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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收藏绕不开的那些人物,《中国书画文献稿钞本丛刊》出版

一套集合各机构珍藏古代书画文献稿钞本,包含10种稀见书画文献,内府、私家藏目珍本的《中国书画文献稿钞本丛刊》近日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面世。

一套集合各机构珍藏古代书画文献稿钞本,包含10种稀见书画文献,内府、私家藏目珍本的《中国书画文献稿钞本丛刊》近日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面世。《丛刊》“初编”所收家藏书画目的原著者,均为研究明清收藏绕不开的人物:曹文埴、曹振镛,翁心存、翁同龢,宋荦、宋韦金、法式善、张丑等等。大量私藏非公开资料首次披露面世,稀见稿钞本文献补全了历史原貌。

古代书画的研究、鉴赏,离不开其作品本身。然而存世作品数量有限,且真伪杂糅,即使是较为可信的作品,也存在着割配、改添、挂名等复杂情况。因此,在书画鉴定时,具有可靠性的书画文献往往起到重要作用。它们记录了古书画鉴藏、传递、品评等信息,为书画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研究依据。在这其中,稿钞本更加珍贵。它们私密、未经刊刻、复本较少,保存至今极为不易。将这类稿钞本集合出版,不但可为书画研究提供更多原始的文献依据,对珍稀文献的保护和传播也具有积极作用。

《中国书画文献稿钞本丛刊》(初编)


近日,集合各机构珍藏古代书画文献稿钞本——《中国书画文献稿钞本丛刊》(初编)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面世。《丛刊》入选了多项重点图书项目,如国家“十四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第一批重点出版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上海市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财政扶持资助项目等。

《丛刊》特邀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景中,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研究员陆蓓容担任主编,进行甄选书目和撰写解题。

“初编”精选书画稿钞本文献10种,分别为:

乾隆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续入字画 清内府 钞本

书画目录(曹文埴家藏目)不署作者 钞本

书画目录(曹振镛家藏目)不署作者 钞本

陔华吟馆书画杂物目(清)翁心存撰 钞本

丁丑暂假检书画记(清)翁同龢撰 稿本

授研斋鉴藏录(清)宋齐魏及后人撰 稿本

观澜阁书画题跋(清)金黼廷撰 稿本

存素堂书目 诗龛藏书目录续编 诗龛书画录(清)法式善撰 稿本

读画记(清)沈铨撰 稿本

清河书画舫(明)张丑撰 钞本

重要藏家藏目集成,明清时代收藏缩影

“初编”所收家藏书画目的原著者,均为研究明清收藏绕不开的人物:曹文埴、曹振镛,翁心存、翁同龢,宋荦、宋韦金,法式善,张丑……

如曹文埴、曹振镛父子家藏书画目。父曹文埴,清代乾隆年间的重臣,官至户部尚书,身后谥“文敏”。子曹振镛,历乾、嘉、道三朝,历任体仁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上书房总师傅,又晋太子太师,旋晋太傅,卒后谥“文正”,入祀贤良祠。

曹振镛像


《书画目录》(曹文埴家藏目)书影


《书画目录》(曹振镛家藏目)书影


另一对父子翁心存(《陔华吟馆书画杂物目》)、翁同龢(《丁丑暂假检书画记》),亦是晚清名臣。前者历任诸部侍郎、尚书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卒赠太子太保,谥“文端”。后者历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为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卒谥“文恭”。当代著名收藏家翁万戈是翁同龢的后代。

如果说曹氏父子的收藏体现了朝廷重臣的收藏面貌,翁氏父子书画目录中则以近人之作为重,可见晚清士大夫收藏之品位、风气。

“两代帝师”翁同龢像 


《陔华吟馆书画杂物目》书影


《丁丑暂假检书画记》书影


翁方纲有一个朋友,名为法式善,也是乾隆时期重要的收藏家。法式善,原名“运昌”,乾隆赐名“法式善”,满语意指“奋勉”,他是唯一参与编撰武英殿本《四库全书》的蒙古族人。《丛刊》中收录《存素堂书目》《诗龛藏书目录续编》《诗龛书画录》,为法式善自定誊清稿本。

《诗龛书画录》书影


清初著名藏家宋荦(1634—1713)收藏甚富,名作亦多。其藏品多被其孙宋韦金继承,《授研斋鉴藏录》成书于乾隆时期,著录者是宋韦金的后人。宋荦的书画收藏远有宋徽宗题签王维《伏生像》、徽宗《竹禽图》、王诜《渔村小雪图》,近有“明四家”“清初四王”等诸多名家之作。《授研斋鉴藏录》的写作历几代人而成,在反映收藏的长期发展趋势上尤有价值。

禹之鼎《西陂授砚图》中宋荦像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授研斋鉴藏录》书影


大量私藏非公开资料,首次披露面世

《丛刊》收录的书目,有不少是从前未经大规模披露的私家内容。如《乾隆二十六至二十七年续入字画》为清内府钞本,首页钤“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北京图书馆藏”两方印,今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未有大规模流传。

《乾隆二十六至二十七年续入字画》首页


清代宫廷藏书画目录,以《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为最,而两种目录的初编完成于乾隆九至十年(1744—1745),续编的编纂则要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乾隆二十六至二十七年续入字画》所录正在二者之间。对比后发现,书中记录的二百三十余件书画作品,《石渠宝笈》续编、三编中同时择入的数量不多。

一方面,这些作品在主流目录中鲜有记载。另一方面,它们一直深藏于宫禁,至民国年间点查清宫旧藏时大体尚在,却往往不见于今日公开的故宫博物院藏品目录。由此可见,乾隆间内府收藏的书画规模,实际上远超今日公开著录之数,《续入字画》一类目录,正可以补清内府藏品之缺。

私人收藏,又如“初编”所录的曹文埴、曹振镛家藏书画目录。作为清代重臣,父子二人的收藏不少来自帝王赏赐,也有诸多同僚、友人之间的应酬之作。因为政治身份,他们的书画目录格外“低调”,不见于公开刊刻的书画著录。国家图书馆所藏曹振镛家藏书画目录,不题书名、作者,也没有序、跋及收藏之印。这些材料的发现和影印,是我们了解乾隆及以后重臣收藏书画情况的有益补充。

《书画目录》(曹文埴家藏目)所记御赐书画


实用收藏工具书,存世书画流传依据

《丛刊》书目中对书画藏品的细致著录,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可靠的书画流传材料,是书画收藏的重要工具书。

简单举例,如《书画目录》(曹文埴家藏目)记载了今藏于故宫博物院王仲玉《陶渊明像》,传世不止一本的管道昇《紫竹庵图》,以及陆治《天池石壁》等。

金黼廷《观澜阁书画题跋录》中今可见于公藏者,如上海博物馆藏沈周 《西山云霭图卷》、文嘉 《曲水园图卷》、南京博物院藏王鉴《仿古山水图屏》、奚冈《云峰晚翠图卷》等。

沈铨《读画记》中则有陆广《丹台春晓》,曾为高士奇旧藏,后归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石涛《溪南八景》图册,今藏上海博物馆;文徵明《剑浦春云》,今在天津博物馆。

王诜《渔村小雪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王诜《渔村小雪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王诜《渔村小雪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陆治《天池石壁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沈周《西山云霭图》,上海博物馆藏


稀见稿钞本文献,补全历史原貌

文献有常见、稀见之别。一般而言,著述比杂录易传,刻本比稿钞本易见。简单理解,稿,即作者原笔,钞,即他人抄录。

以书画史中著名的常见著作——张丑《清河书画舫》为例。研究表明,此书现存的版本有十一卷、十二卷、十二卷补遗三种。其中十一卷本是原书初稿的清初钞本,十二卷本由张丑自行修订,最初也以钞本流传,十二卷补遗本则是乾隆年间综合前二种编辑发行的池北草堂刻本。

乾隆间的学者厉鹗曾有“《书画舫》近时传抄颇多”之感慨。一本书在流行之后,在从钞本走向刻本、形成不同版本的过程中,衍变不可避免。原初写本逐渐少见甚至失传,却有着重要文献价值,不仅记录着作者的本意,也和其他版本一起体现出有关书画知识的增长。

今天易见的《清河书画舫》版本中,四库全书本刊刻自十二卷本,通行的整理本则以十二卷补遗本为基础。因而相关的研究论文,所参照的也多为十二卷本或十二卷补遗本,直接引用张丑原书十一卷本的几乎没有。这种现象的普遍,不可不说是一种遗憾与缺失。

本丛刊影印《清河书画舫》
以国家图书馆藏清钞十一卷本为底本


《中国书画文献稿钞本丛刊》,旨在整理与出版这些珍贵而稀见的稿钞本材料,在文献学的视角上推进今人的认知。

内容全面、细节丰富,收藏史、社会史的一手资料

除此以外,“初编”所录书目内容丰富、涉及甚广,细细读来可以发现许多或重要、或细微的史料。

依旧以曹氏父子家藏《书画目录》为例,作为皇帝近臣投身收藏,未必全出于爱好,也可能出于“工作需要”,体现出个人收藏政治性的一面。同时,由于藏品中包括御赐之物,它也有助于观察出入宫廷的书画流通现象。将父子二人的藏品目录合观,可以对家族收藏、书画作为家族财富的面貌、官商结合的家庭如何分家等问题有进一步的认知。

宋氏家族《授研斋鉴藏录》记录了不少画作的售价,有助于了解清代书画的流通情况。编著者陆蓓容指出,宋家曾在同一年低价出售了一批上等画作,很可能是遇到了生活上的困难;而在当时,王翚等公卿画家的价格反而高于前代古迹。宋氏的家族递藏,也向我们展示了家族衰败后,藏品的散逸轨迹和衰落氏族的普遍命运。

《授研斋鉴藏录》记壬午卖画


《授研斋鉴藏录》记壬午卖画


《授研斋鉴藏录》记文徵明小楷卖五十金


另如翁心存《陔华吟馆书画杂物目》,写作于翁氏自常熟启程赴京任职期间,书中所录,也多为行李清单。书中还夹有书单一张,船钱单片一纸,以及数页“托带信件”清单。这样一些吉光片羽,亦有裨于晚清的社会史研究。

而清人沈铨的《读画记》反映了乾隆时徽州地区的收藏趣味,清末金黼廷《观澜阁书画题跋录》体现了江南人士的收藏趣味,二者皆有助于我们理解收藏的地域性因素。

《陔华吟馆书画杂物目》物品清单


《陔华吟馆书画杂物目》所夹书单


《陔华吟馆书画杂物目》所夹船单


《陔华吟馆书画杂物目》“托带信件”清单


书画史的意义:图文互见的研究

《中国书画文献稿钞本丛刊》的学术研究价值,首先是在书画史上,促成了“图文互见”的研究。

文献与实物是书画史研究的“两条支柱”,而长期以来的书画研究中,“所谓文献与实物的‘互证’,常常只是在已知的领域内做证明题,提供的新知识非常有限”。

如陆蓓容所言:“假如藏家谈论书画的私人著录或笔记得以保存,意味着我们可以跨过实物存亡的限制,探查某人在某一时间节点上的藏品整体面貌,进而综合地理解并说明其选择。假如我们甚至拥有此前、此后的若干文献材料,更可排比观之,尝试构建一段时空中的历史背景,以价值观的变化为线索,合理地反思、审视与重建现行的叙事逻辑。”

(本文据上海书画出版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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