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娅·葛林菲尔德｜未来的人性科学之举纲

莉娅·葛林菲尔德

莉娅·葛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美国波士顿大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教授，民族主义研究领域最杰出的知名学者之一。为中国读者所知的其主要著作有：《民族主义：通往现代性的五条道路》《资本主义的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民族主义与心智：现代文化论文集》等。其三卷本力作《心智、现代性和疯癫：文化对人类经验的影响》的中文版将于今年在国内面世。

一、作为符号现象的人性

新的世界知识中心或许即将崛起于东亚与南亚，抵消美国既有的利益，甚至令其化为乌有。这一变化可能为一种人性科学的兴起创造必要条件，这种人性科学能从自身主旨出发，逐步积累客观知识。从知识的角度来看，人性科学兴起的第一步是将人性从其生物主题上分离出来，把人性视为独立的研究本体。比较动物学的研究可以为这一分离提供实证基础——将人类与其他动物相比较，马上就能够发现人类社会与人类生活方式（即人们在扮演父母、工作者和公民等社会角色时所做之事）如此丰富多样、变化多端；而动物的社会则相对循规蹈矩，即便社会性很强的智慧动物如狼、狮、海豚和灵长类动物也是如此。考虑到智人的基因组与黑猩猩的基因组在数量上的差异微乎其微（略高于1%），显然上述区别并不是由基因差异、或曰生物进化造成的。更清楚的事实是，其他动物均通过基因的方式传递生活方式或社会法则，而人类却主要以符号的方式传递生活方式，符号的方式多种多样，语言首当其冲。所谓“文化”，指的正是这种将需要传递的生活方式和传递本身都包含在内的符号传递。而文化正是以定性的方式，让人类彻底地从生物层面的动物王国里脱颖而出。

人类特异性方面的实证证据表明，人并非只是一种生命形式或一个生物物种。人具备自有的、非生物的存在，完全值得一门自治的科学来专门研究。应当建立一门研究人类的科学，并不是由于我们的社会充满了人类这个事实，而是缘于传递和规范人类社会这一过程的符号特性。开宗明义，这门科学的关注点不应再是社会结构，即社会科学普遍关注的那些问题，而应关注符号过程，并为此展开全新的研究领域。这样做的重要性不亚于达尔文为生物学科所做的贡献。人性本质即为符号，人是文化的、而不是社会的现象。

当这门人性科学最终成形之时，它将以社科领域各学科的知识为支撑，本身却并不是一门社会学科。它的主旨任务是：无论研究人类生活的哪一个方面，其在各个层面上的符号过程、以及其中包括的海量具体过程才是研究的重点对象，各个层面包括个体层面的心智和集体层面的组织、民族和文明（见第三节）。人性科学是文化科学，其二级学科为各文化学科。

人性科学与现今的社会科学诸学科不同，却与生物学和物理学类似，它有内在的普遍准则，可以验证特定的论点和推论。人性作为自治的存在，与制约其发展的生命法则和物理法则密不可分，须在这些法则创造的生命和物理现实的范畴内存在。故而这些范畴是人性存在的先决条件——一切自治现象的规律必定存在于其他不同性质的范畴之中，例如：有机体的规律存在于物质的范畴之中，文化的规律存在于生命的范畴之中。因此，这些自治现象必须与在相应范畴内起作用的法则相适应。当我们对人性提出任何规律假设时，无论综述还是理论，均需从定义其特异性开始，且必涉及将该规律与人之动物性相联系、并翻译映射至有机体世界的机制。认识到人性是一种符号现实，意味着必然存在这种机制，它能够通过心智（mind），将该符号现实中的所有规律与人类的生物特性相联系；符号过程得以进行的硬件基础是每个人的大脑。

一旦认识到人性的符号性属性，大脑作为先决条件及其他一些为人所固有的特性便随之而来了，毕竟这些特性本身就存在于符号的内部逻辑之中。符号是任意的符号——它们传达的意义取决于使用它们的语境。一旦有新的符号加入，语境便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任何语境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每一种当下的意义均有赖于刚刚发生过的语境，并为紧接的语境和意义提供条件，随时依次变化。这意味着，符号性现实是瞬时现象，是连绵的进程。（我们务必记得，在文化里理解话语结构这一概念，须将其理解为隐喻。文化永远变动不居，换言之，文化在本质上就是历史的。）这个符号性的过程，或曰意义在象征符号上的不断赋予及阐释，就发生在心智当中；在语言里，心智被默认为与头脑不同，也与任何相关的身体器官不同，因为心智是个概念。心智容于头脑却有别于头脑，其本身便是过程，与在胃中研磨食物的消化过程和在肺部吐纳空气的呼吸过程相似。具体地讲，心智就是头脑中的符号性刺激过程，即文化。因此，文化既是历史的现象，也是精神的现象。在人性科学中，文化使得关注点永远集中在个人身上（正如韦伯所荐之方法论式的个人主义）；个人是文化建构的个人，心智则是个人化的文化（或“脑内文化”）。文化预先排除任何具体化的社会结构，无论这一结构是阶级、种族、国家还是市场。尽管心智是文化中的创造性因素（此处文化指总的符号性过程及群体层面上组成这一过程的各个具体过程），其创造性却由外部的文化刺激因素导致。

如同生命的有机过程一样，符号过程在个人和群体的层面上同时发生，既有历时性又有共时性。正如生命过程中会发生基因突变，符号过程中也总会有变化，故其实质永远难以预测；就像生命科学难以预测进化的方向一样，人性科学也难以预测历史的方向。

二、身份、意志与思维的我

象征符号与符号过程的本质可以令人提出与心智的内在解剖结构有关的假设，再利用经验性的证据（历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甚至神经科学方面的证据）来有条不紊地检验这些假设。人类社会秩序富于变化，恰恰证明了人类生活方式是以符号的、而不是以基因的方式构建和传递的。这意味着，与生来就处于特定有序世界、受基因明确组织的其他动物相比，人类的世界由众多大概率互相排斥的可能性构成。从人生很早的阶段（譬如婴儿期）开始，人就需要学会适应恰好在自己身边发生的这些可能性。因为人的基因没有为任何特定的可能性做准备，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人生的最初几年内进化出适应机制来处理这些可能发生的事，而这些机制就构成了心智的进程。

其中，有两个过程可以从人类社会秩序那任意、潜在、可变的本质不确定性中通过逻辑推导得出——身份和意志。没有任何其他动物需要身份和意志，动物相对于群体其他成员的地位以及他们在所有可能情况下的行动，即物种的适应性环境，都是由基因决定的。此处须指出——宠物是个例外，宠物的世界与他们的伴侣人类一样，也是文化的。每一种动物都有个性，由其特殊的基因而决定；但是只有人类个体的个性具备（或反映）这种适应性的主观维度。

个体为了适应不确定的文化环境，提出了功能要求，这就是身份与意志。身份与意志代表了自我的不同方面——身份指由各类关系构成的自我，而意志则指能动的自我。身份可以被理解为符号性的自我定义——个人在社会文化“空间”内的形象嵌套于更大的社会文化区域形象。所谓的更大形象，其实将人深陷于其中的特定文化进行了个体化的缩影，是一张关于社会文化环境中变量的心理地图。神经学实验曾在啮齿动物身上发现，一旦环境空间发生变化，位置细胞上就会产生变化。个人在文化中的变化也是如此。就像老鼠在空间心理地图上会发生变化一样，人类的身份地图定义了个人适应社会文化环境的可能性。然而，比起老鼠来，人类个体面对的环境要复杂得多，他们所面对的适应性地图无法被客观清晰地依序排列，只能以主观的形式排列。也就是说，人类个体需要自行选择要去追寻哪种变量。这种对人生选择的主观排序是心理地图普遍特征的功能之一，例如：在这张地图中，上帝和来世、民族、个人最喜欢的球队等都占据什么位置，以及个体在图中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怎样。

身份既是个人所处的特定文化的表现，也是该文化的动因；而意志则是一般符号过程的功能，换言之，意志反映了象征符号的意向。除去条件反射之外的人类行为都不是确凿的反应，而是选择与决定的产物。人类对于任何外部刺激的反应，其实质都是不确定的——是意志介入了，仿佛就在刺激与反应之间的那一瞬，意志决定了人应当如何应对。“意识”这个词时常适用于这样的时刻，然而，如非特殊情况下的问题，无论身份还是意志几乎都是无意识的过程，也就是说，人很少考虑它们，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它们存在。

考虑到人类所处的环境，身份和意志能够存在的原因十分合理而明显——身份与意志这两种“结构”对个人适应环境来说都是必须的，人靠它们活下来。但它们只在假设中存在，唯有逻辑推理可以发现、经验证据可以检验。然而，当我们讨论心智的组成部分“思维的我”（the thinking self）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思维的我又可被称作“自觉的我”，也就是“笛卡尔的我”，即笛卡尔在其著名的论断“我思故我在”里提到的“我”。每个人都可以感知到思维的我。其存在可以直接通过人生经历来感知，换言之，它是经验的。这种感知是绝对的、确然的，因为它不可置疑。实际上它是人类唯一能够确定的知识。对于个人适应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活下来这件事，思维的我并不是必需的，但是人类的存在却不能没有它。思维的我是群体层面上文化过程的必要条件。作为自觉的我，思维的我令个体的自觉成为可能；作为自觉思维的过程，即所有符号性心理过程中那个明确的符号过程，思维的我令间接学习成为可能，如此一来，人类的生活方式才能够跨越时空、代代传承。思维的我并不仅仅是我们所在的符号环境教导下的过程，而是其本身便是符号过程，类似于语言发展、音乐传统或者定理推导，在广义上也类似于文化的传承，因为思维的我是通过形式符号来起作用的，即符号表达的形式媒介。这也就是为什么思维严重依赖语言，关于此话题的论述已经很多了。形式符号媒介所许的范围便是思维能够延伸到的地方，只有在这个界限之内，思维才能够运作。

既然心智的主要结构只能通过逻辑推演才能发现，那么如何才能分析研究心智呢？医学认为，功能失调是非常好的实证研究切入点。正常情况下，上述心智的三个“结构”完美融合；然而一旦发生精神疾病，心智就解体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单独的功能失调便昭然若揭了。尤其在由未知生物原因导致的功能性精神疾病方面，这种实证研究颇为奏效；例如，抑郁症（单相或双相）及精神分裂症就常常被医师定义为自我缺失或自我解体。抑郁症特别影响意志——抑郁症病人丧失动力，有时甚至到了难以起床或完成简单小事的程度。在躁狂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的躁狂阶段，病人完全失去自我控制，意志力不能指挥他们行动或停止行动；事后病人往往将发病解释为自己“丧失了神智”，抑或那个行动者或不能行动者“不是我本人。”双相情感障碍对意志力的损害导致自暴自弃（抑郁症的情况）以及自大自满（急性躁狂症的情况），也就是说，导致摇摆不定的身份感。无论是抑郁症还是精神分裂症，其表现都是谵妄，换言之，确信自己具有与事实相悖的身份。因此，这个人心理地图的整体性质及其在图中的位置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例如：在精神分裂症情况下，思维的我与心智彻底分离，病人感到自己的思维由外部植入，而自我意识则仿佛被他人注视观察着。与此同时，为病人所感到陌生的思维却依旧忠实地反映着他所处文化环境中的一切常规与陈词滥调。

人性科学的特定二级学科将重点研究个人层面上的心智所经历的文化过程。一个可能的分支与细胞生物学相类似，会研究人类心理进程中各种不同符号部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个可能的分支与生物化学或生物物理学相类似，会研究人类心理进程中符号部件与生理部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心智与大脑的关系。身份、意志、思维的我这三者的形成、传播、变化和病变将成为人性科学二级学科的研究主题，它们既给群体层面上的文化过程研究提供信息，也从相关研究那里获取信息；就好比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相互联系，都研究特定的生物形态，既研究物种王国（如昆虫学、灵长类动物学等），又分散出基因学、生态学、进化生物学等研究宏观生命进程方向的二级学科。

三、制度、民族和文明

有史以来，社会科学累积知识，却并不解释它们。具体说来，那些总被归结为比较历史学的知识，如果以人性科学的角度来审视，并且考虑到该科学的符号和心理特征，就能够认清群体层面上的文化进程是多层的。这些繁多的层次可以通过分析加以区分，却不能仅从经验上加以区分，因为所有的文化过程都是在不同层面上、以多种组合方式同时发生的；然而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可以用经验加以考察。有三个自治的层面，以概括性递增的顺序可依次分为：（1）社会制度，或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既成的“思考与行动模式” （如涂尔干所言），这些领域包括经济、家庭、政治等等；（2）民族（在过去是宗教），即功能整合的、有地缘界限的社会组织系统；（3）文明，也是这三个层面中最持久、因果关系上最重要的一层。文明是自治系统的总集，共享同样的文明首要准则（例如：一神论和逻辑）；尽管文明彼此之间并非系统地相互关联，它们却在发展中相互依存。心智在各个层面上的群体文化过程中都是活跃成分, 心智不断参与文化过程的延续和变化，同时不断受到它们的影响、制约和刺激。文明独立构成了所有群体文化过程的根基，因为文明不依赖于本层级的任何文化，只依赖于生发了本文明的心智。文明是个框架，它海纳百川，却不受羁绊，与其之下的每一层级都有因果关系；文明与心智一起，对世界上的文化多样性负有最终责任。

社会科学各学科中唯一可以被人性科学吸收化用的，便是涂尔干的“社会失范”（anomie）这一概念。该概念指涉在任何特定情况下联结因果关系的心理机制（即在某一进程中联结心智与文化），并非常易于用经验证据来检验。“社会失范”指的是集体表征中的系统性不一致，这种不一致直接影响个人的经验，并造成深刻的心理不适。因此，这个概念包含了最普遍适用的社会文化嬗变理论——即身份的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了不断伸缩的经验领域内既定知行方式的变化。

四、人性科学之应用：民族主义、经济增长及精神疾病

上述对人性科学基本准则的寥寥阐述，已经为从逻辑和经验上提出并回答与某些现象有关的问题打下了充分的基础；现今的社会科学即使有能力，也只能推测性地接近这些现象，却无法深入研究。举例说明：至少从19世纪晚期开始，有三个重要现象一直位于公众注意力的核心，那便是民族主义、经济增长和功能性精神疾病。围绕着这三种现象产生了大量的信息，以它们为主题，出现了很多描述性及“理论性”（推测性）的文献。然而，这些文献却并不能解释这三种现象，回答造成现象的原因这一基本问题。不能理解控制人类生活的力量，这为实际生活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

如果把这些现象纳入人性科学的框架内审视，人们就会这样理解民族主义、经济增长和功能性精神疾病——没有其他任何先入之见，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它们都是符号性的现象，顾名思义是历史现象。它们是新的符号语境的产物，由某些（人的）心智在文化过程中的某些特定时刻对某些集体表征重新解释而产生。那么，研究的第一步就是确定时间和地点，即这些特定时刻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新词明确记录新的经验、传递新的意义，故而新词的出现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指标，尽管这指标并不唯一。拿民族主义来说，这个叫法本身就指向欧洲语言的研究。欧洲语言的研究表明，在这个概念广泛流传前（即18世纪及以前），我们今天普遍理解的民族这个概念（人归属于它、基本身份来自于它、对它效忠）起源于十六世纪初的英格兰；民族（nation）和人民（people）的内涵历经了重大变化。在此之前，nation一词指的是居高位者组成的极小团体，即教会会议上的世俗和教会统治者的代表，每个这样的团体都由极少部分的精英组成，他们决定大量人口的集体命运；而people指的是这些精英口中的绝大多数人，即他们治下的低下阶层，“乌合之众”（rabble）或平民。能够成为nation的一员传递了巨大的权力和尊严感，然而作为people的一员却没什么好夸耀的，那不过意味着你是个无名小卒。这种区别存在的背景是欧洲封建“秩序社会”，它将每个基督教公国的人口分为不同的人类类别，就像动物的种类一样彼此不同。人们甚至认为不同的人在血液的性质上也有差异，所以不能混血。小规模的上层军事贵族（占人口的2%至4%）被认为流着蓝血，而庞大的下层人民则被认为流着红血。然而，十五世纪下半叶，英国皇室的两个家族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玫瑰战争，其结果就是蓝血的上层秩序被彻底摧毁。一个新的平民家族继承了王位，新王需要新贵族的支持以延续统治，一个充满了群体性向上流动的时代诞生了，自知生来“红血”的创业者们逐渐占据了曾经只可能被“蓝血”占据的社会位置。他们的经历积极向上，他们却并不能理解自己的经历。为了给自己解释明白，也为了赋予自己的权力以合法性，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个自相矛盾但极具吸引力的观念——英国的people本身就是一个nation。将人民等同于民族，象征性地提升了大众，使所有的英国人都变得平等。英国人的身份，即每个人在本人社会文化地形中的心理地图上的位置被改变了，变成了有尊严的民族身份；在一个由基本平等的成员组成的主权共同体中，这种身份被大度地授予了每一个成员。整体来看，民族主义出现的大背景大可如此描述：一群相当数量的有地位和影响力的人出现了，他们的个人经历与现有的集体表征相矛盾，因此导致了激烈的社会失范状况；因为这些人的个人经历是积极向上的，他们于是重新解释了集体表征，令自己的经历变得正常、合法和易于理解；现实的形象及个人身份随之改变，以反映这种重新解释，为不同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在社会中广泛萌生奠定了基础。

身份和社会现实形象的变化首先影响到的是社会地位的安排，即社会地位的组织和社会分层制度——民族主义创造了一个以政体范围为界限的平等共同体，人与人可以交换身份，阶层之间的流动不但可能而且在计划之中，并最终取决于个人的自由选择和努力。这反过来又改变了政治组织的性质。民族的原初定义是决策精英，而现在，全体人民都需要在政府中得到代表——非个人的国家作为抽象化的人民主权，取代了国王的个人政府。其他的具体社会组织也同理受到影响。最终，民族主义所隐含的尊严为它带来了新的皈依者，民族意识首先传播到英国的殖民地和邻国，随后遍布世界。英格兰和后来的大不列颠影响力渐长，快速崛起成为一股杰出的欧洲势力，世界各处都看在眼里。这成为了民族主义一开始获得关注的重要条件，而英国自己早熟的民族主义则导致了国家影响力的增长。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强调竞争的意识形式。

民族成员资格赋予每个成员的个人身份以尊严，使得他们的利益与整体民族尊严深度绑定，与本民族在所有民族中的位置息息相关；从民族主义诞生之日起，民族的现实形象就把它与世界的其他部分隔开了。与其他民族相较，本民族的地位永远是相对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民族被迫为了尊严——名誉和别人的尊重——而不断竞争。各民族均选择在那些自己最有可能获胜的领域中进行竞争，以便最终取得领先地位。举例来说，俄罗斯自从在18世纪初确立了民族概念之后，一直把国家的尊严寄托在军事力量上，等到时机成熟了再辅以其高雅文化（科学、文学、芭蕾舞等）辉煌的影响力，但从未在经济领域进行过竞争。而英格兰作为世上首个民族，在没有敌手的情况下热衷于竞争，可以自己选择竞争的舞台。为了满足把向上流动的个人经历合法化的需要，英国民族主义把个人放在首位，自然要在经济领域向世界发起挑战，直接将其大部分人民卷入其中。民族主义的竞争是一场终点线不断后退的比赛，因为比赛的奖品是某个民族相对于其他民族的地位；这使得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阶级催生出了一种新的现代经济，即后来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它与民族主义产生之前到处存在的传统经济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经济是以生存为导向的，而民族主义则调整方向，把英格兰经济以及后来其他民族的经济目标对准了增长。由于经济表现是民族获得威望的基础，于是选择在经济领域竞争的民族无论付出政治的、心理的还是其他的什么代价，都不能停止增长。这就解释了现代生活的另一个核心维度，这个维度在至少250年中一直困扰着社会思想家，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从来都无法解释它，只能将其视为“自然而然发生的”——这就是经济增长，尤指16世纪末以来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民族经济新定位。

作为第一个重新定位的民族经济，英格兰经济的重新定位发生在出现民族身份和意识之后的几十年间。与这种文化、符号和精神的转变同时产生、密切相关的是功能性精神失调疾病的显著增长，这些疾病最终被确定为精神分裂症和情感障碍。尽管早在15世纪之前，实际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圣经》和古希腊，这些疾病就有个案记录，但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它们成为了公共卫生和社会的首要问题。步英格兰的后尘，那些获得了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的其他社会也经历了此类疾病发病率的急剧上升。随着民族主义在这些社会中的传播，精神疾病发病率继续上升，在诸如美国等国家甚至攀升到了流行病的比例。两百多年来，为应对这一问题而出现的精神病学一直试图与功能性精神疾病作斗争，但这种疾病仍然无法解释，故而无法治愈；尽管有时它们的症状可以通过药物治疗或治疗性干预得到缓解。然而，如果在上述人性科学的框架内考虑，疾病的原因就会变得很清楚。民族主义必然影响到个人身份的形成。作为某个民族的一员，个人不再能够仅凭生活的环境就了解自己是谁或者是什么；对于生活在以宗教为本质、严格分层、绝无平等主义的社会秩序中的个人而言，他/她的社会位置和行为则是由出身和（据称是）神的旨意规定的。然而，一个现代人除了了解自己的族籍（民族身份）这个最宽泛的范畴之外，还必须要决定自己是什么、要做什么，并且在此基础上建构自己独有的个人身份。因此具体地说，精神分裂症和单双相抑郁症就是这种把平等和自由作为自我实现的价值观引起的，这种价值观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造物主。某个特定社会越是倾心于这种价值观，社会内部能够给出的自由选择范围越广，此类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就越高，因为这些价值观本身就是民族主义现实形象（即民族意识）内在固有的。相互冲突的集体表征不允许构建有意义的心理地图；模糊或不存在的身份损害了意志、消解了自我，摧毁了作为个体化文化的心智，个人被抛下独自经历自己的思维的“我”，这个“我”不受身份和意志的约束，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存在。

文化进程不同层次之间的各种历史联系，在研究民族主义在日本和中国的传播时显得更加清晰明了，因为这两国远离生发了民族主义的一神论文化集团。民族主义是由西方列强引入日本的，他们在1853年通过耀武扬威使这个小国屈服于他们的意志，深深羞辱了日本的精英们。当这些精英人士意识到民族主义对于集体尊严意味着什么时，他们转而皈依了这新的意识，国家也变得极具竞争力，并在几十年内成为一股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则诞生于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战败后所受的屈辱；中国的精英也接受了民族主义，以图恢复帝国的尊严。……然而，在一神论文明中，现实根据定义被想象为一贯有序的宇宙，因此非常重视逻辑上的一致性；与一神论文明不同的是，所有源于中国的汉文明内部的文化（及心智）却对矛盾毫不在意。其结果就是，民族主义蕴含的自由平等价值观中隐藏的矛盾集体表征（即社会失范）在这里并不会造成迷惑性的心理影响，就像在一神论社会中的那样。十分明显，正如流行病学家反复强调的那样，东亚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对功能性精神疾病免疫。

在经验现实的方方面面，人们都是通过猜想和辩驳来追求客观知识的；同理，人性科学也因此拥有巨大的前景。但它只能在允许其制度化的条件下发展，虽然当下并不存在这样的条件，但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