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哲学：如何澄清现代技术的本质？

一

什么是现代技术？我们如何恰当地谈论现代技术？随着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有关技术的讨论愈益热烈。它不再只是一个技术专家在实验室里处理的问题，而是成了社会舆论、影视作品和思想对话的热门主题。这当中充满了许多非常可疑的谈论方式，如赫拉利的现象级畅销书《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中就有许多值得检讨的谈论方式。再比如，影视作品和大众传媒中充斥了各种机器人要统治人类的想象，这些想象已然成了一种当代人的“技术乌托邦”。或悲观或乐观。在这些谈论和想象中，悄然混杂着许多未经审查的历史哲学成见，乃至晦暗不清的神学要素（如末世论）。许多可疑的乃至不合法的话语方式四处蔓延，化为一些危言耸听的标题，预言甚至助产某种尚未到来的大变革。检讨这些谈论方式，或批判当代人的乌托邦想象，因此是当下思想的一个重要任务。不过，本书暂不打算直接切入这些主题，而是以这些问题为背景，讨论现代技术的本质。我们只有澄清了现代技术的本质，才能进一步去检讨那些流行的谈论和想象。

在当代哲学中，本质却是一个十分可疑的说法，一个落伍的词汇。一旦提及本质，仿佛就落入了旧形而上学的窠臼。我们仍然选用这个词语，是因为这个词语在技术问题的分析框架中仍有恰当的指示作用。我们将其用作路标，指示我们去考察技术所处的本质关联。这种考察意在揭示，只有从这种本质关联出发，现代技术才能得到恰当理解。而我们通常不可避免地误解现代技术，就因为这样一种本质关联并不会自动浮出水面，它毋宁总是倾向于隐匿自身。一旦遮去了本质关联，对于现代技术的误解、崇拜和虚假意识就会泛滥开来，这个本质关联的统治地位也就愈发稳固。哲学对于技术本质的追问因而是一种马克思和尼采意义上的批判，而非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沉思。不是反映和静观，而是揭露和批判。

这种本质关联的揭露和批判相应地也绝不声称完备性，而是始终处在进一步揭露和深入批判的可能性中。这是我们的本质概念不同于旧形而上学的第二个方面。所以，我虽提出资本—科学—技术的三位一体结构，可绝不认为这是一个封闭的结构，比如民族国家就是可能的“第四要素”。端出这个结构，也就是先搁置对其他要素的讨论，先将这一个结构作为相对自足的本质关联来讨论，是解蔽之思的第一个步骤。就此而言，“本质”概念所蕴含的“本质化”方法在这里还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即尼采意义上的“实验哲学”的方法，这是区别于旧形而上学的第三点。

二

所谓资本—科学—技术的三位一体结构，是指只有从这三者之间的关联出发才能理解三者中的任何一者，它们的本质就在于这种关联，这种关联才是本质所在，这种关联也因此是一种本质关联。具体而言，当下的资本实际上是科学—技术—资本，脱离与科学—技术的这种本质关联，就无法充分理解资本。只要瞥一眼各类富豪榜、回顾一番高科技，尤其是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就会清楚地看到，当代的资本，其增长在总体上主要凭借科技创新。凡是赶不上科技创新的风潮，或在科技创新的关键节点上走错方向的企业，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淘汰，如柯达、诺基亚这些红极一时的跨国集团，都在智能手机、在苹果华为们的快速崛起中迅速败退。如利奥塔所言，“18世纪末第一次工业革命来临时，人们发现了如下的互逆命题：没有财富就没有技术，但没有技术也就没有财富”。资本与技术的这层关联已经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古老命题，无需多言。

更值得注意也更少得到思考的是，当下的科学实际上也是资本—技术—科学。离开与资本—技术的本质关联，就无法充分理解现代科学。现代科学以课题规划的形式展开，不再是倚靠个体好奇心和求知欲来推动的事业，而是以课题组和实验室为单位的集体研究，具有明显的“学术工业”的特点。随着“科学成为一种生产力”，“那些在企业中占优势的工作组织规范也进入了应用研究实验室：等级制、确定工作、建立班组、评估个人和集体的效率、制定促销方案、寻找客户，等等”。在现代科研体系中，个体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对真理的热爱虽然不乏意义，可绝不是这个体系的发动力，毋宁只是体系的润滑油。如果依赖于个体的求知欲，如果研究只是闲暇之事，那么科学的发展就会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偶发性、随机性，而这正是课题规划所要竭力避免的，是不能被现代科学的本质所允许的。这样一种科学的发展根本脱不开技术的应用和资本的支持，并且资本之所以会支持科学，根本上并不是出于真理之爱或慈善的目的，而是因为科学的发展能够兑现为技术的应用，能够满足资本的逐利本性。由于科学发展的巨大投入和长期回报性质，许多重大项目的背后甚至必须得是国家资本。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现代世界会有“知识产权”和“专利”等概念，因为只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才能促进资本投入科研，才能保护资本在这种投资中获益。学术工业也才获得其根本推动力，强劲地运转起来。

现代科学之所以与资本有着如此紧密的关联，乃是由于它的技术本质。在哲学史上，海德格尔最为深切地看到了现代科学的技术本质。他敏锐地指出，现代技术的本质首先已然表现在现代精确科学的兴起中。从时间上说，现代科学的兴起在先，现代技术的发展在后；可从逻辑上说，却是现代技术的目的在先，现代科学的发展在后。“作为纯粹理论”，现代物理学，“已然摆置着自然，把自然当作一个先行可计算的力之关联体来加以呈现”。换言之，现代科学骨子里已然告别希腊科学—哲学的沉思品格。现代技术看起来只是现代科学的应用，实际上科学与技术的二分已被突破，现代科学在开端处已然具备卓越的技术品格。从海德格尔的眼光来看，现代物理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操纵自然的“技术科学”。沿着海德格尔、早期哈贝马斯等人的路线，勒拉斯（Lelas）明确地提出了技术科学或“科学之为技术”（science-as-technology）的说法。不是先有纯粹的理论科学发现自然规律，然后才有技术凭借知识改造世界；而是技术应用作为“目的因”引导着现代科学，科学理论最终关乎技术应用。

《新工具》

有关于此，现代性的设计师培根在《新工具》第3节已然作了极精炼的表述：“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因为凡不知原因时即不能产生结果。要支配自然就须服从自然；而凡在思辨中为原因者在动作中则为法则。”而要实现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的归一，首先要排除目的因，因为目的因的考察指向神圣秩序，目的因视野下的自然内在地抵制无差别的量化。如黑格尔所言：“培根反对对自然作目的论的考察，反对按照目的因来考察自然。他认为探索目的因是无用的，没有益处的；从动力因来考察才是主要的事情。”以“目的因”来分析现代科学的技术本质，因此多少有些反讽的意味。不过，培根十足坦白地承认了他抛弃目的因的目的，此即“人类权力”。这是他为人类知识所规定的新目的。他构想中的《伟大的复兴》因此附有标题：“论人类的统治”。总之，现代科学是技术—科学，技术是其目的因，而资本则充当了动力因的角色。于是，总体来看，现代科学是资本—技术—科学，无论科学家们是否有意识地接受了培根式筹划，现代科学的潜能最终都实现为“资本—技术—科学”。

同样，当下的技术实际上也是资本—科学—技术，离开与资本—科学的本质关联，就无法充分理解现代技术。说明这一点是本章接下来的主要任务。

三

现代的技术概念technology虽然源于古代希腊的技术或技艺概念techne，内涵却发生了极大改变，甚至翻转。在现代的技术概念中，我们可以发现技术之（希腊）本义的丧失。在亚里士多德的知识分类中，techne构成了一种自主的知识门类，虽然这种门类的知识，地位不如实践性或政治性的phronesis［明智］和理论性的episteme［知识］，可毕竟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知识门类。techne与制作相关，并且首先是手工性的，是在手工性的制作经验中扩展而来的知识类型。作为一种知识类型，技艺源于经验而高于经验，“合乎逻各斯的品质”。可与单纯的理论知识不同，技艺是与人造物、与制作打交道，并且不是单纯的认识，而是制作中的认识：“学习技艺就是学习使一种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事物生成的方法。”因此，techne是制作中带有手工性和默会性的知识，这种知识不离特殊对象。并且这些特殊对象（即人造物）有一个独特的、不同于自然物的存在领域：“技艺同存在的事物，同必然要生成的事物，以及同出于自然而生成的事物无关，这些事物的始因在它们自身之中。”由此，亚里士多德得出了一个有趣的观察：“技艺与机运是相关于同样一些事物的。”可见，在希腊人的观念中，技艺自成一格，并非理论知识的运用。我们考察古代科学史和技术史，也会发现，这两者虽然互有影响，但本质上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系统。现代技术则在两个方面根本不同于希腊的技艺：（1）现代技术根本关联于现代科学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作为基础，现代技术的高度繁荣和加速发展是无法想象的——也就是说，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的地基根本不同，前者是现代科学，而后者是大师和学徒们的制作经验；（2）相应地，与古代技术根本上的手工性相反，现代技术恰恰意在替代手工，用机械替代手工甚至是现代技术的基本特征。这种替代越是彻底，越是不赖于“机运”，技术也就越成熟、越发达。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的发展是现代技术的本质冲动的最终实现，是用全然自动的智能系统替代人类的很大一部分“脑力劳动”，首先是其中机械运算的部分，进而用机械运算模拟更高级的、非机械的脑力劳动，将之还原为机械的运算。最终，人工智能化的机械系统将在广泛的领域竭尽所能地取代一切人类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如果不理解技术概念的古今之别，就会误解现代技术的本质。从古代技术到现代技术并非人类技术能力的线性发展，而是人类生存方式及相应的技术概念的“范式转换”。古代技术是具体的，是植根于生活经验和各种制作经验的，这种活生生的具体经验才是古代技术的地基和领域。其次，古代技术的本己领域是人工而非自然，可人工亦不脱离自然之为一切人类生活领域的地基，这个自然地基既包括外在自然，也包括人性自然——这个自然地基本身因此不在技术操纵的范围。而现代技术则是抽象的，它的出发点一开始就是要从具体性中脱离出来。这种特征，如果我们追踪每一种技术的发展都可以看到，因为只有实现了抽象化，也就是不再依赖具体情境和手艺人的具体经验，技术才能获得无限制的发展，发展为一个普遍有效、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系统——而自然本身恰恰是这个系统着力开发和操纵的对象，包括外在自然和人性自然。

科幻电影《降临》剧照

由此可以理解，现代的科学—技术何以与资本结合而成一个首尾贯通的系统。一方面，资本需要“学术工业”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科学—技术研究，来不断增进生产效率、研发一代又一代的新产品，使得“研发—生产—消费”的圆轮不断加速转动，从而实现自身的不断增值；另一方面，科学—技术也需要资本的投入来支持学术工业，来进行以往时代根本无法想象的大规模实验和研究。在惊人的资本力量的支撑下，科技不断取得惊人的进步，科幻的想象日益加速地转变为现实的议题，以致科幻文学成了当下最引人注目的类型文学。科幻电影更是成为主流电影，仿佛走进影院就能看见未来的模样。科学—技术之“用”，需要在资本系统中获得兑现，如此才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最终，这种系统的自我维系、自我繁殖，系统自身的“效率”或“性能”替代了任何超越于此的目的论设置。增长而非善好才是这个系统的内在要求。

四

由此我们触及了一个关键问题：技术是工具吗？如果技术是工具，那么人类掌握了这个不断改进、加速改进的工具来增进自己的福利，岂不是既合理又最可向往的吗？技术工具论也就意味着技术中立论，因为既然只是工具，那就不涉及目的，那就意味着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有待检讨的不是技术的惊人发展，而是人类的伦理观念，有待展开的单单是目的领域的讨论，是应用伦理学。而这不正是目前我们讨论此类问题的惯常方式吗？

技术的发展事实上一直与人类的普遍解放这个政治哲学的主题相关。早在现代自然科学兴起之前，基督教已经为古代技术向现代技术的转型提供了最初的动力：“基督教对于技术的意义在于，它废除了奴隶经济，一度充足而廉价的人类劳动力现在变得稀缺，于是要用各种自然力来取而代之。”基督教信仰所鼓舞的解放人类的需要促进了对自然的操纵，而只有当科学—技术开始有理论、有组织地操纵自然，人类才得以进一步从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自现代技术兴起之后，技术与进步、自由、发展、创新和未来等典型的现代意识一起组成了我们所处身其中的这个世界的核心议题，技术进步被视为人类自由得以不断实现的物质基础，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力量保障。于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技术显然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与现代人类的生存理想、与整个现代性方案紧密相关的要素。而在现代性方案中，它又特别地以工具的形态呈现，正如科学以真理的形态呈现、而资本以世俗利益的形态呈现。技术工具论和中立论成了现代技术最具欺骗性的伪装，是现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一定要从目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我们以技术为工具所要实现的那个“目的”，恰恰是一个非目的论的“资本—科学—技术”系统。借助这个看似悖谬的历史实情，我们可以提出两个相互关联的论证来反驳技术工具论：（1）运用技术工具的人事实上同时被工具化了，技术工具论因此瓦解了自身的逻辑基础；（2）取代所谓人类目的而成为现代技术动力的是这个系统的自我增长，技术工具论所预设的手段—目的论恰恰已被现代技术所抛弃。有关第一个反驳，我们可以径直引用海德格尔的论述：“在树林中丈量木材、并且看起来就像其祖辈那样以同样步态行走在相同的林中路上的护林人，在今天已经为木材应用工业所订置——不论这个护林人是否知道这一点。护林人已经被订置到纤维素的可订置性中去了……”人自以为是这个系统的主宰，因此而持有一种工具论的技术观，可事实上，技术的本质从来不是工具。古代技术并非一种单纯的工具，而是一种知识形式；现代技术更不是一种单纯的工具，因为人自己也被卷入其中，成为系统的一个环节。是我们用技术，还是技术在用我们？这个问题并非初看上去那么简单。作为人力资源的现代人和他所掠夺的自然资源一样，都是等待资本—科学—技术系统开采的原料，都被不断地投入系统的高速和加速运转中去。

如果说第一个反驳所针对的是技术工具论中所预设的那个特殊目的，即人类的福祉，那么第二个反驳则力图指出，资本—科学—技术系统事实上的非目的论特征，一个非目的论的自我增长系统替代了一切目的论系统。增长之所以不构成目的，是因为增长之为增长是同质的和无限的。而手段—目的必定得是一个有限性系统，不能无限性后退，否则会陷入“恶的无限”。换言之，只有确定了至善，才能让一系列的目的成为目的，手段成为手段，而不至崩溃为无意义的链条。这样一个系统也必定不是同质的，因为手段目的系统有着一个朝向至善的内在秩序。而增长的无限性想象其实无法也不需要设置至善，它需要的是克服阻力，形成一个快速运转、更快运转乃至自动无限运转的系统。而克服阻力的根本是抽象化，（1）即将事物和人类从手段—目的—至善系统中抽离出来；（2）也从具体的生活情境和视域中抽象出来；抽象成一个个“原子”，使之可以标准化处理。这些原子没有一个世界或宇宙中的属己的位置，而是只占据一个无限系统中的空间。这个意义上的抽象化是现代技术的本质特征，并且搭建了整个现代性基本架构。如果说现代资本—科学—技术系统确实实现了人的解放，那也是从一切习俗和传统对于至善的超越性规定中解放出来，是从一切宗教和权威、从一切目的论系统中解放出来，而这种解放随即又将人类置入一个原子化、同质化、抽象化的增长系统。即便不说解放意味着新的奴役，也必须得说，解放是以另一种方式重新规定了人类的生活。看不清这种新的规定性，或仍然从旧的规定方式来理解这种规定性，就会导致种种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从古代到现代，转动世界的阶层从依据于某种目的论的“哲人—教士—武士”转变成了植根于一个非目的论系统的“科技精英—政治明星—传奇商人”。整个现代世界的基本特征就是告别目的论，其构造模式是（无限）增长而非（有限）善好。所以，看似“科技精英—政治明星—传奇商人”在转动世界，其实他们也是被转动的。只不过他们在被转动起来之后，再来转动他人。他们是这个体系的传送带。他们同样服从这个体系的不断抽象化和无限自我繁殖的运转逻辑。这个系统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集置”（Ge-stell），集置即集原子间的各种订置关系（be-stellen）于一体的系统。

当斯蒂格勒说，“和手段范畴格格不入的技术体系性在现代技术之前就已存在”，他首先在吉尔（Bertrand Gille）的意义上运用“技术体系”的概念。这个概念首先是历史学的，一方面着眼于不同技术体系或系统的更替，另一方面着眼于技术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关联。其次，斯蒂格勒仍然坚持现代技术的独特性，他沿用海德格尔的说法，称之为herausfordernd［促逼的］，他问的因而是：“怎样从历史的角度来把握和描述现代技术特有的促逼性的体系功能？”这种“促逼”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谓的“不断抽象化和无限自我繁殖的运转逻辑”。

总而言之，现代技术绝非工具，而是系统。工具论从根本上误解了现代技术的本质，是诸多非反思的技术乐观主义的主要思想基础。要理解现代技术的本质，就必须从蕴含了手段—目的论的工具—中立论转向非目的和抽象化的系统论。这个系统的动力是资本，根据是科学，而最强有力的现实形态则是技术。故而我们将之命名为“资本—科学—技术”，技术是这个系统的实现形态，资本是其系统动力，而科学则是其知识根据。当代技术的发展，离开技术与资本和科学的勾连，是断然无法得到理解的。因为当代技术的发展机制本身绝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受到资本的不竭推动，并有着现代科学所构筑的庞大知识体系作支撑。分言之，则现代资本是“科学—技术—资本”，现代科学是“资本—技术—科学”，现代技术是“资本—科学—技术”。此三者构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结构，舍弃其他两者都会使其中任何一者丧失其自身的本质，只有在这个三位一体关联中，其中的任何一者才能得到充分理解。不但如此，这个三位一体结构还构成了我们当下最大的现实。它是真正在推动这个世界的力量。现代人的强力和无力、命运和危险都基于这个结构。

本文节选自《还原与无限：技术时代的哲学问题》（余明锋 著，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