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批由日本作家鹿地亘（1903-1982）家中发现的鹿地亘遗札与影集引起学界关注。这批文献中有一封鲁迅写给内山完造的亲笔信，成为近几十年来鲁迅书简的最新发现。
4月1日下午，“鲁迅重要文献展”在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山阴路上的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开幕。展览除了展示新发现的鹿地亘遗札与影集外，还展出《鲁迅日记》中记载的鲁迅先生持赠藤冢邻的《中国小说史略》毛边签名本和荣德生旧藏《鲁迅全集》纪念编号乙种本。
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1939年摄于重庆）
鲁迅的译者与扶灵人
早在1932年，日本翻译家井上红梅就将鲁迅的《呐喊》《彷徨》译为日文，交由东京改造社出版。虽然这是最早定名为《鲁迅全集》日文译本，但实际上只是一部“选集”的合译本而已。由于其中误译甚多，鲁迅在日记中对此译本颇有微词。
展览现场，1938年复社铅印本《鲁迅全集》
展览现场
另一位鲁迅作品集的翻译者便是这位名叫鹿地亘的年轻人。鹿地亘，本名濑口贡，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由于在日本国内从事左翼文学创作，参加反战活动，遭到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的残酷迫害，不得不于1936年初，乔装改名，秘密登上驶往中国的客轮。到上海后，经虹口四川路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引荐，与鲁迅结识。在鲁迅的热情帮助和介绍下，他开始为日本改造社翻译、介绍中国中青年作家的文学作品。当时鹿地亘已经开始翻译鲁迅杂感选集，由于中文水平有限，在翻译中，时常遇到疑难问题，需要向鲁迅及其助手胡风请教。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后，东京改造社迅速做出决定，将原本即将出版的鲁迅杂文集扩充为七卷本《大鲁迅全集》隆重推出。鹿地亘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该书最重要的译者之一，专司杂文选集部分的翻译工作。
展览现场，鹿地亘家书“附件”，鲁迅（L）致内山完造（老版）亲笔日文书札
1936年10月22日鲁迅出殡，鹿地亘作为扶灵人之一为先生送行，当时有小报曾噱称为鲁迅扶灵的十二位著名中青年作家为“鲁门十二金钗”，鹿地亘是扶灵队伍中唯一的日籍人士。
遗札：记录鲁迅病逝前的到访
此次发现的鹿地亘遗札中大多是他写给日本大分县父母的家书。在这批家书中，鹿地亘记述了鲁迅在病逝前，不顾重病在身，亲往鹿地夫妇虹口窦乐安路（DARROCH ROAD，今多伦路）“燕山别墅”35号的寓所，逗留了一个小时，叙谈甚欢。
在信中，鹿地亘向父母亲详细描述了鲁迅葬礼的情况，其中有些细节读之令人泪目，比如鲁迅去世时，其独生子周海婴仅八岁，对于死生大事，还没有深切的体会，在葬礼会场吃着虾饼，蹦蹦跳跳的…的，鹿地亘在字里行间流露出这位日本左翼文学青年对鲁迅深挚的感情和无尽的哀思。
鹿地亘家书“附件”，鲁迅（L）致内山完造（老版）亲笔日文书札
这些信札中，鹿地亘记人记事十分细腻传神，而其中一份家书的“附件”更是珍贵，是鲁迅写给内山完造的日文亲笔信，署款体例与《鲁迅手稿全集》第8册中所收“鲁迅致内山完造书札”三通完全一致，上款题“老版”，下款署“L”（笔名鲁迅首字母），同为鲁迅的日文书札，这在近几十年来所见公私鲁迅墨迹中，尚属首次发现。虽然未具年份，但是并不难推知，此信写于鹿地亘着手翻译鲁迅杂文选集之初的1936年“八月廿六日”。更为关键的是，此信中还提及了鲁迅审读《论照相之类》（日译本题为《写真の類》）一文的译稿后，向友人内山完造建议，不妨也将译稿给鹿地亘看看，如果鹿地亘要另译，可参考此译本。
这封鲁迅手书的日文短札“附件”对于探究改造社七卷本《大鲁迅全集》的成书经过，无疑是近年来发现的最有文物价值的鲁迅墨迹实物。鲁迅对日本左翼文学青年鹿地亘的赏识、信任、提携，含蓄地流露在此短札中，至今读来情谊感人。
影集：沙飞镜头下的鲁迅
1936年10月8日，鲁迅抱病前往参观于上海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并与青年版画家亲切座谈。在鹿地亘家庭影集中有一帧记录鲁迅先生参加这次展览会的照片，显然与《鲁迅图片集》所收录者冲印自同一底片，座谈者左起：鲁迅、林夫、曹白、白危、陈烟桥。影集中还有一帧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与青年版画家合影的照片，前排左起：池田幸子、鹿地亘夫妇，后排：林夫、黄新波、陈烟桥、白危、力群。这两帧照片均为著名战地摄影家沙飞先生摄制，边侧都题有“一一·一〇·八日”，“一一”为日本昭和十一年（1936）纪年。
左起：鲁迅、林夫、曹白、白危、陈烟桥 沙飞 摄
前排左起：池田幸子、鹿地亘夫妇，后排：林夫、黄新波、陈烟桥、白危、力群 沙飞 摄
鹿地亘家庭影集中还有一帧鹿地亘、池田幸子、胡风、后藤和夫合影的照片，他们身后的路牌，赫然写着“DARROCH ROAD 竇樂安路”，这里正是鹿地夫妇在上海虹口的居所。鹿地亘家书的实寄封上也能看到这个通信地址。
左起：胡风、池田幸子、鹿地亘、后藤和夫（右一） ，摄于虹口鹿地亘夫妇寓所
作为东京改造社七卷本《大鲁迅全集》的顾问之一，胡风不仅为鹿地亘编译鲁迅杂文选目，还时常要给中文水平有限的鹿地亘解释、口译鲁迅作品原文，并编写简要的日文解题，按胡风回忆录中的话说就是“我完全是白尽义务，没有收一文编译费”。
在鲁迅先生离世前两天，其10月17日日记明确记载：“下午同谷非访鹿地君。往内山书店。”日记中所称“谷非”就是胡风。那天胡风到鹿地亘家，鹿地亘向胡风提出了不少翻译中的疑难问题。胡风怕自己解释不清，直接去请教鲁迅，鲁迅怕转达不清，又和胡风一起去鹿地亘家，直接解释给鹿地亘听。正是因为这次外出，鲁迅受了风寒，使病情恶化，两天后的10月19日，不幸逝世。
展览现场
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之后，随着上海全面沦陷，鹿地亘夫妇曾一度被当作日本间谍看待，一时间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后来，在胡风的介绍下，鹿地亘多次参加《七月》杂志社组织的抗战文艺建设的座谈会，这无疑是胡风在文化战线上，对鹿地亘夫妇反法西斯国际友人身份的认定，极大地缓解了鹿地亘夫妇的精神压力。
鹿地亘家庭影集中还有两张日文剪报，都是鹿地亘归国后，日本媒体报道的有关胡风的新闻事件，鹿地亘对旧日师友胡风的关切表露无遗。
遗札中的内山完造和须藤医生
鹿地亘藏札中还有鲁迅挚友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主治医生须藤五百三写给鹿地亘父亲、汉学家濑口真喜郎的两封信，信中简要介绍了对鹿地亘的印象和翻译《大鲁迅全集》的大致情形。
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不仅是鹿地亘来到中国、结识鲁迅的引荐人，也是东京改造社《大鲁迅全集》的顾问之一。书店位于上海市虹口魏盛里（今四川北路1881弄），是鲁迅晚年在上海最重要活动场所之一，1932年起成为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还是鲁迅避难和秘密接待客人的地方。坐落在虹口区的内山书店，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历史地标，见证了中、日两国左翼文学作家的交谊。
须藤五百三是鲁迅最后生涯的主治医生，在其病重期间，差不多天天都要给鲁迅治疗。鲁迅逝世后，须藤医生在日语《上海日报》（1936年10月20日）与中文杂志《作家》发表了题为“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的文章，并附录“鲁迅先生病状经过”。须藤五百三写给鹿地亘父亲濑口真喜郎的信笺上印有须藤医院的通信地址“No.108 MILLER ROAD.SHANGHAI 上海密勒路一〇八號”。
鲁迅先生持赠藤冢邻的毛边签名本
1925年9月，鲁迅先生重印旧作《中国小说史略》，由李小峰主持的北新书局发行，毛边单行本，上有鲁迅先生墨笔题赠：“奉呈/藤塚先生/鲁迅/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北京。”钤“鲁迅”朱文小印。
“藤塚先生”为日本汉学家藤塚邻，1922年任日本名古屋高等学校教授，后任朝鲜京城大学教授，精于清朝与朝鲜半岛外交史，富藏书，精鉴定。负笈北京期间，曾随永持德一拜访鲁迅先生，最早见于《鲁迅日记》〔1923.1.7〕记载：“七日，昙。星期休息。午后井原、藤塚、永持、贺四君来，各赠以《会稽郡故书杂集》一部，别赠藤塚君以唐石经拓片一分。”
《日记》〔1923.11.14〕：“十四日，昙。丸山来并持交藤塚教授所赠《通俗忠义水浒传》并《拾遗》一部八十本，《标注训译水浒传》一部十五本。”
为答谢藤塚赠书，1926年1月27日，鲁迅先生又签赠重印旧作《中国小说史略》，2月8日寄出，《日记》〔1926.2.8〕：“八日，晴。上午以《中国小说史略》一本寄藤塚君。”《日记》所载即此毛边单行本。
1938年复社铅印本《鲁迅全集》，纪念乙种本，编号172号，附楠木书箱
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推出甲、乙两种纪念本，其中乙种本皮脊烫金，用重磅道林纸精印，三十二开，二号宋体“鲁迅全集”四字，顶口刷金，版权页为竖长红色线框，有“鲁迅”白文版权印花，并标纪念本第×号，编号印制200套，非卖品，整套装楠木箱，书箱盖上刻有蔡元培手书：‘鲁迅全集’，阴文镌刻，庄重朴实。此次展出的荣德生旧藏纪念本，编号为172号，即为此本，原箱保存如新。另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致荣德生委员实寄封一枚，上钤“密件”蓝色长方小印。荣德生、荣毅仁父子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实业家，实业救国，积极支持共产党的革命事业。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致荣德生密件实寄封，上钤“密件”蓝色长方小印
此次展览由上海报业集团指导，新民晚报社和虹口区委宣传部主办，免费对公众开放。
鲁迅重要文献展
展期：4月1日至9日（10点至16点）
地点：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四川北路2056号）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