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或所有的士兵》：以法庭叙事的方式写历史与人的复杂性

最近，“人文小说季·广东重点作家作品系列研讨会·邓一光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研讨会”在北京举办。

《人，或所有的士兵》是邓一光自2008年推出《我是我的神》之后的又一部长篇作品。《人，或所有的士兵》讲述了一个关于战俘的故事。1941年12月8日，即日本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日军突袭香港。香港守军经过18天的抵抗宣布投降。第7战区兵站总监部中尉军需官郁漱石在这场战争中不幸被日军俘虏，在位于燊岛丛林中的D战俘营度过三年零八个月非人的生活。邓一光以细腻的笔触书写出这个故事，揭露了战俘内心鲜为人知的隐秘世界。

邓一光以七十七万字的篇幅，记叙了中国现代史中早期知识分子与民族、国家和命运同担的故事。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邓凯指出，邓一光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突破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创作技法，借鉴了世界战争文学经典，写人的小，而非人的大。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同样认为，《人，或所有的士兵》中，直面了大事件下小人物的生命常态，写出了他们复杂的人性和在恐惧中挣扎的过程，为“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增添了诸多内涵。

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谈道，在《人，或所有的士兵》中，邓一光把中国抗战纳入到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体系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邓一光

《人，或所有的士兵》的故事从一个庭审开始，以多人多角度的叙事展开。从被告郁漱石、审判官封侯尉、郁漱石的养母尹云英、郁漱石的上司梅长治、李明渊、战俘营的次官矢尺大介、律师冼宗白、战俘营的战友亚伦的叙述中，两条线索逐渐清晰。一条线索为郁漱石日本留学，美国工作及回到国内工作卷入香港战役并最终被俘，一条线索为D战俘营的三年八个月生活。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谈道，邓一光选择了难度极高的叙述角度，通过不同的叙述者、不同的角度互相补充，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形象，这个不但给作家增加写作的难度，也给读者的阅读增加难度。虽然内容非常驳杂，节奏具有跳跃性，但是读起来有一种独特的快感。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认为，邓一光用非常极端的存在境遇，来凸显人性最深刻的灵魂搏斗。《人，或所有的士兵》是战争小说，同时也是存在主义的小说，在非常极端的存在境遇里的人性最能够呈现出复杂性。《人，或所有的士兵》叙事的视角不是外在的视角，它是内在的视角，但同时又借助其他的证人、养母、同事等不同人，呈现人在特别复杂的历史结构里的表现。

《文艺报》副总编辑刘颋指出小说的拼图结构，认为所有人物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在这部小说中都是随着拼图的补充而逐渐清晰，并构造出战争后的政治、经济等各种利益的交缠、纠结，从而成为一个复杂的网络。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谈到，郁漱石在不同的文明对撞当中、在一个文明表现出的不同面貌当中、在和平与战争、文明与野蛮之间穿行，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思考，人到底是什么？他可以极端高尚，又可以极端卑污。而他的悲剧恰恰也在这里，他似乎属于中国，但又不属于中国，这部小说在这个意义上写出人在具体处境下的复杂性。

研讨会中，邓一光回应，人类是由断裂的却又生生不息的文明建立起来的，而这次的写作就是想在过去、当下和未来这三个向度里追寻、审视、探究这种文明的逻辑，在一个更广阔的疆域中形成对话与塑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