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光的日本之行

黎锦光一生创作了数百首时代曲（上海老歌）。作家水晶在时代曲研究的早期著作《流行歌曲沧桑记》中有过隽语：“流行歌曲的三大名家是状元黎锦光，榜眼陈歌辛，探花姚敏。”（大地出版社，1985年2月版，90页）黎老笔下的传世佳作不止十首，如果像水晶先生那样点状元，《夜来香》无疑是首选。

《夜来香》自1944年发表以降，它的翻唱、改编版本合计已超过百种，其中有相当比例的录音来自日本。这与《夜来香》的首唱者是李香兰不无关联。这种祸福相依的关联，在流动的历史舞台上折射出不同的色彩，任意一束光射在黎锦光的身上，都有可能改变他的命运。在1981年受邀访日之前的三十多年里，黎锦光的命运是灰色的。

一

朱忠良1968年8月进中国唱片厂，他进厂后第一次见到黎锦光是在车间的厕所里。当时，年过六旬的黎老正在做清洁工作，推一辆沉重的平板车，上面堆满了水桶、箩筐以及其他洁具。朱忠良后来向车间里的一位老师傅打听，原来那位清癯、缄默、儒雅的保洁员是“我们这里音响方面的权威”，之前在编辑部任职。

所谓编辑部，当时对外的招牌是“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本该在“中唱小红楼”（旧“百代小红楼”）办公，专门负责节目的编辑录音，即唱片的出版社。中国唱片厂与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虽说在衡山路上是贴隔壁的邻居，其实是平行的、专职生产的另一个单位；唱片社当时归北京总社领导，再往上是广播事业管理局。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黎锦光在中国唱片厂出任音响导演时留影。

黎锦光与长子黎天旭合影，上世纪六十年代（供图：黎天旭）。

在一个特殊年代，唱片厂与唱片社的某些界限不复存在，唱片社的好些员工下放去了唱片厂。黎老的回忆是：“让我做清洁工，负责打扫厕所与洗澡间，每天反省，写回忆交代材料。由于要打扫洗澡间，因此我每天可以洗个热水澡。唱片厂的一位老工人（他是一位花匠，名字叫严福祥），每天给我泡好一杯茶，放在很高的窗台上，我要站在椅子上去取茶杯。”（《黎锦光采访记录及相关说明》，《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69页）

朱忠良与严福祥属于曾经向黎锦光暗施援手的那类人。朱忠良有时在唱片厂的厕所里遇见黎锦光，环顾无人，便上前帮忙，搬最重的水桶。他和黎锦光是这样相识的。当年在车间劳动的还有黎锦光的两位好友：编辑部的同仁胡逸尘（本名王德惠，胡逸尘是他1941年参加新四军时取的化名）先是在最苦的炭黑车间磨碳粉，后来调到密纹车间；“时代曲老搭子”严华混得最好，在比较轻松的四楼车间装配小零件。朱忠良与严华、黎锦光成了忘年交，能进到华亭路淮海中路口的严华家里，参加他们的周末文艺沙龙，不过那是发生在1978年以后的事情。

政策解冻，黎锦光的心思重新活络。他是如何与暌违三十余年的日本友人重拾音讯的？汉语文献暂时无法解答。黎锦光晚年接受过一些采访，写过几篇回忆文章，提及1981年的日本之行基本上语焉不详，有时甚至可以浓缩成一句话：受李香兰之邀访日。

在接触日文资料之前，我听过两种相关的解释。一是在歌手李泉的家中听他讲述的。李泉早年就读“上音附中”时有一位钢琴老师叫丁逢辰，其丈夫肖炎曾任上海市文化局的副局长。李泉在丁老师家练琴时听肖炎讲过这个故事：中日恢复邦交之后，日本有个文化代表团访问上海，肖炎是接待人员，他记得是在行程的尾声，日方提出一个要求，想见黎锦光，中方当时根本不知道黎锦光是谁，最后是求助公安系统，查到他住在天平路的国泰新邨，仍健在。在这个故事中，黎锦光扮演了一个被动的角色，而在冯艾弥（徐訏外甥女）的回忆里，他是主动的那一方。

冯艾弥1949年出生在国泰新邨的一户知识分子家庭；其父早年负笈东瀛，回国后行医。黎锦光知道冯父的日语不错，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他被妻子祁芬逼着给日方写求助信的时候，他不好意思开口，但是翻译的事情总归是要麻烦这位邻居的。冯艾弥对此事印象深刻，因为那封信是当时正在进修日语的她代译的，样稿请父亲过目、润色，而后交给黎锦光。信的原文如今无法复现，冯艾弥只记得大意是黎锦光的歌曲在日本出过唱片，多年来并未收到版税，想请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给予帮助。

两份同样出自口述史的不同解释，我在比对日本人本田悦久的文章（「夜来香」物語，详见www.musicpenclub.com/talk-200801.html）之后认为冯艾弥的说法更接近真相。这篇文章披露了一个关键细节：1979年的春天，黎锦光就歌曲《夜来香》的著作权问题向日本胜利唱片公司（ビクター音楽産業株式会社，JVC前身）的总务部提出质疑。由此推断，冯艾弥译信发生在1979年岁初或1978年岁末；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在阅信之后将黎锦光的诉求转达了涉事的唱片公司。

本田悦久的文章分为四节，2008年在日本音乐笔会（MPCJ）的网络杂志连载。我读到时已是2022年的冬天，随即在友人薛亮的协助下电邮联系了MPCJ，笔会的稻越美保女士回信说，本田先生已于前年去世。

二

本田悦久是日本胜利唱片公司的老员工，退休前在西洋音乐部（洋楽部）担任部长，但是我在查阅黎锦光相关的汉语文献时从未见过他的踪迹。我第一次知道本田悦久、对他产生兴趣是在黎锦光高徒陆晓幸的录音棚里（凭借录制《卧虎藏龙》的电影音乐，陆晓幸于2002年获得第四十四届格莱美世界最佳录音艺术与科技奖），当时陆晓幸说本田悦久是JVC唱片的高管，一个出生在青岛的日本外交官之后，对中国非常友好，黎锦光正是从他口中获悉自己追讨的那笔版税被人冒领了。

陆晓幸在其录音棚留影（摄影：铁匠）

1989年本田悦久（左二）访沪，陆晓幸（右一）与同事们在豫园宴请日本友人（供图：陆晓幸）。

陆晓幸1970年成为黎锦光的弟子，介绍人是黎的同事胡逸尘。陆拜师那年，在黎锦光身上还发生了另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他退休了。“押我退休的”，黎锦光晚年接受采访时说道，“结论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实早在他从编辑部下放到车间之后，黎家的日子就过得异常贫苦，“当时我每月工资只有50元，全家有四口人，要靠这点钱生活。不够的时候就靠卖东西、借钱度日子”（《黎锦光采访记录及相关说明》，《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69页）。可想而知，退休对黎锦光的打击有多大。在陆晓幸的印象里，黎老极少与外人诉苦，倒是他的保姆太太爱叨咕两句。这与冯艾弥的记忆几乎吻合。冯说，祁芬以前是黎家的佣人，白虹与黎先生分手之后她晋位黎太太，从此不肯工作，“文革”时期有些无业人员会去街道的生产组赚点钱，但是她拒绝，眼看着黎家的日子过不下去，她就催着黎想办法，能不能问日本人要点钱。

黎锦光白虹夫妇签名照（供图：黎泽荣）

本田悦久的文章披露了一个独家信息，足以回答黎家为何有底气向日方索取版税。原来早在1949年，黎锦光通过香港代理人与日本胜利唱片公司签署了一份作品授权合同，时限五年。随着新中国成立，黎锦光与日方断了联系。那份合同无法续签，五年期满之后，因为中日两国当时并未建交，非邦交国的曲子在日本不受版权保护，日本的唱片公司可以无偿自由使用。本田悦久的文章没有透露那份五年合同的缘起，但是他提到《夜来香》的第一个日语版唱片是日本胜利唱片公司于1949年制作、1950年发行的，这版的歌词由作词家佐伯孝夫翻译，李香兰演唱。我推测，正因为要在日本推出这个版本的《夜来香》，“胜利唱片”当年试图联系原作的词曲作者黎锦光以及最初发行这首歌曲的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所谓的香港代理人或许是“东方百代”的某位员工，因为“东方百代”撤离上海搬至香港的时间恰巧是签署这份五年合同的1949年。

《夜来香》的日语版唱片在日本大卖，本田悦久称之为“划时代的热门金曲”（画期的な大ヒット）。

李香兰日语版《夜来香》首版黑胶片芯

1979年的春天，日本胜利唱片收到黎锦光追讨版税的信，公司的总务部后来把去上海给黎先生一个解释的任务交给了本田悦久，他将代表公司出访中国，与中国唱片社商谈母带授权的合同。同年10月，本田悦久抵达北京，随后去上海与黎锦光相见，这场筹划已久的重要会晤结果缘悭一面。他来到上海，却发现黎锦光去了北京与碰巧当时回国探亲的八弟黎锦扬（美籍作家）团聚。我读本田悦久的文章到此处，突然想起李泉讲述的肖炎先生帮日本人在沪寻找黎锦光的故事，或许，当年那位日本人正是本田悦久。

次年，本田悦久再度访华，他在北京下榻的酒店里第一次得见黎锦光，时间是10月21日；黎锦光带来了亲手誊抄的《夜来香》乐谱副本。本田的文章能精准还原这些细节，也许得益于当年拍摄的一组照片——右下角有时间水印。他去世后这些照片的版权归属存疑，我的转载申请被日本音乐笔会的稻越美保女士直接回绝。更可惜的是，本田先生的文章未能直面“黎锦光版税事件”，某种程度上，它成了一桩悬案。我现在掌握的一份解答来自陆晓幸，他说黎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与他谈及过此事：本田悦久见到黎老后再三致歉，关于那笔长年寄不出去的版税，“胜利唱片”曾经向香港的百代公司求助，可是对方也联系不上黎锦光；那笔钱无奈存在日本，直到“文革”期间，突然有一个中国男子来访“胜利唱片”的总部，自称黎锦光的委托人，说自己历尽艰险来到日本，为黎锦光代领这笔钱，还说自己无法提供任何凭证，唯怕那些东西会在半路上引祸烧身；本田悦久信了，于是，那笔版税的真实下落成了一个无解之谜。或许是这个故事太玄乎，1986年陆晓幸作为中国唱片厂上海公司的代表出访日本，与JVC唱片洽谈业务，他见到本田悦久还当面求证，得到了相同的答案。陆晓幸与本田悦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打过好几次交道，这些或公或私的往来都留下了照片。我愿意相信陆晓幸的回忆，是他启发了我，以本田悦久为突破口去调阅日语文献。他还提到一个细节，也是他当年听黎老讲的：香港在“文革”期间开过李七牛（黎锦光的笔名之一）的追悼会。类似的纪念活动后来还成功地误导了黎锦光的日本友人。我猜测那位冒领版税者应该与香港的百代公司有某种特殊关联，否则他如何知道可以钻这个空子，抢先的时间更是卡得如此精妙。

1986年，陆晓幸在镰仓参观本田悦久的老唱机博物馆时拍了这张照片，左起，翻译小赵、日本某影星、本田悦久（供图：陆晓幸）。

我们无从得知，在黎锦光初会本田悦久的那日，当他获悉挂念多年的版税落了空，气氛是多么失望、尴尬。本田悦久的笔触回避了这些，转而描绘黎锦光在二战时期与日本友人的交往、在新中国的际遇。他记录了黎锦光的这段话：“战后的三十五年里，我再没见过任何日本朋友。我想见见李香兰、服部良一、野口久光、川喜多长政、川喜多嘉子夫妇，他们都是我当年的音乐伙伴。”

黎锦光与李香兰、服部良一、野口久光共同的交集是1945年在大光明戏院举办、为期三日的“李香兰歌唱会”（存于日语文献的名字是“李香蘭ショー?夜来香ラプソディ”）。那场演出由上海交响乐团伴奏，服部良一、陈歌辛指挥，野口久光企划（参见野口久光的日文维基页面）。本田悦久在文中写道：“导演这场演出的是当时在日中合营的‘中华电影公司’任职的野口久光先生（后来成为音乐评论家）……据说黎先生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全程见证了这场盛事。”中华电影公司即汪伪时期的“华影”，川喜多长政任副董事长。

本田悦久感动于黎锦光的祈求，抑或是出于某种愧疚、补偿的心理，他有意“在黎先生与他的日本友人之间架起一座团聚的桥梁”。回国后，他立即运作黎锦光访日。同年11月21日，他在日本参议院的议院会馆见到了李香兰，将黎锦光尚在人间、期盼与日本旧友再见一面的消息告知。李香兰回道：“从政后我因为经常演讲，用嗓过多导致女高音都变成女低音了，但还是想在黎先生面前再唱一次《夜来香》。”本田悦久接着联系了时任日本作曲家协会会长的服部良一，后者积极表态。11月30日，日本的大报《读卖新闻》刊发了相关的造势文章。经过多方努力，最终是日本胜利唱片出面，在1980年的岁末向黎锦光寄出了访日的邀请函。“‘明年，樱花盛开的时候，请带一名秘书出来。在日本住十天左右吧。’针对上述内容的邀请函，回复是曾经在北京的广播电台担任英语播音员的二女儿黎小东将陪同前往。”

本田悦久虽未明确表达过这层意思，但从他的文章中不难推断，促成黎锦光访日的头号功臣并非李香兰，而是他本人。

三

日本的樱花季是每年的3月下旬至5月中旬，1981年的上半年，黎锦光并未如约访日。按照本田悦久的说法，是被护照耽搁了；陆晓幸的回忆则充满了波折，有领导找了黎锦光谈话，很关心今次的中日文化交流，譬如日本人为什么邀请你去？你去到底有什么目的？黎锦光谨慎地闯关。“护照终于拿到了，但日本驻北京的大使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签证，所以他们要求日本方面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本田悦久写道。最后是李香兰的夫婿、时任日本法务省入国管理局局长的大鹰弘帮忙开了绿色通道。

1981年7月29日，黎锦光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供职的次女黎小东搭乘日航的客机从北京起飞，降落在日本的成田机场。黎锦光后来告诉陆晓幸，他下飞机后见到一批媒体，心想大概是有什么大人物同机，结果发现那些相机、摄像机都是冲着他去的。本田悦久则在文中写道：“笔者与NHK新闻报道组的工作人员在机场迎接他们二人，随后将他们送至下榻的新大谷饭店（Hotel New Otani Tokyo）。”李香兰并没有出现在接机现场。黎老晚年给家乡的杂志写了两篇回忆文章，其中也证实了这一点：“我到东京的当天，在新大谷饭店与李香兰相见。李香兰演唱中文《夜来香》欢迎我以及我的女儿小东。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我的追求——回忆录之一》，《湘潭县文史·第五辑》1990年4月，195页）本田悦久的文章还补充了另一些细节——抵达“新大谷”之后，大概晚上七点，他们直接去了酒店的钢琴酒吧“天方夜谭”（シェエラザード）；在那里，黎锦光与李香兰、服部良一、野口久光、川喜多嘉子达成了三十六年以来的第一次重逢（川喜多长政缺席，他在两个月前去世），用中文“你好”彼此问候；黎锦光先前在中国唱片厂找到了《夜来香》的录音母盘，复制成一卷卡式磁带赠与旧友。

左起：黎小东、川喜多嘉子、本田悦久、野口久光、黎锦光、服部良一、李香兰，1981年7月29日东京新大谷饭店留影。

为了在黎锦光面前再唱一次《夜来香》，李香兰早先去了“胜利唱片”旗下的录音棚VICTOR STUDIO特训声乐。在新大谷饭店的钢琴酒吧，本田悦久写道：“山口女士随着服部良一的钢琴伴奏用原词演唱《夜来香》，一旁的黎先生做出指挥的姿势。一曲唱罢，山口女士谦虚道：‘唱得不好，因为二十年没唱了。’黎先生说：‘这是你的歌，和当年一点都没变。’”

从接机到酒吧的团聚，NHK电视台全程拍摄，制作成特别报道在隔天上午九点的“NHK NEWS WIDE”（NHKニュースワイド）节目播出。礼尚往来，黎锦光于同日拜访了电视台的坂本朝一会长。NHK当时正在筹备有着“夏季红白歌会”美誉的大型音乐节目《记忆中的旋律》（思い出のメロディー，一年一届，1981年是第十三届）。7月31日，黎锦光去NHK大厅观摩了节目的现场录制，受邀上台。“黎先生饶有兴趣地听渡边滨子用日语和中文唱《夜来香》。渡边女士一九四四年去上海慰问演出时见过黎先生，没想到一面之缘就被记住了，她很是感激。”

本田悦久的文章没有记录黎锦光在8月头三天的行程，参考文章的配图以及他后续的回溯，黎锦光疑似在这段日子里参观了“胜利唱片”的VICTOR STUDIO、与旧雨新知聚餐、接受媒体采访、抽空去横滨中华街溜达、与李香兰观看了一场音乐演出。

李香兰签名照片（供图：郑德仁）

8月4日，黎锦光前往镰仓的川喜多别邸，拜祭两个月前去世的川喜多长政，为故友上香。川喜多的遗孀嘉子女士领着黎锦光一行参观了隔壁的和辻哲郎故居。这套房子最初是江户后期的民宅，后来被大哲学家和辻哲郎相中，作为他在东京练马区的住所；和辻哲郎1960年去世，隔年川喜多夫妇卜居于此（详见“鎌倉市川喜多映画記念館”官网）。黎锦光在故居的陈设里发现了一个绍兴酒桶，他起了兴致，给日本朋友们普及“女儿红”的故事以及寓意——笔者扯句闲话：川喜多家的女儿川喜多和子是大导演伊丹十三的首任妻子。

本田悦久在镰仓也有一套房子，更确切地说，是他私人开设的古董唱机博物馆。黎锦光回沪后与陆晓幸详聊过他在那家博物馆的见闻以及一次涉及核心利益的密谈；陆晓幸1986年访日，同样受邀参观了那家博物馆。在本田悦久的文章中，黎锦光的“博物馆之旅”只留下了这段印记：“接下来，他来到同样位于镰仓市的我家，在那里他听着爱迪生和老式留声机的声音，当他在电影《花鼓歌》的录影带上发现演职名单里有他弟弟黎锦扬的名字时，他微笑了。”

据陆晓幸回忆，那次密谈的主要目的是说服黎锦光与日本胜利唱片签署一份长期的版权管理（music publishing）合同。这是一份大合同，适用于中国除外的全世界各国地区。除了应许高额的版税收益，本田悦久为了打动黎锦光，给他放了一卷磁带，里面收录了十几个版本的《夜来香》，除去常规曲风的翻唱，给黎锦光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支东欧爵士乐队的全新改编。本田悦久当时对黎锦光讲了一番话，大意是这些翻唱和改编都属于侵权行为，如果您签了这份合同，我们有权利也有能力保护您的著作权。黎锦光激动之余，强忍着没有答应；他不好意思正面回绝本田，就跟他捣浆糊、换话题；他问本田讨要那盘磁带，想留个纪念，后者没有拒绝。

两天后，签合同的大戏又演了一轮。这次来做黎锦光思想工作的是他在旧上海时一道玩爵士乐的服部良一。8月6日，服部会长牵头，以日本作曲家协会的名义为黎锦光办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会（“黎先生歓迎レセプション”）。参考本田悦久的文章，这场活动给予黎锦光国宾的接待规格，举办地居然是迎宾馆赤坂离宫——原为1909年建造之东宫御所，是日本唯一的新巴洛克式宫殿建筑，用于接待世界各国国王、总统等要人。据陆晓幸回忆，服部良一当时劝说黎锦光所用的话术也上升到了国家层面。他以《梁祝》这首曲子为例，说中国的一些音乐在日本没有得到版权保护，日本有大量的流行歌曲在中国没有得到版权保护，是不是日本音协与中国音协达成一个协议，互相授权，中国这边的版税我们来收，日本这边的版税你们来收，定期支付，两国的作曲家的利益都能得到保障。服部良一希望借黎锦光的作品迈出“中日互相保护”的第一步，结果却把黎锦光彻底吓跑了。黎锦光无法驳故交的面子，于是发生了一段很滑稽的对话。

黎锦光故作严肃道：“现在签这个合同并不合适。”服部追问理由。黎锦光说：“我的这些作品，现在看来都不太健康。”服部不理解。黎锦光解释道：“他们说我写的都是黄色音乐。”服部略生气，说：“黄色音乐在日本一样是不能发表的，既然《夜来香》能够发表，那说明你的作品一定是健康的，不一定符合社会主义的标准，但绝对没有伤风败俗。”黎锦光不响。

黎锦光从未向陆晓幸真正解释过，他当年为何不敢签这份合同；他说自己找了一个理由对付：“让我回去请示一下。”他回国后立马就给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主席吕骥写了一封信，转达了日方的意思。没有回信。黎锦光一直在等回信，等到后来，他开始庆幸自己的选择。

四

1981年8月9日，黎锦光的日本之行来到句点；他与女儿黎小东搭乘客机，从成田机场直飞上海。临行前，李香兰硬塞给他一份过于沉重的礼物。黎锦光拒收，他心里藏了太多的顾虑，但是李香兰以学生姿态反复强调这只是她个人的一点心意，她始终认为是《夜来香》这首歌、是黎锦光成就了她的演艺生涯。

那年夏天，陆晓幸还在海军的文工团服役。某个酷热的下午，他去天平路探望自己的作曲老师；他进入国泰新邨，沿着四十三弄走到底，敲响一楼的房门。碰巧他的老师刚从机场回来，浑身是汗，正在卸行李。陆晓幸发现老师家里居然多出了一台电视机、一套大型分体式收录机，看着像是日本货。老师告诉他，这都是李香兰送的，还送了一台电冰箱，只不过那台冰箱在入境时抵给了海关；对一个退休工资只有几十块钱的老头子来说，那笔关税的数额简直要把他的假牙都吓到地上，他没有办法，只能从三件宝贝里面选出他最需要的两样。

1983年，刚从部队回来的陆晓幸去天平路看望黎锦光（供图：陆晓幸）。

陆晓幸无法忘怀他的老师当时有多狼狈，可是，当老师开始回溯日本之行，当他说起在成田机场下飞机后被镁光灯被长枪短炮夹围的时候，他整个人突然变得神采奕奕，如同从黑白默片走入了彩色有声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