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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作家周游:一边写小说,一边研究小说,也算是读写相长

“文笔有冯梦龙之趣,读来似二月河梦回。”这是著名作家萨苏对于《麒麟》的评价。作为作家周游的长篇小说出版处女作,《麒麟》确实令人惊喜。

“文笔有冯梦龙之趣,读来似二月河梦回。”

这是著名作家萨苏对于《麒麟》的评价。作为作家周游的长篇小说出版处女作,《麒麟》确实令人惊喜。它具有中国传统世情小说的风貌和志趣,又内蕴关于现代主题的思考和发问。而以说书人视角讲述故事、推进情节、再融入故事,也是对传统小说书写的颠覆。古典与现代融合的探索中,《麒麟》有着诸多成功的创新。

《麒麟》是一幅呈现众生的画卷。帝王、官员、儒生、说书人、传教士、反叛者,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可怖的时代下每一个人不同的“面”。荒诞之中,怀抱着沉重的现实。

周游,河北正定人,“魔宙”签约作家。中文系出身的他,从事小说创作多年,热爱与敬畏中国古典小说和文化,也对其有着相对更为详尽和系统的认知。

在《麒麟》的后记中,周游叙述了中国文学的发愤传统:“这些作家因孤愤而书写,以书写而发孤愤,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或立锥于当下,直面惨淡与绝望,或假托于过去,深蕴心曲与讽喻,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这也是他创作的立足点。在澎湃新闻对他的专访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对文字力量的笃信,也不难感受到他的真诚。

周游


澎湃新闻:您写小说多年,《麒麟》是您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在此之前您一直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古代历史,出版过《笔墨游戏》,旨在介绍中国古典小说的美学特点和内涵意义。从研究文学转而创作文学,有什么独特的体验吗?

周游:小说很早就在写,大二那年写过一本十五六万的长篇,毕业第二年又写了一本二十万字的,现在回头看都是些幼稚可笑的文字垃圾,也不会拿出来。2017年底,我转向历史题材的创作,先写了本唐朝背景的小说,篇幅很长,一直在编辑那里压着,后来又完成了《麒麟》。编辑认为先出《麒麟》比较好,因为它的写法和可读性比较吸引读者。所以《麒麟》算是出版的处女作,但并非我写作的开端,前期十多年的写作锻炼非常漫长,也很痛苦挣扎。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并不是从研究文学“转而”创作文学的,《笔墨游戏》是在我写完《麒麟》后才开始筹备的,两本书的出版都很坎坷,新人出头很难,很幸运,两本书在去年前后脚儿上市了,也是一种天意。我从小就热爱中国古典小说,想在写作实践中从旨趣立意、字句章法、布局结构等方面续接上这一断了百多年的小说脉络。为了更好地继承,必须要深入地琢磨,这些年也有所领悟,加以系统整理,便是《笔墨游戏》。这本书写得很入门,对专业学者来说就是小孩子过家家,但它也有几分普及、润化之功。一边写小说,一边研究小说,也算是读写相长。我在阅读中领悟到的种种作文妙法,自然会试着化用在自己的写作中,我在写作实践中的心得,也会带入到研究之中。

澎湃新闻:《麒麟》并非单一的类型小说可以涵盖,如您在《后记》中所言,它力图“打破‘类型’,弥合所谓纯(文学)与不纯的粗暴的裂痕”。我们不难感受到其底色严肃悲远,有时却又十分泼辣风趣。在这个创新探索的过程中,您会觉得有什么难点吗?

周游:为什么要打破类型,我在《麒麟》后记中已经谈得很详尽。突破类型分界,也带来不少误会,比如豆瓣把《麒麟》划归为悬疑推理小说,还上了年度榜单,很多悬疑推理迷就无法理解,这怎么算悬疑呢?推理又在哪里?不本格也不社会派,差评。这种事我也无法左右,《麒麟》应该更偏向于世情小说。我自忖天赋一般,“拓展汉语写作边界”一类的宏大目标非我所能及,我依然对“讲故事”抱有坚定的信念。文学发展到如今,很多人已经不认同“小说等于讲故事”了,这里头可以讨论很多。我觉得只要人类存在,故事便不会消亡,那些鄙视故事(叙事)的所谓先锋实验文学,不是我的游戏。我接触过搞实验文学的作家,直言:“我的写作目标就是要让人看不懂,越看不懂我越自豪。”——这就是道不同了。您说的“严肃悲远”与“泼辣风趣”的风格融合,其实就是变奏,《红楼》里也有猥亵的狂欢,《金瓶》中也有肃穆的哀伤。古典戏曲像《赵氏孤儿》《琵琶记》《桃花扇》那般庄重正经,里头照样有下流风趣的插科打诨,这种变奏也不仅仅是叙事技法,而是一种生活图景的真实写照,是一种处世精神。

这个探索中的难点,无非是老生常谈的“传统与创新”的问题,即便我哪天得到冯梦龙英灵加持,能够写出放在三言中也真伪难辨的古典式小说,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任何有志气的复古都是朝向当下与未来的。文学史上的各种诗文复古运动,骨子里都在寻求突破。所以一定要有所开创,借用古代背景、古典笔法来写当下的心境与思考,这便是“寄托”。抛开当下写过去,只为了编造一些古早味的转折游戏给人以消遣,靠“人性是永恒的”这种话规避对现实的观照,那不是我追求的。高明的寄托,气足神完,光烈可感,但同时又最富有隐喻性,不是单向度的愤世嫉俗发泄牢骚,而是对人与时间、命运、权力之间关系的反思。这才是最难的,我觉得自己还有许多未尽之处。

《麒麟》,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7月版


澎湃新闻:《麒麟》涉及了许多史料细节,涵盖了神话、制度史、文献学等各个方面。您是从哪些书籍中获知相关信息的呢?您平时爱读什么书呢?

周游:写《麒麟》时读了明清鼎革史、学术思想史、乾隆朝史的不少资料,还查阅了西方学者研究来华传教士的著作,包括国内学者研究耶稣会士的一些专著和论文,尤其是他们的天文观测活动,为我塑造传教士群体提供了直接参考。平时的话,主要读古典文学和古代历史的书,大范围是这样。最近在读《左传》和《文选》,还有些历史著作,零星时间在重读“三言二拍”,因为我有个播客在讲解这些小说。选择了这种写作路子,该付出的精力是无法偷懒的,继承传统也不是简单细读几本古典名著就能继承的,你面对的是整个古典文化宝藏。我很认同艾略特的说法,想要继承某种传统,必须付出很大的劳力,必须要有“历史的意识”,对永恒的意识以及对当下暂时的意识。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碰过西方文学了,精力有限,必须有所择选,但我觉得作为小说创作者不应该太封闭,只是时间不够分配,我也很无奈。

澎湃新闻:读书人一生追求“圣”,但书中的士大夫都在所难免地陷入时代之“恶”或者“迂”的囹圄。而保禄作为一个西洋人,却被赋予了连陶铭心都承认的“圣”的品格。能说说为什么会这么安排吗?

周游:不能说保禄是西洋人,他是中西的混血儿。我看了些评价,很多读者理解保禄这个人物时,常常忽略了一点:他身上光辉圣洁的一面,其实也受到中国文化的深刻浸润。他自小生长在这里,最后返回欧罗巴,自然因为失望与痛苦,但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也是发自真心的,少年时日日听陶铭心讲四书五经,对他真的没有影响吗?他品格中的刚正、担当、仁爱、奉献,正是儒家思想中最宝贵的东西,这些我没有刻意去渲染,但我心里的他,就是在这样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中学参与塑造了他的人格,西学构建了他的学识,他的两个老师,陶铭心与葛理天,都有严重的缺点,身处黄金坑的世界,保禄守住了那点天性灵光,能守住它,培固它,就是圣人。守不住,甚至紧张与变态地去压抑那点灵光,就是陶铭心,当然陶铭心有他的可怜之处,一连串灾难,让他的心性迈入了褊狭一途,积重难返。所谓“圣”的境界,不是别人来判定的,更不是自己判定的,圣人不想自己是不是圣人,圣人永远在成圣的路上,时刻提撕,圣人到底也是虚幻的名头。我这样写保禄,并不是因为我对中国文化失望,加以重重讽刺,相反,是因为我尚有信心,我们的文化有精光闪耀处,斯文在兹。

澎湃新闻:无论是想为女儿讨个公道的袁七娘,还是为了报仇而苦练武功的青凤,又或者是让人唏嘘又无比真挚的何姑,这些女性似乎比书中的男性更不拘小节,也更有情有义?

周游:这并不是有意地强调和渲染,也许跟个人生活经验有关。我小时候生活在乡下,见多了暴躁专横的、莫名自负的、窝囊懒惰的男人,记忆中似乎都差不多,反而村子里的女人,有强悍泼辣的,有幽默俏皮的,有吝啬小器的,也有善良可亲的,多面多样。遇到什么事儿,男人只会挥舞铁锹打架,反而女人会足智多谋些、理智些,当然也有拍手跳脚骂街的、撒泼打滚儿的,我从小就喜欢看这种场面。我还记得小时候村子里来了个唱鼓词的瞎子,拿了根竹竿,浑身脏兮兮的,男人们都欺负他调笑他,而女人们纷纷拿出馒头包子给他吃,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他狼吞虎咽的画面。这是我们文化中最美好的品质,那种淳朴的善良、热情,感人至深。当然,这些村民刻薄下作起来,也超乎想象,我都经历过。人的复杂与矛盾,是永恒的谜。袁七娘、何姑,都是我小时候在村子里见过的女人。我并不信奉任何主义,也不想刻意讨好谁,谁都有缺点,谁都有苦痛,很多事情跟性别无关。男人可以温柔,女人也可以暴烈,性别的标签本来就很荒谬。不仅是性别标签了,关系标签也很多,有人就天真地认为父母一定爱子女,看看新闻,虐待的案例还少吗?生活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读小说只是为了寻找与自己三观共鸣的东西,那意义何在呢?我认为,好小说一定有冒犯你的一面,刺痛你的一面,冒犯刺痛了,才能更深地理解所处的世界。

也有读者批评我写青凤依然是“男凝”,是一种想象化的浪漫集合,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我还要慢慢反思。青凤这个名字是从《聊斋》的同名篇目借来的,但在人物塑造上我完全改写了,加入了唐传奇式女侠的一些味道。很多人一说起古代女性就如何如何,其实具体到个例,在历史记载和小说作品中,也有很多洒脱的、不拘小节的、勇猛坚强的女性人物,想想王熙凤、贾探春、薛宝钗,她们的眼界手段、经济学问,可是贾琏贾珍薛蟠之辈能比的?这些经典人物对我的写作也有影响。

《笔墨游戏》,中华书局,2022年10月版


澎湃新闻:在《笔墨游戏》“死亡:轻逸与黏滞”一章中,您为我们介绍了一些生前潇洒恣意、死时却显得黏滞沉重的人物。“这种对人物生命‘始扬终抑’的写法,很能凸显古代作家的一种生死观:人生如梦也罢,人死如灯灭也罢,无不在说生命之短暂之脆弱,以及最后的寂灭大空。”但陶铭心正好相反。他死里逃生后谨小慎微,又成为“虫草”任人摆布,还得了风瘫。但最后,他“变成”麒麟,耀眼地结束自己的一生,觉得“在苏州的所有事,不过是一个冗长乏味的梦”。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设计是您有意为之的吗?

周游:《笔墨游戏》里讨论的“死亡”是有特定情境的,基本都是从飞扬热烈到粘滞冷寂的过程,如水浒好汉,如晴雯,如白玉堂,如西门庆和潘金莲等等,但陶铭心不一样,他整个的生命是极度压抑的,无形的大手在暗中揉搓他、控制他,所谓“这辈子都是假的”,加之他的中风,也是身体的粘滞,所以处理他的死亡,就不能压抑到底,必须得飞扬起来。虽然我在《笔墨游戏》里说古典作家经常刻意反高潮,可《麒麟》毕竟故事情境不同,不给他那样轻盈壮烈的结尾,这个人物就彻底成了黄金坑里的石头了,于心何忍呢?此外,他所谓的“冗长乏味的梦”,也许真的是梦,也许他早就死在南京城外的坟墓中了,苏州所有事,不过是乔阿难的小说而已,我写到这里时也分不清是梦是真。

澎湃新闻:清代的吴伟业提出杜诗为“史外传心之史”,对于阿难、对于您来说,小说其实也同样如此吧?

周游:吴伟业评杜诗的那句话是个学术命题,我没有深入了解过,不敢类比。写历史题材的小说毕竟不是撰史,不负责如实记录史实,甚至还可以扭曲和变形,但创作这类小说,一定要有历史观,这是绕不开的。关于历史我是外行,说不出什么富有哲思的话来,我的历史观很具体:不歌颂帝王,不谄媚权力,警惕所谓拯救,警惕所谓功业,心要永远向着贫弱者,向着那些无力为自己做主的人,只信奉永恒的时间与人类良知。

我在《麒麟》中幻设的“钩人”,确实代表了对官方史学的一种警觉,所以要有民间记录、个人记录来作为补充和匡正,这是对恐怖权力操控记忆的一种文学式抵抗。明初朱元璋删《孟子》,要去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类的话,革去孟子的从祀地位,刑部尚书钱唐殊死抗谏:“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钱唐是在为孟子争吗?他是为天地良心、生民之命在争,你皇帝权力再大,大不过天地良心,你皇帝地位再重,重不过百姓。再想想崔杼弑其君的典故,想想明末清初的民间修史,那是真正有良知、有骨气的士人做的事。时间才是一切的主宰,可以随意摆布人、侮辱人的帝王和偶像,连同他们那些狂热的拥趸,在时间的大河中不过是枯叶微尘,最终与我们一样平等。

澎湃新闻:接下来有什么新的创作欲望和计划吗?

周游:最近忙着修改一本新小说,去年春天写完的初稿,也是历史题材的,发生在明代的故事,风格和写法与《麒麟》大不相同了,有些新的尝试,顺利的话今年下半年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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