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自我认同：亨利·劳伦斯的跨大西洋遭遇，1744—1784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美国史研究室魏涛的专著，于2022年5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详细考察了南卡罗来纳政治家、种植园主和商人亨利·劳伦斯的跨大西洋经历，论述了劳伦斯在大西洋世界中的不断移动和自我认同的转变，讨论了英帝国中心和南卡罗来纳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的，以及二者关系的变化如何促使他将自我认同从英国臣民转变为美国公民。本文整理自作者在新书座谈会上的发言。
《追寻自我认同：亨利·劳伦斯的跨大西洋遭遇，1744—1784年》
主角：南卡罗来纳的亨利·劳伦斯
南卡罗来纳是美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个州，在殖民时期，这里与西印度群岛之间维持着密切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在殖民时期，查尔斯顿是南卡罗来纳殖民地的首府。到1783年，美国革命结束后，南卡罗来纳的首府从查尔斯顿市迁往哥伦比亚市。在1650至1860年之间，查尔斯顿长期从事大西洋贸易，其进口和出口的商品包括烟草、大米、靛蓝、棉花以及非洲裔奴隶等。由于查尔斯顿处于大西洋贸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上，所以很多在英属北美进口或出口的商品都要经过查尔斯顿海港。
亨利·劳伦斯是劳伦斯家族在英属北美的第三代。劳伦斯的父亲和祖父来自法国的拉罗谢尔，他们都是胡格诺新教徒。在17世纪中后期，因不堪忍受法国天主教教徒的宗教迫害，胡格诺新教徒被迫选择在大西洋世界中进行流亡。在17世纪80年代初，劳伦斯家族先是跨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然后前往北美的纽约，最后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定居。
在1744至1784年之间，亨利·劳伦斯有四次跨大西洋旅行。1744年至1747年，他在伦敦商人詹姆斯·克罗卡特的会计房里学习商业知识和经商技能。1748年至1749年，他与利物浦、布里斯托尔、伯明翰以及伦敦等城市的商人建立起商业网络和合伙关系。1771至1774年，他监督三个儿子在英国和瑞士的教育，同时积极介入南卡罗来纳的政治，并试图缓和南卡罗来纳与英帝国中央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1779至1784年，他代表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在荷兰、法国和英国担任外交官和英美和平条约大使，并敦促英国政府最终承认美国主权。
与此同时，劳伦斯也积极参加在南卡罗来纳殖民地的商业和政治活动。1767至1770年之间，作为一个商人，他对英法七年战争之后英帝国中央政府所颁布重商主义政策以及新海关关税政策不满，进而带领查尔斯顿的商人向南卡罗来纳海事法庭的法官和王室政府官员进行抗议，表达他们对新的帝国体系、重商主义政策以及海关关税政策的不满。此外，劳伦斯还积极参加了南卡罗来纳独立运动，反抗英帝国中央政府的专制统治。由于多次往返英帝国中心、南卡罗来纳和欧洲大陆，他的经历显得与众不同。
亨利·劳伦斯是生活在18世纪的人，他留下了大量的原始手稿。南卡罗来纳历史协会、南卡罗来纳历史档案馆和南卡罗来纳大学图书馆藏了很多亨利·劳伦斯的缩微胶卷。亨利·劳伦斯的原始手稿主要馆藏在查尔斯顿的南卡罗来纳历史协会。但是，18世纪的人写的书信大多都是潦草的，要辨认的话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恰好1968年到2003年之间，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编辑了16卷的《亨利·劳伦斯文集》（The Papers of Henry Laurens），这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多方便。不然，我的写作将非常困难。
找到一个经历特殊的历史人物，且可以使用大量原始史料，我开始思考该怎么做这个课题。在研究方法上，我能不能做些新的尝试？在理论反思上，我能不能思考更深入一点？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试着在研究方法和理论反思上做些新的探索。
先行研究：理论奠基与启发
2009年我开始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攻读博士学位，选择的研究方向是美国早期史和大西洋史。那时候，大西洋史在欧美史学界非常流行。与此同时，英帝国史正好从旧的英帝国史向新英帝国史转变。此外，美国早期史也在发生重大转变。
我的导师是赖德·兰斯曼（Ned Landsman）。兰斯曼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本科学位，随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导师是理查德·邓恩（Richard Dunn）。兰斯曼的成名作是《苏格兰及其在北美的第一个殖民地》（1986），主要研究的是苏格兰在新泽西东部的一个殖民地，尽管这个殖民地没有成长壮大起来。兰斯曼从事这个课题研究时，理查德·邓恩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的迈克尔·扎克曼（Michael Zuckerman）正倡导从区域视野来研究英属北美，尤其是中部殖民地的研究。在这个研究思路之下，兰斯曼选择了一个很少有人研究的主题。所以，《苏格兰及其在北美的第一个殖民地》出版后即奠定了兰斯曼在这个领域的开拓者地位——因为从没有人研究苏格兰在北美的殖民地，尽管研究13个殖民地的学者汗牛充栋。
我读博士时，区域视野下的美国早期史研究依旧流行。有些学者研究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地，有些专门研究南部殖民地或中部殖民地。对新英格兰地区的研究，在20世纪初有英帝国史学家查尔斯·安德鲁斯等进行探索。在20世纪上半期，佩里·米勒（Perry Miller）的清教研究也是研究新英格兰地区。到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受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新社会史在美国早期史领域发展壮大起来。新社会史的代表人物有约翰·迪莫斯（John Demos）、迈克尔·扎克曼、小菲利普·格雷文（Philip J. Greven, Jr）和肯尼斯·A·洛克里奇（Kenneth A. Lockridge），他们都研究新英格兰地区的村镇。我开始写作博士论文时，兰斯曼于2011年出版了《帝国的十字路口：英属北美的中部殖民地》，对中部殖民地研究进行了整体的考察。除兰斯曼的这本专著外，这套区域研究丛书还有约瑟夫·孔福尔蒂（Joseph Conforti）的《圣徒与陌生人：英属北美的新英格兰》（Saints and Strangers: New England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2006）、克莱伯恩·A·斯金纳（Claiborne A. Skinner）的《北部地区：殖民时期法国在五大湖区的探索》（The Upper Country: French Enterprise in the Colonial Great Lakes，2008）、让·B·鲁索（Jean B Russo）和J·埃利奥特·鲁索（J. Elliott Russo）的《种植一个帝国：英属北美的切萨皮克早期史》（Planting an Empire: The Early Chesapeake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2012）以及马修·马尔卡希（Matthew Mulcahy）的《帝国的中心：东南沿海和英属加勒比》（Hubs of Empire: The Southeastern Lowcountry and British Caribbean，2014）。这套丛书的出版说明区域视野下的美国早期史依旧火热。由于兰斯曼主要研究的是中部殖民地，且美国早期史学家对新英格兰地区的研究已非常深入，我决定避其锋芒。于是，我把研究重心转向南部殖民地，最后就选择了南卡罗来纳殖民地。
大西洋史取向：来自海洋的视角
除区域研究外，大西洋取向的美国早期史也非常流行。在大西洋史领域，先驱代表人物主要有理查德·邓恩、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杰克·P·格林（Jack P. Greene）和凯伦·库珀曼（Karen Kupperman）。他们创办研究中心，指导学生，组织研讨班和学术会议，编辑杂志，培养了一批才华超众的大西洋史学家，如尼古拉斯·坎尼（Nicholas Canny）、阿里森·格慕斯（Alison Games）、马库斯·瑞迪克（Marcus Rediker）、大卫·汉考克（David Hancock）、马克·A·彼得森（Mark A. Peterson）、S·马克思·埃德尔森（S. Max Edelson），以及阿普尔·哈特菲尔德（April Hatfield）和特雷弗·伯纳德（Trevor Burnard）等。这些大西洋史学家把大西洋世界内部的岛屿、民族国家和区域等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研究主题包括南美洲、北美洲、非洲和欧洲之间在人口、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军事、知识和宗教传播等诸多方面的相互交流或交换。资本主义史、商品交流、宗教思想的传播、交流网络、移民、种族、奴隶制和奴隶贸易也是大西洋史研究的重要主题。
有关大西洋史的介绍及反思，有几本书可供大家参考。一本是贝林在2005年出版的《大西洋史：概念与轮廓》（Atlantic History: Concept and Contours）。另外一本是凯伦·库珀曼在2012年出版的《世界历史中的大西洋》，主要内容来自她开设的大西洋史课程以及她在纽约大学大西洋史工作室的历史探讨班。这两本著作都是大西洋史的入门之作，尽管贝林对大西洋史的概念、研究方法和基本轮廓的思考早就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相比之下，库珀曼的那本书更通俗易懂一些。2009年，贝林和帕特里夏·L·德诺（Patricia L. Denault）出版了对大西洋史进行反思的论文集《大西洋史的回响：潜在结构和思想潮流，1500-1830年》（Soundings in Atlantic History: Latent Structures and Intellectual Currents, 1500-1830）。另外，格林和菲利普·D·摩根（?Philip D. Morgan）也在同一年出版了反思大西洋史研究方法和内容的论文集《大西洋史：一种批判性评价》（Atlantic History: A Critical Appraisal）。格林和贝林编的这两本论文集对大西洋史提出了更多反思，试图指引大西洋史研究走向更加深入。
《大西洋史：概念与轮廓》（Atlantic History: Concept and Contours）
《大西洋史的回响：潜在结构和思想潮流，1500-1830年》（Soundings in Atlantic History: Latent Structures and Intellectual Currents, 1500-1830）
200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路易斯安那州杜兰大学历史系兰迪·J·斯帕克斯（Randy J. Sparks）的《卡拉巴尔的两位王子：十八世纪的大西洋奥德赛》（The Two Princes of Calabar: An Eighteenth-Century Atlantic Odyssey），这是一本微观大西洋史的经典著作，读者据此可以了解大西洋史的基本研究成果。这本书主要讲述西非奴隶贸易海岸卡拉巴尔两位王子小埃弗莱姆·罗宾·约翰（Little Ephraim Robin John）和安科娜·罗宾·罗宾·约翰（Ancona Robin Robin John）在大西洋世界中返乡的故事。其实，这两位王子在卡拉巴尔也从事奴隶贩卖的贸易。不幸的是，在1767年，他们遭竞争对手背叛和陷害，然后被英国奴隶贩子绑架，被迫开始了他们在大西洋世界中的奴役及争取自由和返乡的故事。他们先是被运到西印度群岛的多米尼加，后来被贩卖到弗吉尼亚殖民地，再后来去了英国。在1770年代，英国国内废奴主义运动高涨。在废奴主义者的支持下，他们又幸运地返回了卡拉巴尔。这是一个典型的微观大西洋史，它没有讨论一些宏大的主题，包括帝国、政治革命、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等，所以它是有一些局限的。但是，不可否认，它是微观大西洋史的一个经典著作，有点类似娜塔丽·泽姆·戴维斯的《骗子游历记》和琳达·科利（Linda Colley）的《伊丽莎白·马什的苦难》（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不过，戴维斯和科利的著作是微观全球史，斯帕克斯的专著是大西洋世界中的微观史。
《卡拉巴尔的两位王子：十八世纪的大西洋奥德赛》（The Two Princes of Calabar: An Eighteenth-Century Atlantic Odyssey）
在21世纪初，受跨国史和全球史的冲击，大西洋史学家开始尝试从全球视野来研究大西洋史，试图突破主流的大西洋史学家把大西洋世界当做一个封闭的地理空间的局限。在大西洋史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欧美历史学家主要研究英国大西洋世界、法国大西洋世界、荷兰大西洋世界以及西班牙大西洋世界等，说明主流的大西洋史学家并没有彻底抛弃帝国或民族国家视野。大西洋史在兴起的过程中试图突破欧洲中心论，但是主流的大西洋史学家并未突破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受跨国史和全球史的冲击和挑战，到2010年代，欧美学术界先后出版了一些全球视野下的大西洋史专著或论文集，尝试把大西洋史研究走向更加深入。例如，2015年，克里斯托弗·斯特罗贝尔（Christopher Strobel）主编了《全球大西洋史：1400-1900年》。2018年，豪尔赫·卡尼萨雷斯·埃斯盖拉（Jorge Ca?izares-Esguerra）和 ??埃里克·R·西曼（Erik R. Seeman）主编了《全球史中的大西洋，1500-2000年》等。
《全球大西洋史：1400-1900年》
《全球史中的大西洋，1500-2000年》
通过使用“全球大西洋”这个术语，大西洋史学家试图考察大西洋与其他海洋包括南中国海、印度洋和太平洋等的联系。另外，大西洋史学家也试图考察大西洋与其他陆地诸如南亚、东亚、大洋洲等在文化、贸易、科学知识、疾病以及宗教思想等的互动。
在美国早期史领域，陆地取向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在19世纪末，弗雷德里克·特纳的边疆史学就很流行。但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时候，由于大西洋史成为一门热门研究领域，陆地史、边疆（frontier）史或边界（borderland）史相比而言并不那么流行，尽管欧美史学界也有一些学者长期从事相关研究。大西洋史主要研究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的城镇或者说沿海殖民地与更宽广的大西洋世界之间的各种联系、互动或者交流，包括人口、思想、贸易、宗教和科学知识等。但是，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美国的历史是不断向西进行领土扩张的。到19世纪末，美国的领土扩张从北美的大西洋西岸逐渐横跨美洲大陆，最终扩展到太平洋东岸，甚至在19世纪末占领了太平洋上的夏威夷。从殖民时期开始，美国的领土扩张从未停止。作为对大西洋史过度强调海洋取向的批判，陆地取向的美国史学家也主张继续研究边疆史或边陲史以及西部史。这些代表人物及相关著作主要有阿兰·泰勒（Alan Taylor）的《复数的美国革命：1750-1804年的陆地史》（American Revolutions: A Continental History, 1750-1804，2016）、克劳迪奥·桑特（Claudio Saunt）的《美国革命的西部：1776年的一部不常见的历史》（West of the Revolution: An Uncommon History of 1776，2014）、凯瑟琳·杜瓦尔（Kathleen DuVal）的《原住民的场地：大陆中心的土著印第安人和殖民者》（The Native Ground: Indians and Colonists in the Heart of the Continent，2006）和《迷失的独立：美国革命边缘地区的人物》（Independence Lost: Lives on the Ed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2015），以及迈克尔·维特根（Michael Witgen）的《无限部落：土著的新世界如何塑造了北美早期历史》（An Infinity of Nations: How the Native New World Shaped Early North America，2011）等。
变动中的新英帝国史
由于我研究的南卡罗来纳在殖民时期是英帝国的一个殖民地，对南卡罗来纳史的研究也直接或间接受英帝国史研究方法的影响。旧的英帝国史主要从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来研究英帝国中心及其对殖民地的影响或联系。在研究方法上，旧的英帝国史强调殖民地母国对殖民地的支配，以及权力或政治权威从中心辐射到殖民地的线性叙事方式。旧的英帝国史很少研究殖民地的能动性，以及殖民地与英帝国中心之间的互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新英帝国史（new imperial history）开始对旧的英帝国史发起重大挑战，试图推动帝国史和殖民地研究走向更加深入。新英帝国史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凯瑟琳·威尔逊（Kathleen Wilson）、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姆里纳里尼·辛哈（Mrinalini Sinha）和安托瓦内特·伯顿（Antoinette Burton）等。凯瑟琳·威尔逊和凯瑟琳·霍尔主要研究牙买加殖民地，姆里纳里尼·辛哈和安托瓦内特·伯顿主要研究殖民时期的印度。虽然研究英帝国在海外的殖民地，但这些新英帝国史学家并未忽视英帝国中心的历史，而是试图把英帝国中心与海外殖民地的历史结合在一起。
新英帝国史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研究对象上，新英帝国史学家强调研究移动的个体或群体（moving subjects），基本上这些个体或群体有跨帝国或跨海洋（transoceanic）的经历。另外，受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研究，尤其是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学》中对东方和西方关系的解释，以及米歇尔·福柯对权力和话语分析的启发，新英帝国史学家使用关系性的而不是线性的视角来研究英帝国与海外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同时尝试考察英国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相互生成且相互影响的历史。新英帝国史学家主要研究殖民遭遇（colonial encounter）及其背后所暗含的英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也时常从妇女、种族、性别和阶级等视角来探讨殖民遭遇。在英国人的自我认同上，新英帝国史学家强调动态的英国人自我认同，主要指的是在殖民遭遇过程中，英国殖民者与殖民地当地人在自我认同上的差异性进一步强化了英国人的自我认同，且这种自我认同的认识是不断的在进行。这种动态的认同观主要受文化理论学家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对认同研究的启发。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新英帝国史学家凯瑟琳·威尔逊的研究成果。凯瑟琳·威尔逊的成名作是《平民的意识：1715-1785年英国的政治、文化和帝国主义》（The Sense of the People: Politics,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in England, 1715-1785），出版于1995年。她当时主要研究英帝国中心的平民政治，但已尝试把英帝国中心的政治史与海外殖民地的历史结合在一起。2003年，她出版了专著《岛族：十八世纪的英国人自我认同、帝国和性别》（The Island Race: Englishness, Empire and Gend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2004年，她主编了《新英帝国史：1660-1840年英国和英帝国的文化、身份和现代性》（A New Imperial History: Culture, Identity and Modernity in Britain and the Empire,1660-1840）。《岛族》和《新英帝国史》奠定了她作为新英帝国史开拓者之一的学术地位。其最新著作《英帝国的流浪演出者：英帝国地方的戏剧与表演》（Strolling Players of Empire: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in the British Imperial Provinces）于2022年12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我阅读了新书简介，看起来凯瑟琳要使用社会理论来研究戏剧和剧场，继续使用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思想来研究文学和戏剧作品，应该也是一本别具风格的新英帝国史著作。
《岛族：十八世纪的英国人自我认同、帝国和性别》（The Island Race: Englishness, Empire and Gender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英帝国的流浪演出者：英帝国地方的戏剧与表演》（Strolling Players of Empire: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in the British Imperial Provinces）
凯瑟琳·威尔逊还有一篇重要论文——《作为全球史的[尼古拉斯·]罗的“公平忏悔”：抑或是，新南威尔士的一次转向之旅》（Rowe's ‘Fair Penitent’ as Global History: Or, A Diversionary Voyage to New South Wales），于2008年发表在《18世纪研究》杂志上。她研究的是英国一个戏剧作家尼古拉斯·罗（Nicholas Rowe，1674-1718）的舞台剧《公平忏悔》（Fair Penitent）。这个舞台剧是根据1632年首次出版的《致命的嫁妆》（The Fatal Dowry）、《菲利普·马辛格》（Philip Massinger）和《内森·菲尔德》（Nathan Field）悲剧合集进行改编的。《公平忏悔》这个舞台剧先后在英国国内、印度的加尔各答、牙买加和今天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进行演出。凯瑟琳·威尔逊考察《公平忏悔》在这些不同地方的表演，她把这些表演当作一种剧场，分析《公平忏悔》所暗含的殖民权力，以及英帝国不同殖民地的本地人如何把这个戏剧进行本地化，或者说如何对这个剧本进行文化挪用。凯瑟琳·威尔逊试图以《公平忏悔》这个剧本为中心说明英帝国文化是如何在全球进行传播的，以及在传播的过程中，当地人是如何挪用英帝国中心的文化，同时英帝国中心的文化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篇论文基本上结合了新英帝国史和全球史的研究方法，我深受启发。
跟凯瑟琳·威尔逊一样，凯瑟琳·霍尔是另外一个比较知名的新英帝国史学家。在学术生涯早期，凯瑟琳·霍尔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史研究，也研究妇女史和阶级史。她的丈夫是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斯图亚特·霍尔。斯图亚特·霍尔出生在牙买加，但长期生活在英国，主要从事文化理论研究。凯瑟琳·霍尔选取英帝国史的牙买加殖民地为研究领域，主要跟她家族与牙买加历史上的浸信会传教有关系。这对夫妻经常往返英帝国中心和牙买加。凯瑟琳·霍尔有两本研究新英帝国史的专著，一本是2002年出版的《文明化主体：1830-1867年间英国人想象中的帝国中心和殖民地》（Civilising Subjects: Metropole and Colony in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830-1867），另外一本是2012年出版的《马考莱父子：英帝国的设计师》（Macaulay and Son: Architects of Imperial Britain）。与凯瑟琳·威尔逊略显晦涩的写作方式相比，凯瑟琳·霍尔的写作就是更加偏历史一点，读起来相对通俗易懂一些。这两本书都是典型的新英帝国史专著。
《文明化主体：1830-1867年间英国人想象中的帝国中心和殖民地》（Civilising Subjects: Metropole and Colony in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1830-1867）
《马考莱父子：英帝国的设计师》（Macaulay and Son: Architects of Imperial Britain）
在研究方法上，《文明化主体》采用的是关系性的视角来分析英帝国中心与牙买加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另外，凯瑟琳·霍尔也使用关系性的视角来分析英国殖民者和牙买加当地的被殖民者之间的相互生成及相关关联，并把这种关系当做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凯瑟琳·霍尔还指出，对英帝国的认识是英国人建立自我形象或自我认同的核心。在研究殖民遭遇的过程中，凯瑟琳·霍尔试图指出英国白人殖民者与牙买加当地的非洲裔黑人之间的相互接触使得英国人发现他们是文明的且坚持基督教信仰，而后者是野蛮的且没有宗教信仰。英国白人殖民者在牙买加殖民地的殖民遭遇进一步强化了英国人的自我认同，并有助于维持他们的文化优越性。在文明化的进程中，个体对主体性的追求也是不断地进行的。凯瑟琳·霍尔使用了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思想来解构帝国和殖民地两个概念，并试图对它们进行重构，进而让它们之间的关系更有意义。另外，英帝国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它不只是在英帝国国内形成，而且也在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形成。显然，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对东方和西方关系的分析，以及斯图亚特·霍尔对动态认同观的阐述都启发了凯瑟琳·霍尔对《文明化主体》的写作。
从20世纪中后期到21世纪初，英帝国史的发展基本经历了从旧的英帝国史向新英帝国再到全球史的转变历程。分析琳达·科利的历史专著，我们可以更直观地认识到这种转变。1982年，琳达·科利出版了第一本专著，主要研究英国托利党，基本上研究的是英国政党政治史。1992年，科利出版了《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受萨义德《东方学》中对东方和西方关系研究的启发，《英国人》主要研究英国和法国在1707年至1837年之间的战争如何塑造了英国人对自我认同的理解。通过把法国人作为他者，英国人发现他们与法国人在自我认同上截然不同，主要包括英国是面向海洋、追求自由且是新教取向，而法国是陆地取向、追求陆地扩张且坚持天主教信仰。英国人在与法国人打仗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他们与法国人在自我认同上的差异性，进而强化了他们作为英国人的自我认同。不过，科利在解释英国人的自我认同时使用的是二元对立的而不是关系性的视角。另外，《英国人》中英国人的自我认同的讨论是相对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到2002年，科利出版了《俘虏：英国、帝国与世界，1600-1850年》（Captives: Britain, Empire, and the World, 1600-1850），基本上反映了英帝国史研究从旧的英帝国史向新英帝国史转变的一个过程。在这本书里，科利尝试做新英帝国史，并把在海外军事战场上沦为俘虏的英国士兵当做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在地中海、北美、印度和阿富汗沦为俘虏的英国士兵的经历，科利试图说明英帝国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是如何充满不确定性、不安全感以及局限，尽管这段时间的英帝国盛极一时。到《伊丽莎白·马什的苦难》于2007年出版的时候，科利直接转向了全球史，重点考察白人妇女伊丽莎白·马什在四大洋的经历。
《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
《俘虏：英国、帝国与世界，1600-1850年》（Captives: Britain, Empire, and the World, 1600-1850）
亨利·劳伦斯的遭遇
在研究劳伦斯的遭遇时，还需要简单讨论一下遭遇的研究路径。通常，有几种不同的方法研究遭遇，有的学者研究文化遭遇（cultural encounter），侧重从文化视角来研究不同群体或个体与英国文化的差异。前面提到，新英帝国史主要研究殖民遭遇（colonial encounter）及其背后所暗含的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帝国遭遇 （imperial encounter）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单位。在《怀柔远人》中，何伟亚主要讨论了英帝国和清帝国之间的碰撞。但是，劳伦斯的经历无法简单使用文化遭遇、帝国遭遇和殖民遭遇。劳伦斯是来自南卡罗来纳的政治、经济和外交精英，他的活动很少涉及文化。另外，在殖民时期，南卡罗来纳是英帝国的一个殖民地，但是南卡罗来纳人民视他们自己为英国臣民，拥有跟英帝国中心人民一样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和特权。同时、英国宪法和习俗可以保障他们的合法政治权利和私有财产。由于南卡罗来纳人民与英帝国中心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新英帝国史学家重点研究的殖民遭遇无法直接用来研究劳伦斯。另外，劳伦斯经历了南卡罗来纳从英帝国的一个殖民地向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州的转变过程。与此同时，劳伦斯也将自我认同从英国臣民向美国公民转变。相比之下，新英帝国史学家很少讨论个体的认同转变，以及殖民地独立之后前殖民地与英帝国之间的关系转变。
相对而言，跨大西洋遭遇（transatlantic encounter）比文化遭遇、殖民遭遇和帝国遭遇更适合研究劳伦斯的跨大西洋经历。同时，跨大西洋遭遇可以从地方层面、国家层面和跨大西洋层面来研究劳伦斯的自我认同问题，以及英帝国与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州之间关系的转变过程，也有助于弥补传统的民族国家史观和帝国史观的局限。
《亨利·劳伦斯的跨大西洋遭遇，1744-1784年》基本上是美国早期史、英帝国史和大西洋史相互结合的一个产物。虽然研究的是美国早期史领域中南卡罗来纳的历史，但在研究方法上这本书其实是受新英帝国史和大西洋史的诸多启发。在研究对象上，劳伦斯既是一个移动的个体，又是一个跨大西洋的主体。另外，在南卡罗来纳殖民地与英帝国中心之间的关系上，这本书使用关系性的而不是线性的视角来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生成，但这主要指的是殖民时期南卡罗来纳的历史。南卡罗来纳于1776年独立之后，它就不再是英帝国的一部分了。1776年至1784年之间，这本书必须探讨美国的国家形成，以及南卡罗来纳成为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州的历史。所以，这本书跟传统的英帝国史以及新英帝国史还不一样。在自我认同上，由于英帝国与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州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劳伦斯对自我认同的理解也随之发生变化。跟新英帝国史学家的相关研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劳伦斯在自我认同上有一个从英国臣民向美国公民的转变过程。而在凯瑟琳·威尔逊、琳达·科利和凯瑟琳·霍尔等新英帝国史学家的著作中，英国人的自我认同一直在那里，这些学者很少讨论英国人自我认同的转变过程。
在自我认同这个问题上，《追寻自我认同》试图解释：劳伦斯在殖民时期和美国革命前夕是如何想象并怀疑英国人的自我认同的，他在独立战争期间如何抛弃英国公民的自我认同，以及在美国革命后期如何追求并捍卫作为美国公民的自我认同的故事。把劳伦斯的跨大西洋移动置于大西洋史、英帝国史和美国早期史的交叉点上，这本书尝试加深对南卡罗来纳历史上帝国、殖民地、州和国家等分析单位的认识。
本书主要分六章展开，全面考察劳伦斯于1744年至1784年之间的跨大西洋遭遇。第一章详细讨论劳伦斯在1744年至1765年间的跨大西洋遭遇，主要分析英帝国中心的英国商人自我改进（self-improvement）如何塑造了劳伦斯对自我认同的认识。在这段时间里，他先后两次访问英国，一次是为了在伦敦商人詹姆斯·克罗卡特的会计房里学习商业知识，另一次是为了与英国国内商人建立商业合伙关系，并在大西洋贸易上相互分工且积极协作。英帝国中心的商人对英国人自我认同的界定包括白人清教徒血统、面向海洋、追求商业财富、坚持自由贸易且试图成为有礼貌的人，进而跻身英国的乡绅阶层。劳伦斯的两次跨大西洋旅行强化了他作为英国臣民的自我认同。跟英帝国中心的商人一样，他也试图进入他们乡绅阶层，且成为一个学样得体的人。第二章主要讨论1767至1770年之间劳伦斯如何被卷入南卡罗来纳海事法庭上的几起民事诉讼案件之中，以及这些案件如何加深了劳伦斯对自我认同的新认识。英法七年战争之后，英帝国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关税政策来加强对南卡罗来纳商业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劳伦斯对南卡罗来纳海事法庭的关税政策不满，并带领南卡罗来纳商人抗议不公正的贸易和关税政策。在商业上，劳伦斯追求自由贸易，同时要求英帝国中央政府保护其作为英国人的自由贸易以及合法财产权利，尽管这一时期他逐渐成为一名商业异见者。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从政治史和社会史的视角来分析1771至1774年之间的跨大西洋旅行如何塑造了劳伦斯对英国人自我认同的质疑和反感。第五章重点分析南卡罗来纳独立期间劳伦斯如何将自我认同从英国臣民转变为美国公民。第六章讨论1779至1784年之间的跨大西洋旅行是如何帮助他探寻或者说捍卫作为美国公民的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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