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塔萨尔的文学课

《文学课》，[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著，林叶青译，南海出版公司2022年2月出版，345页，69.00元

1980年10月至11月，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受邀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授文学课，授课时间为每周四下午两点至四点，除此之外，每周一和每周五上午他还在该校的西葡语系办公室接受学生咨询。他在课上讲授的内容很快就编辑成书出版了，如今这本书也有了中译本。根据原版编者的说法，科塔萨尔在此之前曾经拒绝来美国授课——1969年，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他做访问教授，他认为接受邀请是有失尊严之举，因为在当时，拉丁美洲人才外流至发达国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可能今天依然是），而且他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只要美国继续对拉丁美洲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他就不会访问这个国家。

拉丁美洲知识分子与美帝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由来已久。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何塞·马蒂、鲁文·达里奥、何塞·恩里克·罗多都表达过对美国扩张野心的担心，或是对美国的“伟大”发出批判。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曾经被美国领事馆拒签，因为他在签证表上“您是否有刺杀美国总统的动机”这一栏毫不犹豫地勾选了“是”……不过，到了1970年代中期，科塔萨尔激进的反美立场有所缓和，他参加了在美国的一些大学举行的研讨会，直至1980年在友人的劝说下同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课，因为友人开出的条件比较诱人：工作量不大，可以有很多自由读书的时间，并且此地毗邻旧金山，这是科塔萨尔非常喜欢的一座城市。我想，科塔萨尔在他的文学课上表达的政治姿态，也正与伯克利素有的左派传统和氛围相契合。在课堂上，既有他的单向输出，也有他和学生的对话、互动、讨论，这些也都给收进了《文学课》一书中。于是，我们能在书中看到，一个阿根廷作家和一群美国大学生之间展开了一场热烈的探戈舞，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展现出拉丁美洲现代文学的特有魅力。

作家谈文学的文字，向来是很耐看的，往往要比学者的文学理论好看得多。其一大原因，在于作家有创作的切身经验，而学者们则未必——以往的文学学者还是提倡搞研究的同时也搞创作的，随着学科专业化趋势的加强，“学科建设”的推进，学者的论文离创作体验越来越远，甚至离文学本身也越来越远了。如今，文学研究者不额外从事文学创作，几乎成了一种美德。在语言文学专业，说谁“有才气”，几乎是一句骂人的话。科塔萨尔与伯克利学子的对话也提到了类似的话题。美国学生感慨说，科塔萨尔在课上谈的那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有如醍醐灌顶，而此前没有哪个评论家、有分量的人或是相关理论提出过科塔萨尔说的那几个观点；美国会花费数百万美元来培养一个西班牙语博士，培养出来的却是一帮“文学技工”。科塔萨尔回应说：“我真的认为作家可以传递自己的个人经验，建立起一种充满活力的直觉性联系，通过评论那种间接的方式是没法达到这种效果的。最博学、最专业的评论能够提供非常精彩、出色、珍贵的信息，但它肯定缺少了这种更直接、更亲密的联系。”文学研究者们会为科塔萨尔短篇小说中出现的那些奇思妙想寻找合理的解释，说这个象征了什么，那个是什么的隐喻，作家写这个故事是为了批判什么样的社会现实云云，而科塔萨尔在与学生的对话中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我觉得这些故事是被传述给我的，我不是真正的作者。我不会带着三条腿的桌子来这里，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一个灵媒，负责传递或接收另外的东西。”类似的说法，苏格拉底也讲过，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对话体的形式记了下来：“诗神就像磁石，她首先给人灵感，得到这灵感的人们又把它传递给旁人……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作诗或代神说话。”文学研究者一直试图用理性的框架来定义作家创作，作家则一直试图摆脱文学理论的罗网，用非理性来挑战、反驳、嘲弄理性。文学教授宣布“作者死了”，给学生开出长长的理论书单，科塔萨尔则在学生们面前现身说法，分享自己活生生的写作经验。在作家与学生的对话中，伯克利的文学课堂成了生气勃勃的雅典学园。

胡里奥·科塔萨尔

在与学生的对话中，科塔萨尔也打开了自己。开启对话，就是从“我”到“你”，再到“我们”。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和这群美国学生的关系是越来越近的。开始的几次课，他们之间还比较生疏，到后来交流越来越热烈，学生们不再用“您”而是用“你”来称呼他，他也记住了某个爱问问题的学生，他越来越留恋这个课堂，不愿早早离去，他最后说：“我们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了。我很爱你们，谢谢你们。现在，我真的得走了。”这绝不是客套话，而是肺腑之言。在我印象里，与长袖善舞的马尔克斯或是八面玲珑的富恩特斯相比，科塔萨尔是个独来独往的人，这从他的作品里就能感觉出来——文学人物往往是作家自己的投影。《被占的宅子》里那两个把自己关在祖传老宅里足不出户的兄妹，《正午的岛屿》里那个独自为舷窗外的一座希腊岛屿着迷的飞机乘务员，都是喜欢孤独的人。他最著名的那些短篇小说作品都是讲述离奇事件的，看起来和拉丁美洲社会现实关系不大，他像是一个独自躲在阁楼书斋里扇动想象的翅膀的人。在课堂上，科塔萨尔否定了从前的那个自己。他要超越之前的那些短篇小说，超越长篇小说《跳房子》的个人主义。他要“从‘我’跨越到‘你’，从‘你’跨越到‘我们’”，就像他在《曼努埃尔之书》中所做的那样。他向学生们坦陈了自己的这种转变：“我走出了美学的、特别是个人主义的世界，开始有了我们称之为‘历史性’的意识，它仅仅意味着我们发现自己并不是独自一人，我们组成了我们称之为社会或民族的大团体，这对于一名思想者来说，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责任。”他认为，促使他发生转变、让他萌生这种历史性意识的关键事件，就是古巴革命胜利后他第一次访问古巴的经历。他意识到拉丁美洲人民团结起来争取解放的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他意识到作为拉丁美洲作家的民族责任感。他告诉美国学生：“在拉丁美洲的历史动荡中，欠发达、不独立、受压迫的现状共同压制了在诗歌、乐曲、电影、绘画和小说中此起彼伏的反抗之音。我们很少因为幸福而发声，我们的声音中更多的是呐喊而非歌唱。从这个角度看，谈论我们的文学就是去倾听那些声音，理解它们的含义，以及和它们一起为拉丁美洲的今天和明天而奋斗。”在科塔萨尔站在伯克利讲台上的1980年，包括他的祖国在内，多个拉丁美洲国家仍处在受美国支持的军人独裁统治的阴霾之下，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发出反抗的声音而被逮捕，被审讯，被“失踪”，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流亡海外。科塔萨尔在他的文学课上无法回避拉丁美洲现实的话题，他更是积极地去谈论这些话题，让美国学生了解拉美文学与拉美现实之间的深层关系。在强调文学的责任的同时，他又反对流于庸俗的社会现实主义，反对停止在小说美学上的探索。他曾经对墨西哥的记者说过，“我们比以往更需要语言的切·格瓦拉，更需要文学界的革命者而不是干革命的文人。为此，我们必须用我们自己的武器来斗争”。在他看来，文学也是拉丁美洲革命发生的一个维度，拉丁美洲革命需要在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这两个世界中同时进行。革命，就是破旧立新，就是超越传统，发掘新的可能。他在课上阐述了《跳房子》这部作品的三层“革命”意图：一是质疑现实，二是质疑语言本身，三是赋予读者阅读此书的极大灵活性。他还提出了一条迷人的悖论：越是具有文学性的文学作品，就越是具有历史视野和社会影响力。我想，科塔萨尔自己的作品就是例子。虽然他说过，《被占的宅子》这个短篇只是出于他的一个噩梦，但这篇结构精巧、气氛诡异的作品已经成为阿根廷庇隆时代的一份真切记录，它写出了当时笼罩在阿根廷人心头的巨大不安，也成为科塔萨尔最著名的短篇之一。

对于生活在黑暗时代的拉丁美洲人来说，科塔萨尔的作品有两种非常闪亮的价值。一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幻想是令独裁者忌惮的，因为幻想意味着对既定的秩序提出另一种可能。所以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曾经对骑士小说严加审查，并禁止虚构小说在西班牙语美洲殖民地的出版和引进。在流亡中创作了魔幻现实主义之作《幽灵之家》的智利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在自传中写到，智利军政府“严令禁止好奇心，禁止大胆之举”。而在科塔萨尔看来，幻想是可以加强文学揭露现实、介入现实的力量的。他在文学课上说：“我热爱幻想和想象，因此，我试图通过幻想和想象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一切，而实际上这是为了更清晰、更有力地反映我们周遭的现实。……离奇元素、幻想元素的引入能让现实变得更加真实，直白的叙述和细致的描绘原本可能会让它成为一份给读者提供种种事件相关信息的报告，但并非如此，短篇小说通过自身的运作机制充分有力地反映了现实。”另一方面，他认为，幻想文学可以为战斗中的拉丁美洲解放者服务，“因为那些斗士、那些数次面对死亡的人在休息放松的时候会寻找游戏元素，因为他们需要它，而他们也经常读书，听一些与当前任务毫无关系的音乐”。科塔萨尔关于幻想文学的观点，大概正对应文学理论认定的文学的两个基本作用：有用——提供教育意义，发人深省，以及有趣——提供快感，提供审美愉悦。

科塔萨尔作品的第二种价值，是幽默。幽默不但有助于缓和拉丁美洲人因压迫而生的压抑、忧郁心理，更能挑战权威，消解权力话语的淫威。用科塔萨尔在文学课中的话说：“幽默在所有的基石、所有的卖弄、所有被视为权威的话语下面，一刻不停地挥舞着镰刀。幽默是世俗意义上的去神圣化。那些被视为理所应当，而且通常被人们尊重的价值观念，幽默家常常会通过使用文字游戏或者开玩笑的方式将它们摧毁。……借助幽默，作家不仅减少了只是看似重要的东西，同时还展现了各种事物真正重要的特质，那些原本被表象、角色、面具遮住和隐藏的特质。”他还举了一个自己作品的例子——短文《严肃的阿根廷式难题：亲爱的朋友，尊敬的朋友，还是干脆只写名字呢》，整篇文章都在煞有介事地探讨一封信的抬头称呼该怎么写合适，他想通过这篇幽默小文讽刺阿根廷人的自闭心理，让这个阿根廷人不愿公开承认的问题成为问题。他说，“我们无法完全向世界敞开心扉，这很可悲，也很让人心酸，我们倾向于把腰带系得紧紧的，倾向于紧锁自己的内心深处……长久以来，我们一直都有某种沟通上的困难”。考虑到科塔萨尔说这番话时的时代背景，他描述的更可能是生活在极权主义社会中的阿根廷人的心理状态。奥克塔维奥·帕斯曾经也觉得墨西哥人有这样的心理问题，于是他写了《孤独的迷宫》这部散文作品，而科塔萨尔则通过幽默小说的形式触及了这个国民性的问题。科塔萨尔在课上回应学生的各种提问时，也是不断地发出幽默的火花。原来，这个在记者拍摄的照片中喜欢叼着一根烟、神情冷酷、脸上棱角分明的大胡子男人，也是一颗有趣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