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问罗素，自己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

【编者按】

《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两次大战间的维也纳新哲学与石里克的遇害》一书从活跃在两次大战间的一批科学、哲学界知识分子们形成的“维也纳学圈”切入，勾勒了前后约70年的相关“硬文化”的兴衰嬗变，既涉及我们熟知的罗素、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哥德尔、波普尔、包豪斯，更有纽拉特、卡尔纳普等枢纽性人物……这幅宏大画卷不但覆盖欧美，包含科学与文艺的新气象，更有风云骤变，以及战后新哲学的硬核。本文摘编自该书第5章《维特根斯坦施魔法啦》。

维特根斯坦先生是一位卓尔不群的哲学天才，我认识的任何其他人都和他不在一个等级。——弗兰克·拉姆齐

有些作家的个性与其文风不一致，另一些则文如其人。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就属于后一种。他生前只出版了一部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此书文风激烈斩截，寸步不让，一如其作者的为人。对于人生应该如何度过，维特根斯坦有着确定不移的看法。他不会无动于衷，不会摇摆不定，不会妥协折中。他表达观点坚决有力，令人生畏。

他于1889年出生在一个极其富有的维也纳家庭。他专横霸道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对奥匈帝国的钢铁业颇有控制。路德维希同胞八人，五男三女，他的四个哥哥是汉斯、库尔特、鲁道夫和保罗，姐妹是赫米内、玛格蕾特和海伦。八个孩子都被焦虑所困，不过男孩们还是对来自父亲的压力感触最深。卡尔施加着不可抗拒的情绪压力，要求儿子们跟着他做生意，但只有一个儿子表现出了一点兴趣，其余几个则偏爱艺术。卡尔的顽固只是孩子们痛苦的一个因素。他的五个儿子有三个自杀，路德维希自己也常受自杀意念的折磨。汉斯特别有音乐天赋，他1901年逃离父亲，一年后自杀。鲁道夫在1904年将氰化钾滴入一杯牛奶，服毒身亡，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感到羞愧，害怕暴露。库尔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时，在意大利前线开枪自杀——直接原因一直没有确定：可能是因为他的士兵不服从他的命令，也可能是因为他宁死也不愿背负被俘的耻辱。保罗是仅存的一个兄弟，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胳膊；这位钢琴演奏家利用自己的财富和人脉，委托包括理查·施特劳斯、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和莫里斯·拉威尔在内的作曲家创作了一系列单手曲，使他得以延续自己成功的演奏生涯。

卡尔的钱多到他用不着也花不完，因此他成了艺术的赞助人。维也纳分离派展览馆即由他慷慨资助，在跨世纪的前夕建成。设计建造这座楼宇，为的是展出以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为首的那一代先锋艺术家的作品。他的家是一座名为“维特根斯坦宫”的维也纳豪宅，那里经常会举办私人音乐会。勃拉姆斯、施特劳斯、马勒、勋伯格等著名音乐家都受邀参加。

路德维希（家人叫他“卢基”或“卢克尔”）正是在这种高雅的环境中长大的。起初他在家里接受教育，但后来，他被送到奥地利北部林茨的一所实科中学（Realschule）。他的潜力尚未显露：他是个好学生，但绝对算不上出类拔萃，尽管显然比另一位一度与他共处一校的学生聪明。后者在进入政界之前是个成就不高但还算胜任的艺术家，以此混口饭吃，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他虽与维特根斯坦同龄，但比他低两个年级。后来，希特勒会痛斥他以前的老师全都糊涂、无知，有时还精神失常。

1906年，维特根斯坦到柏林就读应用技术大学（Technische Hoch schule）。他寄宿在一对善良的夫妇，斯坦尼斯劳斯和阿黛勒·约勒斯的家里。斯坦尼斯劳斯是一位数学家，他对维特根斯坦寄予厚望，希望他从事工程事业。他几乎是把“小维特根斯坦”当作养子来看待的。两年后，即1908年，19岁的小维特根斯坦搬到了英国北部的曼彻斯特大学。在这个阶段，他的兴趣主要还是在工程方面。在柏林，他研究过热气球；在曼彻斯特，他研究螺旋桨和风筝。

这是飞行的时代。1908年，威尔伯·莱特和奥维尔·莱特两兄弟证明了机器可以在空中飞行，一举登上了头版头条。他们的成功带来了惊心动魄的可能性，必定也吸引了维特根斯坦的想象力。1910年，他申请并获得了一种新型飞机发动机的专利，其设计的工作原理是：用喷嘴管将螺旋桨叶片围起，气体自此喷出，形成动力。

这种发动机所需的计算迫使维特根斯坦做了一些严肃的数学工作，而这又反过来滋养了他对哲学已经萌生的兴趣。他渐渐专注于数学的基础：数学真理是何种真理？数学证明的地位如何？经人介绍，他接触到了《数学原理》，并如饥似渴地阅读。就这样，1911年10月18日，这位年轻的工科生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敲门，向该书的著名作者伯特兰·罗素做自我介绍。

罗素最初还把维特根斯坦这个奥地利人误认成了德国人。他和维特根斯坦之间密切而又跌宕起伏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充分的讲述，本书无须重复。不过对我们来说，维特根斯坦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他如何令罗素以及其他思想巨人，相信他是天才。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维也纳学圈的大多数成员（并非全部）同样为他着魔。与其他人相比，罗素认定维特根斯坦是天才要慢一点儿。好几个星期里，这个烦人的“德国人”都不肯放过他，即使在罗素准备去吃饭的时候，他也要不停争论。罗素对他的判断摇摆不定。他们第一次见面后两周，罗素给情人奥托林·莫雷尔夫人写信说：“我们这位德国工程师啊，我认为他是个傻瓜。他认为没有什么经验性的东西是可知的——我让他承认房间里没有一头犀牛，但他不肯。”

维特根斯坦仍然不确定是否应该回归航空领域，于是问罗素自己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如果他是一个十足的白痴，那么他就去当飞行员；如果不是，他就去当哲学家。罗素在自传中说，他请维特根斯坦在假期里写一篇文章，好让他可以评估他的能力。维特根斯坦照做了，并在该学年的第二学期回到剑桥。“刚读到第一句话时，我就相信了他是个天才，并向他保证，他无论如何都不该去当飞行员。”

事实上，到1912年初，罗素已经确信他找到了自己的智识继承人。“我爱他，觉得他会解决我因为太过年老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他是人们希望出现的那种年轻人。”在自传中，罗素这样描述维特根斯坦：“也许是我所知道的传统观念中的天才的最完美例证，热情、深刻、激烈、霸气。”第一年年底，维特根斯坦的大姐赫米内前来拜访，罗素说了令她大为震惊的话：“我们预期，哲学的下一步重大进展会由你弟弟做出。”

这位英国人成功地让维特根斯坦确信了自己的智识价值，给了这位悲苦的奥地利青年一个活下去的理由。因为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不是天才的人生，一无是处（在“世纪末”[Fin de siècle] 的奥地利，对天才的狂热崇拜已经牢固地树立了起来）。

然而，如果说罗素说服维特根斯坦相信了自己的优秀，从而救了他的命，维特根斯坦却让罗素相信自己能力不足，给罗素的生活蒙上了阴影。到1913年，罗素在讨论逻辑问题时，会对维特根斯坦的看法洗耳恭听。而维特根斯坦虽然并非故意，却让罗素相信40多岁的自己已然落伍，无法再做出突破性、原创性的成就，费尽思虑也只是徒劳，因为他即便再努力也跟不上来了。“我必须给他腾出位置，否则就可能甚至一定会成为一个大包袱。”

维特根斯坦集不容置疑的才华、专横的气场和狂躁的魄力于一身，令身边的很多人为之着迷。在这方面，他与G. E.摩尔的关系很有说明性。摩尔很快就默认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判断是对的，即使面对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反驳，他未能完全把握精髓。他认为维特根斯坦比自己深刻得多，并告诉罗素，每当他们意见不一致时，他“总觉得维 [ 特根斯坦 ] 是对的”。

1913年，维特根斯坦决心与世隔绝以便专心思考，后来证明这是他一生中每隔几年就会出现的一种习惯。他出发前往挪威的峡湾，就在卑尔根市往北一点儿。几个月后，他从那里派人去找摩尔。前往挪威是一段波涛汹涌的漫长航程。摩尔不太愿意去，但发现维特根斯坦的恳求是无法拒绝的。一俟到了那里，摩尔就当起了听写员，记录维特根斯坦口述的逻辑方面的想法。这种安排很怪，很该强调一下：维特根斯坦当时只有24岁，连哲学本科学位都没有；摩尔是教授，在国际上享有盛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维特根斯坦原本正准备离开奥地利前往挪威，但发现这已经不可能，于是他志愿为祖国而战——尽管因为身体状况（疝气），他本可免于征召。让他的上级军官大惑不解的是，他急着要求被派往更危险而非更安全的地方。这让他赢得了嘉奖和非凡勇气勋章。1917年7月，他经历了东线的克伦斯基攻势（Kerensky Offensive），这也是俄国人的最后一次进攻；随后被调往意大利的南线。1918年11月3日，维特根斯坦被俘，随后做了9个月战俘。战争让纽拉特和卡尔纳普在政治上都走向了激进，但对维特根斯坦并未产生类似的影响。相反，它只是让一个本就激烈的人变得更加激烈。在战争初期，奥地利人俘获了一艘俄国巡逻舰“戈巴拉纳”（Goplana）号，在上面服役时，维特根斯坦读了列奥·托尔斯泰的《福音书摘要》，这本对《新约》福音书的综合作品。这提示出，他个性中的宗教和神秘主义倾向正在发展。

他的家人尽力用物资供应和鼓励去支持他，尤其是一心一意疼爱他的长姐赫米内。“对我来说，”她在一封信中写道，“你与这世上一切善好、伟大、美丽的事物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联系多于、也异于其他任何人。”在整个战争期间，路德维希竟得以继续写作，这份手稿就是后来的《逻辑哲学论》，其中包含他在挪威与摩尔讨论过的一些思想。这本书于1918年完稿，这时，维特根斯坦从狱中写信恳请伯特兰·罗素来探望他，以便他能解释这本书。他强调了这本书的重要性。“我想你是不可能来这里看我的吧？又或许你会觉得，这种事我即便只是想想，都太厚颜无耻了。但如果你在世界的另一头而我‘能’去看你，我‘会’去的。”

他们确实见了面，不过是在维特根斯坦出狱后，地点在海牙。德文版的《逻辑哲学论》直到 1921年才出版，并且是在罗素同意写导言之后才出版的（出版商认为，这位著名的英国人的认可能保证这本晦涩难懂的书的价值）。可结果，维特根斯坦却对罗素的此番贡献不屑一顾。他以他那典型的毫不掩饰的方式评价道：“你英语文风中的所有雅致，显然都在翻译中丧失殆尽，剩下的只有肤浅和误解。”在写给朋友保罗·恩格尔曼的信中，维特根斯坦对罗素导言的态度更为冷淡：“他酝酿出了一种我并不赞同的混合物，但鉴于它不是我写的，所以我也并不太介意。”英文版于1922年出版。维特根斯坦得到的预付款是零。版税也没有高多少，尽管这本书后来长销不衰。这将是维特根斯坦生前出版的唯一哲学著作。

在《逻辑原子主义哲学》（一部系列讲座稿，首次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际）中，罗素陈说道，此书中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旨在解释某些观念，这些观念得自我的朋友和从前的学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自1914年8月以来，我没有机会了解他的观点，甚至不知他是生是死”。粗暴地说，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所有的命题都可以分析成越来越简单的成分，直到我们达到不可还原的、相当于原子的元素——物（Ding）。这些原子/物能为心灵直接获知，是实在的最基本要素。

当然，《逻辑哲学论》和逻辑原子主义有一些共同元素。但维特根斯坦认为，实在的最基本层次是“事实”（Tatsache）而非“物”。语言与实在的联系，是在命题的层面上（“猫在垫子上”即是一例命题）。鉴于维特根斯坦对罗素未能理解《逻辑哲学论》一事大为恼火，就无怪乎学界一直争论该书是否应解读为逻辑原子主义的某种展现或某个品种了。

《逻辑哲学论》不容易概括。其形式是一系列编号的命题，分为七个主要部分，形成某种层级结构。最重要的命题是标为整数，如1、2、3等。其下是对这些命题的评述（如 3.1、3.2等），以及对这些评述的评述（如 3.11、3.12……），以此类推，有时甚至到小数点后好几位。它有一个著名的开场白“1.世界是一切情况（Fall）”，和一个更著名的结尾“7.对于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逻辑哲学论》提出论证的方式高度浓缩，往往把许多步骤留给读者去填补。维特根斯坦曾对罗素说，论证有可能破坏论点的美感，并且（据罗素所言）会使他“感觉自己好像在用沾满泥巴的双手弄脏一朵花”。在不到80页的篇幅里，《逻辑哲学论》具有哲学史上罕见的经济性。

根据《逻辑哲学论》，语言描绘实在：语言、思想和世界，三者共有一种逻辑形式。某些词（名称）代表对象。按适当顺序排列的词（命题）反映世界；它们描绘一种可能的“事态”（Sach verhalt）。句子“维特根斯坦用他那沾满泥巴的双手捧着一朵花”，就是在描绘维特根斯坦做这件事的事态。当然，这个命题也可能不是真的——他可能没有捧着一朵花，或者他捧花的方式不是命题描述的那样。

书中有一对关键区分：可“言说”的（ausprechliches），和只可“显示”（zeigen）的。这一点不容易解释，但我们可以这样想。如果我们能用一个命题说些什么，它就必须与某些关于世界的事实有关。“维特根斯坦用他那沾满泥巴的双手捧着一朵花”这个命题可能描绘了一种真实的事态，也可能没有；它“说”出来一些东西，这东西要么为真，要么为假。又，根据《逻辑哲学论》，关于什么是好的、有价值的，或者关于神秘或崇高的命题，并不描绘可能的情况；它们与关于世界的事实无关。就像维特根斯坦说的：“如果存在某种有价值的价值，那么它必定处在一切发生的和既存的东西之外。”而关于上帝、伦理和审美的推定性命题，则最多只是在说一些“只可显示”的内容。

更重要的是，语言虽然可以描述实在，但在描述我们“如何”描述实在这方面，其能力是有限的。正如伦理和审美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是不可讨论的一样，语言本身的骨架也不可讨论。尝试讨论语言的限度，会不可避免地带我们离开意义的疆域，进入胡话的领地。这就给《逻辑哲学论》本身带来了一个出名的悖论：毕竟，维特根斯坦在文中不正是一直在谈论这些东西吗？他在倒数第二段给出了一个回应：“我的句子以如下方式起到阐明作用：理解我的人，在借助它们来登上它们并越过它们后，最终会认识到它们都是胡话性质的（就是说，他在踩着梯子登上了高处之后，必须把梯子扔开）。”

《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两次大战间的维也纳新哲学与石里克的遇害》，[英]大卫·埃德蒙兹著，许振旭译，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