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王钱俶纳土归宋,两浙之地延续了江南经济社会的繁荣富庶,为南宋定都杭州奠定了坚实基础。吴越国地方政权兼顾儒释道,维护国家统一,注重发展海外贸易,治国方略为宋代士大夫传承和发扬光大。
浙江省博物馆日前推出“天下己任——宋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展览遴选浙江省内30余家文博机构及青州市博物馆的300多件(组)珍藏,突出浙江宋代考古新发现和市县馆藏宋代精品,讲述宋代士大夫的从政理念和风雅意境,展现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周礼·考工记序》记载:“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士人与官僚的统称,“士大夫”阶层发端于东周,形成于汉唐,成熟于宋明时期。唐宋之际的社会变革,崇尚文治的执政理念,科举任官的制度构架,随着宋代文官政治的高度发达,士大夫政治形态趋于完备,士大夫阶层走上历史舞台。身兼文化、政治双重主体身份的士大夫,成为宋代的政治精英和社会中坚,他们怀抱理想,治国理民,著书立说,言传身教,“以天下为己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王钱俶纳土归宋,两浙之地延续了江南经济社会的繁荣富庶,为南宋定都杭州奠定了坚实基础。吴越国地方政权兼顾儒释道,维护国家统一,注重发展海外贸易,治国方略为宋代士大夫传承和发扬光大,钱氏吴越文化实为宋韵文化的源头和先声。
此次展览分别从“崇礼尊教”“义利并重”“经世行道”“雅意修身”“光耀古今”五个单元,讲述宋代士大夫的从政理念和风雅意境,展现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弘扬底蕴深厚的宋韵思想、文化和艺术。
第一单元 崇礼尊教
面对唐末五代以来纲常伦理崩坏,宋朝建立之初便推崇以古礼治国,仁宗之后更是期望“复古为三代”,通过制礼作乐,重构社会秩序,并在大力弘扬、复兴儒学的同时,加大对佛教道教的扶持。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备和各类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宋代士人群体的数量快速增长,并逐渐形成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成为宋代社会的政治主体和文化主体,促进了以新儒学为中心的文化繁荣。在儒家学者中,倡导儒佛道三教融会贯通的士人比比皆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常常以儒者身份出入佛道之间。
本单元由“追迹三代之礼”“崇尚斯文,垂世教人”“释、道二门,有助世教”等三部分组成,展示宋代士大夫以礼乐文明教化世人,重建人伦纲常和社会伦理秩序,并在当时恢复礼制、重整伦常和复兴儒学的环境中,致力于构建一种以儒家伦理为核心、援佛道入儒的新儒学,并展示儒释道三教同设并行对宋代士大夫人格特征以及处世心态和行为方式产生的重大影响。
宋大晟应钟 临海市博物馆藏
南宋晚期到元代铜贯耳壶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藏
南宋州学爵 武义县博物馆藏
第二单元 义利并重
中国古代社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价值观念长期盛行,随着宋代社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坊市合一的出现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以及各种带有商品化色彩的服务业、消费业和娱乐业的发展,士林风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从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中,衍生出对世俗人生的关注和体验。士商关系开始相互融通和渗透,两者之间的联系日渐加强并且相互转化,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时代特色,为传统社会注入了新的异质因素。
本单元由“抑本厚末,非正论也”和“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两部分组成,展示在宋代重商的氛围中,士大夫的价值观受到了一定影响,并展示随着各国商人来华贸易,当时部分士大夫也加入海外贸易行列,或就当时“钱荒”问题提出了应对主张,宋朝政府据此节制金银铜钱货币外流,丝绸、瓷器和漆器成了官方海外贸易中的出口大宗。
南宋“湖州石十郎真炼铜无比照子”心形镜 浙江省博物馆藏
南宋“陈二郎”十两金铤 浙江省博物馆藏
北宋伊斯兰玻璃瓶 浙江省博物馆藏
第三单元 经世行道
宋代立国后采取“崇文抑武” 的治国方略,不仅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而且重用文士,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以文制武”的祖宗家法、“与士大夫治天下”对文官的礼遇、完备的科举制度,推动了宋代文官制度的高度发展。宋代文官政治发达,形成了官、职、差遣的设官分职制度,章服、勋爵、俸禄等酬劳制度,选任、考核、升迁、监督等官员管理制度,为官僚制度的高效运转奠定了基础。
本单元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沉谋潜运,正国安人”“文房四士独相依”等三部分组成,展示宋代士大夫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积极参政议政,为政实践中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社会的极大关注热情和强烈的务实有为,尤其采取的荒政举措,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形成全国民变的可能性,奏响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代最强音,并展示在“以文为业、以砚为田”的读书生涯中,文房不仅是宋代士大夫追求仕途的起点,更是他们寻找自我归途和相伴一生的重要物品。
明代范仲淹画像 青州市博物馆藏
北宋定窑龙纹“尚药局”铭白瓷盒 浙江省博物馆藏
北宋越窑青釉三足蟾蜍砚滴 慈溪市博物馆藏
第四单元 雅意修身
宋代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很高,拥有相对优越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他们往往将自我人格修养和完善,看成人生的最高目标,加之禅宗“任运自然”思想的影响,因而无论是被重用还是被贬黜,都能保持比较宁静的心态。这种追求事功又不执着于事功的心态,使宋代士大夫群体形成了高雅、脱俗的生活方式,其审美观念引领社会风尚。宋代的市井文化也笼罩在古雅平淡、清秀含蓄的氛围中,从而形成了上层高雅文化与下层平民文化交融的特点。
本单元由“眉宇之间见风雅,蓝天烟雾生球琳”和“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两部分组成,展示宋代士大夫在读书治学、琴棋书画以及饮酒、烹茶、焚香和赏花等日常趣事上,体现出风雅高致的审美情趣,并展示受理学思想影响和士大夫艺术以及市民文化兴起,金银饰物更加呈现出清秀和细腻的风貌,瓷器也逐渐成为宴饮、家饰和书房的固定器用,玉器逐渐商品化,加之崇古之风盛行,古玉和仿古玉大量出现。
南宋龙纹杯盘一副 东阳市博物馆藏
南宋银鎏金云龙纹箸瓶 东阳市博物馆藏
南宋咸淳十年(1274)“金娃娃” 衢州市博物馆藏
第五单元 光耀古今
经过唐中叶社会生产关系剧烈变动,以及唐末、五代几十年的政治大动荡,魏晋兴起的士族门阀政治,至宋代彻底衰落。宋代统治者积极扶持儒学,倡导尊孔注经和儒学教育,并改革和完善科举制度,以科举作为选官主要途径。大批士人由士而仕,成为封建国家依赖的主体对象,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士大夫政治形态最终得以确立,在政治建设、制度构架上独领风骚,物质文明和人文精神方面成就突出,常为后世称道,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本单元主要梳理从宋代到近现代,历朝历代皇家、文人以及社会主流对宋代历史的描述和评价。诸如《唐狄梁公碑》拓本等部分跨越唐、宋、元、明、清等多个朝代的实物,成为反映士大夫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
清代《唐狄梁公碑》拓本(局部)浙江省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