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政治音乐的总体背景，英国国歌本身的创作时间和具体境况则显得有些扑朔迷离，实际上，连英国人自己都无法确定这首歌到底是谁写的，又到底是在什么情形之下写出来的。本节首先围绕关于英国国歌起源的两种主要说法展开叙述，它们分别将这首歌的写作时间确定在17世纪初和18世纪中期，然而，仅仅进行历史证据的分析显然无法解释为何在并不算久远的时间里，一首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歌曲的“版权”问题难以得到解决，所以需要结合歌曲的功能以及具体的历史背景进行阐释，并试图表明，关于英国国歌起源的判断，不管是何种说法，都与特定的政治取向和需求有关，换句话说，关于《天佑吾王》起源的争论，本身就构成了一出罗曼司，也是理解国歌功能的一面镜子。最后本书将结合已有的学术成果，特别是音乐史的研究成果来展现英国国歌在英国的接受和使用历程，作为被理解成罗曼司的国歌起源争论的对照。
作为事件的国歌：乔治二世之治
就词源来看，“天佑吾王”（God save the King）的表述最早出现在1535年考文戴尔版的英文圣经中，据说是译者为了贴合英国人的观念，将希伯来语中的“国王万寿无疆”牵强地翻译成“天佑吾王”。而按照一位考据者的看法，这也说明了在1535年，“天佑吾王”已经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民间表达方式。1545年，皇家海军的口号中也出现了“天佑吾王，万寿无疆”（God save the King，Long to reign over us）这句话，在各种海军活动和仪式中人们都会使用这个口号。不过，音乐作品《天佑吾王》的出现要晚于这个表述本身，而最主要和影响最深的两种说法，分别将这首歌追溯到了1606年和1740年。
1606年，“天佑詹姆斯国王”作为战歌的主题开始流行起来，在这时候，詹姆士一世还享有较高的威望。1607年，詹姆士一世访问了当时位于伦敦的裁缝商人公司，公司为欢迎国王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据说，《天佑吾王》就是在这次活动之中第一次被演唱。这一说法不仅在民间广为流传，王室也对此表示接受。在1875年威尔士亲王访问裁缝商人公司时，在晚宴致辞中他如是说道：“请允许我提醒大家，在1607年，本·强生作词，约翰·布尔博士作曲，创作了《天佑吾王》。”
詹姆士一世
说起来，将《天佑吾王》追溯到詹姆士一世时期，要归功于一位叫作理查德·克拉克的低音男歌手的断言：“音乐博士约翰·布尔先生毫无疑问在1607年写下了我们的国歌”。克拉克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不仅列出了自己所掌握的材料，而且也向裁缝商人公司的相关人员提出过查阅资料的请求。据克拉克所发掘的档案记载，当1607年7月16日詹姆士一世访问公司时，曾经担任过宫廷乐师的布尔博士应公司的要求，写了一首以歌颂国王为主题的歌曲。庆祝活动准备得十分精心，项目也颇为繁杂，许多皇室成员都参与其中，包括国王詹姆士一世、亨利王子和许多贵族廷臣，其中关于《天佑吾王》这首歌的相关记录如下：
晚宴期间，布尔博士一直在演奏歌曲，国王教堂的孩子们则进行演唱；此后，国王陛下来到了大厅，欣赏了一首由站在船上的三位男士演唱的美妙送别曲，陛下尤其喜爱这首歌曲，又让他们唱了三遍……为感谢诗人本·强生为国王所做的演讲、歌词创作以及其他杂物，付给强生20镑酬劳。
这种说法其实很难站得住脚，克拉克自己也承认，当天活动中表演过所有的演说、歌曲、诗歌和音乐记录都找不到了。而许多通过考据来反驳克拉克观点的研究显然更加有说服力，例如，通过考据各个不同版本的以“天佑吾王”为名的歌曲曲谱，威廉·康明斯指出，即使当天约翰·布尔博士确实写过一首以“天佑吾王”为题的曲子，但是这首曲子同后来通行的国歌有着天壤之别。包括康明斯在内，许多严肃的音乐研究者同样认为在这个场合所演唱过的歌曲并不是后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国歌的曲调。
一种更站得住脚的考据将《天佑吾王》诞生日期推迟到了18世纪中叶，按照这种说法，亨利·卡雷（Henry Carey）是这首歌的作者，最早的演唱是在1740年的一场为庆祝1739年维农将军波特贝罗大捷的晚宴中，这场与西班牙的战役保证了英国在欧洲的力量，在当时称得上是大快人心之举，维农将军也因此被视为民族英雄。出版于1742—1743年间的《国教口琴曲集》（Harmonia Anglicana）中收集了这首名为 《天佑吾王》的歌曲，歌词和曲调与现在通行的版本已经十分相近了。亨德尔的抄写员J.克里斯托弗·史密斯（J. Christopher Smith）以及哈灵顿博士都出具了证词支持亨利·卡雷乃是国歌的作者。
从可以考据的记录来看，《天佑吾王》开始成为剧院演奏的常用曲目也始于这一时期。1745年苏格兰叛乱期间，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天佑吾王”成为各大剧院招揽听众的常用广告词，同名的歌曲《天佑吾王》也是在这时变得家喻户晓，被誉为“忠诚颂歌”，得到了广泛的演唱。刊登在1745年9月30日的一则报道描述了周末德鲁里剧院的听众们在听完 《天佑吾王》之后的激动之情：“人们拍手叫好，足够表明他们对我们恶毒敌人独断计谋的厌恶，以及对教皇势力乾钢独断的反感。”一位感受过德鲁里剧院演出的听众大卫·贾瑞科在自己的信件中绘声绘色地描绘了演出的场景：
在每场演出结束时，二十名男演员上台；其中一位站到舞台前段，举起手，抬起头，唱起古老的曲调，歌词则是——“天主吾神！粉碎吾王乔治之敌人！佑他得胜利、得幸福、得荣光，万寿无疆，天佑吾王！”
这种关于国歌创作时间的说法背后其实也隐藏着两个问题。第一，认定亨利·卡雷是国歌作者的主张其实是卡雷的儿子提出的，小卡雷之所以如此宣称，无非想要借此从王室获得一笔长期的报酬。第二，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国王的支持，但这种说法其实将英国国歌的出现日期向前推了半个世纪，造成了许多混淆和困扰。根据这种说法，这首歌第一次演唱是为了赞颂詹姆士二世。据记载，詹姆士二世的加冕礼上就曾经演奏过这首歌曲，名为《神佑吾王詹姆士》。而当奥伦治的威廉入侵时，汉诺威王室被邀请来保证英国的秩序，其执掌权柄以后，这首曲子就销声匿迹了：“当他成为国王以后，谁还敢说自己是这首曲子的作者，或者唱起这首歌？”换句话说，如果这首歌是为詹姆士二世所做，那么所歌颂的王朝就是斯图亚特，而不是1745年贾瑞科在剧院中齐声歌颂的“人民的好父亲”——乔治二世。可以说，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关系到对国歌的理解。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也可以部分解释，英国的国歌为何不同于其他民族国家的国歌所出现的随着政权更迭而发生的种种变更（例如法国和德国）情况，它自确立之后便一直沿用。
詹姆士二世
作为事件的国歌在历史考据中显得疑点重重，而且，没有哪种说法占有绝对的权威。因此，或许我们可以认为，仅仅对国歌进行历史考察明显是不足够的。这种缺陷首先源自历史研究本身的局限性，由于材料保存和获取的有限性，所谓“原原本本”的历史其实是无法提供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国歌的问题上，叙述真实和功能有效是两个不同的追求，而国歌所能发挥的有效功能明显要比其来源的真实性重要得多，就此而言，只有通过理解《天佑吾王》在这些起源考察中所编织起来的英国民族国家神话，才能更进一步地理解这个问题。
作为神话的国歌：火药桶阴谋
与“神佑吾王”要理解克拉克认定亨利·卡雷作为国歌作者的理据，还需要进一步讨论超出歌曲本身的政治历史背景。实际上，克拉克本人的表白就支撑了这种理解，克拉克之所以认为《天佑吾王》创作于1607年，乃是因为在这一时期，詹姆士一世在全国范围内都享有极高的声望，这种声望来自“火药桶阴谋”的流产。而乔治二世治下逐渐凸显的民族国家意识，以及民族共同体观念与王朝更迭之间的逐渐脱钩，又为1740年一说提供了支持。
在裁缝商人公司所安排的这场首次唱起国歌的活动，其主题就是赞美国王的无往不胜，获得了神意的庇护而可以不费一兵一甲挫败叛贼。从历史上看，“火药桶阴谋”这场本身为了反对詹姆士一世对天主教徒的“不公待遇”的谋划，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准备之后于1605年11月5日“流产”，整个事件对英国政治和君主制有着极其重大的影响。用休谟的话来说，整个事件显得“不可思议”，但这群天主教阴谋者的“轻率拯救了国家”。在阴谋流产之后，詹姆士一世一手惩罚罪行，一手支持和保护无辜者，试图尽力弥合宗教纷争给国家带来的矛盾和分裂，虽然也有许多阻力，不过，他“享有臣民的敬重和热爱”，甚至有人称他为“所罗门在世”。
这种观念在当时流行开来，为本来权威十分有限的詹姆士一世带来了各种便利。虽然作为英国教区的牧首以及王国的最高统治者，詹姆士一世可以拒绝授予天主教徒特权，但作为国王，詹姆士一世其实缺乏有效的安全保障机制，“没有常备军以及有组织的治安力量，连保卫国王和承担庆典功能的近卫军也是王政复辟时期的发明。1603年至1640年之间，在危险和紧急状况下国王可召唤的战士不过百人”。而当这场阴谋流产并公之于众之后，英国贵族、王党人士甚至是许多天主教徒都直观地感受到了天主教阴谋的可怕，由此也更加倾向于认同詹姆士一世的统治。“火药桶阴谋”流产后第四天，詹姆士一世在议会上做了一场演讲：“我自己之所以要感谢上帝，一个原因就是，它并未因我们的罪而放任这场阴谋发生”，比起死在爆炸中的灰头土脸，上帝为詹姆士一世设计的结局无疑是“因为圆满履行了上帝指派的任务，作为国王，在荣耀中死得其所”。
在精英政治圈中，王政的合法性得到提升，在民众心目中，则深信詹姆士一世躲过这一劫，正是由于受到了上帝的保佑。“天佑吾王”的观念在当时逐渐深入人心，我们在民间歌谣中也能看到如下歌词：“盖伊·福克斯、盖伊·福克斯，想要炸掉国王和议会，颠覆古老的英格兰；上帝保佑，洞若观火。嘿，小伙子，敲响警铃。嘿，小伙子，天佑吾王！”另一方面，当时许多布道词也使用了同样的主题。在1622年的纪念活动中，詹姆士一世被描述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只有他能保证社会秩序和民族团结：“我们需从他那里接受命令：他是我们的气息，我们所有的言辞、生命和灵魂都属于他。”后来，11月5日成为了英国的国家节日，虽然庆祝的立场随时段和事件不断变化，但总体上说，盛大的仪式和庆祝活动，绚烂的烟花和热闹的歌舞，都在强化民众对君主制的支持。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巧合就是约翰·布尔博士本身，与他同名的漫画和文学形象（John Bull常被译作约翰牛）其实是英国在文化上的象征。从18世纪初开始，约翰·布尔作为一个拟人化的存在，通过各种漫画和文学迅速成为“不列颠民族”“英国性”等特质的代言人，用迪金森的话来说，约翰·布尔身上所带有的“独立、勇气、爱国情怀和怀疑精神”毫无疑问乃是英格兰民族的象征。在一些关于国歌起源的讨论中，研究者们甚至直接将布尔博士创作国歌这件事看成是惊人的巧合，甚至是神意的安排。虽然重名只是巧合，但是就作为象征物激发爱国主义情感而言，此处的约翰·布尔无疑为早它一个世纪的国歌作者增加了几分专属于英国的光辉。这样说来，将“天佑吾王”的诞生追溯到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也并非全无道理。在很大程度上，国歌就是作为象征符号发挥着强化国家认同的作用，而通过颇有些神意庇佑的历史事件，这种作用得到了无形的提升，以至于人们可以忽略事实的真相。
关于乔治二世治下国歌的出现，其解释方式则凸显了英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另一些关注点。就此而言，比较合理的回答或许要结合民族记忆与对音乐史的理解两个层面。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出现了各种王朝更迭，但是在英国历史发展中，不列颠民族和不列颠文明的传统是一直延续不断的，宗教上和政治上的分歧并不影响人们对不列颠王国的认同，而君主制之下不断发展的国力又为这种传统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提供了基础。乔治二世可算是比较励精图治的君王，在其治下，不仅英国社会的稳定得到了保障，君主立宪政体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之下，君主制作为政体，也就很自然地与民族作为国体结合起来了，并且也因此获得了超越具体纷争的更高位阶的价值。从1745年的情况就可以看出，人们对歌曲最初所要赞颂的对象并不那么在意，更看重的是演唱中所表达的忠君爱国之情。
乔治二世
从音乐史的角度来看，歌曲其实是情感的载体，并因此成为一种可变的工具。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在解释艺术品被生产时的特定目的以及在脱离彼时情境之后还能够具有的价值时就曾经区分了建筑艺术在两个层面上的功能：“首要功能”意味着作品的使用价值，而“次要功能”则是它的象征价值，因此，王位既是一把椅子，也是权力的象征。使用价值与象征价值两者的改变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只有当两者都同时丧失了，才可以说这件艺术品已经“死了”。以国歌为例，只要它还能激起爱国热情，或者说起码还能蕴含着某些情感记忆，那么它就依然是有意义的。作为一首爱国歌曲，《天佑吾王》的歌词中并没有任何对特定王室的表述，而各种版本中所加上的特定国王的名称也可以很轻松地替换。如此一来，它既保证了作为国歌的使用价值，同时又可以在最低和最抽象的层面上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如此又保证了其长时间的存在。
概言之，不管最初是为哪位国王所作，《天佑吾王》这首歌的价值都远远超过了其起源的真凭实据，恰如一位驳斥了所有关于这首歌作者和创作年代的研究者所坦然承认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幻想这首歌是无人作出、自然出现的，联邦时期，创作它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它却在复辟时期在每一位心怀不满的王室成员口中流行起来，以至于根本没必要再进行创作。”借用柯文（Paul A. Cohen）的话来说，国歌的存在以及与它相关的故事恰恰构成了英国民族国家发展的一个神话，它可以是“普通型”的神话，即普通人心中对国歌的认知；也可以是通过修改编纂以后牵强附会的国歌起源故事；更是通过政治和人的互动，通过各种仪式的不断重复，在人们心中所强化出来的对国王作为神意代理人的承认以及对以君主制为政体的英国的认同。
或许，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出如下推论，恰恰是在这一情境下，真正的英国国歌诞生了。毕竟，对于一个具有现代性的政治体而言，必须要区分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具体的统治和永续的共同体，施行统治的群体可以是君主，也可以是民选代表，但统治权所有者的变更不应当影响到民族共同体这个在文化和观念层面上一直延续的存在，当然也不应当妨碍在宪制条件下的一系列限定规则。英国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争论与统治更迭之后，无疑已经实现了这一要求。就此而言，“吾王”成了不列颠民族的标志，集合了这个民族的特性，可以说， 《天佑吾王》是对任何一位在位君主的歌颂，更是对作为民族国家的英国的赞美。
历史与官方记载中的国歌及其首演与改编
在英国历史研究者的考察中，目前最通行的看法依然是，《天佑吾王》这首英国国歌诞生于1745年9月，具体日期并无定论。这也是英国皇室认可和采纳的说法。
实际上，在这首歌诞生10年之前，英国人就已经明确表现出对用来表征民族精神的音乐作品的需求了。1738年，当亨德尔（Handel）的《亚历山大的盛宴》（Alexander’s Feast）在考文特花园上演时，《常识报》（Commone Sense）刊登了一篇文章，认为音乐直接作用于人的情感，音乐模式和韵律对人的影响是极为强大的，正因如此，将音乐从个人艺术欣赏拓展到民族精神上是十分有必要的：“虽然瑞士人算不上感官最为敏锐的人，但他们在这个时代却拥有用长笛演奏的歌曲，激发了对祖国的热爱”，而受到德国影响的亨德尔所创作的作品，难免具有些德意志民族的特色，因此，这些歌曲对不列颠民族的好处将会大大缩减。 换句话说，一个民族需要有自己的音乐，才能反映出自己的精神，鼓舞民众对自己民族和祖国的热爱。英国当然也要有这样的歌曲，不能落后于瑞士等欧洲国家。这篇报道的作者甚至还设想了召开议会时，议员们齐声合唱的场景，算得上是对国歌的现代政治功能的第一次论及。
前文已经简要提及了 《天佑吾王》在18世纪40年代开始流行时的状况，而且对国歌起源的追溯也是从这首歌所歌颂的究竟是斯图亚特王室还是汉诺威王室的观察点切入。显然，这首歌曲带有明显的天主教色彩，与18世纪英国的新教主流格格不入。然而，抛开这首歌的作者和创作时间不谈，有确切记录的首次演出或许只能追溯到1745年。
在18世纪呼唤民族音乐的大背景之下，这首歌被人们搬上了舞台，1745年9月28日，德鲁里剧院在上演过本·强生的喜剧之后，首次表演了《天佑吾王》：“这首古老的曲目，起源神秘，已经在光荣革命期间为了纪念斯图亚特王室而被演唱；后来又被那些支持两位复辟者的人秘密传唱着”，但是那时，乔治二世已然平息了斯图亚特王室的第二次复辟，这首歌过去所具有的政治立场也逐渐被人们淡忘。
德鲁里剧院
为了适应新教的习惯，第一次演唱时只使用了第一段。这一段与乔治二世的加冕曲《牧师扎多克》十分相近，而且不同于第二段和第三段中的内容，这段话仅仅是一段祈祷词，是不列颠人们在向上帝祷告，希望“吾王”平安，百姓幸福，仅此而已。这首歌的第三段则是唯一创作于1745年的段落，强调的是从神圣权力的古老信条中衍生出的君主制的合法性，无论是斯图亚特王室还是汉诺威王室，这一点都是其统治的基础性证明：“因此，起码在理论上，君主制的宗教基础与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所存在的契约观念之间的不相容之处”，就这样令人满意地被抹平了。实际上，对不列颠人来说，这首歌既反映了民族的历史传统，而且由于第一段中所谓的“吾王”明显指的是信奉新教的乔治二世，因此这首歌也被打上了反对天主教的色彩，唯其如是，在《每日广告》（Daily Advertiser）报道人们对这首歌的反应时，才会说“如雷的掌声和叫好充分表明，人们对邪恶的敌人所谋划的阴谋是多么反感，对教皇势力控制英国的独裁企图是多么厌恶”。《每日广告》报道的数日之后，师从托马斯·艾恩的查尔斯·博内（Charles Burney）在考文特花园表演了这首歌，在此之后《绅士杂志》（The Gentlemen's Magzine）和《伦敦杂志》（The London Magzine）也对其进行了报道。就这样，《天佑吾王》随着报刊和剧院的推广而不断深入人心，实际上到20世纪初，英国的剧院都一直保留着在演出结束后演奏这首歌曲的习惯。
到乔治三世时期，这首歌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曲了，不仅海顿（Franz-Joseph Haydn） 曾经记载过，当乔治三世身体状况恶化的时候，克莱蒙特公爵（Lord Clermont）便安排了管乐团在风雪交加的大街上演奏《天佑吾王》。1789年，乔治三世身体第一次好转，在他前往巴斯疗养的路上，沿途的民众们纷纷聚集在马路边，唱起这首歌向国王表达祝福。在1814年乔治三世的黄金庆典（也是汉诺威王室统治100年的纪念日）上，一群扮演“布列塔尼娅”（Britannia）的年轻妇女合唱了这首歌曲。
即使如此，依旧没有官方文件对《天佑吾王》作为“国歌”的政治地位进行确认。反过来，随着其风靡全国，民众不仅用这首歌来表达效忠之情，也通过它来传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需求，歌曲的反复使用又增强了其政治象征效力，这首歌越来越被视为“民族性”象征，“民意”就此成了认可这首歌作为国歌的权威来源。在1819年发生在曼彻斯特的一次支持男性普选权的游行活动中，人们演唱起这首歌，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 1822年，理查德·克拉克以《名为“天佑吾王”的国歌》为标题的小册子的出版，则第一次用“国歌”来定位这首歌曲。
当然，对于这首歌的国歌地位，民众也并非毫无争议。例如，法国大革命爆发以后，英国内部发生了极化的舆论分歧，拥护君主制的英国人试图请求国王支持路易十六，受到法国思想和大革命影响的革命者则想要在英国也终结君主制。1800年，有人曾混进乔治三世出席的一次剧院演出，企图行刺。刺客被当场捕获，全场观众反复唱起《天佑吾王》，以示对国王的效忠和支持。另一方面，法国革命的支持者则将这首歌改成了“反君主”的颂歌，歌词如下：
断头台，愿你万寿无疆
把国王王后的头颅
全部斩光
断头台，愿你威力无边
国中之人
各个胆战心惊
你是如此美妙又神奇！
到了拿破仑统治时期，一些英国人因法国所发生的事情而感到震惊和恐惧，暗自庆幸英国依然四海升平，于是这首歌又被改成了“反拿破仑”之歌：
法兰西的子女们发出哀嚎
法兰西愁容满面
但我们依旧快乐生活。
与我心异者
子孙后代皆遭厄运
忠诚的不列颠人齐声唱
天佑吾王。
除此之外，波西·拜西·谢丽（Percy Bysshe Shelley）把这首歌结尾的歌词改成了“天佑王后”，并命名为《新国歌》，歌中的王后其实是浪漫派崇拜的自由女神。19世纪30年代前，人们还喜欢将结尾那句唱成“天佑吾疆”，到30年代，人们多唱“天佑百姓”，总之，上帝庇佑的都不是“吾王”。直到维多利亚统治时期，随着其统治时间的不断延长和在其统治之下英国国力的不断昌盛，这首歌的主要内容和含义才真正定型。随后的统治者虽然也有对这首歌表示反感或默然的，20世纪初民间甚至发起过“爱国歌曲竞赛”，但对习惯和传统极度依赖的英国人最终意识到，就他们心目中的国歌而言，没有什么替代选项。
（本文选摘自《歌声中的祖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国歌》，罗宇维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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