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神圣可言？达尔文观念的意涵究竟是什么

当我还是一个孩童时，我们常常在夏令营的篝火旁，在学校和主日学校里，或者围聚在家中的钢琴旁歌唱。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是《告诉我为什么》。

告诉我星星为什么闪耀，

告诉我常春藤为什么缠绕，

告诉我天空为什么如此蔚蓝。

我就会告诉你我为什么爱你。

因为上帝让星星闪耀，

因为上帝让常春藤缠绕，

因为上帝让天空如此蔚蓝。

因为上帝创造了你，这就是我为什么爱你。

这段直抒胸臆、充满柔情的表白仍然使我哽咽欲泣，因为它如此甜蜜，如此天真，好一幅令人心安的生活景象！

然后，达尔文走了过来，毁掉了这轻松惬意的氛围。但果真如此吗？这便是本书的主题。自1859年《物种起源》发表之时起，查尔斯·达尔文的基本观念就引起了种种激烈的反响，从猛烈的谴责到热烈的拥护，有时就如宗教般狂热。达尔文的理论遭到了敌友双方的滥用和误传。它已被盗用，来为骇人听闻的政治和社会教条赋予科学的尊荣。它已遭受反对者的扭曲和抨击，其中一些人还在我们孩子的学校里让其与“创造论科学”（creation science）一较高下，后者不过是用装腔作势的伪科学炮制出的可悲的大杂烩。

达尔文

1、达尔文观念的意涵究竟是什么

几乎没有人能对达尔文无动于衷，也没有人应该如此。达尔文式理论是一种科学理论，也是一种伟大的理论，但它还不止于此。那些如此愤恨地反对它的创造论者在一件事情上是正确的：达尔文的危险思想是如此深切地切入了我们最根本信念的肌理，其深切程度大大超出了它的众多老到精细的辩护者所承认的范围，甚至超出了他们在心里所承认的范围。

不管我们多么乐于回忆起这首歌在字面上描绘的甜蜜、质朴的景象，我们大多数人都已经长大，不再需要它的慰藉。慈爱的上帝，满怀爱心地塑造了我们（所有大大小小的造物），并且为了逗我们开心，还在天空点缀上闪烁的繁星——这个上帝就像圣诞老人一样是童年的传说，任何一个理智的、明白真相的成年人都不会打心底里相信。可以肯定，这个上帝不是被当作一个不甚具体之物的象征符号，就是被整个舍弃掉。

并非所有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是无神论者，他们中的许多信徒都宣称，他们关于上帝的观念不仅可以与达尔文式的观念框架和平共存，甚至能从它那里获得支持。尽管他们的上帝不是拟人化的工匠，但在他们眼中上帝仍然值得崇拜，能给他们的生命带来安慰和意义。另一些人则将他们的最高关切植根于完全世俗的哲学中，植根于对生命意义的看法，这些看法无须借助任何关于至高存在——除了宇宙本身之外——的概念，就可以躲避绝望的心绪。对于这些思想家来说，存在着某种神圣之物，但他们并不称其为上帝；他们也许会称其为“生命”“爱”“良善”“智慧”“美”，或者“人性”。尽管以上两群人最深的信念有所不同，但他们有个共同的确信之处：生活确有意义，良善至关重要。

然而这种满是奇迹色彩和目的性的态度，在达尔文主义面前，还能以任何形式得以维持吗？打从一开始，就有一些人认为，他们目睹达尔文吐露了可能是最糟糕的秘密：虚无主义。他们认为，假如达尔文是对的，那就意味着没有什么是神圣的。说白了，就是没有什么是有意义的。这仅仅是一种反应过度吗？达尔文观念的意涵究竟是什么——说一千道一万，它究竟是已经得到了科学证明的学说，还是仍然“只是一种理论”？

你可能会认为，也许我们可以做出有效的划分：达尔文观念的有些部分构造稳固、不容置疑，还有些是对那些在科学上不可否认的部分的推测扩充。假如我们足够幸运，这些坚若磐石的科学事实或许就不会在宗教、人性或生命的意义等问题上，具有什么令人震悚的意涵，而达尔文观念中令人坐立不安的部分就可以被隔离起来，只是作为对科学上不可否认之部分的极富争议的扩充或纯然的阐释。那该多么令人安心。

呜呼，这就是在开倒车。即便演化论内部争论四起、激烈非常，那些自认受到达尔文主义威胁的人也不应该就此掉以轻心。因为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争议所涉及的议题都“仅仅是科学”议题；所以无论哪一方获胜，都不会消解基本的达尔文式观念。这个观念的可靠性不输科学中的任何观念，而且对于我们如何看待生命的实然和或然意义，它确实具有深远的启示。

1543年，哥白尼提出，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它围绕着太阳公转。这个观点花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被人们接受，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其实不太痛苦的转变。［马丁·路德的合作者、宗教改革家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当时认为“某位信奉基督的君主”应该镇压这个疯子，但是除了少数这种猛烈抨击外，世界并未被哥白尼本人深深撼动。］不过哥白尼革命最终也的确打响了自己的“惊世一枪”：伽利略的《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直到1632年才出版，这时该问题已经不会引起科学家们之间的争议了。伽利略的炮弹划出一条抛物线，激起了罗马天主教会那臭名昭著的回应，它掀起一道冲击波，其回响直到今天才慢慢平息。然而，尽管这场史诗般的对抗戏剧性十足，“我们的星球不是创世中心”这一观点却轻而易举地在人们的心中落定。现如今，每个小学生都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既不哭也不怕。

终有一天，达尔文革命将同样在全球每一位受教育者的头脑和心怀中占有同样稳妥且无忧的一席之地；但是今天，在达尔文去世一百多年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其难解的意涵。哥白尼革命直到其大部分科学细节得到梳理后，才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与此不同，达尔文革命从一开始就让外行看客和摇旗呐喊者们急于去挑边站队，它拽着参与者的袖子，教唆他们去哗众取宠。科学家们自己也被同样的希望和恐惧所挑动，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理论家们之间相对细小的冲突不仅常常被其追随者们大肆渲染，还在此过程中被严重扭曲。每个人都隐约看出了这很成问题。

此外，尽管达尔文对自己理论的阐述意义重大，它的影响力也很快得到了他同时代的许多科学家和其他思想家的承认，但是他的理论中确实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这些缺口直到最近才开始被妥当地填上。回想起来，最大的那个缺口看起来几近滑稽。达尔文在他所有绝妙的沉思中，从未找到过演化论的中心概念——基因，没有它演化论就会前途无望。因为达尔文没有指出适当的遗传单位，所以他对自然选择过程的论述就经受了对其是否成立的完全合理的怀疑。达尔文认为，子代总会表现出其亲代特征的某种融合或平均结果。这样的“融合遗传”难道不会总是简单地将所有差异平均化，然后把一切变成统一的灰色调吗？多样性如何在如此严格的平均化过程中得以保存？达尔文认识到了这一挑战的严重性，然而他和他的许多热心支持者，都没能成功描述出一种令人信服且证据充足的遗传学机制，该机制应当能够将亲代特征加以结合，同时保留一种不变的底层同一性。他们需要的这个观念很快就出现了。它由修道士格雷戈尔·孟德尔揭示（要是用“阐述”这个词，那就过头了），并于1865年发表在一本相对默默无闻的奥地利期刊上。然而，科学史上最值得玩味的讽刺情状是，它无声无息地躺在那儿，直到1900年左右才受人赏识（这种赏识一开始还暧昧不明）。它最终在20世纪40年代于“现代综合论”（modern synthesis，实际上是孟德尔和达尔文理论的综合产物）的核心思想上稳固确立了自己的辉煌功业，这多亏了特奥多修斯·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恩斯特·迈尔等人的工作。又过了半个世纪，这块新的思想物料上的大部分皱褶才被熨烫平整。

基于DNA（脱氧核糖核酸）复制和演化的理论，是当代达尔文主义的根本核心，它如今在科学家之间已再无争议。它每天都在展示着自己的强大，对各学科的解释做出关键的贡献：从行星级别的地质学和气象学，到中等规模的生态学和农学，直至出现不久的微观基因工程。它将所有生物与我们这个星球的历史统一为一个宏大的故事。就像被绑在利立浦特岛上的格列佛一样，它之所以不可撼动，不是因为一两根巨大论证链条内部或许存在着薄弱环节（对此别抱太大希望），而是因为它被千丝万缕的证据牢牢锚定在几乎所有其他的人类知识领域中。可以料想，新的发现可能会导致达尔文理论中出现戏剧性乃至“革命性”的转变，但要是指望它会被一些石破天惊的发现“驳倒”，那就跟指望我们能回归到地心说并抛弃哥白尼一样，基本没什么道理可言。

尽管如此，该理论仍卷入了格外激烈的争论。争论白热化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惧怕它给出的“错误”答案会包含不可容忍的道德意涵，而这种惧怕又往往会扭曲人们在科学问题上的争论。这些恐惧程度极深，以至于被小心翼翼地搁置而不曾得到阐明，而且层层堆叠、令人分心的驳论与反驳论也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争论者们永远都在对争论的主题进行细微的改变，好让他们所惧怕的那些对象一直待在阴影中。也许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同我们在生物学上的新观点自在共处，就像我们同哥白尼带给我们的天文学观点自在共处一样，但这一天被延后了，对此负有主要责任的正是上面这种规避问题的误导之举。

2、科学革命，还是哲学革命？

每当达尔文主义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气氛便会紧张起来，因为涉及的并非只是关乎“地球上生命如何演化”的经验事实，也不只是能够解释这些事实的理论所使用的正确逻辑。事关重大的乃是一种看法，即我们认为提出与回答“为什么？”这一问题意味着什么。达尔文的新观点颠覆了多个传统假设，动摇了我们在考虑这个古老而不可回避的问题时，关于满意答案之应然面貌的标准观念。科学与哲学在此完全交织在一起。科学家有时会欺骗自己，认为哲学观念充其量不过是对科学那坚实且客观的胜利的点缀或依附性评述，而他们自己则免疫于哲学家们尽其一生去解决的那些疑惑。但是，没有与哲学不沾边的科学，只有未经检查而携带着哲学私货登船的科学。

达尔文革命既是一场科学革命，也是一场哲学革命，两者相伴而生。我们将会看到，蒙蔽科学家们双眼，让他们看不到达尔文的理论何以真正奏效的，是他们在哲学上的偏见，而不是他们在科学上的证据不足，但是那些必须被推翻的哲学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无法被纯然的哲学光辉驱散。要想迫使思想家们认真对待达尔文提出的不同寻常的新观点，就需要由来之不易的科学事实组成一支魅力不可抵挡的游行队伍。对于那些还不熟悉这支漂亮队伍的人，可以原谅他们继续忠于前达尔文式观念的做法。毕竟，战斗还没有结束；即便是在科学家中间，也仍有零星的抵抗力量。

我就此摊牌吧。如果要颁发一个“史上最佳思想奖”，我会把它授予达尔文，牛顿、爱因斯坦和其他所有人都得靠后站。自然选择的演化思想一举将生命、意义和目的的领域，与时空、因果、机制和物理定律的领域统一起来。但它不仅是一个美妙的科学思想，更是一个危险的思想。我对达尔文的宏大思想无比钦佩，但也很珍视它似乎要挑战的许多思想和理想，并打算保护它们。例如，我想为我的小孙子，为他的朋友们，也为他们未来的孩子们，保护那首在篝火旁吟唱的歌曲，保护其中美丽而真实的东西。似乎还有许多更为宏大的思想同样被达尔文的思想所危及，而它们或许也需要保护。要做到这一点，好办法（从长远来看唯一可能成功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穿过重重烟幕，尽可能毫不畏缩、平心静气地审视这个观念。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满足于“好啦，好啦，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之类的话。我们的这番考察需要一定的勇气。我们的感情可能会受到伤害。以演化为题材的作者，通常会避免涉及科学与宗教之间那显而易见的冲突。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说过，天使畏惧处，愚人敢闯入。你想随我同去吗？你难道不想知道，在这场对抗中有什么幸存下来了吗？假如这场遭遇战的结果是，那美妙的（或更好的）景象不仅得以保全，还变得更加强大、深邃，那会怎么样？为了将就一个脆弱的、病恹恹的、你误以为断然承受不了惊扰的信念，就放弃机会，不去拥抱一个更强大的、重获新生的信条，这岂不令人羞愧？

神圣的传说是没有未来的。为何没有？因为我们拥有好奇心。因为，正如那首歌所提醒我们的，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可能已经不再需要那首歌曲给出的答案了，但我们永远都需要那个疑问。无论我们珍视的是什么，我们都无法让它免受我们好奇心的追问，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我们之所是，珍视的东西之一是真理。我们对真理的热爱，无疑是我们在生活中找到的意义的一个核心要素。无论如何，“我们也许能通过自欺来保存意义”，这个念头的悲观和虚无，至少我自己是无法消受的。假如这便是最好的应对之法，那我就要断言，这世上再无要紧之了。

所以，本书是写给这样一批人的：在他们看来，生命中唯一值得关心的意义，应当经得起我们的全力检验。如果你不是他们的一员，我建议你现在就合上书，踮起脚尖，悄悄走开。

本文摘自《达尔文的危险思想：演化与生命的意义》，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原标题为《毫无神圣可言？》，小标题为后拟。

《达尔文的危险思想：演化与生命的意义》，【美】丹尼尔·丹尼特/著，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23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