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我、黄小媚、何志雄合著《福岛 / 辐岛：十年回首诘问》（简体字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无解当前，只能呐喊：知其不可而为之！
2022年2月，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繁体字版：《福岛/辐岛——核电是福是祸》，借此机会，从福岛悲剧的深刻教训，反思我三十多载教书生涯中，在培育学生的生态公义与社会公义价值观方面的一些体会。
2023年夏天，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即将出版英译版：The Fukushima Catastrophe ：To What End? （《福岛灾难——为了什么？》） 。如鲁迅沉痛揭出病苦，持续引起疗救的注意，并且培养感知、思辨、自主、行动的能力。
临近福岛核灾12周年纪念，阅读日本共同社新闻，不禁令人觉得前景惨淡，心灰意冷。3月3日，东电福岛第一核电站反应堆报废推进部门最高负责人小野明表示，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计划在2041-2051年完成报废的目标，但是，“探讨（福岛一核）最终样态所需的信息尚不齐全，难以预见具体步骤。”
同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核废水排海时间明确表示，“预计2023年春季到夏季的这一时间不变”。预计排放的处理水含有放射性物质氚，重约132万吨。小野强调：“一口气推进排放工作，将使人相信反应堆报废具有现实感。”
3月5日，东电对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反应堆安全壳内部的调查结果显示，来自熔落核燃料（燃料碎片）的物质很可能大范围分布在底部堆积物的表面。对支撑装有核燃料的反应堆压力容器的底座外侧进行调查，所有8处均检测到燃料碎片含核辐射物质“铕-154”的放射线。
小野声称：“最终有必要将持续增加的处理水全部排放，将熔落核燃料（燃料碎片）全部取出。”燃料碎片推算总量达880吨，计划于2023年度后半段在2号机组首次开始少量取出。不过，关于燃料碎片的最终处理地点，他表示“还没有到可以探讨的阶段”。
亲历的体验
不少人一刀切地反感日本人，可是，我在不少日本朋友身上，看到那敢于直面惨痛残酷现实并有所担当的高贵气质。我非常敬重的武藤一羊教授，在1950年4月刚入读东京大学，6月就爆发朝鲜战争，因为主持学生反战集会，被大学开除。武藤教授一生不懈组织和参与日本和亚洲的和平运动，反对美日安保条约、反对美国发动越战、反对修改和平宪法等。在本书附录文章“活着的废墟”中，武藤教授指出日本在1950年代引入核反应堆，就是为了拥有核武装的能力。武藤教授今年91岁，仍然言行活跃，坚持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促进人民缔结希望之联盟（alliance of hope），推动世界和平运动。
2014年，武藤一羊先生（右）来香港演讲，与笔者合影。
安排我在福岛灾变一年半后到访福岛的日本惠泉女子大学的大桥正明教授，身兼日本非政府组织国际合作中心理事，在灾变发生第二天便组织民间救援队，亲自送救援物资给核电厂方圆20至30公里留在户内的灾民；当时国际救援组织因为这些区域辐射太高，禁止工作人员走近。
为了能互相辨认，大桥正明在防护服上写上名字Ohashi。
大桥正明引介我认识国际摄影记者丰田直巳先生。十年如一日往返福岛，丰田直巳的观察是：“从2011年3月福岛核电站爆炸的那天起，我就开始采访和拍摄福岛。在那之前的10天，我一直在拍摄切尔诺贝尔事故25年后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日本，在事故发生前推动核电站建设的公司，于事故发生后，出现在辐射污染区，从公民缴纳的大量税收中获利。该工程使用了‘重建’的名称。建筑公司的重型机械、大型翻斗车进入因辐射灾难无人居住的城镇和村庄，起初为建筑物和田地‘除污’，之后，被‘除污’的房屋、仓库、工厂、学校等却相继被拆除。（你能理解这种矛盾吗？）福岛的10年，就是抹去了原来的风景，出现了原来没有的‘重建建筑、重建公关中心’。大部分因辐射流离失所的人不会回来。在未来200年或300年，核电站释放的辐射消失前，都不会回来。当然还是有寥寥可数的人回来了，他们怀着自身和土地不可分割的感情，做好了暴露在辐射中的准备。我尊重他们这种生活方式，他们似乎在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向世界询问核事故和核伤害的意义。我依然去福岛，希望在我的照片中捕捉会被抹去的风景和不可磨灭的人的尊严。”
丰田直巳在灾区摄像
蓝原宽子女士是《日本透视新闻》记者，一直追踪采访撤离和回乡居民的境况。她说：“十年过去了，仍有大量的人受影响，超过4万人仍在避难，远离家乡。日本有一个说法——‘十年一昔’，意即十年一个历史里程碑，可是我非常怀疑这句话是否适用在福岛核事故上。‘我们能给这一悲惨事故一个期限吗？’我的回答是‘绝对不能’，因为核事故和辐射灾难仍在继续，我们仍然强烈地需要国际废核运动的社会支持。”
蓝原宽子访问了一位在福岛市经营电影院的阿部泰宏先生，他说：“核事故发生时，福岛在艰难的情况下是孤独的。现在COVID-19，电影院的运营比核事故的萧条时候更难了，但从精神上来说，孤独感减少，因为全世界都能感受到因COVID-19而互相隔离的相同体验和团结共鸣。”是的，在反核运动上，需要“情同与共”。蓝原宽子呼吁大家相信“人类的奇迹”，一起走在历史的道路上，收集希望之石的碎片，握在掌心。她坚信这些碎片一定会像北斗七星和南十字星一样，闪闪发光。
2019年6月28日，日本民间社会代表在香港岭南大学出席由全球大学等合办的第六届南南论坛（SSFS），主题为“生态、生计与社区建设”。与会者有：藤冈恵美子，日本福岛全球公民网络中心（前排右二）；蓝原宽子，日本透视新闻（前排右三）；庄丽沛（Rebecca Johnson），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创始主席（前排右四）；笔者（前排右五）。
我在2012年10月访问福岛时认识了福岛全球公民网络中心主任藤冈惠美子女士，她离开东京舒适的家搬到福岛服务灾民；当时我问她：“你不怕辐射吗？”她淡然地说：“我已经40岁了。”2022年5月，收到她患癌的消息，心里很不平静。她因病不能参加2021年在线举行的第八届南南论坛，催促我们把讨论福岛的视频发给她观看。[1]
我默默为藤冈惠美子祈祷，默默为饱受生灵涂炭的核灾民祈祷。
噩梦、谎言、灭绝
2018年5月，我参加推进朝鲜半岛和平的国际妇女活动，认识了庄丽沛（Rebecca Johnson）， Acronym裁军外交研究所主任和创始人，也是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CAN）共同创始人。
2018年5月，韩国，庄丽沛（Rebecca Johnson）（右），刘健芝（左），薛翠（中）。
我邀请庄丽沛为英译版写序言：“别再发生，求老天爷，永不发生。”庄丽沛曾经到福岛实地调研，笔记满载辐射难民的无奈与痛苦：
当健芝邀请我写序言的时候，我的脑海立刻回到了2011年3月11日，伦敦，美国有线新闻网（CNN）记者把我叫醒，约谈日本遭遇海啸的新闻。 他们告知，手里有一张福岛第一核电站爆炸的照片，并想和我谈谈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危险。 我第一反应是：“别再发生！求老天爷，永不发生！”——我还没来得及切换到专业的应对模式，询问目前已知的情况，就大声喊了出来。 我一边听着，心里却是焦虑痛苦，牵挂住在东北海岸的朋友。他们都还好吗？他们安全吗？
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曾经住在东京，多次往返参加关于废除核武器的会议。 我匆匆查看了电子邮件和一些日本和国际新闻，主要焦点当然是沿海渔村的恐怖场景和人命丧亡。 起初，日本的新闻中没有关于福岛的内容，但国际媒体中却表达了担忧。 CNN的采访记者请我讨论：“如果反应堆发生爆炸，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是什么？”
在没有可靠的日本官方信息的情况下，我描述了反应堆的设计，并阐述了如果爆炸使反应堆破裂，或者反应堆芯和核燃料（储存在反应堆上方的水中）失去冷却水浴而暴露在空气中可能出现的危险。 这就是实际发生的情况。 但是，由于核电站老板和政府官员惊慌失措，试图掩盖令人震惊的现实，必要的应急措施就被延误了。
在第一次采访之后，我收到了一位朋友的电子邮件，他是核专家，在民间社会和日本原子能机构都有人脉。他对官方在福岛第一核电站灾难发生时的反应不足而深感忧虑，向我和其他国际同行发送了最新信息和分析报告。他的报告坚实可信，揭露了太多东京电力公司和政府发言人所散布的、危险的假消息、保证、谎言。
随着刮风下雨，将毁灭性的核污染带入村庄、山丘、田野和海洋，显然而言，凶多吉少。 一场人间噩梦正在逼近。关键问题是，污染会蔓延多远，情况会变得多糟。 朋友敦促，尽一切可能强调事态万分严峻，并将真相告知世界各国政府和媒体——对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使其采取更负责任的行动，并适当告知和保护日本人民和环境。
在福岛爆炸的下风处，那些急急忙忙地从还没被海啸水墙压倒的房屋中撤离的人都很焦虑。但许多人后来告诉我，他们主要为那些住在海边的村民感到遗憾，他们的房屋和学校都像火柴棒，纤弱而容易被折断。 他们从未想过，将永远无法回到珍贵的家园。人间浩劫与威胁静悄悄地来临，悠长而无边，弥漫毒害整个福岛县的空气、田野、水道，这几乎是让人无法理解的。
在那恐怖的当天，逾15000名儿童、妇女、男人不幸死亡了。地震和海啸对生命和家园的摧毁，怎么说都是一场残酷的悲剧。在福岛第一核电站被淹没两周后，我写道：“我们必须希望冷却剂和控制装置完全恢复，福岛和其他地方严重受损的反应堆在拆除前将会变得安全。日本在一座危险的发电设施上花费如此多的人力物力，需要调动资源为50万无家可归和遭受创伤的幸存者提供帮助，这是悲惨的教训。”[2]
当我在灾难发生18个月后访问时，故事看起来非常不同。超过10万名“辐射难民”仍然无法返回家园、学校、田野和工厂。[3] 到了2012年，看到幸存者社区团结起来，在北部海岸线上重建被破坏的城镇和村庄，令人鼓舞。可是，在核反应堆爆炸时释放出的致命辐射的下风口，情况就不一样了。 住在福岛的下风口地区的村民一直无法重建社区——他们最糟糕的噩梦仍在继续。
下风口的噩梦
一年后，2012年8月，我与多个国家的医生一起访问福岛，亲眼看到了下风口的噩梦。 我作为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CAN）的三位联合主席之一，参加了在广岛举行的国际防止核战争医生组织（IPPNW）的一次重要会议。ICAN的其他联合主席是蒂尔曼·鲁夫博士（Tilman Ruff）（在澳大利亚成立ICAN的主要推动者）和川崎哲（Akira Kawasaki）。川崎哲是反核运动者，曾经与和平之船和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密切合作。川崎哲和一群日本医生（PANW）介绍了福岛的情况，并为我们协调安排，前往东京和福岛会见活动家和官员。他们获得批准，允许我们从福岛市乘车到 “红区”的边缘；但我们被告知，在红区线以外，污染程度太高，没有防毒面具和防辐射服就无法进入。
接下来的几段话摘取自我在8月访问时的笔记和照片，其中一些照片由《开放民主》（openDemocracy）在2012年9月发表。[4]
当巴士离开福岛市时，田地、房屋和路边的绿化带都非常整洁，大家所期待的日本就是那样子。 这是日本熟悉的农村景色——漂亮的房屋与绿油油的稻田和深绿的大豆田交错在一起，还有长长的温室框架和塑料大棚，种植了西红柿、辣椒、黄瓜和其他夏季蔬菜。
离开城市几英里后，场景突然改变了。一块块整齐的水稻和其他作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疯长的野生植物爬上了建筑物和电报杆，遮住了挥舞着卡通人物的欢迎路标。 现在，道路上几乎没有汽车，尽管我们的巴士经过几辆警车和重型挖掘机。
就像那些用木板搭建的学校一样，一些空荡荡的商店和房屋仍有花园，鲜艳的花朵在野草丛生中争夺空间。 在田野和路边，我们看到一排排鼓鼓的塑料袋。车上的当地医生解释说，这些袋子里装的是被污染的表土和植被，等待收集起来作为放射性废物处理。
在这里，消除污染的工作永无止境，因为雨水将更多的辐射从山上和森林中冲到了 “已消除污染的”田地和花园里。我们参观的卫生诊所后面，用粉红色的胶带标围起来，标志着已消除污染的边界，但医生承认这只是相对而言。 每次下雨都会有更多的放射性物质冲下来。在诊所的前面，电子计数器显示了当前的放射性水平。
对于我们这些临时探访和中年的访客来说，放射性不应该是太大的问题，而且我们有知识和设备来采取基本的预防措施。 但是我们遇到的辐射水平对婴儿或幼儿，或有幼儿的父母或育龄妇女的健康来说，是不利的。
当我们到达川内村时，这种令人震惊的影响变得很明显。川内村处在瘫痪的核电站西南方向约16-21公里，实际上比巴士之前驶过的那些废弃村庄更近。这是因为在爆炸和火灾发生时，风把主要的辐射羽流吹向西北部，那里受到的污染程度最严重。
我们见到了当地的市长远藤佑子，他表示决心让村子活下去。 他回避了有关核电站的问题，但谈到了撤离的弊端，他说该地区有63人因 "撤离压力 "而死亡，老年人受到的影响最大，因为社区被破坏了，与朋友失去了联系。
川内村横跨20公里的总禁区，当地人称之为 "红区"。 一些村民没有完全离开该地区，而是选择从红区内的家中撤离到建在村子“较安全”一侧的临时住房。 这些搬迁的村民主要是那些曾经在电厂工作过的人，他们后来受雇于各种除污项目，有些比以前的工作要危险得多。
一位妇女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带我们参观撤离小屋里的小间。她谈到了海边心爱的家，在那里她和儿子一家一起生活。为了保护孩子，她儿子已经搬到了东京，现在和亲戚住在一起。她留下来是为了响应市长的号召，让村子活下去，但她说深深地挂念她家人。她最后悲切的提问，不断困扰着我：“如果没有任何孩子或年轻人，我们怎么能让这个村子活下去？”
在川内村远郊，我们在一家美丽的农舍停下，那里有小鸭池，旁边是稻田和大豆田。事情看起来廷正常。但是67岁的农民秋本松子告诉我们，这些鸭子被用作监测污染程度。
秋本松子和丈夫实际上已经退休，并将家庭农场移交给了下一代人经营。 但是，在核电灾难发生后，他们的孩子和孙子孙女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撤离。 现在，这对老夫妇孤零零，艰难地持家糊口。 当她谈到和丈夫今年种植庄稼时，明知道和去年一样必须把庄稼挖出、装袋并作为放射性废物处理，她眼里满含泪水。 她满怀希望地说，也许明年的庄稼可以吃进肚子，但她的双眼却怅然若失地看着远方。咔嚓咔嚓的测量放射等级的盖革计数器，不断残忍地警告，温良恭俭的老农、鸭子、庄稼的未来，越加凄凄惨惨。
在被海啸沉重的水墙夷为平地的渔村和城镇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当下死亡。 18个月后，这些社区响起了积极重建的声音和孩子们的笑声。相比之下，福岛的村庄正悄悄地滑向长期的萧条和衰退。当地医生告诉我，至今几乎没有直接归因于放射性物质爆发的疾病迹象。 最让他们担心的是，由于压力、撤离、失去生计、家庭、朋友、邻居，自杀和健康问题的比率提高了。
永不发生？
我为《福岛灾难——为了什么》作者刘健芝、黄小媚和何志雄鼓掌，因为这本书分析了将利润凌驾于保护人民之上的政治和工业政策加剧了人类和环境风险。 根据对受福岛灾难影响的居民、农民、涉核官员、记者和活动家的各种采访，她们在证词、科学和照片中强调了个人、政治和人道主义的影响。作者与日本活动家和记者密切合作，检视了军民核发展与驱动者之间的重要联系，对世界其他地区以及中国和日本的人民和政策制定者都有意义。
气候的混乱远不能证明核电的合理性，反而使人们对核电的热衷更加疯狂。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的增加将加剧核风险。电厂建在靠近海洋和河流的地方，归咎于对冷却水有永不满足的需求。尽管核工业仍未解决五十年来核电运营中的退役和放射性废物处理问题，但其正试图以牺牲人类福祉的代价来重振核能。
俄乌战争造成的震荡，对世界的警告更加紧迫——关于用于核武器和核能生产的核技术所带来的基本和生存风险。核武器使用原子裂变和聚变来威胁其他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灭绝。核能生产是核武器生产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谎称提供“廉价、安全、清洁的和平原子”和无化石燃料的生活能源。
核武器可以引发核战争，不仅仅是出于军事意图，或者是人为错误、失误、误判的结果，也许现在是通过意图不轨的电子黑客或欺诈攻击。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如果核能或武器出现严重问题，其后果很可能是广泛的、无差别的，而且与这些危险技术最初附带的任何能源或安全利益毫无沾边。
寻找希望
《福岛灾难——为了什么？》的中心部分以一幅潘多拉打开 “她”的盒子的画作结束。我喜欢这本书的作者对这个希腊神话的重新解读。这与我小时候第一次读到“潘多拉的盒子”的故事时产生的疑问相吻合。大多数叙事都把潘多拉描绘成不服从神的命令，释放出世界上所有的邪恶。和这些中国作家一样，我对潘多拉的看法也不同。
这个好奇的女人和装满恐怖的盒子都是宙斯和他的父权制贪婪诸神设计的陷阱，目的是惩罚另一个“神 ” 即普罗米修斯，因为他分享了火的礼物，给饥寒交迫的人类带来了温暖和光明。宙斯和恶霸诸神很生气，因为他们想把火与权力据为己有。宙斯说服朋友一起创造了这个恐怖的盒子以及诱骗这个年轻女孩。他们给她灌输了好奇心以及刻板的魅力，并把她送给普罗米修斯的弟弟作为新娘。这并不是一份友好的礼物——潘多拉被设计为在世界各地传播多种形式的邪恶、疾病和伤害的传递工具。然而，到最后，潘多拉不仅是不听话的女孩或被操纵的传递工具；她作为勇敢的、有爱心的年轻女子，质疑了所谓应当服从的命令。她让我想到了许多年轻人，站在废除核武器、气候正义与和平运动的最前沿。 她与所有勇敢、热情的活动家站在一起，让人类能够坚守希望。
反思“发展” ，集体担责
我长期关注印度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认识了许多印度科学家，深信科学是为了社会变革，以人民福祉为终极目标。安妮塔·兰帕尔（Anita Rampal）曾任印度德里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及院长，同时兼任全印度人民科学网执行委员会成员。
我也邀请兰帕尔为英译版写序言: “绘制对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生态正义的争议范畴”。她写道：
在2011年福岛灾难之后，核能生产受到了一些限制和反思；尽管对气候变化的争议继续激发了对核能的支持。此外，俄乌战争引起了围绕这些问题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导致了对核能的重新推动，令人担忧。这本书及时地警醒世人，忽视或混淆核电的多层次难题是很危险的，包括其基本未计算的社会和生态成本，以及世界上无力处理核废料的难题。
这也是一个及时的行动，现在全球已经注意到需要团结和集体担责来处理新冠瘟疫（Covid-19）破坏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后果。事实上，人们正在寻求全新的跨学科视角，以形成对“可持续”和“发展”等术语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即使各国在各自背景下正试图定义并努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2030年议程。
对于欧盟委员会提议在新的可持续经济选择分类法下给核能和天然气贴上“绿色”标签，甚至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爆发战争之前就已经引起了重大关注。2022年7月，欧洲议会批准了这一决定，据此，能够安全处置放射性废物的核电站将被视为“绿色”，允许获得数十亿欧元的廉价贷款和国家补贴。关于将天然气和核电称为“可持续发展”的激烈辩论，导致环保主义者以外的批评者称这是一种制度性的“漂绿”（green-washing）。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德国和法国的利益截然相反，德国支持天然气，法国支持核电，但他们共同支持该协议，体现了对其能源和工业政策的相互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福岛核灾难之后，德国完全改变态度，决定在2022年之前废除核电，承诺转向可再生能源。然而，德国仍然严重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现在是俄乌战争期间宣布的贸易制裁中的受牵连实体。法国主要通过老化的核反应堆来满足其70%的能源需求（56个反应堆中有一半被关闭进行维护和修理），但估计今年的电力生产将减少25%。同时，法国已经准备了517亿欧元的蓝图预算，到2035年建造大约14个新一代反应堆。
在俄乌战争期间，激起核辩论的问题不仅是关于其他国家的能源选择，而且是关于在乌克兰四个工厂的15个核反应堆附近发生的战斗，迫在眉睫的引发核战的危险，这些核反应堆的发电量约占乌国一半。正在退役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引起关注，让人想起了1986年的核事故。
然而，欧洲核学会和美国核学会否定了乌克兰核电厂区的任何危险，并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指出：“核电站并不是需要担心的不祥设施……相反，核电已经在减少空气污染、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和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发挥了重大作用。再者，核电未来的潜力是巨大的。”[5] 然而，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对这一立场提出质疑，宣称核电站容易引发核战，应该停战并认真重新考虑其部署。
因此，这本书的出版处于重要的关头，即福岛发生了世界最严重的核灾难之一十年后，甚至在世界与前所未有的新冠瘟疫作斗争时，紧急呼吁刹车，保佑世人吉祥。本书采用批判性的人文主义角度，开头从第一手体验切入，灾难发生后不久实地调研，采访当地平民，以及今天年轻人对灾难的反思。本书从涉及技术、经济和社会政治层面的广泛资料入手，真切地讨论了持续困扰与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呼吁采取集体行动。
这对年轻一代确实很重要，他们正在表达自己的恐惧和愤怒，同时发挥能动性，介入并重新构建自己的未来……
本书促使世人关注“发展”在多重与不公正的实践中，引发争议的“可持续”内容里的紧迫矛盾与未被触及的问题。重要的是，本书是从被公认为高科技社会的角度切入的。对日本核电产业的分析有如高高在上的灯塔，点亮反思人类和非人类行为者的、巨大的、未知的濒危生态。
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集体代际记忆需要被激活，以重新评估援引危机和公众接受往往不可逆转的决定的想法。日本是第一个被使用原子弹肢解其人民的国家，有着复杂的接受核能的文化历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物理学家在宣称其促进和平利用原子的权利和义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美国则在1950年代援引了“原子促进和平”；随后的石油危机为核能的产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在现有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本书通过关注不同的类型、语言、风格、视觉效果的材料，综合包容，并扩大读者群，以介入跨学科问题。关于处理公众对 “安全”或 “危险”辐射暴露等概念的理解的挑战，或关于 “科学规划”的问题，本书补充了之前出版的书籍《福岛的教训：日本科学、技术和社会案例研究》（Yuko Fujigaki (Ed.), Springer, 2015）的讨论，并且仔细分析社会-技术-科学三重问题，而重点则是社会公正与生态正义。
2012年12月，重庆, 西南大学，在第二届南南论坛上，安妮塔·兰帕尔（Anita Rampal）发言。
负重同行
这些我尊敬的日本、英国、印度朋友，教导了我理性和感性认知。在大学课堂上，我把生态公义和社会公义糅合在课程里，与同学探讨核电核武、金融资本主义、发展主义、气候崩溃、生态危机等议题，寻找机会让同学有亲历体会。2011年9月19日，我和西南大学的薛翠教授一同参加东京民间6万人反核大游行。2016年，日本举行废除核武 / 核电专题世界社会论坛，我安排了薛翠和欧阳丽嫦老师，带着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三位同学黎梓莹、萧韵婷、杨菁乔前往参加。我以这次考察对她们造成的感性、理性冲击为例，写了一篇文章 “从生态公义思考现代教育与暴力”。[6]
她们那次参观了距离福岛第一核电厂不足15公里的双叶郡富冈町。大会资源有限，每人仅发一件雨衣、一个口罩，下车每次停留限15分钟。欧阳丽嫦愤愤不平：“破旧的房屋空无一人，像是进入静止的空间，一切停留在2011年3月11日海啸吞噬那一刻，又像进入了异度空间——鬼域。海啸引发核灾摧毁了居民平静朴实的生活，辐射污染环境更摧毁了几代人的家园。一年核电，万年核废料！”
2016年3月23-28日，西南大学薛翠教授（右）和欧阳丽嫦老师（左），带领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同学萧韵婷（中）、杨菁荞和黎梓莹，深入福岛禁区，了解除污人员遭外判压榨的情况。
三位同学回港后写下真切的反省。杨菁乔说，与朋友分享经历，然而她们似乎维持“各家自扫门前雪”的态度，没有关注的动力，只是想，不到福岛就到别处旅行。黎梓莹说：“因为我亲眼看到一个个零保护装备的除污染工人在田野间工作；亲眼看到一堆堆没有边际的核污染物堆放在美丽的山下、森林、田野间；亲眼看着手中量度辐射水平的仪器上的读数；亲身到民间组织参观见证到他们多年的付出；亲眼看到福岛县居民在被问到‘3.11’事件的尴尬和沉默……这一切一切才是我回来后能够如此有信心向朋友转述福岛现今困境的真正原因，而不是在演讲上看到的图表和数字。不能忘记冰冷疏离文字背后的生命，只有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和经历才是信念中坚固的核心。”
同学的真切，让我感动。
寄语老师、同学、青年
多年来，我尝试与同学一起梳理现代主义、“科学至上”的暴力历史，勾连形形式式的社会不公和生态不义，拒绝站在主流精英的角度来看世界，而是有意识地关怀边缘社群的存活条件，聆听其文化哲理。僵化的教育体系、势利的主流文化，在我们的无意识中制造冷漠、犬儒、恐惧，我们要尝试容让自己暴露于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把握各种机遇使之撼动习惯的固执，冲开制约的樊笼。“感情用事”不是羞耻的，反之，情感的冲击，触动伦理关怀，突破所谓“理性”的框框，不仅可以带来对事物更为深刻的认知，也让我们开拓各种可能性，以培育感知、思辨、自主、行动的能力，迎接开放的生命历程。
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坚持和勇气！
有说3.11核灾，犹如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以宙斯为代表的神权、父权的世界里，宙斯恶毒地送上他塑造的潘多拉、盒子及里面的一切，却少有被谴责；潘多拉作为女人、作为凡人的举措，却饱受责备。灾难、罪恶、瘟疫、苦役、伤痛、死亡，充斥人间。潘多拉盖上盒子，只有“希望”留在里面。有说这是宙斯迭加的诅咒，不让“希望”弥散人间。有说是阿西娜偷偷把“希望”放进盒子里，让其得以被珍重。
不要忘记，普罗米修斯送给人类的两大礼物，先是“希望”，再是“火”。
面对残酷的现实，拒绝沮丧反抗绝望之际，犹记得美丽聪慧善良的潘多拉，捧着一度打开过的盒子, 捧着“希望”……
在伸张生态与社会正义的路上，请相信，许多“潘多拉”携手并肩，捧着希望!
（作者简介：刘健芝，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及发展中心生态文化部主任，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兼任副教授，全球大学创始成员，全球和平妇女协会理事，世界社会论坛国际委员会成员。编著书籍十多部，文章被翻译成多国语言。）
注释：
[1] 2011至2022年，全球大学、香港岭南大学与多所中国内地及海外高等院校，合办了九届南南论坛，主题围绕另类发展、民众生计、生态环境、可持续文化等，福岛核灾一直是生态议题的重中之重。在历届论坛上，大桥正明、蓝原宽子、藤冈惠美子和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庄丽沛（Rebecca Johnson），持续就福岛和全球核灾难而作报告。南南论坛全部视频可在此网页免费观看：
https://our-global-u.org/oguorg/en/。
[2] Rebecca Johnson, ‘After Fukushima’, openDemocracy, 24 March 2011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5050/after-fukushima/
[3] Rebecca Johnson, ‘Fukushima: a foreseeable consequence of nuclear dependency’, openDemocracy, 16 March 2012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5050/fukushima-foreseeable-consequence-of-nuclear-dependency/ See also the report by the Independent Investigative Commission on the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Accident, published by Yoichi Funabashi and Koichi Kitazawa, March 2012, https://ratical.org/radiation/Fukushima/IotFDNArpt.html
[4] Rebecca Johnson, ‘From Fukushima to Hinkley Point’, openDemocracy, 18 September 2012
[5] Steven Mufso和Claire Parker，2022年4月15日《华盛顿邮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climate-environment/2022/04/15/nuclear-energy-europe-ukraine-war/。
[6] 劉健芝，“從生態公義思考現代教育與暴力”，《批判式教學碰上新世代青年：中港台教育研究》，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頁179-197。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