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南的社会风貌与人文品格

蒙元时期，统治者在保障自身控制权的前提下杂糅而治，恰为江南创造了新的发展环境。

立足江南本土，政治地位上的劣势、多元社会中的自由独立，烘托着江南地区已相当成熟的文化传统。“南人”特别是江南士人阶层在强大的文化自尊与价值自信中，找到了身处蒙元治下的“自适”之法，在世俗生活和审美风格层面更加强调传统甚至走向“复古”，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宋以来的人文内核因此得以经由元代延续、发展，并拥有了更为坚韧的品格，明清以来江南的大部分文化元素与特征均可向元代循其踪迹。

苏州博物馆曾举办“元代的江南”特展，策展内容即定位于展示这一特定时段的地域文化，除元代书画名迹、工艺美术外，也展示了不少考古中发现的元代文物。本文为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与研究者宦小娴所撰。

江南，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地域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指向。周振鹤先生曾结合历史文献、行政区划、社会语境，历数自秦汉至明清各朝各代江南的沿革变化，但其梳理中却没有提及元代的江南。作为前承南宋、后启大明的统一政权，蒙元统治者自北方草原南下，接续了地区历史沿革的脉络，也带来了社会人文层面的碰撞，锻造出独属于元代的江南。

苏州博物馆“元代的江南”特展“江南印象·怀古”展厅

一、“元代江南”的厘定

周振鹤认为，“较为确切的江南概念直到唐代才最终形成”。唐太宗以山川形便原则分天下为十道，据所处地理位置命名，其中之一称“江南道”，范围自今湖南西部迤东直至海滨，完全处于长江以南，为秦汉以来最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由此从行政区划的层面赋予了“江南”以正式的官方语境。玄宗开元年间再分天下为十五道，江南道拆分为江南东道（理苏州）、江南西道（理洪州，今江西南昌）和黔中（理黔州，今重庆），行政区域划分更加细致，保留“江南”二字的区划范围缩小，大体为今天的江苏、安徽长江以南部分以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地区。正是在唐代，江南地区的繁盛富庶开始给人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文学作品中的相关意象屡见不鲜。至北宋，该区域大体分设为两浙路、福建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和荆湖南路；南宋时，两浙路进一步分为两浙东路和两浙西路。

苏州博物馆“元代的江南”特展序厅

由宋至元，一级行政区划“路”改为省，下置路、府、州、县四级，遍查省、路名称，均不见“江南”二字。但综合考察其治理体系，元设御史台为监察官署，地方设有两个行御史台，成宗大德元年（1297）正式定名为“陕西诸道行御史台”和“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简称“江南行台”或“南台”）。江南行台始于至元十四年（1277）：“宋既平国家，以疆域广远，照临或有未及，爰立行台于维扬，以式三省，以统诸道，即今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之在集庆者也”。其中，“三省”指的是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维扬”即扬州，“集庆”则是指江浙行省的集庆路（今南京）。由扬州到集庆，江南行台曾经历了数次迁置。江南行台设立时，扬州为江淮行省的治所，至元二十一年（1284），江淮行省治所因治理的需要迁往杭州，次年江淮行省割江北诸郡隶河南，改江浙行省，江南行台在此期间迁到了杭州。其后因行政区划、治所等情况的变化，江南行台几易其地，直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在江浙行省境内的建康路（1329年更名为集庆路）稳定下来。到元末至正十六年（1356）迁往绍兴为止，江南行台设于江浙行省逾五十载，足见江浙之于元代江南的重要意义。元人阎复曾断言: “惟两浙东南上游，襟江带湖，控扼海外诸番，贸迁有市舶之饶，岁入有苏湖之熟，榷货有酒盐之利，节制凡百余城，出纳以亿万计，实江南根本之地。盖两浙安则江南安，江南安则朝廷无南顾之忧”。

行台之下还设有按察司（后改为肃政廉访司），一司辖一道，亦以地理便宜划分。江南行台所辖十道中位于江浙行省境内的，有江南浙西道、浙东海右道、江东建康道和福建闽海道四道。其中，以“江南”入名的江南浙西道（通称“浙西”）初置司于临安（杭州），后在平江（今苏州）、杭州间多次迁置，监治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建德七路以及松江府、江阴州，与南宋两浙西路的区域范围大体一致；而江南行台机构设于集庆路，摄江东建康道（元代通称“江东”）范围，该道监治宁国路、徽州路、饶州路、太平路、池州路、信州路、广德路及铅山州，与南宋江南东路的区域范围大体一致。

因此，以官方治理语境论，元代的江南广义上可以囊括江南行台所管辖的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亦即今天江苏、安徽、湖北长江以南部分以及上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湖南、贵州等广大区域，其中，又可进一步聚焦于具有特殊作用和地位的江浙行省，特别是其辖区内的江南浙西道与江东建康道监治区域。

二、元代江南的社会风貌

蒙元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面对广阔的疆域、复杂的环境，统治者在确保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控制权的前提下，面向国内各族群施行二元或多元政策，诸制并举、因俗而治，江南社会因此在变与不变中形成了新的时代面貌。

（一）持续繁荣的经济

《元史》有云：“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传递出江南之于元朝的重要意义。为了维持其财赋贡献，元朝对江南经济进行了一定的保护引导和鼓励支持，南宋经济的繁荣发展趋势得以延续。

平定江南后，忽必烈于1288年设江南行大司农司与各道劝农营田司，调查偷税漏税、隐瞒农业资产的大户，加强对江南农耕区的监察与控制。但行大司农司存续至1295年即废止，劝农官的权力也受到削弱和监管，江南农业政策总体上呈自由宽松、因地制宜的状态。税制上，区别于北方的丁税、地税，南方沿袭宋制征秋税、夏税，且1296年以前除江东、浙西外实际只征收了秋税，将政权变化对南方税粮的影响降至最低。不仅如此，1288年，政府“募民能耕江南旷土及公田者，免其差役三年，其输租免三分之一”。鼓励江南人民开荒地、事生产，甚至诏令“今后（江淮等处）在籍秀才做买卖纳商税，种田纳地税，其余一切杂泛差役并行润免。所在官司常切存恤，仍禁约使臣人等毋得于庙学安下非理搔扰”。加上重视水利建设、官方发行农书，江南粮田亩产提高，南粮北调岁入量也相应增长。据史料，元朝岁入粮数总计12114704石，其中江浙行省4494783石，占比37.1%，在各行省中居首位，江西、湖广行省分别占比9.56%、6.97%，江南行台所辖三省合计超过了全国岁入粮的一半，自此开启了“(东吴粳稻)用之以足国”的局面。

苏州博物馆“元代的江南”特展“江南印象·秋思”展厅 

手工业生产在蒙元时期得到高度重视，甚至在屠城时规定有“唯工匠免（死）”的政策，工匠被集中起来分配在各地从事生产。统一政权建立后，政府把工匠从一般民户、军户、站户等户籍中分立出来，单设匠籍，身份不经政府批准不能脱离，多在固定的官设局、院工作，承担专业的“匠役”，须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但也因此可免服一般的徭役，依例享有粮钞分配，且完成任务后可受雇于人或贩卖自己的作品。这类匠户与军匠、民匠等共同支撑了直接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官营手工业生产。江南官营手工业曾由行工部所领，“立局、院七十余所，每岁定造币缟、弓矢、甲胄等物”，从局、院涉及的门类来看，集中关注江南在纺织、制瓷、制盐等领域的传统优势，棉布被列入江南夏税岁输范围，唯一的一所为皇室服务的制瓷管理机构浮梁磁局设于景德镇，庆元路合属盐场每年产盐超过百万斤。同时，民营手工业仍然存在，依其生产过程兼有家庭手工业和个体手工业，有个体手工业者受雇于官营机构，也出现了一些营利性的手工作坊。江南地区民营手工业比北方更为发达，在商业贸易、工艺美术领域中别具特色。

南宋时商业贸易已有重要发展。南北统一后，政府贯通了由杭州至大都的运河，“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蕃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同时还开辟了新的海运航道，形成了自刘家港（今江苏太仓）起航、经崇明州入海、历万里长滩（今江苏如东）一路北上可达直沽（今天津）、杨村（今河北武清）的海上通道，江浙行省的刘家港、庆元（今浙江宁波）、澉浦（今浙江澉浦）等成为重要港口。覆盖全国的水陆海交通网促进了商品贸易发展，粮食、手工艺品进入流通领域，“江淮等处米粟，任从客旅兴贩，官司无得阻挡”，松江棉布转贩各地，平江路的吴江、昆山、常熟、嘉定以及松江府的上海等新型市镇随之兴盛起来。对外贸易则主要输出丝绸瓷器、珠翠香货等产品。海上贸易专设市舶司管理，1277年江南甫定即有泉州、庆元、上海、澉浦四处，后在温州、广州、杭州增设，经裁剪最终余泉州、庆元、广州市舶司，均在江南境内。舶商亦多居于江南的港口或附近地区，如澉浦杨氏、泉州蒲氏以及太仓的朱清、张瑄等。

（二）多元复杂的社会

政权统一、地域开放、交通便利、经济繁荣，为江南地区输入了许多新的元素，军队、官员、商人、宗教人士的到来，改变了江南社会的成员结构，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江南人的生活。

1.复杂的族群关系

蒙元统治者将族群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汉儿）、南人四类，其中，汉人是指原金朝治下的汉族、契丹、女真、高丽等民族，南人则专指原南宋境内的居民，广义或狭义的江南都大体可归诸此类。由于政府并不限制各族群的迁徙、往来，江南地区族群类型迅速丰富起来，混居生活。

江南的各族群依蒙元法度维持了秩序地位上的差异，如刑罚的轻重程度，又如地方治理权力的分配。元代选官以铨选、世袭为主，南人几乎丧失了通过自身努力晋身朝堂的可能，应召入仕者如赵孟頫等多授官于翰林院、国史馆、国子监乃至地方儒学机构，南人无法担任省台以上的职位，江南地方大员以蒙古、色目、汉人为绝对主体。1314年，延祐复科，江南学子重新拥有了传统的入仕之路，但严格控制的取士规模、以族群相区别的考试科目、区域间取士配额的不均衡等，都决定了族群间的政治权力分配终元一代都很难发生本质改变。不过，江南本土的精英也没有完全丧失存在感。一方面，元灭南宋后没有动摇江南大地主的根基，甚至予以了一定的保护和优待，大地主仍然保有其在地方的经济、社会身份与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南人担任衙门见习官、儒学教官等低级官吏，他们擅实务，对地方事务的熟稔在实际治理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蒙古、色目人对他们多有依赖。因此，在江南基层社会秩序中，本土精英仍然能够发挥较强的号召力。

苏州博物馆“元代的江南”特展展品—元 青玉幻方（上海博物馆）（阴刻阿拉伯文数字）

政治之外，元朝对各族群的风俗习惯并行尊重，并不强行统合规范，元中期汇编颁行的《大元通制》也明确了“各依本俗”的原则。《通制条格》载“婚姻礼制”条云：“至元八年二月，钦奉圣旨条画内一款：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此条内容承认并保护了各民族的传统婚姻形式，也显示出政府不禁止族际通婚。事实上，江南地区不同族群官员之间、官商和富户之间的通婚十分常见，姻亲关系大体基于社会阶层而缔结，蒙古人、色目人中熟悉汉学者也更多地和汉族士人交好，足见社会交往中阶层的区分作用更甚于族群。在混居状态和自由交往中，本土居民与外来人士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相互影响，传统社会风尚发生了一些变化。江南一度流行起北方以“减铁”衣服饰品的风尚：“近世尚减铁，为佩带、刀靶之饰，而余干及钱塘、松江竞市之，非美玩也。此乃女真遗制，惟刀靶及鞍辔施之可也”。

2.多元的宗教生态

元朝的宗教政策在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政府允许各类宗教在境内自由传播，编僧户、道户、也里可温户等宗教户计，赋予相应的赋役、词讼特权，给予神职人员优于一般平民的社会地位，在元代的十个职业等级中，僧、道位列三、四，仅次于官、吏，寺院道观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还能够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这些都为吸纳教徒创造了有利条件，曾有也里可温教徒以规避差役的特权招收民户充作教户。基督教、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等大批宗教人士涌入江南各地，传统宗教持续发展的同时受到一定影响，各类宗教在并存中达成了微妙的平衡状态。

苏州博物馆“元代的江南”特展“江南风情·雅集”展厅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展尤为显著。基督教在当时由蒙古语音译作“也里可温”，流派上包括景教和天主教，天主教在泉州设有方济各会分主教，景教主要为聂斯脱利派，在江浙地区影响更广，镇江、杭州、扬州等地建有教堂。《马可·波罗游记》曾提及：“其地（镇江）且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之礼拜堂两所，建于基督诞生后之1278年。……大汗任命其男爵一人名马薛里吉思（MarSarghis）者，治理此城三年。其人是一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当其在职三年中，建此两礼拜堂，存在至于今日，然在以前，此地无一礼拜堂也”。据统计，元代镇江府来自侨寓的3854户中有也里可温23户，10555人中也里可温有106人；2948单身人中也有也里可温109人。伊斯兰教的新发展则得益于大批穆斯林的南下，杭州、苏州、南京等城市乃至松江、嘉庆、乍浦等郊镇都建有清真寺，又属杭州为典型代表。杭州穆斯林人数多，主要聚居在第三城内，市街布局与伊斯兰地区类似，城内有礼拜寺3座，还形成了安法尼和阿老丁两个标志性的世家大族，后者重修宋时被毁的凤凰寺，至今仍是杭州伊斯兰教的礼拜中心和节庆活动的主要场所。伊斯兰教教义的中国化也在元代完成。

江南地区素有广泛影响的主要是佛教和道教。江南佛教主要奉禅宗，但禅宗并不受统治阶层青睐，忽必烈更支持藏传佛教，曾任用藏传佛教的代表人物杨琏真迦为江南释教都总统，甚至强化了在江南的崇教抑禅政策，禅宗受到较大冲击，衰落趋势直到文宗时期才有所缓和。江南道教则相对幸运，龙虎山（今江西境内）的正一派及其支派玄教与朝廷来往密切，正一派前有张宗演受命领江南诸路道教，后有张留孙任职全国性道教关机机构集贤院，成为官方认定的统辖南北道派之长。除教派、教宗的分歧，江南佛、道还与舶来的新兴宗教发生过利益冲突。大德八年（1304）也里可温在温州路新创掌教司，擅自招收户计，诱化道教“法箓先生”，还在祝圣祈祷时为争先后殴打道教教徒，最终官方诏定佛、道教徒祝祷后才轮到也里可温，并照会行省严格约束也里可温。至大四年（1311），马薛里吉思在镇江修建的云山寺和聚明寺被改为佛教的“般若院”下院，原寺上的十字架被下令折毁，官府却明令“也里可温子子孙孙勿争，争者坐罪以重论”。佛、道在江南的优势地位并未受到实质上的威胁。

宋以来儒释道的融合发展也在元代得到延续并更加深入。儒学在元朝被纳入宗教管理体系，编儒户，发放生活费，免劳役兵役。江南儒户入籍较北方相对宽松，户数更多，实际上对江南士人阶层的维持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士人阶层普遍认同禅宗清净无垢、道家道法自然等理念，治学常常兼综三教，“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文人禅道化、释道文人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许多江南文人喜听禅论、着道服，与僧人、道人往来频繁，还有一些遁入佛道者。赵孟頫就喜与释道人物游，相关作品甚多：《福神观记》（故宫博物院藏）卷记述了道教领袖张惟一委派崔汝晋于杭州西湖断桥之侧重建福神观一事始末；《行书上中峰札》卷（故宫博物院藏）则是写给江南禅宗关键人物中峰和尚的信札；他还为龙兴寺、林隐寺、光福寺等多地寺院道场撰写碑铭，《玄妙观重修三门记》即赵孟頫应邀为苏州玄妙观而书，如今玄妙观正山门内仍立有以之为底本的石刻。早年为生计奔走仕途的黄公望在出狱后由倪瓒长兄倪昭奎介绍入全真教，改号一峰、大痴，游历于吴越间，以卖卜教授为生，曾以八十岁高龄绘《九峰雪霁图》轴（故宫博物院藏），用水墨写意的手法画出了江南松江一带的九座道教名山。亦有许多佛道神职人员履儒者行，能诗善文，工书法绘画。本是茅山派道士的张雨书法健拔，绘画亦佳，与赵孟頫、杨载、虞集、黄溍等多有往来，为倪瓒、黄公望、杨维桢、顾瑛引为至交，也以僧人为友，行书《送柑二诗帖》卷（故宫博物院藏）曾提及杭州灵隐寺僧人圆净。

三、元代江南的人文艺术

社会风貌的变化深刻影响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江南人，锤炼出兼有地域特征和时代气息的审美风尚与思想意识。

（一）工艺美术的差异化发展

由于蒙元统治者对不同门类手工艺品的“温度差”，江南传统工艺美术风格在元代特殊的手工业生产格局与市场供需中，依门类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苏州博物馆“元代的江南”特展展品—元 “闻宣造”牡丹如意云边金盏托（南京博物院）

苏州博物馆“元代的江南”特展展品—元 朱碧山银槎杯（吴文化博物馆）

金属工艺可谓元代把控最紧的手工艺门类之一，杂造、器物各设府、局等官作坊，明令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使用金质茶酒器。民间使用金银之风也极盛，政府为加强管控，虽未禁止民间造作，但至元十九年（1282）规定“金银匠人开铺打造开张生活之家，凭诸人将到金银打造，于上凿记匠人姓名，不许自用金银打造发卖。若已有成造器皿，赴平准库货卖。如违，诸人告捉到官，依私倒金银例断罪给赏”。元代金银器因此常有工匠款识，安徽范文虎墓出土的银玉壶春瓶底部有“章仲英造”四字楷书戳印。官造金银器因统治者的青睐往往有着明显的异域情调，饰品、酒器皆如此，但江南民间金银器风格更近于宋，尤以文房用具、梳妆用具、日用器皿最富特色。江苏吴县吕师孟墓、苏州张士诚母亲曹氏墓、无锡钱裕墓都出土了金银日用品，其中吕师孟墓出土金器有“闻宣造”款识，工艺水平很高，即使是常见的圆形器皿，也锤刻精细的人物、花鸟纹。相较于质料昂贵、规制严格的金器，银器工艺发展更为显著，出现了一批制作名匠。浙江嘉兴名匠朱碧山善制精妙银器，柯九思、虞集、揭傒斯等都曾请他制作银杯，代表作品银槎杯取材乘槎泛海的神话典故，往往铸成独木舟的形状，上坐卧一身着道袍者，文人趣味浓厚。铜在元代多用于制造祭器、日常用具、印章、镜鉴等，器多粗糙，间亦有花纹、器形均甚精者，“杭城姜娘子、平江王吉二家，铸法各擅当时”。

苏州博物馆“元代的江南”特展展品—元 张成造剔红婴戏图盘（浙江省博物馆）

与金银器不同，蒙元统治者对漆器兴趣不大，官作坊不多，民间漆作则高水平发展，以江浙的嘉兴、杭州、温州等地为重要代表，又以嘉兴雕漆成就极高。嘉兴雕漆承南宋之繁荣，剔红技艺尤其精巧，名匠辈出，明代张应文在《清秘藏》中写到：“元时张成、杨茂二家技擅一时，第用朱不厚，间多敲裂”。其中，张成作品髹漆肥厚，磨工圆润，雕刻精细，杨茂则以藏锋清楚、线条柔和见长。由于受干预较少，元代漆器风格变化不大，色调单纯和谐，常见造型为圆盒、圆盘、葵花形盘、菱花形盘、委角方盘、八方盘，图案花纹多为山水花鸟，构图、意境倾向江南文人审美意识。上海青浦任氏墓出土的剔红东篱采菊图圆盒（上海博物馆藏），盒面中心雕一老者头戴风帽、身着袍服，策杖而行，后随一仆童，双手捧着一盆盛开的菊花，传达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意，与当时文人的隐逸心态相和。

苏州博物馆“元代的江南”特展展品—元 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南京市博物总馆）

苏州博物馆“元代的江南”特展“江南风情·风物”展厅

瓷器领域的发展尤为特殊。官营手工业体系中，瓷器官作坊数量最少，全国为皇室服务的制瓷管理机构仅有设于景德镇的浮梁磁局一处，规模不大，长官品秩不高；但同时大量商品瓷进入流通贸易，政府鼓励民间生产，对其征税。元代官瓷最受学界认可的品种是模印双角五爪龙及制作精美的“太禧”“东卫”“枢府”款卵白釉器物，其中“枢府”款瓷器多认可属浮梁磁局为枢密院定烧品。江南民窑烧造除景德镇外属江浙行省的龙泉窑、哥窑有广泛影响。官、民窑并立体系下，江南瓷器的二元特征还突出表现在本土士人的审美意趣与外来族群的时尚风格各有市场。哥窑青瓷仿南宋风格，器型多偏小，表面光素无纹，精美简练、优雅大方，深受江南士大夫及士人化的蒙古、色目贵族的偏爱；同时，由于内需外销的迅速增长，特别是穆斯林对青瓷的青睐，龙泉青瓷开始出现大型器，有了更丰富的装饰，纹饰内容有明显的宗教民俗色彩，造型上也更加雄放饱满。享有盛名的元青花主要出自景德镇，因西亚市场的需求和国内穆斯林的热衷开始崛起，并很快收获了广泛的喜爱和庞大的海外市场，是典型的“混血儿”。青花瓷依托西亚的钴蓝原料制作，色彩贴近蒙古人、穆斯林的尚白、尚青风格，制作技艺则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宋瓷；造型上既有承继两宋典范的梅瓶、玉壶春瓶，也有宋瓷中不常见的高足杯造型；图案布局受穆斯林文化影响显得十分繁密，但纹样题材又常见宋瓷流行纹样，中国历史范畴内的人物故事图案增多，如南京市博物馆藏元青花梅瓶饰以“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案。

（二）文人生活与艺术创作的传承发展

入元后，以士人阶层为主体的江南文人内心所经变故尤为剧烈，政权的更迭不仅令其在政治社会被边缘化，丧失了经世致用的机会，也因夷夏之辨带来了思想文化上的差异甚至价值理念上的分歧。遽然的落差下，江南文人在出世入世中矛盾挣扎，有的人孜孜求仕以谋重振“纲纪”之路，有的人退而投身治学、释道、诗文、书画。但无论出世入世，江南文人始终坚守内心的文化自尊与价值认同，于多元纷杂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强调自我个性、重视自身情感，由此江南文风更见浓郁，文人生活更添雅趣，文艺创作也有了新的特征。

苏州博物馆“元代的江南”特展展品—元 顾瑛《玉山璞稿》（清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

文人雅集历东晋兰亭、西晋金谷园、北宋西园等盛会，在元代的江南迎来繁盛局面。元代前期，江南地区承南宋遗风兴诗社、雅集，大批隐逸文人聚于杭州等地。与天庆寺雅集、万柳堂雅集等以大都为中心、有浓重官方背景的北方雅集不同，江南的雅集脱离了官场社交礼仪，不言官府之政，以齿序论交，作林壑之谈，显得更为恣意放松。高克恭、鲜于枢、李衎等北方士人也自由平等地出入于雅集中，与江南士人密切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南的文人雅集愈发成熟，特别是一些资财雄厚的商人为雅集提供了经济和场所上的支撑，规模和影响都不断扩大。元末，松江曹知白的曹氏花园、华亭杨谦的不碍云山楼、吴县徐达左的耕渔轩等都汇聚了名著一方的文人雅士，吕良佐的应奎文会、濮乐闲的聚桂文会召集江南文士作文品评，杨维桢与铁雅诗派、高启与北郭诗社也在集会中不断发展。昆山顾瑛的玉山雅集更臻至鼎盛，在纷乱的时局里维持了约二十年之久，可考的集会不下百次，参与者涵盖汉、蒙、西夏、回回等多个民族的朝臣、学官、名士、释道、工匠、声伎，柯九思、杨维桢、王蒙、倪瓒、张雨、释良琦、张渥、赵元、聂镛、萨都剌、昂吉、泰不华等均曾与顾瑛游。玉山雅集极园林台榭之胜、参与人员之多、持续之间之长、创作作品之丰富，是元末江南乃至中国历史上文人雅集的代表之一。

苏州博物馆“元代的江南”特展展品-元 赵天裕、柯九思等 七君子图卷（苏州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元代的江南”特展展品—清 华喦 玉山雅集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片展品）

元代文人雅集的主要活动形式是游乐山水、觞酌宴饮，间为诗文书画、鉴赏博古、弹奏乐器、歌舞游戏、煮茶品茗，世俗享乐一一尽有，又充满了文人意趣，体现了此间文人的世俗趣味与审美风格。初期的雅集中，与集者“醉醒庄谐，骈哗竞狎”，但发展至中期已是“谈谑庄谐，啸歌起止，各尽其趣”，元末更常常美酒笙歌、女乐杂沓。文人逐渐抛却内心的失落无奈，在世俗游戏中享受闲适意趣，抒发个人情感，由此诞生了大量别具一格的诗文书画作品。就诗文创作而言，内容上除了少数反映战乱之语，多即景即事，吟商烟霞，感怀身世，传递真实自然的情感和对人生的思考。作品形式自由，“歌行比兴，长短杂体，靡所不有”。在雅集的影响下，元末诗风产生深刻变化，“铁崖体”迅速发展。“铁崖体”以杨维桢为宗，摒弃格律束缚，体裁上以更为自由奔放的古乐府为主，往往构思奇特，借奇崛的意象表达诗人的思想与情感，因而在审美上表现浓烈，感染力强，个体特征鲜明。透过更显个人化的作品，我们能看到一个个性张扬、心境旷达、感情真挚、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文人群体。

苏州博物馆“元代的江南”特展展品—元 赵孟頫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册（辽宁省博物馆藏）

苏州博物馆“元代的江南”特展“江南风情·信仰”展厅—赵孟頫《玄妙观重修三门记》

文人画是元代江南文人的另一“复古”之举。南宋灭亡后，画院随之取消，文人取代宫廷画工成为绘画的主力，而此时的绘画之于文人不是仕宦的阶梯，也不是附庸于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身份标识，而成为他们归于现世人生、表达内心情感、实现自由娱适的媒介。赵孟頫提倡复古画风是文人画兴起的开端，他标榜古意，提倡师法自然，并以援古入画为切入点托古改制，主张以书法笔墨入画，丰富了绘画表现形式，还有意将绘画与诗书印融合，绘画作品的题跋普遍增多。赵孟頫《洞庭东山图》轴（上海博物馆藏）写太湖东洞庭山之景色，承续江南董巨画派清润柔婉的笔意，稍加疏放的披麻皴并略染青绿，笔墨取景已与宋人截然不同，画的右上方还自题诗一首，署款“子昂”，并钤“赵子昂氏”的朱文印，形成元画的另一种新面目。赵孟頫于书画领域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建构，为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苏州博物馆“元代的江南”特展展品—元 黄公望 富春大岭图轴（南京博物院）

赵孟頫之后，以元四家为代表的江南文人画家进一步将文人画推向成熟。他们在生活中寻找创作源泉，关注画中意境的构建与自身情感的表达，通过赋予意象一定的象征意义，传递主观意识和个人情绪，同时重视笔墨意趣，放笔超逸，显示出“自娱”之意，其间诞生了许多以江南山水、草堂等为主题的写意作品，为后世构建起淡雅清秀的江南印象。黄公望的《天池石壁图》轴（故宫博物院藏）以苏州城吴县境内的天池山景色为主要创作对象，胎息董巨却又自运家法之作，层峦叠嶂，千岩竞秀，烟云流润，气势雄浑；倪瓒的《渔庄秋霁图》(上海博物馆藏)作于弃家逃难之时，当时社会开始动荡，个人命运由盛转衰，作品于近景绘缓坡树木，远景勾勒平缓山丘，中景大段空白表现平静的湖面，通过“三段”式构图营造了空旷悠远的意境和孤寂苍凉的心境；王蒙的《青卞隐居图》轴（上海博物馆藏）描绘了家乡吴兴卞山的景色，表现出江南山岭浑厚苍润的特点，整幅画面厚重而有古意，笔墨变化多端，多种皴法和苔点相结合，这种繁密的绘画技法，标志着元代绘画笔墨语言的转折和创新，对后世有极大影响。通过江南文人画家的集体艺术实践，文人画取代院体画、确立了中国绘画史中的主流地位，持续影响了中国画坛数百年，而江南文人画家集群也成为了后世吴门画派、松江画派的前身。

四、结语

蒙元统治者对社会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对军权的绝对掌控和差异化的政治待遇，在其他方面大多自由宽松、杂糅而治，地域环境与社会交往都更加自由开放。这一时期的江南，维持了卓越的生产力，挖掘出巨大的商贸能力，吸引了诸多外来者，人口高度密集，社会面貌空前活跃。但是，大多数外来者如蒙元统治阶层一样对“汉化”并不感兴趣，他们依“本俗”生活，展示自己的思想理念和审美风格，多元共存的族群和宗教更像是在共享江南这一开放繁荣的空间，在其中寻求自身的利益与价值，彼此交流却难以真正融合。

苏州博物馆“元代的江南”特展（2021年12月22日-2022年3月22日）海报

而立足江南本土，政治地位上的劣势、多元社会中的自由独立，烘托着江南地区已相当成熟的文化传统。“南人”特别是江南士人阶层在强大的文化自尊与价值自信中，找到了身处蒙元治下的“自适”之法，在世俗生活和审美风格层面更加强调传统甚至走向“复古”，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宋以来的人文内核因此得以经由元代延续、发展，并拥有了更为坚韧的品格，明清以来江南的大部分文化元素与特征均可向元代循其踪迹。自元始，文化中心逐渐独立于政治中心而存在，与政治中心形成相对格局，为明清乃至今天江南文化的繁荣保留了文脉，奠定了基础。

（本文原标题为《元代江南的社会风貌与人文品格》，澎湃新闻刊发时注释未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