔嗣父故交吴长庆，弄到一个军务帮办的差事，1901年，晋升为直隶总督，这一年袁世凯42岁，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军务帮办晋升到直隶总督，仅用了21年。如果与时下某些官员的晋升速度相比，21年的时间或许并不算短。可要知道，这在清代却是极为不易的事情。即使是中兴名臣李鸿章，做到直隶总督也用了23年，而荣禄则用了46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又成了首任民国大总统，临死前还当了83天皇帝。虽然说历史上那些成名人物大都有一些传奇经历，可能与袁世凯相比的却真的是寥寥无几。
在常识上，凡是能够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其本身一定具有他人不可比拟的之处，那么，袁世凯的长处是什么呢？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决定仕途的因素尽管十分复杂，但总括起来，大抵是家族背景、学识、能力以及个人际遇这样一些要素起着主要的作用。若说袁世凯的家族背景，项城袁氏在清末似乎也算得旺族，其叔祖袁甲三为道光年间进士，在咸丰年间的剿捻、镇压太平军的战事中立有军功，官至江南河道总督。其嗣父袁保庆也曾在山东、南京等地为官，与李鸿章也算熟识。不过，在袁世凯尚未成人的时候，其嗣父便已亡故，所投吴长庆虽然是嗣父故交，但这只能为他居军中谋得一个差事，日后的升迁却要靠他自己的努力。在袁世凯入仕之初，他虽然也曾得到叔父袁保龄等人的帮助，但这些并不足以把他推到藩抚的位置上。
使袁世凯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的也不是他的学识。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的一班中兴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是进士出身，只有战功赫赫的左宗棠是一个例外。可袁世凯年轻时两次乡试落第，连个举人都没考上。据沈祖宪、袁闿生编纂的《容庵弟子记》载，第二次乡试落第以后，袁世凯“倾箧举所作诗文付之一炬，曰‘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这件事儿既可说明一个科场失意者的心态，也表明了袁世凯对读书的态度，实际上，对读书的态度也就是对知识的态度。在表面上看，这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并不重要，但却最终决定了袁世凯一生的结局。
唐朝人章谒的一首诗里说，“刘项原来不读书”，这句诗道出了传统的中国社会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上，每朝每代那些帝王将相，没有几个是把书读得好的。救危难于倾危，拯万民于水火，打一爿江山，开百年基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饱学之士做得成的。以治国平天下计，学问做得不错的人，也真就未必能把国家治得好，北宋王安石就是一例。如此说来，读书不成，生逢一代王朝末世的袁世凯能够取得如此“成功”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如果把为历代史家津津乐道的治乱兴衰放在一边，历史或许还可以从其他的角度来解读，因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从来不是治乱兴衰这几个字能够说明的。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是从野蛮状态走向文明的过程，而推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真实动力则是知识的增长和观念的进步，这种进步应该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来。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则是社会政治生活越来越变得正当，这就要求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们逐渐懂得一个道理，即他们必须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合乎道德的方式治理国家。对于每个历史时代的统治者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这在客观上要求他们对社会生活有着比普通的社会大众更深刻的理解，在这一意义上说，良好的学识对于每个历史时代的政治家（如果历史上的那些帝王将相可以被称为政治家的话）来说，不可谓不重要。当一个民族历史舞台的中心被这样一些人占据着，他们或者是社会底层出身的市井无赖，或者是行伍出身的赳赳武夫，或者是声称要把天下汉人杀掉一半的嗜血狂徒，文明进步的脚步便难免迟滞。自秦统一中国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一直无法摆脱治与乱的循环，归根到底，这个社会并不是由知识主导的社会。
我们再回到袁世凯，由于学识所限，袁世凯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不可能达到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那样的境界。他不可能像李鸿章那样清醒地认识到清朝末年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千古之变局，也不可能有张之洞那样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见识。如果袁世凯能够切实有效地引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他也不失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可是，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国社会行将发生根本变化的当口，这对于思想、学识都无足称道的袁世凯来说，确实有些勉为其难。
袁世凯能够在某种意义上“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他的能力，这首先是在各种重大事务中应付自如、妥善应对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书本上是学不来的，但对于生于官宦之家的袁世凯来说却是自然养成的。
生当清朝末年的人们，面对的是世道变乱的历史环境。世道变乱，意味着社会生活充满着不确定性，而这正是最适于被称为“治世能臣”、“乱世枭雄”的袁世凯生存的环境。
最能证明袁世凯能力的事件有两件，一是朝鲜事变，一是庚子年间的义和团事件。我们这里仅以义和团事件为例。对于清朝末年山东河北一带的拳民变乱，近几十年来的许多历史教科书都把它当作近代中国农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典型事例。应该说明的是，常识性教科书的观点在很多时候是靠不住的。在我看来，清朝末年的义和团实际上是帮会、民间宗教、底层大众的愚昧、盲目排外情绪以 及清王朝内部许多官员的纵容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无论是拳民变乱的内容还是事情的最终结果，都没有更多的“先进性”可言。事实证明，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既不能扶清，也不能灭洋。反倒是给清王朝的内政外交带来了许多麻烦，也为本已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添加了更多的苦难。例如，1897年的“巨野教案”中有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结果，德国以此为口实，向清王朝提出赔款、开办铁路等六项条件，迫于德国的压力，清王朝于次年与德国签订了《胶澳租约》，清王朝被迫把胶东湾割给德国作为租借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德宣战，不是出兵德国，而是派海陆军队两万余人攻打胶州湾，以期取代德国在胶州的利益，再到后来，就有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些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至少在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向人们说得清楚的。更有意思的是，起初主剿的慈禧太后，在一些主抚派人士的影响下，突然改变了念头，竟然召天津、河北、山东一带的拳民入京，并且宣布向所有与清王朝建立邦交的西方列强开战。最终的结果便是八国联军进北京和随之而来的《辛丑条约》。
对于当时山东河北一带的义和团，清王朝内部一直存在剿、抚两种意见，袁世凯的前任山东巡抚毓贤便是主抚的官员群体中较有力者，所谓抚，实际上就是支持，在毓贤的支持纵容下，山东的拳乱也比其他各地更为严重。以至于有了前面所说的《巨野教案》的发生。在山东陷入无序状态的情况下，慈禧把袁世凯派到山东，接替了毓贤的职务。袁世凯到山东以后，一方面与德国人按约章办事，另一方面，以律例惩治拳民，使山东迅速地恢复了秩序。虽然袁世凯到任山东以后，也遭到了一些主抚派官员的参劾，但事实证明，袁世凯对山东的治理是有效的。正是由于他对山东的有效治理，才使他获得了慈禧的更大信任，并且成为李鸿章之后西洋各国最乐于接受的人,因此在李鸿章死后，袁世凯顺理成章地接替了李鸿章的位置，升位直隶总督。
与他所生活的同时代人相比，袁世凯的重要的特长就是工于心计、善于权衡。这一点在他的青年时代便显现出来了。当袁世凯决心放弃读书与科场功名，准备投笔从戎的时候，有两个人可以投奔，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庆军首领吴长庆，袁世凯没有选择地位更高的李鸿章，而是选择了吴长庆，后来的事情证明，袁世凯这一选择是对的。如果投奔李鸿章，李鸿章门下人才济济，袁世凯何时能脱颖而出就很难说了。
袁世凯工于心计、善于权衡利害的这一品质，从百日维新期间他的所作所为看得十分清楚。清朝末年的慈禧、光绪之间的矛盾，在本质上是宫廷内部的权力之争，但是，在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加入进来以后，这场帝、后之间的权力之争便有了新的内容。一般地说，光绪皇帝是支持变法维新的，而慈禧则是变法维新的反对派。但实际上，慈禧也未毕真的反对变法维新，要不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庚子新政。只不过是，光绪皇帝依恃康、梁这样一些人进行变法，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要改变长期以来太后垂帘听政的权力格局，对于慈禧来说，一旦康、梁变法成功，她的结局可能比丢掉权力还要惨；对于朝中那些听命于慈禧的权贵来说也不会有什么好事。变法可以，但动了老佛爷以及一班大臣的奶酪是绝不可以的。以往，常有人把日本的明治维新与清末的百日维新相对比，明治维新在日本取得了成功，从而使日本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其实，我们无需推论假如戊戌变法成功，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如果把这一事件放在清末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加以解读，就不难发现百日维新的结局是预先决定了的。
在我所见到的许多有关百日维新的历史叙述中，袁世凯似乎是一个很关键的角色。如果袁世凯听从谭嗣同的意见，杀了荣禄，劫持了慈禧，变法可能就会成功。变法所以失败，是因为袁世凯出卖了维新派。就对晚清政治史的解读而言，这种说法无疑过于简单了。
一直以来，袁世凯是周旋于慈禧与光绪之间的。以袁世凯的工于心计的性格，他应该清楚，他的官位以及由此带来的一切利益，现下都是慈禧给的，可一旦太后百年或者光绪亲政，决定他命运的就是光绪。只要是稍知一点历史，像先帝重臣变成刀下之鬼这样的事情，他不会不知道。所以，在看不清帝、后之争的结果的时候，他是不会选边站的。谭嗣同星夜见袁世凯，劝说袁世凯杀荣禄、带兵围颐和园、劫持慈禧，终于到了袁世凯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候。姑且不论谭嗣同的这个主意是否出自光绪后帝，但这个主意真的有些冒险。虽然袁世凯手中掌握着7000新军，但北洋军队还有董福祥、聂士成等部十余万人，此外，还有淮军70余营，京城还有旗兵数万人。即使袁世凯的新军训练有素，战斗力超强，也还是了无胜算。如果袁世凯听信谭嗣同的话，举兵起事，那么，他只能是一个烈士，绝不会成为后来的直隶总督、民国大总统。这不符合袁世凯的性格。
至于袁世凯为什么不肯听信谭嗣同的建议，还有一个说法，荣禄是袁世凯的恩公。此前，有人参劾袁世凯，也是荣禄出面在慈禧面前把他保了下来。袁世凯与荣禄之间的交情，康有为、谭嗣同不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建议袁世凯杀荣禄，不外是一场赌博。他们所以把全部的赌注都押在袁世凯身上，或许是他们没有吃透袁世凯与荣禄的关系，同时也是因为在袁世凯之外他们也实在找不到可以借重的力量。其实，要说交情，袁世凯与康有为也很熟识，两人之间每每以兄弟相称，袁世凯甚至是第一个向康有为的强学会捐资的人，而且是很大一笔银子。不过，在传统中国的权力场上，个人之间的交情有些时候是靠不住的，但是，如果把成败的可能与利害权衡计算在内，交情往往会变得更加可靠，袁世凯与荣禄之间的交情就属这种情况。
事实上，袁世凯也不是一个极看重交情、知恩必报的人。庚子年间，京城陷落，清廷西狩，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极尽所能，向清廷输送大量的银两和物资。但是，而当时的直隶因为战乱，也面临财政紧张的状况，清廷也曾希望山东能够向直隶提供些银两，可是，袁世凯却百般推诿。须知，当时的直隶总督是袁世凯的恩公李鸿章。
所以，在我看来，袁世凯在百日维新时期的所作所为，其原因绝不是他自己所说的对慈禧以及清王朝的忠诚，如果他对清王朝足够忠诚，就不会在清帝退位以后出任民国大总统。当然，也不仅仅是由于他与荣禄之间的交情。抓住工于心计、精于利害权衡这一本质，或许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个真实的袁世凯。
在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是足够幸运的一个。清朝末年的每一次大事件，朝鲜事变、中日战争、百日维新、义和团，袁世凯都曾经历过，而在每一次事件中，袁世凯都成为最终的受益者。而最大的幸运则是在辛亥革命时期砸到袁世凯的头上。在这之前，李鸿章、张之洞等中兴名臣已经陆续作古，作为袁世凯的恩公，原本可以钳制袁世凯的荣禄也已离世。更重要的是，最令人忌惮的慈禧也于1908年和光绪皇帝一起死去了。可以据信，即使慈禧像僵尸一样卧在床上，袁世凯对清王朝也不敢有不臣之心。这时的袁世凯，已经成为清廷最可倚重而又不敢倚重的人。
关于辛亥革命以后的袁世凯，人们习惯的评价是“窃国大盗”，其实，袁世凯所以能够摘得革命党人的桃子，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这里，很值得玩味的是清朝末年的新政。发生于1900年的庚子事变，对于清王朝来说，是一次比中日战争更为沉重的打击。此后，清王朝上下愈发意识到了改良政治的必要。说来也怪，近代历史上的中国，改良政治的需要大多是经历惨败以后才被人们意识到的。在改良政治的呼声遍及朝野的形势下，在得到慈禧认肯的前提下，清王朝终于有了一些改良政治的举措。而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则是这场政治改革的倡导者，同时，直隶也是推行新政最有力的地区。在袁世凯到直隶总督任上不久，便在直隶首府兴办新式学堂，此后，又与张之洞、端方等藩抚大员联名上奏，改革科举制度，及至1904年，清王朝终于废止了在中国实行了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度。1905年，袁世凯又与张之洞一起上书，奏请清王朝立宪，从1908年清王朝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这一事实来看，袁世凯的这一建议也被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采纳了。至此，濒于将倾的清王朝终于有了一些新气象。如果改良政治的进程得以延续下去，后来的许多事情也许不会发生。
1908年11月慈禧去世，在慈禧去世前一天光绪皇帝也合乎逻辑地死了，清废帝宣统继位，宣统皇帝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如同以往历代的王朝末世，清王朝面临着主幼国疑的局面。而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满清贵族，恰恰又是一班气量狭小的一族。他们既不愿意看到袁世凯等藩抚大员手中的权力日重，更不愿意通过君主立宪的方式与社会分享权力，于是，收夺藩抚大员的权力便成为他们的第一选择。第一个清算对象就是在朝野声望最高同时也是他们最不放心的袁世凯。1909年1月初，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载沣以“足疾养疴”为名把袁世凯开缺回籍。
袁世凯被逐出京城，的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袁世凯在山东、直隶等地政声颇佳，另一方面，袁世凯也是清末新政的倡导者和有力推行者。宣统初年清廷从藩抚大员手中收缴权力一系列行动，十分明白地向整个社会宣告了一个事实：这个国家是满清贵族的国家，他们手中的权力绝不会与他人分享。与此相应，那些善良的人们怀有的政治改良的期望也破灭了。当满清贵族使所有谋求社会进步的人士陷于绝望的时候，清王朝也走到了悬崖的尽头。
袁世凯去职后，清王朝的内政可说是一塌糊涂。如果说收夺袁世凯等人的权力不过是断了许多革新人士改良政治的念头，可接下来，清王朝的诸多举措却导致了整个社会矛盾的激化，其中典型事例的就是发生于1911年的四川路权之争。甲午战争之后，国人渐渐看到了铁路对于经济、国防的重大意义，南方的一些省份如四川、湖南、湖北出现了修铁路的热潮。如四川省，最初经四川总督锡良向清廷奏请，于1904年设立川汉铁路公司，第二年改为官商合办，到1907年又改为商办有限公司。通过“田亩加赋”、抽收“租股”的方式摹集股份，修建川汉铁路。可是，到了1911年5月，清王朝突然宣布，此前集股商办的干线必须由国家收回，由民营资本修建的川汉、粤汉铁路统统收归国有，至于川粤等省绅商前期投入的资金，则概不退还，只能换为国家铁路股票，这样一来，民营资本数年来苦心经营的成果便在一夜之间打了水漂。不仅如此，为了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签订借款合同，清王朝又把川汉、奥汉铁路的筑路权卖了出去。这种劫夺民财的粗暴做法自然遭到了整个社会的强烈反抗。这一年6月，由立宪派绅商发起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号召全川人民拼死“破约保路”，到了8月，成都开始罢市、罢课，保路运动逐渐波及到了四川全省。为了弹压四川保路运动，清王朝把湖南、湖北的驻军调往四川，这样，又造成了湖北一带的兵力空虚，这又给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创造了机会，几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华中、华南、东北几省相继宣布独立，清王朝陷入了空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载沣等人又想起了袁世凯。
已经在家赋闲三年之久的袁世凯，被委以湖广总督，并被授予充分的调动军队的权力，负责镇压南方民军等事务。在南北战争正在胶着之际，袁世凯又被委以内阁总理大臣，这样，清王朝的朝政回到了袁世凯的把握之中。后来的事情便是人所熟知的了，南北议和、清帝退位，袁世凯成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在主持前线军务时，袁世凯麾下的军队是否竭尽全力地投入与南方的革命军战斗，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只要这场战事结束，袁世凯本人的下场未可知，想必袁世凯对此也看得明白。因此，当英国人出面在南北之间调停的时候，袁世凯马上接受了和谈建议。袁世凯此举，不可以与历史上的曹操、司马氏、刘裕诸辈相提并论，也不可用传统儒家“为臣尽臣道”的价值准则来评价。事实上，清王朝自咸丰年间所谓的“中兴”时起，尽管把许多权力下放给了地方的藩抚大员，但对他们特别是手握兵权的汉族官员也是时时防范。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名臣，生前死后虽然有过许多荣耀，但其真实境遇都未免有难言之隐。假使李鸿章面对的是袁世凯这种境况，他是否还能忍辱负重、恪守臣节，将是无法证明的事情。只不过是他没有捱到这个时候。
关于袁世凯，一个习惯的说法是“窃国大盗”，从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实际来看，如此评价袁世凯是有失公平的。实际上，在南北议和之的时候，袁世凯是唯一能够为南北方共同接受的人物。如果没有袁世凯，南北和议便无由达成，那么，事情就不会有一个了局。南北方之间的战争便只能打下去。可是，由于军事经验、经费支持以及军事装备等方面的原因，革命党领导下的民军并没有必胜的把握。就在英国公使朱尔典出面调停的时候，冯国璋的军队已经在湖北两败民军。袁世凯接受朱尔典的调停，阻止了冯国璋乘胜追击的行动，并且最后胁迫清廷接受和谈方案，其中固然有其个人的想法和企图，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时的袁世凯与革命党之间在这样一点上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清王朝的统治不应继续下去。这是南北议和并且最后能够达成协议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
在清朝末年那段历史上，袁世凯是清王朝内部不可多得的主张改革、并且行之有效地推行新政的人。他的某些做法，如大规模修筑铁路，发展新式工商业等等，可能是从他的洋务派先驱那里学来的，有些则不是。如采用西法训练新军，开办新式学校，今山东大学的前身，山东大学堂就是袁世凯任职山东的时候兴办的；至于建立现代警察制度以及倡议立宪，则是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大员想都未曾想过的。至少，袁世凯已经意识到，当时的中国社会应该向近代文明靠拢。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所以能够接受袁世凯，其深层原因就在于此。
告别传统的帝制，实现共和，是近代中国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上，当时的中国社会，对于即将到来的民主政治与宪政国家，并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从我们所能见到的文献来看，无论是早先的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后来的孙中山、章太炎、黄兴、宋教仁，对于近代民主政治都没有形成深刻的理解。在开议院、立宪法、行选举以外，民主国家还应该有哪些制度安排，实现共和以后的政府结构，究竟应该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作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使在革命党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甚至是严重的意见分歧。总之，在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这一点上，人们的认识是相同的，但实现共和以后的中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人们远没有达成广泛的共识。这在客观上决定了近代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过程必然充满着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便成为了人们想象之中能够为这个社会提供可靠的秩序，从而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不二人选。后来的事实证明，袁世凯没有把这个国家治好，不过，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很难说还有其他什么人会把事情做得更好。
在辛亥革命之际，袁世凯或许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那些人中民望最高的一个。生活于清末民初的社会大众，对于共和国尚未形成任何意义上的认知，近代国家赖以依存的价值观念，如自由、平等、法治、人权等等，远没有融入社会大众的现实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支配人们行动仍然是传统社会积淀下来的那些常识。对于近代中国生活在底层的社会大众来说，他们最现实的需要就是找到一个强有力的人，这个人能够给他们带来秩序和安全，使他们摆脱现实的苦难。袁世凯就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个人。至于这个人究竟是当皇帝，还是当总统，在他们的意识中差别不大。这或许就是后来许多思想家所说的“民智未开”的情形。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在客观上要求那一时期掌握权力的人们必须承担起一份历史责任，他们必须以恰当的方式引领这个社会走向现代的民主政治，从而完成现代国家的建构。然而，这对于在本质上还是一个旧式官僚，甚至不知现代民主为何物的袁世凯来说，是他力所不及的。
从关键的一点说，民国建立以后，社会政治生活质量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与革命党亦即后来的国民党合作的程度。但是，由于政治诉求的不同，在度过民国初年极其短暂的蜜月以后，袁世凯与国民党之间的裂隙愈来愈大，最终势成水火。
在民国之初的几年间，社会政治生活毫无近代国家的气象。这几年间，暗杀、兵变、查禁新闻媒体之类的恶性事情连连发生。即使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选举，也是在袁世凯的操控之下进行的。1913年10月，国会正式选举大总统时，为了保证胜选，袁世凯竟然派军队到会，以维持秩序为名，行恫吓议员之实，此外，还有许多所谓的“公民团”在会场外面声援袁世凯，最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个公民团是竟然由一大群乞丐组成的。虽然说按照平等的观点，乞丐也有表达政治诉求的权利，可是，乞丐组团干预选举，却是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当这种事情在一个国家发生的时候，你没有理由说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是正常的。
解读民国初年政坛上所发生的一切，离不开“权力”这个关键词语。在表面上，袁世凯接受了共和，但在骨子里，他梦寐以求的却是成为高度垄断权力的独裁者。对权力的渴望是人的本性里去难克服的东西，袁世凯在摘取辛亥革命的桃子以后，垄断权力的欲望愈发强烈。从违背最初对革命党人的承诺，不肯到南京而在北京继位，到操纵选举、废除《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再到后来的83天皇帝梦，袁世凯在垄断权力的路上一步一步地前行，他也最终到达了身败名裂的绝境。如果袁世凯没有做出推翻共和、恢复帝制的事情，无论他做对或者做错了什么，史家笔下的将是另一个袁世凯，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一失足成千古恨”。
据说，在袁世凯宣告帝制失败之后，曾经感叹“杨度误我”。的确，在袁世凯称帝的前前后后，杨度等人确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如袁世凯这般说，称帝是上了杨度等人的当，显然是推托之辞。袁世凯以善于延揽人才而见长。在他身边聚集了各色人等，这些人不仅各有所长，而道德品质也难免良莠不齐。对于袁世凯来说，身边有各种各样的人不是问题，但关键时候听信哪些人的话却是大问题。而在是否应该恢复帝制这一问题上，袁世凯未肯听信学问人品俱佳的张一麐、严范孙，却偏偏信从了杨度的意见，而杨度恰恰是品行卑微的小人。当一个人利欲熏心的时候，最有可能与他亲近的往往是小人。说来说去，杨度等人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所以全力拥戴、劝进，根本原因还是袁世凯自己想要当皇帝。
前面说过，工于心计、善于权衡利害是袁世凯的特长，在当总统还是当皇帝这一问题上，有一笔账他应该算得很清楚：如果当总统，其手中的权力就要受到国会的制约，而且，总统是要通过选举产生的，即便是可以操纵的国会选举，也还是要费一番周折。更何况，即使他能当一个好总统，也很可能是及身而止，哪像皇帝那样泽及子孙？在这里，袁世凯更多看到的是当皇帝给他带来的好处。可是，长于算计的袁世凯却万万没有想到，走向民主是近代以来的世界潮流，颠覆共和、恢复帝制的倒行逆施，在国内遭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的强烈抵抗，甚至长期以来追随袁世凯的段祺瑞、冯国璋、黎元洪等人也纷纷表示反对，在国际社会则受到了日、法、德、英等国家的强烈抵制，这是袁世凯始料不及的。（文/孙晓春）
《袁世凯全传》作者：徐忱（现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师从孙晓春教授）。本文系孙晓春教授为《袁世凯全传》作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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