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金融、农业、手工业领域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了所有欧洲国家。但只有在荷兰和英国，这些萌芽才蓬勃发展，使资本主义成了最重要的调控原则。荷兰最初只是一个反抗西班牙统治、争取独立的多省联盟；1579年至1648年，北部地区建立了自治共和国。英国从1688至1689年开始就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随着苏格兰在1707年并入，英国成了联合王国或称“大不列颠”。
荷兰和英国在十七、十八世纪就拥有了高度发达的、具备社会和文化影响力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但是两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差别很大。荷兰的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出现较早，十七世纪，荷兰是所有欧洲革新国家的唯一榜样；但是到了十八世纪，英国超过了荷兰，这是因为英国的军事力量更为强大，它的资本主义基本模式发展前景更好。荷兰固守自己在贸易及金融资本主义领域的优势，注重出口和国际金融业务，而英国还会促进资本主义在手工业领域的发展，跟荷兰相比，英国的发展更倚重内需。荷兰和英国都发展了农业资本主义，但两国的农业资本主义结构不同。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也能体现荷兰和英国领先于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
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
促使这两个地处欧洲西北部的国家取得发展优势的因素数量众多，以下三个最为重要、互为条件：第一，两国从中世纪以来就很重视长途贸易（荷兰尤为突出）；第二，两国的封建主义势力一直很弱（这与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以来的统治史和荷兰的朝代史有关）；第三，从十六世纪起，欧洲人开始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荷兰和英国在殖民活动中遥遥领先。荷兰和英国的优势也得益于它们的地理条件：荷兰位于欧洲的边缘，英国是一个岛国。
资本主义经济原则与社会文化
假如我们要解释资本主义为何能在欧洲西北部地区发展较快，我们就不能忽略当地的社会特征与文化特征。让我们先简要地分析一下英国的情况。商业活动和社交活动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日常生活中相互交织、相互促进。举例而言，在伦敦皇家交易所的宽大拱廊里，殖民地产品、商业书籍和广告琳琅满目；保险公司和公证处提供服务；编辑部设立了代表处；人们在咖啡馆里交流信息、吃喝、聊天（1700年前后，伦敦约有400到500家咖啡馆）。市场推动了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借贷活动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不限于特定身份的社会成员。这就是十八世纪的“消费者革命”。从十七世纪晚期开始，协会和俱乐部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它们有着各种目标：社交、为工人运动做准备、互助、讨论、赌博。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可以说，尽管市场关系经常导致竞争和自利行为，但它也能增进信任、促进社会化。
欧洲西北部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较快也得益于识字率的提高（以城市居民为主），各类报纸、书籍、目录日渐普及。这样一来，科学领域的新动向就能得到传播（科学家和实干家在相关活动及协会中碰面时也会相互交流），但是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接触到这类信息。实用知识很受重视，有人以传播实用知识为职业。
来自欧洲大陆的游客注意到英国人追求娱乐、热衷赌博、痴迷新生事物。在英国，赌博和体育从十八世纪起就是商业活动，打赌的冲动和冷静计算概率的倾向利用各种机会相互结合：赛马、板球比赛、斗鸡；人们有时也买彩票或者在证券交易所里投机。文化和娱乐产业兴起了。值得注意的是，启蒙运动时期的重要学者对赌博、投机和娱乐评价极高：学者认为它们是文明社会的基础，能培养社会美德。当时，社会的统治者还不是富豪，贵族及受其熏染的上流社会人士都爱摆出轻视钱财的样子。阶级差别十分显著，而且还在不断扩大：一群人聚集在咖啡屋，另一群人出入白兰地酒庄。绅士的俱乐部不对外开放，工人开始成立自己的互助组织。尽管农村的平民文化已经受到了市场关系的影响，但它还是更重视传统习俗和“公平”观念，不太关注盈利和进步。然而，上文提到的例子告诉我们，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城市的社会文化已经较为适应日渐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城市文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原则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又影响了城市文化。
1890年前后的英格兰银行
学术界对“资本主义”的价值重估
当时的学术界正在进行价值重估。重要的十八世纪知识分子开始从经济、哲学和道德的角度赞美资本主义，但他们没有用“资本主义”这个说法，而是选择了“贸易”和“商业社会”等表述。直到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的大多数神学、哲学和国家理论仍对资本主义抱有怀疑甚至敌视态度。举例而言，文艺复兴时期的共和主义人文思想援引再次得到重视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指出资本主义极为可疑。学者试图捍卫重视群体利益的美德，反对自利、私有财富和腐败。对资本主义的怀疑态度主要来自基督教的道德学说，它崇尚爱人如己、将无私视为美德，反对追求个人利益、积累财富，尤其反对盈利性的货币业务。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带来了“近代的宗教观”，强调“贴近世俗的信仰”（海因茨·席林），这使大众对劳动和职业有了更正面的看法。
马克斯·韦伯强调清教—加尔文主义的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小教派信徒（门诺派教徒、贵格派教徒）中确实出现了更多企业家，验证了韦伯的观点。真正开始对资本主义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和斯宾诺莎等学者对当时的战争惨状印象深刻，希望能为文明社会树立新的、世俗化的美德，崇尚人权、自由、和平和富裕。1748年，孟德斯鸠一反欧洲传统的主流思想，赞美贸易，认为它是一种传播文明的力量，它可以克服愚昧、收敛暴力、改良风俗。伯纳德·曼德维尔、大卫·休谟、孔多塞和托马斯·潘恩等人的观点也与此相近，这些学者大多来自英国、法国和荷兰。他们认为，合理地追求个人利益可以促进大众的福祉；利己未必非得损人；生意和道德不一定相互对立；市场能阻止人们出于激情而发动战争，帮助人们争取利益；市场能培养勤奋、坚韧、正直、遵守纪律等美德。总之，我们发现这些学者大体上支持新出现的资本主义趋势。他们不仅希望资本主义能带来更多财富，还希望它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好的秩序。建立这种秩序不需要国家的专断干预，它需要的是尊重自由、对个人负责、有能力以协商而不是战争形式处理矛盾。
1776年，苏格兰的启蒙学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系统地表述了这种既符合实际又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观点。斯密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核心要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分工、贸易、资本形成、供求关系、价格机制以及——最重要的——为了长远利益而放弃当下享受的能力。斯密批判蓄奴制、农奴制和传统的仆役劳动中的压迫式人身依附制度，赞美交换过程（也包括用劳动力交换报酬）带来的自由权。斯密支持市场的参与者追求个人利益、自主地做出决策，但他并不一味赞成“自由放任”；他认为国家和公民社会也应当发挥重要作用。斯密提出，没有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参与，市场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转。尽管斯密认为自身利益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出发点，但他不赞同将人类视为单纯的经济人。作为经济学家和道德哲学家，斯密反对压抑个人的自利思想，而是主张引导它，让它能为大众的福祉做贡献。但人们不能将引导工作（完全）交给市场，公共道德和结构合理的组织更为重要，因为它们能温和地调节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
斯密经常批评英国当时的经济政策，尤其是政府长期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和以垄断为基础的对外经济政策。斯密描述的“商业社会”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斯密是一个改革者，但他赞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多数趋势。斯密和十八世纪的其他启蒙思想家将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视为实现富裕和重大社会进步的途径，他们忽略了资本主义的一些缺点，或者认为只要机构改革到位，这些缺点就能被克服。举例而言，他们将欧洲以外暴力和商业的联系归咎于重商主义。他们忽略了资本主义的强制特征，而它在资本主义的扩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试举一例：在农村公有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中，部分农村人口丧失了安身立命的基础。资本主义能提高人们的总体生活水平，但是自古以来，哪里出现了资本主义，哪里的社会不平等就会加剧。斯密描述的不断增长的财富在分配时极度不均。斯密了解这点，但是此类思考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并未占据重要地位。
亚当·斯密（1723-1790）
对于经济秩序，亚当·斯密做出了一番令人印象深刻的设想。他设想的经济秩序与孔多塞和其他启蒙思想家憧憬的由理智的个人组成的社会相匹配。斯密认为，个人能最好地判断自己的利益。他相信世界上可以有一种脱离专制国家束缚的理性秩序。此前几百年的历史使得斯密不信任统治者的智慧和传统思想。斯密和同时代学者的著作深受启蒙运动影响，它们的内容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资本主义并不是由少数精英强加给心怀抗拒的大众的。资本主义以实际行动批判了历史悠久的不公现象，向付出努力的成功者许诺合理的回报。资本主义创造财富，传播自由。因此，它不仅能吸引商人和企业家，也能吸引知识分子。许多“普通百姓”或许也会对它感兴趣。
资本主义为何没能在中国东部地区发展？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些学者看法不无道理。荷兰和英国是两个在十八世纪末很接近斯密设想的“商业社会”的国家，它们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具资本主义特征。英国和荷兰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也是最自由的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社会不平等现象愈演愈烈。但是社会积累的巨额财富，保证了1500年到1800年之间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工人收入在绝对值上有所提高，相对值大致不变；而在欧洲大陆，如维也纳和佛罗伦萨等地，工人收入绝对值大致不变，相对值却减少了。1500年前后，欧洲西北部边缘地区（尤其是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几乎没有贫富差距；到了1800年，差距已经变得很大。不论是对于精英阶层，还是对于社会大众，这种现象的意义都很重大。在欧洲中部地区，直到“饥饿”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温饱危机（“贫困化”）的破坏力一直在增长，但是这种危机对英国几乎没有影响。1800年前后，英国已经成功地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要在几十年后的工业化阶段才能做到这一点——国民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曾在十九世纪初预言，假如不制定政策限制人口增长，人口增长的速度将超过粮食增产的速度。对于数十万人来说，马尔萨斯陷阱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近年来，经济史学家彭慕兰提出的“大分流”等挑战性观点促使学术界深入讨论了经济史上的突破为什么出现在了欧洲的西北部地区，而没有出现在经济同样发达的中国东部地区。这种经济史上的突破转化成了不断自我推动的高速发展。根据此前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1、如果要解释“大分流”，我们就必须对经济、社会、国家和文化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尽管它们最适于解释的还是生产率和发展的区别。复杂的现实要求我们将视角拓宽至经济史之外，对此，资本主义概念很有帮助。2、通过比较欧洲内部的情况，我们能得出如下结论：英国和紧随其后的荷兰在十八世纪末具备的优势得益于长期的进程，这些进程延续了数百年。因此，在解释欧洲和中国的区别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延续时间很长的缓慢变化。3、国家政府的积极举措、殖民运动和原始工业化也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缺少这三种因素，或者说它们在中国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同。目前的研究结论是，1800年前后，资本主义的形式超越了商业资本主义，具备了左右制度的能力，这是一种欧洲特有的现象。尽管这种资本主义离不开国际联系，但它的完整形式只存在于欧洲的西北部地区。
（本文节选自于尔根·科卡著、徐庆译《资本主义简史》，文汇出版社，2017年6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布，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