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是台湾地区历史学者李贞德的一部法律史作品，2001年出版后，多次重版。2020年，李贞德又对其进行了修订再版。该书以北魏兰陵长公主被驸马殴打流产致死这一经典案例入手，探讨了婚姻暴力、性犯罪、亲属容隐、连坐、夫家认同、男尊女卑等重要而深刻的法律及婚姻伦理议题。修订版的简体版近日出版，本文经出版方授权摘编自该书第二章，标题为后拟。
东晋顾恺之作《女史箴图卷》“同衾以疑”
犯通奸罪的人在古代中国会受到什么惩罚呢？由于史料零散，加上汉初曾经修法改律，还真一言难尽。可以确定的是，今天人们印象中犯了奸淫罪的妇女遭凌迟之刑或石头打死的画面，在古代中国的记载中，是看不到的。中国的第一个统一帝国是秦朝，在公元前三世纪末期建立。从那时候开始，法律便规定，不论是已婚或未婚，通奸都会受到处分。在秦朝的档案中，就记录了一对男女在大白天相奸被逮捕。汉代也有法官为了寡妇与人通奸该当何罪彼此激辩。大家都知道秦始皇是个暴君，但他巡行天下时立碑刻石，却说“禁止淫佚，男女絜诚”，要求夫妇双方都保持贞节。有人以为“性”是古代男人的特权，女人通奸得到的惩罚比男人来得严厉。然而，从现存的资料看起来，秦汉魏晋时代的人似乎比较重视辈分伦理，或身份、时空、情境是否特殊等因素，而不是男女之别。也就是说，近亲乱伦或是不同辈分之间的人通奸，处罚比较严重，男女的差别反而看不太出来。
通奸的罪与罚，单就法律而言，虽然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但放在整个婚姻制度的脉络中，确实是男女不平等的。
浸猪笼，电影《绣花鞋》剧照
奸夫之刑
先说男人吧。在汉代，一个男人如果犯了奸淫罪，他可能被处以罚金、剥夺官爵（如果他原来有官爵的话），或者“耐为隶臣”，也就是剃掉他的鬓角后终身服刑（汉初改律之后才变成有一定的年限）。但若他通奸的对象是人家的妻子，那么劳动等级就得加重，服刑期间会被送去筑城，但可以不剃头，称作“完为城旦”。假使身份特殊，能获减刑，不必筑城，只需捡拾柴薪供宗庙之用，那就必须搭配原来剃掉鬓角的处分，称为“耐为鬼薪”。鬓角变来变去，现代人看起来，大概觉得还真复杂啊！不过，我们却可以发现：古人一方面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另一方面相信毛发代表生命的力量，不愿轻易剃除。所以“髡”“耐”这种剃头的事，确实可以当作刑罚的一部分。
但是，以上所说都只是一般男女之间的事。如果一个男人通奸的对象是自己的姐妹、子女或姑姑之类的血亲，或是长辈，如他的父亲或伯叔家中的妻妾，那么他就有可能被处以死刑。古代大家族之中，父亲的妻妾未必是自己的生母，伯叔的夫人也未必和自己年龄悬殊。同居共食、朝夕接触，有时奸情难以避免，对此法律也大加防范。三世纪末，西晋朝廷修法，继承汉律的精神，规定一个男人倘若和单身女郎或守寡妇人通奸，将被判处三年徒刑，但若和伯叔母通奸，则处以“弃市”，也就是在市场上砍头示众，让大家一起唾弃他。可见乱伦的严重性，必须砍头，就不是剃头所能解决的了。
三世纪初汉帝国崩解之后，中国经历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之后虽然有西晋短短五十多年的统一，但是到四世纪的时候，南迁的汉人和北方的胡人，隔着淮水，各有各的发展，大致上就确定了。南方政权大致沿袭晋律，仍然惩治通奸，而北方维持最久的北魏政权，也是如此。根据《魏书》的记载，鲜卑人在古早游牧的时代，对奸夫淫妇的处罚非常严厉，凡是不在婚姻之内的性行为，都有可能被判处死刑。不过，在拓跋氏南征推进和统治中原期间，曾经六度修订法律，到六世纪初灵太后的时代，对通奸的处分显然已经逐渐减轻了。
由于古代官方的历史学家，比较重视政治人物的影响，喜欢记录帝王将相的故事，因此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绝大多数是关于达官贵人的案件。从这些留到今天的资料看起来，他们通奸的对象，有贵族，也有平民（就像刘辉一样），这些奸夫的行为之所以曝光，多半是被淫妇的丈夫发现或揭穿。例如灵太后摄政时期，广阳王元深和城阳王元徽的妃子于氏通奸，被元徽一状告到朝廷。经过皇族宗室的讨论之后，元深被削除王位，遣送离开京城。还有一个案子，是一名叫贾邈的平民，控告一名叫窦僧演的官员和他的妻子通奸，经过官府调查，窦僧演被判有罪，遭到削除爵位的处分。
从上面的例子来看，不论对象是谁，只要通奸的事实单纯，没有牵涉到任何政治阴谋（譬如叛国罪），这些达官贵人顶多被剥夺官爵，不会因为通奸而受到太严厉的处分。如果他们通奸的对象是寡妇，一旦东窗事发，有的人会遭受舆论的批评，有的人则干脆和寡妇正式成婚，堵了别人的口实。例如，北魏士族卢正思和他守寡的嫂嫂通奸，因而遭到弹劾，但史书中并没有记载他后来是否受到处分。另一名士族郑严祖，则是和堂妹通奸，虽然时人大多引以为耻，他自己却似乎不以为意。还有一名单身贵族裴询，和守寡的太原长公主发生恋情、奸情，事情败露之后，则是由皇帝命令裴询迎娶公主了事。
淫妇之罪
至于女人，在刘辉殴主伤胎案中，崔纂的抗议明白表示，虽然朝廷减免了张容妃和陈慧猛的死罪，处罚仍然太重，不算公平。显然，即使对女人而言，通奸也不是什么大恶不赦的罪行。不过，这究竟是北魏特有的看法，还是历来都如此，似乎有待考察。汉初的法律和案例都显示，未婚女子与人通奸，将遭“耐为隶妾”，和前面提到的通奸男子一样，剃掉鬓角后再去服刑。倘若已婚还与人通奸，就得提升强迫劳动的等级，从事与筑城相对应的舂米工作，称作“完为舂”。假使身份特殊，可获减刑，不必使力舂米，只需捡择白米供祭祀之用，那就必须恢复剃掉鬓角，称为“耐为白粲”。“耐为隶臣妾”“耐为鬼薪白粲”和“完为城旦舂”，在秦汉法律文书中频繁出现，用来处罚通奸男女，其中双方刑责相当，并无男女等差。倒是女子的人妻身份，会影响两人受罚的程度。
秦代法律规定，逃妻应判“黥为舂”之刑，就是先在脸上刺青然后才罚她舂米。最近考古挖掘发现的汉初案例也显示，迎娶人妻的男子，将遭到相应的惩处——“黥为城旦”。由于刺青的印记比剃头难以磨灭，与人妻奸，男女双方既不判“耐”，也无法“完”，而必须“黥”，显示通奸皆须处罚，而且男女刑度相同，但身为人夫不会加重男人的罪责，女人的婚姻状况却会决定罚则的轻重。
人妻身份确实特殊。汉代名臣董仲舒的判案故事中，曾经出现一个例子，说：某甲的丈夫驾船出海，遇见风浪，“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个月之后，某甲的母亲安排某甲改嫁，引起地方官重视，请问朝廷该判某甲何罪？这时，便有法官主张“夫死未葬，法无许嫁，私为人妻，当弃市”，似乎汉代法律对女性重婚或寡妇再嫁有特别严苛的处罚。不过，董仲舒却认为“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认为寡妇只要没有儿子，应该可以改嫁，何况某甲是由母亲安排再嫁，顺从长辈的意思，不是“私自成为别人的妻子”，所以无罪。虽然董仲舒的故事中出现“私为人妻，当弃市”的说法，但是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汉代或之后的魏晋朝廷，曾经根据这类条文处罚通奸妇女。
事实上，古代女性倘若在离婚或守寡之后，再嫁为人妇，不但社会上视为稀松平常，即使奖励贞妇顺女的朝廷也不以为非。汉代女性，因为丈夫太穷而要求离婚改嫁的例子，不一而足。名将张耳的妻子，出身富家，原先嫁了个贫穷的丈夫，离婚之后才改嫁张耳。汉景帝的王皇后，先嫁金氏，后来因为母亲卜卦，发现她将来会大富大贵，才将她从金家夺回来，送到宫中去，果然享尽荣华。至于朱买臣的妻子求去，演成“覆水难收”的故事，就更广为人知了。如果是守寡再嫁，恐怕更是司空见惯。如卓文君新寡，夜奔司马相如；苏武远使不归，妻子判断他已亡故而另嫁他人。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汉代开国名臣陈平的妻子了。她在嫁给陈平之前，曾经五次出嫁，五次守寡，嫁给陈平的时候，已是第六次结婚了。
不过，以上这些例子，都发生在前一段婚姻关系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倘若在前一段婚姻关系存续中，又和别人私为夫妻，就于法不容了。汉代时就曾有三个男人合娶一妻，共生四子，遭到官府处决的案例。当时的法官范延寿表示：“男子贵信，妇女贵贞，今三男一女，悖逆人伦。”有趣的是，由于范延寿认为他们好比禽兽，因此决定将四个儿子交给母亲继续抚养，只处死了三个不知谁是谁父亲的男人。如此看来，男子有纳妾的制度，可以另娶小妻，但女子若一人嫁数夫，即使是在彼此知会的情形下，也被视为违法犯禁。相形之下，丈夫的婚内范围可以随意拓宽，触犯婚外性行为的机会比妻子少，而女性因为没有这种空间，受通奸罪限制和惩罚的可能性相对地就提高了。
话虽如此，以现存的资料来看，魏晋南北朝的女性因为通奸而受罚的故事，仍然非常少。《魏书》在记载涉嫌通奸的贵族妇女时，绝少提到惩处的事。有些妇女明显地受到法律或丈夫的容忍，有些单身的妇女则被迫嫁给她们的情夫。前面提到，和广阳王元深通奸的于氏，似乎就逃过了法律的制裁。而经圣旨撮合，嫁给裴询的太原长公主，不知是在守寡期间，还是在改嫁之后，曾经和另一位高官私通而生了一个儿子，也没听说长公主遭到任何指责或处分。
然而，确实有些通奸妇女被杀，但不是受到法律制裁，而是嫉妒的丈夫所为。这些丈夫后来也必须为他们的暴力行为付出代价。《魏书》就曾记载一个名叫韦融的官吏，因为怀疑自己的妻子通奸而杀了她，但不久之后，他自己也畏罪自杀了。北魏的世家子弟卢道虔娶了宣武帝的妹妹济南长公主，长公主突然暴毙，当时舆论都怀疑是卢道虔受不了公主红杏出墙的传言而杀了她。宣武帝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既未要求调查妹妹的死因，也未对驸马提出警告。倒是宣武帝驾崩之后，孝明帝继位，灵太后摄政当朝，才立刻削除了卢道虔的爵位，禁止他入朝为官，为她的小姑子报仇出气。
总而言之，通奸虽然被视为破坏家庭伦理和婚姻稳定的行为，但在魏晋南北朝，不论男女，都没有人因为通奸而被判死刑的记录，也看不出来妇女通奸会受到比男性更严厉的处罚。这样看来，父系家族伦理中规定的“夫尊妻卑”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似乎并未全面发展。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李贞德/著，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2023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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