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法的经济解释》，熊秉元，东方出版社，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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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负之间
两个石头，孰轻孰重，容易比较；两幅画，哪一张漂亮，不容易比较。两车相撞，谁对谁错，可能介于两者之间。也就是，轻重、美丑、是非，都涉及价值的排序（ordering），要决定适当的排序，难易程度不同。一旦需要排次序，显然就隐含采取了某种量尺（measure），度量衡可以决定长短轻重大小，但是是非和美丑等排序，却必须依赖其他的量尺。奥运会里的裁判，是一个好的参考坐标（reference framework）。
跳高和撑竿跳的比赛场地，有一位裁判坐在跳竿旁边；拳击赛时，除了场上的裁判以外，圈外还坐了三位裁判；跳水、花样滑冰、体操等，场边有七至九位裁判。不同的安排，意味着操作不同的量尺，三者之间的比较，饶有兴味。
跳高和撑竿跳，情形最简单，选手一跳而过，竿子有没有掉落，一目了然，全场观众都眼见为证。似乎，一位裁判坐在竿子旁边，是多此一举。其实，不然；在选手过竿时，万一有突发情况（强风、地震或场中骚扰），就要由裁判决定，观众帮不上忙。一方面，花样滑冰和体操项目，选手表演之后，裁判针对“技巧”和“艺术”两个项目打分数，然后，所有裁判的分数加在一起，算出平均数，就是选手的成绩。
拳击赛的情形，刚好介于其间。如果对手之一被击倒在地，只要不是因为低拳（low blow）违规，十秒之后站不起来，胜负立判，全场观众眼见为证，就像跳高和撑竿跳，竿子有没有掉落一样。如果双方打完三回合，就由场边的裁判，决定胜负。每位裁判，每回合打分数，三回合分数加总，选出赢家，然后，三位裁判的决定放在一起，由票数决定胜负，少数服从多数。因此，最后结果，可能是“一致决议”（unanimous decision），也可能是“分歧决议”（split decision）。对拳击赛的裁判而言，重点是放在两人的差异上；对花样滑冰等的裁判而言，雕凿自己心中的量尺，更为重要。由简单到困难，可以想象成一道光谱（a spectrum），光谱上有很多点，代表不同性质的排序。
质量之间
奥运的众多竞技项目里，有些项目明显地重视“量”——举重、铅球、铁饼、跳高等；有些项目明显地重视“质”——马术、花样滑冰、跳水、体操等。在决定胜负上，衡量的方式不太一样，“量”可以诉诸某种度量衡的工具，而“质”只能诉诸人（裁判）的判断。不过，质量之间的曲折，还值得作进一步的推敲。
很明显的，量和质之间，其实不容易截然划分，而往往是彼此影响。一百米的速度，以时间长短决定，看起来是“量”，背后却是由“质”决定：肌肉匀称程度、起跑反应、体能状态等。众多“质”的因素，影响了最后“量”的结果。还有，不能直接处理“质”，只好退而求其次用“量”来替代。譬如，短跑有没有抢跑，是“质”的判断。但是，肉眼已经无法处理，只好诉诸替代方案——在起跑架下有电子传感器，鸣枪后 0.11秒内离开起跑架的选手，就被“认定”是抢跑。因为，根据研究，人类听到声响而反应的速度，最快是 0.11秒！
仔细琢磨，数量其实是质量的特例。在质量的光谱上，有高下的刻度，是“排序”（ordering），有些排序，可以用度量衡等数字来表示，就是“数量”。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有点像是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货币）价格，是众多价值（美丑是非善恶对错等）之一，而所有的价值，都是相对高下的排序。奥运所揭橥的目标，“更高、更强、更快”，看起来是追求“量”的改善，其实是追求“质”的提升！
主要的体会，可以简单归纳如次：第一，奥运规则追求的是公平竞赛，法律追求的是实现正义；公平重视过程，而正义重视结果。第二，奥运的竞赛项目，有些着重“质”，有些着重“量”。“量”的多少高低，可以借度量衡的仪器，一旦对“量”和“质”有争议，就可以通过“程序”来处理量和质的“实质”问题。第三，无论是奥运规则还是规则的变迁，对法学而言，都反映出“规则即工具，概念也是工具”。
成本效益之辩
在我所推动的夏令营里，参加的多半为法学背景的博士生、教师、法官、检察官等。对于经济学，特别是成本效益分析，都有许多困惑和质疑。因此，我曾经安排辩论，主题就是：“成本效益分析有无局限？”
质疑
关于成本效益分析，常见的质疑是：“如果什么事都讲成本效益，人不就变得庸俗了？ ”“不是所有的事，都可以用成本效益分析！”“感情、父母子女之情，难道可以用成本效益分析吗？”
这些都是直觉上、想当然耳的困惑，比较深层的理由，约略如此：成本效益分析意味着，人在脑海里会有意识地思维评估，再根据利弊得失的计算作出取舍。可是，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里，似乎都是习惯成自然、不假思索、随兴而至的举措，成本效益的念头，似乎很少出现过。除此之外，另一种质疑是：革命烈士、英雄豪杰、舍生取义、见义勇为，等等的行为，难道也可以用成本效益来解释？在采取行动时，这些人的脑海里，难道会以狭隘的成本效益来计算吗？无论是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还是特殊人物特殊时刻的举止，对成本效益分析的质疑都合情合理。经济学（者），值得正面响应、严肃以对。
回应和引申
对于成本效益的挑战，可以平实清晰地一一响应。首先，金钱货币、商品价格等，只是成本效益分析常触及的材料。成本效益所涵盖的范围，当然远不止于此。情感、道德、良知、伦常，都隐含利弊得失、好坏高下，当然是分析的对象。而且，一般人生活中对于“好不好”“应该不应该”等的考虑，就是不折不扣地在作成本效益分析。
其次，字典依部首（或英文字母）来排序，是为了便于查找使用。分类，能降低成本。同样的道理，日常生活里习以为常、不假思索的部分，正是已经经过分类（sorting）的过程，被归入“不需每次思索”的类别。规则化、卷标化，能降低行为成本。
再次，见义勇为、奋不顾身的人，平日维持“乐于助人”的习惯（规则）。一旦面临类似的情境，自然习惯性（规则化）地出手挺身。有时候，也可能导致不好的结果。还有，英雄豪杰、为国为民的举止，反映出当事人考虑的内容，和一般人不太一样。“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虽千万人，吾往矣”都还是成本效益分析后的取舍。
追根究底，成本效益分析就是利弊得失、好歹高下的取舍。人是能思索、会思索的生物，思索的性质就是希望趋利避害——只是每个人对利害得失，有不同的评价而已！试问，如果面对环境里的各种情境，不是考虑好歹得失，那么，人们依恃的是什么——批评（质疑）成本效益分析的人，不妨心平气和地想一想：不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替代方案是什么？
结语
法学和实务的关系非常密切，以法官、检察官等为主的司法体系，对现代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法学也是社会科学的领域之一，除了实务的成分之外，也有智识上的兴味。
这一讲里介绍的作业和辩论，就是希望由不同的角度，反映法学生动有趣的内涵。首先，由短文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学（者）和法学（者）论述方式的差异。前者强调“实证”或“实然”（positive），后者强调“规范”或“应然”（normative）。这种对比，衬托出两个学科论述时重要的差别之一。法学虽然号称是“证据之学”，但在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对于法律学者（和学子）而言，这未尝不是一种提醒。其次，奥运规则和法学的联结，也是一种对比。奥运裁判和法官，都是在执法，两者的相同相异之处，对法学而言似乎可以萃取不少的启示。而且，奥运项目所隐含“质”和“量”的差别，提供了一个鲜活的角度，可以探讨法学里涉及的质和量，以及如何处理的问题。
最后，是对成本效益分析的思辨。一般人对经济学、金钱买卖、成本效益，往往有着一种直觉上的保留或排斥。对于锱铢必较（？）的经济分析，自诩有着道德情怀的社会大众，似乎有理由质疑臧否。然而，对法学而言，天平两边的高低倾斜，不正是整个学科所关注的焦点（之一）吗？如果不锱铢必较，何来公正严明的判决？司法女神的尊崇，又如何得到社会大众的信赖？更何况，成本效益分析的本质，只是一种普遍有效的思维方式，如果批评之外，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如何能更有效地追求公平正义？
作品简介
《法的经济解释》，熊秉元，东方出版社，2017年6月
各种社会现象，都是由人类行为汇集而成，社会科学的功能，就是针对社会现象（而非自然现象），尝试提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可以“以理解之”！法律的形成和变迁，也是社会现象之一。对于法律的基础，传统法学多是立基于道德哲学。相形之下，社会科学追本溯源，由初民/原始社会开始，描述法律的出现、性质以及道德的功能。
正义的理念，贯穿法学和司法运作。由社会科学的角度，还有其他关键性的因素，对法学和司法运作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同样的道理，要学好法律，最好先掌握学习的态度、方向和技巧。本书进一步阐明，如何体会法学的智慧结晶，如何优游于法学的智慧资产财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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