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史研究中的……“周边”与多面镜子

《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葛兆光著，商务印书馆，2022年10月版

近日读葛兆光教授课程系列讲义之《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商务印书馆， 2022年10月），真有一种畅快、充实、如入宝山之感。作者在书中介绍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写于1943年的课程讲义《南海に关すゐ支那史料》的时候说：“石田干之助的这部书，其实是非常好的有关南海之学的入门门径。在这部书中，中国有关南海的主要文献，有了基本的和清晰的介绍，东洋和西洋的相关研究，也有了不错的提示，让我们不仅对南海之学有了初步文献知识，对于南海研究的东西方学术史，也有了初步的了解。我总是很感叹这种上课的方式，石田这样教书，真是金针度人的好老师。”（187页）读葛兆光课程讲义系列的感受也正是如此，但更应该说这些讲义并非仅是入门门径，所提供给学生的也并非仅是基础知识读本，而同时也是有问题意识、学术深度以及更重要的是有思想力度的“厚重之书”。

在我的阅读记忆中，有几种课程讲义堪称其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比如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建筑修复运动代表人物尤金-艾曼努尔·维奥莱-勒-迪克（Eugène-Emmanuel Viollet-le-Duc，1814-1879）的《建筑学讲义》（1860年），就是以作者约在1858年为学生开讲座课程时所写的讲义为主干而写成，作者在序言中说如果这个讲座课程能帮助学生“养成通过细致且深入的研究而非先入为主的偏见来建立自己的判断的习惯”，以及“培养出方法论精神”，就已经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维奥莱-勒-迪克建筑学讲义》，白颖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年，序言）。作为教师，我深知在今天要帮助学生排除因各种原因而产生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有多么困难，培养方法论的精神有多么重要。

19世纪伟大的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的《世界历史沉思录》（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1870-1873；金寿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是他在1868年7月开始为《关于历史学习》这门大学课程撰写的讲义，其后在三次讲授这门课程的过程中不断修订，在他去世后才被整理出版。布克哈特在1874年2月25日写给他的年轻同事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他于1869 年受聘到巴塞尔大学任古典语言学教授）的信中说他把历史看做是入门课程，“我要教给学生的是，他们在日后继续学习任何学科都不可缺少的框架，因为那些学科并非悬在空中”。因此布克哈特把自己看做是历史教师（Geschichts-Lehrer），在后半生把主要精力放在教书（耶尔恩·吕森，“序言”）。他所说的“框架”，也就是做学问的方法。在该书的“导言”，布克哈特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这门课程的任务在于，用一些比较随意的思路对历史观察和历史研究方面的一系列现象和观点进行审视”（第1页）。所谓随意的思路，是指一种朴素、自由的讲述风格，其实就核心内容和问题意识来说，布克哈特的思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维尔纳·卡埃基，“编后记”）。

当年尼采每周去听布克哈特的这门课程，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相信，虽然听课者达六十人之多，但只有我才能够领会他深邃的思想，因为他的思路每当遇到令人忧虑的事情的时候便停顿或者转弯。”（同上）尼采后来把自己于1874年撰写的著作起名为《历史的用途和滥用》（über den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显然是受到布克哈特的课程启发并进行思辨之后的结晶（耶尔恩·吕森，“序言”）。布克哈特在这份讲义的导言中说，“历史是生活的领路人”（Historia vitae magistra）这句熟悉的话具有更高和更朴素的意义；他还说“我们所进行的沉思不仅是一种权利和义务”，“沉思对我们意味着自由”，这些话在今天我们听来更有深意。

回到葛兆光的“讲义系列”。我感到他对每开一门课程的认真思考和撰写、修订讲义的用心既是承接着伟大的学术传统，同时对于当下中国的大学教育与学界也很有针对性。在“葛兆光讲义系列”的“说明”中开篇就说：“我对大学人文学科的教学，曾经有个说法，‘给大学生常识；给硕士生方法；给博士生视野’。”虽然这句话时被引用，但是我想还是值得深思，因为无论是在大学教学还是学术界，仍然时有违背常识、扭曲方法、钳制视野的倒退现象发生。说到“视野”，从原意的视角与空间可以延申为一种思想方法的隐喻，其要义是开放的、探索的，突破固化的和孤立的视角，去除“视差”与盲区。作者在这本《亚洲史的研究方法》最后的“课程总结”中对学生说，读博不是来混个学位，而是要学会怎样发现某些历史的意义，要学会自己寻找课题、确立主题、发现问题，能给历史学界提供一些新的见解（405页）。从发现意义到提供新见解，这是在学习与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葛兆光“讲义系列”的通常写法来说，以课程要旨、问题、讨论、研究方法、学术史背景、个案、文献及史料举例和建议阅读书目串联起来的，是传授知识与培养学术思维方法的两条主线，可以说都是从作者多年研究中提炼出来的干货，用来作为引导学生进入研究场域的路径是最为适合的。

关于该书的主要内容，作者在“开场白‘亚洲史的研究方法’课程要旨”中谈了三个方面：一是超越国境，从对“亚洲/东部亚洲海域”的历史整体认识重新研究中国；二是要把“艺术”“宗教”“历史”三个领域综合起来，充分使用文献、图像和考古发现的资料进行研究，把对历史与文化的认识贯通起来；三是要在全球史研究的背景下以“全球史”的角度、视野和方法做区域史，具体来说就是研究自十五世纪以后作为一个有机历史世界的“东部亚洲海域”的历史。这样的思考维度与论述安排均有坚实的学理脉络和清晰的逻辑结构，从史学研究观念上说就是要重视“文化接触”的研究趋势——“也就是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接受与转移，边缘对中心的影响，以及从边缘重思世界史，强调联系、互动、影响的全球史”（第6页）。这三个方面是作者在书中一直反复强调的核心问题，可以说是理解葛兆光关于东部亚洲历史世界的研究的三个关键问题。同时应该看到的是，在葛兆光的这一重大学术转型（从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到向东部亚洲海域史的发展）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动因。这源自他对国内学术界状况的观察与思考，他注意到国内文史学界一方面似乎失去关心与回应社会问题的能力，有些文史领域的学者越来越技术化，变成了一个专业领域的从业员；另一方面在专业学术研究中总是在一个固定模式里翻来覆去，视野就那么宽，做的方法也就大同小异。因此他提出要超越汉族中国、扩大研究的视野，除了继续重视中西比较这面镜子之外，更要重视“通过原来曾经共享过一个文化传统，可是后来却分道扬镳的这么几个不同的文化群体，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他称作“揽镜自鉴”，而这镜子不是一面，而是很多面，所以说是“从周边看中国”（296页）。

十多年前复旦文史研究院在葛兆光主持下召开了“从周边看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序言中葛兆光就谈到“仍然需要借助前后左右多面镜子映照，才能够看清中国的立体形象和细部特征”，并希望由此进入新的学术方向，激活许多过去未曾重视的日、韩、越南等国家有关中国的史料，刺激学术视野的扩展（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今天看来，在多面镜子的映照之下“从周边看中国”，这不仅是亚洲史研究的方法，也是关心思考国际政治中的中国问题的读者应该重视的视野与方法。在2013年复旦文史研究院又举办了“中国的日本认识·日本的中国认识”研讨会，中日“对彼方的认识和研究”出现了重大跨越。在会议论文集中我比较关注的是泷井一博的《中国宪法史上的明治宪法》，文章认为明治日本迈向立宪国家的步伐在东亚史上具有特殊性，葛兆光在综合讨论中就泷井一博的研究继续探讨了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对待宪政制度的认识和在一百多年前就被看到的历史语境中的复杂性（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中国的日本认识·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华书局，2015年）。应该说，这些都是从“周边看中国”的特别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研究议题。

鉴于课程讲义的性质和以研究方法阐释为主的内容，作者无法在所涉及的众多研究方向及相关议题上作深入的专题论述，但即使在综合性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底蕴。关于海洋与东亚史作为一个历史世界的关系，葛兆光从对目前流行的“中央欧亚”理论及“东亚”概念的修正出发，特别强调研究海洋与环东海南海历史的重要性。我想起历史学家王赓武在八十年代发表的一篇题为《十三世纪和十八世纪之间的东南亚：对其政治分裂和文化变化的一些看法》的论文，开头就说“世人经历了很长时间才知道东南亚的地区独特性及其历史延续性”，然后指出“近年以来”已有历史学家试图把东南亚作为世界中的一个历史地区来进行研究，在他的论文中突出的是政治分裂与文化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与重要变化（论文见王赓武《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姚楠编译，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年）。关于这个问题，葛兆光在书中强调由于蒙古的入侵与溃退，刺激了各国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崛起，各国在政治与文化上的独立意识被唤醒和逐渐形成，出现了政治承认、文化认同和经济利用之间的分化。环绕着东部亚洲海域，形成了一个连通东海南海的贸易圈，官方的朝贡贸易只是其中很小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商贾推动的物质流通。“在这四个多世纪中，在这个环东部亚洲海域的国际环境里，各国在经济上彼此联系，在文化上开始竞赛，在政治上互相角力，其间虽偶有激烈冲突，但又往往能够相互妥协，这个历史格局一直延续到西方通过坚船利炮对东亚发生冲击的十九世纪中叶。”（226页）这些更明确、清晰的学术见解使东部亚洲海域史的研究更为成功地成为世界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由于他不仅是在研究中同时也在教学中讲述这一研究的视野与方法，因而更具有重要的学术传承意义。

在区域史研究中，重大事件对于王朝与国家的影响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从当代国际政治的重大事件影响中也可以想象发生在前现代历史中的情景。但是在过去我们的主流史学叙事中，“影响”常常和“意义”一样，无论分析还是表述总是虚浮的多。葛兆光在书中非常深入、具体地论述了“元寇／蒙古袭来”事件对日本、高丽和中国的影响，有很扎实的分析、比较，同时也指出在民族观念、历史观念的种种影响纠缠之下，关于“影响”的历史叙事和评价是很耐人寻味的。作者在进入具体的“元寇／蒙古袭来”的“影响”分析之前，首先谈到了从国际事件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实质性关系，在今天读来也是饶有深意的：“‘国无外敌国恒亡’是一个古已有之的思想，传统时代国家的族群认同和文化独立，其实也和现代国家一样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从内部来说，他们会努力淡化国家和民族内部的阶层差异、职业不同、文化落差等，在某种‘爱国’旗帜下，塑造历史共同起源，想象出具有同一性的‘臣民’；从外部来说，他会强化‘我’和‘他’的不同，强调自我文化的优越，渲染外部敌人的威胁，就是所谓中外华夷，使得我你他形成差异，构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危险性。而‘蒙古袭来’这件事情，就恰恰在东北亚几个不同国家中，产生了某种奇怪的影响，促成了各个国家自我意识的觉醒。”（35-36页）与这些研究议题有紧密联系的是处理史料的态度和方法。在对待涉及国家之间往来、事件交涉等史料的时候，葛兆光强调对各方文书要尽量对照阅读，互相参证，既不要轻易怀疑文献的真伪，也不要单看、偏信一方的记载。在这部课程讲义中有很多篇幅讲的就是用史料实例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应该这也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态度。

为了“看清中国的立体形象和细部特征”，是需要有学术勇气的。葛兆光不无激动地在这本课程讲义中对学生说：“现代历史学一开始就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追求真相。真相、真相，还是真相！用真相瓦解神话，用真相揭破谎言。而且现代的历史学相信，历史是有真相的，历史学是能够发现真相的，历史学家依靠证据可以恢复真相。”（113页）我认为在历史学家的薪火相传的事业中，追求真相的使命感是必须传递给学生的最为基本的学术伦理，就是布克哈特在他的讲义所讲的“历史是生活的领路人”和“沉思对我们意味着自由”。

同时，作者也没有忘记提醒读者要注意的问题。在第二单元谈到“‘南海’：历史课题与政治问题”的时候他说：“这里要请大家注意，关于这个领域的历史与现实，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其中最敏感的，当然就是南海问题。”（190-191页）他首先强调的是“南海”之学对世界史和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世界史不再是只有大国的世界史，中国史也不再是拘泥在传统中国之内的中国史”，这是令人有点激动的。但是他也指出尽管我们有丰富的南海文献，证明古代中国对南海以及南海海域各国有丰富历史知识，但是对于南海和东南亚的历史研究，还不能让人满意。进而说到南海在近代以来成为的问题，以及在二战结束后直到今天出现的各种主张，只能坦承告诉读者：“这些就不是我们历史学者可以说清的问题了。”（194页）谈到卜正民在《塞尔登先生的中国地图——香料贸易、佚失的海图与南中国海》（Mr.Setden's Map of China: The Spice Trade, a Lost Chart and the South China Sea）的精彩研究的时候，他指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幅收藏在英国的《塞尔登地图》（又名《东西洋航海图》）“……它确实证明中国对于南海的历史知识，是相当丰富，而这种历史知识，恰恰不是来自帝国君主的权威统治，而是来自民间自由的海上贸易”，进而指出了《塞尔登地图》在南海研究上具有的重要意义（196页）。

由于个人研究兴趣的关系，我更注意到葛兆光在该讲义中对图像与历史研究的关系的重视。他特别提到了中古时期粟特墓葬中石棺床的精美雕刻与中亚、族群、商贸、移民相关；还有从米芾《蜀素帖》里讲到的来自印度佛教的乌龟和仙鹤的故事在中国形成以“龟鹤”为主题的图像，这个图像又逐渐从中国影响到十五世纪的日本。“所以，如果你是研究艺术史的学者，面对中古中国大量的砖雕石刻、墓室壁画、石窟造像，你既不能忽略这些图像和中亚、南亚的联系和渊源，也不能忽略它们和往来东西之间的各种异族、异国商人、宗教徒的关系，也不能忽略它们从中国到朝鲜和日本的流传和分布，更无法不掌握佛教、道教、回教以及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的知识。历史研究需要文字文献，也需要图像资料，艺术史研究需要历史语境，也需要宗教知识。”（第8-9页）在第二讲论述“东部亚洲”为何成为一个历史世界的时候，更是把图像看作是一种构成共同文化的要素，从图像的主题、风格、技法、审美习惯等多方面论述了艺术是把东亚联系为一个历史世界的“要素”。如墓室壁画中的四神星象、出行狩猎、宴饮歌舞，日本的“飞鸟美人”和集安的高句丽墓室壁画，以及西安的唐朝墓室壁画；还有在日本保存的宁波画家专门为日本人绘制的佛画，以及在宋代开封流行的十一世纪后期日本的绘画折扇等等，都说明东亚艺术确实有共同要素（60页）。这些论述正是近年来方兴未艾的跨文化、跨学科的艺术史研究发展态势，也是我在近年的历史图像学研究与写作中比较关注的问题。

近日读英国历史学家柯浩德（Harold J. Cook）的《交换之物：大航海时代的商业与科学革命》（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2007；徐晓东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3月），作者运用了大量图像史料，正是在这些图像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语境中的科学发现、知识传播、审美变化和世俗生活之间的真实联系与微观细节，得以进入潜藏在“交换之物”之中的文化史场域。葛兆光在第三点关于全球史研究的论述中以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作为例子，说明十七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变化中的网状结构，“维米尔的绘画，可能只是一个引子或者象征，不过通过这个小小的绘画，大大的世界历史就渐渐凸显了”（12页）。从方法论来看就是从微观看宏观的研究途径。在论述到东部亚洲海域世界的相互联系的时候，他列举了三个研究案例，其中关于越南会安的来远桥的研究就很有意思。据史料记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这座桥最先是日本商人在十六世纪末修建的，并在日本留下了一幅题为《茶屋新六交趾贸易渡海图》的绘画作品，这幅画引起了辻善之助、岩生成一和内田九州男等日本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葛兆光认为从这座桥和这幅画可以深入讨论许多问题，比如十六、十七世纪日本、中国和越南的海上贸易究竟有多大的规模？日本、中国和欧洲人在东南亚的势力消长过程是怎样的？明清易代中的海外遗民和商人的处境和生活如何？还有这座桥的风格、管理、命名以及绘画的纸张、色彩等，都可以做文章（74页）。

由于对图像比较关注，在这里有个小问题也顺带说一下。作者引用了郑思肖的《元鞑攻日本败北歌》和汪元量的《燕歌行》来说明他们对蒙元东征的强烈感受，也引出了对后来文献中记载较少和反应不那么强烈的问题（43页）。接着在下一页选用了郑思肖的《无根墨兰》作为插图，但是没有论述。如果从前面《元鞑攻日本败北歌》摘出“还我大宋旧疆土”这一句，似乎更能证实《无根墨兰》的政治隐喻和强烈情感。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该画左边的落款是刻好字印上去的，说明很有可能是批量绘制的；“倘若郑思肖的墨兰真的是这样批量生产的，那么他会在每幅画中都贯注进‘无根兰’的政治隐喻吗？还是说，郑思肖是在由其遗民声望所带来的巨大市场中，探索一种快速简便，而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其个性与制作水准的方法和模式？”（黄小峰《古画新品录：一部眼睛的历史》，湖南美术出版社，2021年，183页）这样看来，已经被历史符号化的图像如何参与到今天的历史叙事之中，也是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