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名衔：德意志贵族和他们的时代

名衔是贵族最典型的象征。它既是上流社会得以构建的身份基石，又将贵族曲折动荡的命运凝缩在一串长长的姓名和头衔（Titel）中，给人以多样化的历史想象。其中，贬低贵族并斥其为“令人生厌的寄生群体”（语出劳伦斯·斯通）者大有人在；旨在描绘宫廷贵族日常的书籍也不少，不遗余力地渲染欧洲贵族那浮华艳丽而又令人钦羡的生活方式，以及如茜茜公主一般雍容华贵的气度。

电影《茜茜公主》剧照

贵族形象在史学家笔下变幻不定渊源有自。历史学家维尔纳·孔策在《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词典》中指出：“贵族是在权利和义务上优于民众（包括农民、中世纪以来的市民）的世袭阶层，这一阶层通过排斥平民的内部联姻得以封闭……但一切与传统贵族概念和社会等级制相联系的特权都成为了现代革命的牺牲品。”

然则这一论断与18世纪以后德意志贵族展现出的群体生命力有所出入。中文学界以往关于德意志贵族史的研究便着眼于此，注重考察德意志贵族如何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保全自身的特权及地位。邢来顺教授指出，德意志贵族阶级面对资产阶级的崛起时采取了适时而进的 “防御性”政治策略，贵族在经济上资产阶级化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贵族化成为贵族阶级在近代社会中维持其政治统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在其著作《德国贵族文化史》中，邢来顺教授更在占有大量文献史料的基础上考察了德意志贵族阶层的饮食、服装、婚姻等文化传统及其动态演变，为读者展现了更贴近真实的近现代德意志贵族文化生态。

邢来顺教授对德意志贵族文化的探讨止步于1920年代，但德意志贵族的历史生命力并未随着1918年魏玛德国废除贵族制度而彻底消失。贵族群体在纳粹时期、两德时期乃至于统一后，都以独特的方式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特别为人所知的则是施陶芬贝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刺杀希特勒未遂的反纳粹贵族集团领袖。贵族在魏玛共和国之后的德国现当代史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除此以外，作为同质化存在的“贵族阶级”概念也值得重新审视。王志华博士关于18世纪德意志贵族群体转型的研究，特别是有关施泰因家族（Stein）家庭教育的探讨指出，德意志贵族在面临着资产阶级挑战的同时也拥抱着启蒙教育观念，“致力于通过道德和知识教育将孩童培养成为具有服从性和功能性的现代个体”，亦即采取适应性策略来维系其上层地位。因此，个体化的生存方式不仅是18世纪德意志贵族的固有策略，更是考察18世纪及其后“贵族资产阶级化”不可忽视的重要角度。

结合长时段和个体化的考察视角，青年翻译家陆大鹏先生的《德意志贵族：一个群体的生活、历史与命运》（以下简称《德意志贵族》）一书以大量德语及英语文献为基础，力图打破“德意志贵族历史终于魏玛”的书写传统，将德意志贵族的历史向下延伸。陆大鹏是近年来国内世界史引进著作翻译领域内的佼佼者，尤其在欧洲中世纪、近现代史方面已有多部译著推出。全书正是以概念辨析为立足点，对过往学界采用的贵族头衔译名作了细致考辨，厘清了德意志贵族诸头衔及其准确翻译方式，并从等级体系、历史沿革、日常生活等方面叙述了德意志贵族发展的历史现象，例证丰富且生动。

《德意志贵族：一个群体的生活、历史与命运》

德意志贵族起源于古典时代日耳曼的部族酋长和武士，有着固定的生活范围和群体共性，内部却差异颇多。他们大致生活在今天联邦德国境内，兼及部分神圣罗马帝国的疆域以及其外的德语文化区。与欧洲贵族一样，德意志贵族具有高度的社会排他性，地位优越、爵位世袭，且拥有类似的心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即便如此，德意志贵族并非如其概念所表述的那样以同质化的方式存在。最能体现贵族内部差异的征象当属其头衔。德意志贵族的头衔体系起源于法兰克王国的“军盾”制度，既象征着中世纪以来皇帝赋予贵族以世袭采邑的特权，又暗中将贵族按次序组织起来，形成协同治理、拱卫皇权的保障机制。从名义上统御德意志全境的皇帝（Imperator），到国王（K?nig）、大公（Erzherzog/Gro?herzog）、选帝侯（Kurfürsten）等邦君显要，再到公爵、伯爵等形形色色的爵位持有者乃至于骑士和无头衔贵族，德意志贵族的头衔体系以差序为原则，等级森严，在领地面积、权力大小等方面有着清晰的界分。这构成了中世纪欧洲贵族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基础。

若说中世纪早期是德意志贵族的“黄金时代”毫不为过。贵族以世袭领地为基础，通过联姻、收购、吞并等方式扩充着自己的领土范围，亦扩张着自己相对于皇权的自治权力。也正是自中世纪晚期开始，德意志贵族被抛离了自治领地“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隔绝状态，开始卷入历史长河的滚滚波涛之中。黑死病猖獗和气候骤变带来的经济逆行让贵族内部权势结构发生着极化，一部分权势日炽的贵族开始走上“领邦化”（Territorialisierung）道路，试图构建近代君主专制国家称霸一方。穷困潦倒、负债累累的贵族则走向失去独立主权的“陪臣化”（Mediatisierung）末路。其后，宗教改革的爆发又让贵族为信仰所分裂，新教势力与天主教势力此长彼消，互相缠斗，最终达成“教随邦定”原则的妥协。法国革命时，拿破仑的铁蹄不仅给德意志带来了启蒙思想，更踏平了不服从于他的弱小诸侯。大规模“陪臣化”运动随着莱茵邦联的建立而展开，德意志贵族纷纷站队支持或不支持这位法国将军，然则谁在“陪臣化”运动中大受其利，谁便在接下来的维也纳会议里损失惨重。萨克森王国的命运就是最好的例证。

贵族阶层最大的敌人之一——资产阶级，在19世纪也悄然崛起，并一步步让本就捉襟见肘的德意志贵族陷入难以挽救的危机之中。1848年革命非但没能废除贵族制度，反而形成“容克议会”的格局，政治体制现代化的道路举步维艰。这些把握着普鲁士议会的东部地主乡绅，在三次王朝战争后成为俾斯麦治理第二帝国的阶级柱石。然而德意志资产阶级也并未束手待毙。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19世纪，资产阶级以专业技能和知识优势迅速占领了法律、财政、经济等诸多领域，将贵族势力限制在农业和军事领域中。资产阶级地位的抬升极大地刺激了德意志贵族的情绪，反犹主义、保守主义等敌视现代社会的思潮在19世纪末也开始萌芽。

紧随其后的20世纪上半叶则是德意志贵族走向绝路的时代。一战以后，帝制崩溃，国家动荡，贵族制度被《魏玛宪法》连根拔起。在魏玛共和国，德意志贵族失去了自己往日的经济和政治依凭，转而加入反对共和国的政治阵营中。他们或渴望复辟君主制，或信奉极右翼意识形态，诉诸暗杀、行刺、暴动等方式，试图推翻这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共和体制。纳粹崛起后，德意志贵族有的接受纳粹政治理论，反对共产主义与共和体制；有的为纳粹党人慷慨解囊，助其在贵族沙龙中崭露头角；有的出于经济利益，与纳粹成为同路人；还有的，则怀着复辟君主制的保守主义幻想，虽然一度靠近纳粹，最终与之渐行渐远。可是，在纷纷靠拢纳粹的贵族以外，施陶芬贝格、“克莱绍集团”（Kreisauer Kreis）等这般敢于反抗纳粹的志士仁人却毅然决然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以自己的生命证实了贵族最看重的品质便是荣誉感（Ehre），在德意志贵族已然集体道德沦丧的黑夜里燃起了一丝微光。

施陶芬贝格

1945年，德国迎来了战后的“零年”。德意志贵族此时面对着新的时代考验——只是这一次他们不再是决定时代走向的舵手。德意志贵族在民主德国被定为剥削阶级，虽能在外交等有限领域发挥作用，却仍饱受敌视打压；在联邦德国的贵族虽则失去了往日地位，但作为社会精英群体，仍有较高声望。新的贵族社团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但“贵族的时代”的确是已经过去了，并且不会再回来。尽管如此，德意志贵族仍能发挥他们的余热，就像作者在采访奥地利君主复辟组织“黑黄联盟”代表时所得知的那样，他们还在积极通过传播和教育等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德意志贵族和君主主义，却“绝不会寻求通过革命或政变来实现政治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德意志贵族在历史兴亡的背面，绣上了以高雅为底色的文化之花。他们言语伶俐，长袖善舞，时而在狩猎场上纵马驰骋，时而又在宫廷舞会上翩然如飞。提起如椽之笔，便写下一部部瑰丽神奇的童话、一首首动人心魄的诗歌。举起手中宝剑，便决心以鲜血捍卫名衔的荣耀，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尽忠皇室。除此以外，德意志贵族还以极强的社会责任感经营着慈善事业，为贵族的头衔更增添了一份崇高的责任。

回到《德意志贵族》，全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和轻松晓畅的语言为读者展现了德意志贵族及其对时代变动的因应。特别是大量的个案研究，如以格鲁姆巴赫与教会恩怨为切口阐明何为德意志骑士的私战及其消亡原因、以弗朗茨·约瑟夫的舞会为个案描绘德意志贵族的宫廷生活等等，既提高了说服力，更为本书的叙述增添了生趣。然则个案事例的丰富如果缺少叙事主线的引领，便往往给人以堆砌之感。前文所述，目前中文学界有关德意志贵族研究的核心命题，亦即“贵族资产阶级化”，就被淹没在本书庞杂的贵族个体事例之中，难以让读者把握住德意志贵族的历史发展脉络。

在章节安排上，本书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举例而言，第三部分“社会篇”中“德意志贵族的职业与事业”一节对实业家富豪和军事贵族的探讨，与第二部分“历史篇”中的部分章节多有重复，如对第二帝国和纳粹时期贵族职业和贵族军官角色的剖析等等。这固然与19世纪以后德意志贵族占据职业的单调性有关，但如能按照某一条主线而不是多线并进来把握德意志贵族的群体特征，也许能较大程度上规避内容繁复的问题。如邢来顺教授便是按照领域来叙述德意志贵族文化的不同方面，思路清晰而流畅。

然则瑕不掩瑜，本书在辨正贵族头衔译名方面作出的贡献不可忽视。在历史知识普及方面，本书语言生动晓畅，讲解深入浅出，既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文献资料，更发挥了历史学面向公众、传播知识的公共功能。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德国和奥地利亲自采访了贵族社团组织成员以及贵族史专家，对现实中德意志贵族的处境也抱持着深刻的关切，真正让历史学成为“过去与现实之间永不停歇的对话”。

正如谚语“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表明的那样，德意志贵族享受着名衔附随的诸多特权的同时，也为其沉重承担着足够的责任，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直到他们的形象逐步消隐在历史幕后，成为旧时代的孑遗。德意志贵族既见证着他们的时代，改变着他们的时代，也为不属于他们的时代所改变和摧折。他们的告别亦如那贵族诗人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ahl）所写下的诗句，“满怀着哀伤，气势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