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盖棺论定：宋人为何给自己撰写墓志？

在中国古代墓志铭撰写中，有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值得引起关注，那就是墓主生前为自己撰写墓志铭，对一生进行回顾并加以整体性评价，很有自我盖棺论定的意味。为自己撰写墓志这样的现象在宋代之前也时有发现，唐代自撰墓志铭较为知名的人物有白居易、杜牧、王绩以及韩愈之子韩昶。宋代有哪些自撰墓志铭、这些墓志铭有什么样的特征、为什么会在生前为自己撰写墓志的情况出现，都是比较有趣的话题，下面我们就尝试进行解答和分析。

宋代有多少自撰墓志铭？

两宋时期，自撰墓志铭虽不算多，但根据统计仍然算是中国古代自撰墓志较多的时代。自撰墓志的现象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当中都有显示。

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卖油翁”中主人公陈尧咨的哥哥，北宋仁宗朝宰相陈尧佐庆历四年（1044）去世，他在临终前一天“自为墓志”。（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4页）据理学先驱程颐讲，他的父亲程珦70岁时，“自为墓志及书戒命于后”，（《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12《书先公自撰墓志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46页）完成自撰墓志15年之后才去世。有“南宋中兴贤相之首”美誉的赵鼎，根据《宋史》记载，他去世之前也是“自书墓中石”。（《宋史》卷360《赵鼎传》，第11294页）

后世出土的宋代墓志当中，也有部分自撰墓志。例如：明代正德年间，民众在曾经发掘出宋人韩潭的自撰墓志：“明正德间，民有掘得潭自撰墓志铭碑者。”（《（同治）霍邱县志》卷1，《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20》，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4页）并把墓志文字记录在霍邱县志中。北宋中期陈封的自撰墓志，收录于同治《饶州府志》中，编撰者还详细记录了这方墓志在清代出土之后的波折：“咸丰辛酉，郡局办团过安仁邓家埠，闻于土人五年乙卯有出土宋碑，觅之不获，旋闻为陈氏墓石。前任县丞曾拓数纸，土人虑别启争端，槌石埋之，故不可得。前丞省垣候补，尝过访，坐谈，丞出新装拓本见示，缕悉其详，因丐得试墨初稿一纸，携入羊城，装池成帙，将采补入志。”（《（同治）饶州府志》卷30《艺文志五》，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3163-3164页）通过记载可知，陈封自撰墓志出土之后，县丞派人做了一些拓片之后，直接敲碎再次埋入地下，只是因缘际会拓片被锡惪获得，才在《饶州府志》中留下了这方珍贵的宋人自撰墓志。2013年，杭州出土的南宋洪起畏墓志中这样写道：“今年□□□无几，豫笔此援□□及□俾俟其殁，刻而纳诸圹。”（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文物馆编著：《临安洪起畏夫妇合葬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33页）可知洪氏墓志为自撰，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者公布的宋代墓志当中，唯一一方自撰墓志。

经笔者调查，两宋共有自撰墓志铭35方，因各种因素亡佚不存者16方，现在仍然能够看见的有19方。这些墓志当中，北宋时期17方，南宋时期18方，分布相当均匀。就自撰墓志的写作时间而言，自北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开始，以迄王义山、洪起畏和周密由南宋入元为止一直存在。就作者亦即墓主的身份而言，既有曾身居高位的窦贞固、陈尧佐、宋祁、赵鼎，也有仕宦颠簸、困顿下僚的程珦、彭愈，还有一生从未步入仕途的陈封、韩潭等，分属于不同阶层。就内容而言，有的寥寥数语，有的数百字，更有一千余字甚至近两千字者，长短不一。

洪起畏墓志

宋人为何生前为自己撰写墓志铭？

墓志铭的撰写，一般情况是墓主去世之后，由家人提供墓主生前资料，请他人撰写。是什么情况促使墓主去世前以自己为对象，直面自己的生命，审视并评价自己的一生，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话题。通过对宋人自撰墓志铭的考察，笔者认为大体有四种原因。

第一，墓主为自己撰写墓志铭，用来表达一种超脱生死的豁达境界。据《宋史·陈充传》记载，他年轻时候家境优渥，日常生活中少不了音乐和美酒，对做官从政兴趣不大，放浪不羁。虽然宋真宗非常欣赏他的博学多才，但他并不在意，所以《宋史》总结强调指出，陈充“性旷达，善谈谑，澹于荣利，自号中庸子”，（《宋史》卷441《陈充传》，第13040页）这样随性超脱的个性，自己撰写墓志并不意外。又如，宋仁宗朝宰相陈尧佐自撰墓志这样写道：

有宋颍川先生尧佐，字希元，道号知余子。年八十不为夭，官一品不为贱，使相纳禄不为辱。三者粗备，归息于先秦国大夫、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哉。

陈尧佐活了80岁，在当时算是高寿；官至宰相、阶官一品，称得上位极人臣。活脱脱一个人生赢家，临终自撰墓志，虽寥寥数语却重点突出地展示出了个人取得的成就，自得、自信与超脱之情溢于言表。

再如，蒲远犹庆历六年（1046）进士及第步入宦海，然而他一直宦海沉浮，沉寂下僚，在宋代官员迁转法的指挥下疲于奔命，甚至出现了差点导致全家性命不保的严重事故：“到官踰年，病脚气寻医，归至舒州长风沙而舟坏，全家几葬鱼腹。”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和生活波折的双重打击，让蒲远犹萌生了随遇而安、放弃回归故里的念头，定居蕲州（今湖北蕲春县），纳妾生子，悠然自得，以至于其在墓志中大发感慨：“予生太平时，无可铭之具，衣帛食稻，大耋而不衰，但乾坤中一幸民耳。”（《（光绪）黄州府志》卷39，第1392-1393页）蒲氏夫子自道之语，当是其直面坎坷生活后的释然。

第二，理想与现实巨大反差之下，墓主借助自撰墓志，发泄胸中的郁郁之情。北宋韩潭在自己墓志中，用较大篇幅回忆了自己刻苦求学的经历和高远的志向：

潭幼而颖悟，喜读书，日诵千言。既长益坚，然膏继晷，浩然有凌云之志。六经诸子，历代史牒，无不研究，往往手自编录。至于阴阳卜筮、人伦医术、天文地理，虽非所长，皆涉猎……为性坦率，不善办事。唯耽于吟咏，率尔而成。

文字之间透露出自己博通经史和自己较高的文学水准，可谓自信满满。但是，韩潭的科举求仕经历却相当坎坷：“一生困于场屋，蹉跎已老。政和二年春，特恩授荣州文学，继授将仕郎，调延州延县主簿，未赴。明年孟夏，感疾卒于正寝，享年六十有四。”通过描述能够发现韩潭其实一生科举屡遭挫折，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晚年以特恩授官，未赴任即去世。以至其在铭文中写下了“一官兮虽被乎圣泽，寸禄兮不沾乎君恩”的满腹牢骚之语。（《（同治）霍邱县志》卷15《艺文三》，第497页）韩潭正是借助自撰墓志铭，形象地表达了在远大志向和蹉跎现实纠葛下的不满。

孙福翁在自撰墓志中，对其一生有高度的概括：

年十余岁，通九流，应科举不偶，退而编三皇五帝而下迄于五代，名曰《野史》。纂无极、太极以来至于时政，名曰《墨兵》。录天地事物之变，及乎品汇流形，名曰《繁露》。凡百二十卷，他作亦百二十卷。壮而抱剑游四方，上督视史公筹边十策，调以归州巴东尉，笑而去之。归而读佛氏所谓大藏经，又悉加之纂注。梦游香醉山，因自号香醉山人，大悟生死法。（《黄震全集?黄氏日钞》卷97《孙承节墓志铭》，第2506-2507页）

韩潭自撰墓志铭

根据自我描述，我们大概能看到一位学识渊博却无缘学而优则仕的失意士人，在边事四起的情况下仗剑而行却不被重视的爱国人士。孙福翁在报国无门后返回故里，终老于佛家经典，属于一生苦求有所作为而不得的典型，完美诠释了什么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第三，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求铭有所不便，自撰墓志暗含了墓主的自我释放。二程父亲程珦在自撰墓志中要求不需要他人为自己撰写墓志碑铭文字，主要原因是他人撰写的墓志溢美现象严重。然而，这样的理由远不足以概括他自撰墓志的全部。程珦墓志中透露他在熙宁年间“厌于职事，丐就闲局”的情况，也就厌倦了仕宦期间的繁杂事务，请求调到清闲衙门“躺平”。不过，程颐在《先太公家传》中讲的较为明白：

熙宁中，议行新法，州县嚣然，皆以为不可，公未尝深论也。及法出，为守令者奉行惟恐后。成都一道，抗议指其有未便者，独公一人。时李元瑜为使者，挟朝廷势，凌蔑州郡，沮公以为妄议。公奏请不俟满罢去，不报。乃移疾，乞授代，不复视事。归朝，愿就闲局，得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宫。岁满再任，迁司农少卿。南郊恩，赐金紫。以年及七十，乞致仕。（《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12《先公太中家传》，第649页）

对王安石变法不满的情况，是程珦自撰墓志中没有丝毫提及的。可见程珦被贬和要求致仕都与自己反对变法有关。程珦去世于元祐五年（1090），经历了北宋中晚期政治风波不断的他，之所以要求后嗣不要求他们撰写自己墓志，或与当时政治形势及其被贬的经历有关，自撰墓志是他夫子自道的释放。

南宋初期名相赵鼎的例子更为典型。赵鼎南宋初官至宰相，然随着宋高宗对赵鼎集团的猜忌，以及宋高宗、秦桧和赵鼎集团在宋金和议上的意见相左，导致赵鼎罢相并一再被贬，以至于到了“身死族灭”的危机境地。（高纪春：《赵鼎集团的瓦解与洛学之禁》，《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在这样的环境下，赵鼎去世时自撰墓志，通篇叙述自己迁官顺序，并未涉及其他内容。然仔细揣摩，其中或有更为深层次的意涵值得发掘。赵鼎在叙述建炎初年仕宦时云：“五月，从驾还建康，对于普宁寺行宫。六月，除左司谏。七月，改殿中侍御史。八月，从驾平江。九月，除侍御史，从驾越州。”在记载宋高宗亲征时曰：“十月，扈从亲征，驻平江。乙卯正月，扈从还临安。”从上述“从驾”和“扈从”过程中，可以看出赵鼎在南宋初期的重要地位。而其在贬斥期间，常称“引疾奉祠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引疾除观文殿大学士”、“引疾除检校少傅”等，（《家训笔录》卷1《自志》，第78页）这是宋人话语体系中典型的“政治病”，是因政治形势变化后个人被贬斥的另一种隐晦表达。赵鼎墓志中丝毫未言及政治纠纷内容，这显然是当时大的政治环境所造成的。

第四，通过自撰墓志铭，表达出宋元易代之后的“遗民”心态。南宋晚期的周密以恩荫入仕，仕宦期间曾“大忤时宰意，祸且不测”，并不顺利。随着南宋灭亡，周密隐居不仕，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前朝遗老。这种遗老情节，也隐晦的表达于他的自撰墓志当中：“异时故巢倾覆，拮据诛茅，至是又为杭人矣。”虽表面上在说明居住地的变化，实则强调故国覆亡后的颠沛流离。而他对自己生平总结道：“自惟平生大节不悖，先训不叛。官常俯仰，初终似无慊，怍庶乎可以见吾亲于地下矣。偷生后死，甲子且一周。”（《珊瑚木难》卷5《弁阳老人自铭》，第368-370页）既是对自己不仕元朝的自我表白，又显示了其对故国的眷恋和对节义的坚守，遗民形象和心态跃然纸上。

王义山的例子则稍显特殊。王义山字稼村，景定三年进士。他在入元之后仕宦多年，晚年这一改节背宋造成了自己心里极大的痛苦，（李佩伦：《论元代诗人王义山——兼论元代前期南方诗坛》，《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这在他自传墓志中反映的较为突出。王义山自撰墓志中，全篇使用宋朝年号，极其详尽的叙述了自己在宋朝的宦海沉浮，而记述所有入元之后事情均以干支纪年，且丝毫没有提及自己仕宦元朝的事情，仅仅以“读书”与“卜居”等模糊处理，可以看出其内心的挣扎。而且，王义山重点突出了其对读书求仕的悔意：

独不幸而读书，又不幸而窃科第，又不幸而立乎人之朝。向使不读书、不窃科第、不立乎人之朝，岂不陶陶然天地间一民。既读书，既窃科第矣，既立乎人之朝矣，而谓一民之不如。呜呼！必有不如者矣！”（《稼村类稿》卷29《稼村自墓志铭》，第207-209页）

这实际上表达了对晚年仕宦元朝的否定和“悔恨”，或可从此层面认为，王义山正是借助自撰墓志表达出一种另类的“遗民”心态。

结语

墓志铭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文体，其出现于魏晋之际，至公元六世纪前后文体逐渐稳固。就宋代墓志铭而言，其首题、志文、铭文等都有较为稳定的文体格式。具体到宋人自撰墓志，有些从内容到形式，和请别人撰写的墓志没有任何区别，中规中矩。有些自撰墓志仅寥寥数语，形式上不拘一格，如陈尧佐临终前自志墓志即云：“有宋颍川先生尧佐，字希元，道号知余子。年八十不为夭，官一品不为贱，使相纳禄不为辱。三者粗备，归息于先秦国大夫、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哉。”（《渑水燕谈录》卷2，第14页）简单提及自己的年岁、仕宦和归葬地。宋祁去世之前自撰墓志铭曰：“左志：祁之为名，宋之为氏。学也则儒，亦显其仕。行年六十有四，孤草完履。三封之南，葬从孔子。右铭：生非吾生，死非吾死。吾亦非吾，要明吾理。”（《宋景文笔记》卷下《左志右铭》，第71页）极其简单的涉及了姓氏、享年及葬地。

需要注意的是自撰墓志铭的标题（首题或额题）部分，传世文献多少会加上标题用来标识后文的主要内容。但两则出土自撰墓志——魏宜、洪起畏的自撰墓志，全部没有标题（首题或额题），墓志开篇就是序文部分，直入正题。这是不是自撰墓志由纸本到石本的最终形态？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这样问题的答案，有待更多出土自撰墓志加以印证。

魏宜墓志

综合而言，宋人自撰墓志铭在宋代墓志铭撰写当中绝非主流，但在两宋时期不时出现。和唐代10方自撰墓志铭多出于“政治和文化圈有相当地位和影响力的人物”相比，（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5页）宋代自撰墓志铭数量更多，墓主阶层分布广泛，呈现出更多样化的面貌。

延请他人撰写的墓志铭，撰者不可能记载墓主的方方面面，其字里行间对墓主人生仕历的记叙，其实也属于一种有选择的历史记忆。而且，墓志撰者大多是墓主生前自我选定的作者，或是其子弟选定的。他们认为这些撰者对于死者知之甚深，能够传达出死者需要褒扬于世的人生意象。但，也难免有托非其人者，有着与墓主、丧家理念偏差的历史书写。宋人的自撰墓志，彻底摆脱他人撰写墓志表达不尽的顾虑，借助自己的文笔，将自我独特的一寸心思留存于世，更逼真的人生意象和心思，其间的幽微曲折，很值得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