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与他的“敌人”

大江健三郎（1935.1.31－2023.3.3）

2023年3月3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

大江先生不仅仅是日本第二位诺奖作家，或许也是“大写”的文学在日本最后的代表。这不是说在他之后再无杰出的作家，而是指“文学”本身在社会中的位置已经变了。读者不再有兴趣从几行字、几页纸里寻求整个地球的重量，作者也不再试图以几段故事、几个形象来通向全部历史的总体。这样的事业对人对己都是不折不扣的苦行。大江先生也许是日本最后一名坚定的苦行者。他的离去意味着什么，对每个关心日本文学现状的人，都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尽管大江先生的毕生事业绝非三言两语可以概括，但作为一名从他的著作中受益良多的读者，我感到有义务在自己的脑海中试着勾勒这位大作家的“全体像”，以完成某种私人化的悼念。这样的描绘注定挂一漏万，不过或许可以成为对作家本人的文学方法的致敬。因为大江先生自己的创作中始终流露出这样一种信念：即使是最微小、最偶然、最琐碎的事物，也可以借助想象力的飞跃通向世界的“全体”。

在1969年与作家高桥和巳的一次对谈中，大江先生提到，他的小说构思往往始于一个极度鲜明而并无确定意义的形象，继而像滚雪球一般膨胀起来。例如，最开始他心中可能只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个肥胖的男人，深夜在卧室里啃食油腻的猪蹄。而在建构自己心中的大江先生的“全体像”时，我不期然地遇到了一个同样强烈鲜明的印象，它来自小说《被偷换的孩子》：一个刚刚步入老年的男人，身材矮小但双肩颇宽，由于坚持体育锻炼，臂膀上的肌肉仍然结实——这男人蹲在厨房的地面上，艰难地宰杀一只硕大的甲鱼。由于未曾亲眼见过大江先生，每次想象他的面貌时，我的思绪都会回到这个奇怪的原点。正如大江先生后期的许多其他作品一样，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也是“长江古义人”，他身上带有作家本人的影子。但是，这个场面之所以令人难以忘怀，毋宁说是由于作者的灵魂似乎在此分裂开来，一半在古义人身上，另一半则在那只粗壮的、喷着鼻息的甲鱼身上。在这场被描绘得异常详细的笨拙的鏖战中，我们似乎能感到甲鱼脖颈上的致命伤的痛楚，也能感到老作家已开始衰退的肌肉的疲劳。这只甲鱼是主人公的童年故人、一名年老的右翼分子送来的，而最终完成宰杀后，他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与嘲笑：一只甲鱼便迫使他把自己内部的暴力性暴露出来。或许这个场面也象征着大江先生创作中的根源性课题。终其一生，他都在与“暴力”对峙，这一“敌人”不仅仅存在于外界，同时也在他自己体内。

文学生涯起步阶段的大江健三郎

1935年，大江先生出生于四国岛上一个森林环绕中的村落。他在战争中度过了童年。他的父亲出现在《水死》等多部小说中，其形象云山雾罩，时而是一个国家主义的忠实信奉者，时而是一名因战败而企图“弑王”的激进思想家。而他的母亲同样活跃在众多虚构和纪实类作品中，并往往与祖母和其他女性长辈一起组成“森林里的女性”群像，仿佛连接着近代民族国家所未能征服的更悠久的传统，一种尊重自然与生命的传统。关于大江先生的家族史的真实面貌，也许今后学界的实证考察会告诉我们更多，但从作家自己构建的个人精神史的开端，我们已可以看到死与生、暴力与和平问题的紧密纠缠。在《广岛札记》中他写道，战争结束前夕，自己跟随父亲在农村电影院里看了一部电影，其中的年轻士兵在被敌军俘虏后，因害怕泄密而选择了自杀，而这让银幕前的自己感到了“难以言喻的恐惧”：他以为自己早晚也要面临同样的处境，唯一能选择的是在蒙受羞耻后去死，还是有尊严地走向死亡。

这种高度的紧张感，随着日本战败而得到缓释，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混沌暧昧的精神空间：自由与占领同时到来，部分的民主化伴随着对更进一步的人民运动的压迫，不再是帝国的日本又被纳入一个更大的帝国主导的冷战体制……昨天还在等待“神圣的死”，今天却不得不面对“死气沉沉的生”，这种心灵困境不仅属于大江先生，也为许多同时代人所共有，例如后来成为他对手的三岛由纪夫。

作为第一代接受战后民主教育的日本人，大江先生经常在各种公开场合有意识地重述自己的宪法体验，呼吁捍卫和平宪法。但在另一些作品中他也多次提及，自己这一代人，是作为特攻队员的弟弟的一代，童年最憧憬的便是战死士兵的形象。在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中，主人公认为自己的精神堕落源于 1945 年夏天的“迟到”：作为“少国民”度过童年的“我”，还没来得及上战场，日本便战败了。“我”感到自己的迟到是决定性的，无可挽回的，并造成了自己自由意志的缺失：对战后青年一代来说，世上重要的事仿佛都是外力决定的，这使得他们只能成为“性的人”，沉湎于感官享乐，而无法变成“政治的人”，以自己的力量改变明天。

大江先生的“迟到”不仅相对于战争而言，他也错过了战后社会运动的第一波高潮。1954年进入东京大学的他，适逢左翼运动的低潮期，在沉滞空虚的氛围中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的初期作品大多描写闭塞孤独的“监禁状态”，从这时起，具有“两义性”（ambivalence）的暴力意象已经频现于他的笔端。那些发生在当下城市生活中的死，例如《奇妙的工作》中打工学生对狗的宰杀，呈现了荒诞、疲惫的“死一般的生”，而那些发生在战时乡下农村的幻想性暴力，例如《饲育》《拔芽击仔》中少年与黑人士兵的死，不仅仅是对历史暴力的记录，更像是对历史本身施加“暴力”：作者似乎渴望回到那个一切尚未被决定的历史时刻。

1958年获得芥川奖之后，年少成名的大江健三郎获得对社会直接发言的机会。他频繁参加文坛和大众媒体活动，与江藤淳、石原慎太郎等人被共同称为“愤怒的一代”。这些文艺界的年轻人渴望介入现实，而五十年代末重新升温的社会运动提供了这样的契机。这一时代浪潮在1960年的安保斗争中达到顶点。大江先生屡次走上街头，积极参与知识界支持安保斗争的各种联合组织，还加入了访华作家代表团，在中国对亚非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声援中感到了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纽带。回到日本时，满怀希望的他对妻子说：“我们生个孩子，把他养大吧，未来似乎并不是零。”

1960年6月，大江健三郎（前排右一）等日本青年作家在上海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

然而，1960年安保斗争所提示的“未来像”，很快便开始褪色。运动高潮过去后，反体制力量在经济的高速成长和美日官方力量的诱导下迅速分化，大江先生的同龄人中许多人（例如江藤淳、石原慎太郎）走向了保守阵营。同时，右翼势力在文化界转守为攻，浅沼稻次郎暗杀事件、《风流梦谭》事件造成了整个文化界的紧张，而大江先生的小说《政治少年之死》也从此被出版界雪藏了数十年。在国际上，冷战局势的发展，特别是核危机的加深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更瓦解了“世界人民大团结”的乐观前景。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日本作为亚洲冷战前线基地的位置日益固化，连战后和平宪法所规定的最基本的民主与和平理念都受到了威胁。

大约从这一时期起，大江先生的写作似乎进一步强化了历史意识。在与保守派争夺历史解释权的斗争中，在对冷战危机的持续思考中，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进入历史的方法，在写作中让日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重叠交织在一起。他的社会评论如《广岛札记》《冲绳札记》，通过两个特殊地域的苦难史，把日本近代以来历史的暴力性与核时代的世界性危机勾连起来；小说《万延元年的 football》则在江户末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 1960 年代之间建立起曲折的时间通道，回到民族国家“日本”的历史原点。这些写作探索了正在发生的暴力危机的起源，逐渐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近代民族国家本身的封闭性。

大江先生对右翼的批判之所以深刻，是因为他可以从自己身体内部感知这种暴力性的根源：那是共同体的神话对孤独个体发出的塞壬之歌。他的笔下反复出现这种歌声的俘虏，这些角色们渴望把自己与民族神话的象征——天皇这一符号融为一体，这些“政治的人”本质上是“性的人”，其无媒介的同一化在现实中只能带来灾难性后果。同时，在核时代的巨大的死亡阴影下，大江先生又从广岛、冲绳的一些微小个体的死亡中看到了人的尊严：这些抗议者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对冷战结构说“不”，展示了一种真正通向未来的、属于“人类”之名的主体性。

大江健三郎六十年代的手稿

然而，战后日本的和平运动与战时的精神主义之间依旧留有隐微的通道。死亡的崇高化、共同体的神圣化冲动并未消失，它们在那些最可贵、最英勇的变革社会的尝试中也会再次浮现。1968年前后，青年反叛的浪潮席卷全球。对于日本新左翼突破冷战结构的尝试，大江先生给予了密切的关注，在一些演讲与文章中，他对当时学生运动提出的“自我否定”“恢复主体性”的要求、对技术官僚统治的批判等等，都表示了认同，并指责政府和新闻媒体不应将游行示威的学生称为暴徒。在他看来，这种粗暴的污名化是对政治想象力的阻碍。但是，激进的新左翼运动渐渐陷入了困局，因孤立而愈发极端化，最终酿成了一连串悲剧，也为随后到来的去政治化时代作了铺垫。不过，这些红色六十年代的尝试与挫折，包括它们打开的想象力突破口和留下的问题，都在大江先生的写作中得到了延续性的思考。他否定了革命的恐怖主义，却让激进的思想潜入文学的世界，在他的小说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危险的“革命者”，以种种异想天开的激进计划动摇着读者对日常世界的感知，他们与作为小说家化身的叙述者构成紧张关系，却又共同推动着想象力的革命。

自六十年代以降，暴力、语言和肉体三者的关系似乎在大江先生的思考中变得愈来愈紧密。在他看来，战后民主主义的危机，本质上是语言失效的危机：

在政治领域，语言几乎失去机能，这是一种可怖的现实。政治家们无法凭借语言获得民众真正的认同，而民众也难以用自己的语言有效地督促政治家的反省。在这种状况下，作为对语言的替代，有些人试图行使物理的力量，对自身的无力感到焦躁的一方，尤其容易性急地奔向这个方向。最近报纸上经常使用暴力一词，我每次看到都有一种感慨，觉得应该把它换成反·语言一词。或许有两种民主主义，一种是想要相信语言的机能的人的民主主义，另一种则是对语言的机能感到绝望的人的民主主义。前者虽然未必幸福，但后者终究还是不幸的吧。（《核时代的想象力》）

语言的失效带来暴力，而为了克服暴力，终究还是需要新的语言。大江先生认为，冷战时代悬在人类头顶的暴力的阴影，使脆弱的个人在它面前遇到想象力的死胡同，陷入失语；但是，正是为了反抗这种状况，个人更需要以想象力同他者建立纽带。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用语言唤起一种自我认知：将人视为“易碎品”。人的悖论在于，每个人都是脆弱的“承受暴力的肉体”，却又都有可能成为对他人肉体的施暴者。只有以想象力的语言保持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肉体性联系，才能抓住“共生”的希望。而对大江先生来说，这种“共生”思想的原点，是1963年长子大江光来到人世的那一刻：

我第一次清晰地直面作为施加暴力的肉体的意识，是在救护车逼仄的内部，当时我最初的儿子，一个头部有着多余的肉瘤——它简直是肉体的不可理解性的化身——的新生儿，蜷缩在柳条编成的小床里，发出几乎无声的鸣叫。我感到，横卧在那里的婴儿，是可能承受来自世上存在的一切事物的暴力的肉体。而我只是在那看起来很柔软的小小的个体面前坐着，仅此而已，就陷入一种深深的恐惧，感到自己随时有可能变成对这天真污垢的小东西施加暴力的肉体。（《作为易碎品的人》）

大江健三郎和大江光，1966年。

大江健三郎和大江光，1992年。

大江先生选择与孩子一起、与有先天缺陷的弱小肉体一起，探索共生的道路。这个选择决定了他此后面对世界的方式。对于作为易碎物的人，一切暴力终究具有某种同质性。这也是大江先生执着于语言/民主主义的根本理由。从“个人的体验”出发，他不断将想象力伸向整个世界，把握核时代的整体状况。

七十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的冷战结构日益趋于流动化，向着后冷战的方向演变，这种不安定的状况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大江先生以惊人的敏锐与耐力，在作品中直面各种新的危机状况，例如《燃烧的绿树》中的新兴宗教问题，《别了，我的书》中的恐怖袭击问题，《晚年样式集》中的核电问题。在持续的阅读与写作中，他不仅汲取了种种新的思想资源（八十年代的文化人类学，九十年代的后殖民主义），而且一次次返回个人精神史的原点，像在《被偷换的孩子》或者《水死》中那样——这也是对日本战后史原点的持续追问。在大江先生的文学中，一切具体的暴力、一切对脆弱的肉体的威胁都彼此相关，在根源上联系着“核时代”的全体。而“核时代”是不可逆的，人类再也无法返回之前的年代，不论是否愿意，我们都已同在一条方舟上，在风雨飘摇的汪洋中。近代民族国家体制与全球资本主义互相纠缠着，制造出无数裂隙，新的暴力从中不断涌出。各种封闭的共同体神话已难以应对这些危机，甚至让事态更加恶化。人类需要创造出新的、更具普遍性的“神话”，而在此意义上，大江先生的文学中那面向全部历史、面向时间整体的终极想象力，在今后也将继续给我们以启示。

大江健三郎先生离开了。但他的“敌人”仍然徘徊在这个世界上：它们不仅悬在我们的头顶，也可能潜伏在我们自己的键盘上敲下的几行字里，在我们向异己者投去的一个眼神中。惟愿每个有幸与大江先生的文字结缘的读者，都能从个人有限的、脆弱的肉体出发，以自己的方式探索与他者“共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