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月报》：开创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新纪元

背景照为鼎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上海宝山路）全景

创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本月13日至15日，海内外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将相聚京城，围绕“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兴起”主题进行研讨。时值商务印书馆创立一百二十周年之际，本报特约请与会者之一，中国茅盾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杨扬教授撰稿，以作纪念。——编者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新文学领域，虽与北京的新文化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仍保持着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以《时事新报》为例，它一方面探讨社会主义等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却抱着商讨而非倡导的态度。在文学领域，当时上海最重要的期刊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

1919年底，茅盾受命执掌《小说月报》。由此，《小说月报》由一个充满旧文学气息的文学消遣杂志，蜕变为引领中国新文学潮流的大型文学杂志，不仅为新文学争得了最重要的发表作品的平台，而且培养了一大批新文学家，为新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前的《小说月报》：曾发表鲁迅的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

《小说月报》与同时代诸多文学期刊有所区别，它不是几个志同道合的文人自己办刊，而是商务印书馆的刊物。商务印书馆虽是民营出版企业，但其经营规模、管理方式以及文化追求，与当时一般的出版企业有所不同，很多人愿意称其为“文化出版机构”。

早在《小说月报》创办之前，1903年商务印书馆就邀请著名小说家李伯元主编《绣像小说》。可惜李伯元1906年便病逝，1907年《绣像小说》停刊。直到1910年，商务印书馆才创办《小说月报》。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前的两位主编王蕴章、恽铁樵，是这一时期文学领域的办刊高手。在这两位主编手里，《小说月报》有着不俗的表现。鲁迅先生的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就是在恽铁樵主编时，刊发在《小说月报》上的。

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之际，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人们不再满足于点点滴滴的改良，而希望有一个全盘革新的文学激变。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新人沈雁冰（茅盾）被商务印书馆物色为新的主编。

茅盾在其晚年回忆录中说，1919年底，“身兼《小说月报》和《妇女杂志》主编的王莼农忽然找我，说是《小说月报》明年将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提倡新文学，拟名为‘小说新潮’栏，请我主持这一栏的实际编辑事务。”

革新后的第一期《小说月报》

批评家茅盾的“改革宣言”：推进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茅盾

茅盾接手后的《小说月报》，是批评家办刊。因为茅盾和他的继任者郑振铎，在当时都以文学批评见长，两人的风格鲜明地烙在刊物上。

1921年茅盾在《〈小说月报〉改革宣言》中，将评论栏目的改进放在第一条。1922年，茅盾发表《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提出《小说月报》的努力方向是推进新文学的发展；在创作与翻译问题上，是两者并举，只有通过翻译，才可能吸收国外文学的各种技法；与现代的世界文学水准相比，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需要经过自然主义的洗礼。

茅盾还计划在1922年的《小说月报》上开设十个方面的栏目：一是长篇、短篇小说创作；二是西洋小说史略的介绍；三是诗歌、戏剧创作；四是文学研究；五是创作现状的讨论；六是杂论；七是海外文坛消息；八是通信；九是读者反馈；十是编辑手记。

茅盾对接手《小说月报》一年来的办刊经验总结与新年计划，都体现了一个文学批评家对当时中国新文学发展状况的判断和看法。改革版从第一期到第七期，每期打头的都是文学批评，创作则是置于文学批评的视野之中。从第八期开始，文学创作似乎放到了版面的前列，实际上还是贯彻着批评家对当时新文学的某种判断，也就是新文学要经过自然主义写实方法的洗礼，才能有一个扎实而牢固的基础。

事实上，早在1920年茅盾撰写的“小说新潮”栏发刊宣言中，他就描绘了欧洲文学演进的基本轮廓，即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到新浪漫主义的过程。茅盾头脑中这一欧洲文学的进化图景，很可能得自于英美文学史著作。然而，对照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现状，茅盾对于究竟应向欧洲文学学习什么仍不清晰。所以，他有时侧重写实主义，有时又偏向新浪漫主义。但从《小说月报》第八期开始，他对自然主义创作方法的倡导，显得比较明确。这一变化，与《小说月报》编辑部内部意见有关。

胡适在1921年7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昨日读《小说月报》第七期的论创作诸文，颇有点意见，故与振铎及雁冰谈此事。我劝他们要慎重，不可滥收。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须有经验作底子。我又劝雁冰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现代西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礼。有写实主义作手段，故不致堕落到空虚的坏处。如梅特林克，如辛兀（Meterlinck,Synge），都是极能运用写实主义的方法的人。不过他们的意境高，故能免去自然主义的病境。”胡适的批评意见，在《小说月报》1921年八月号的编辑后记“最后一页”中有了回音，编辑认为应该注重写实手法的学习和运用。

十二月号上，发表了日本评论家岛村抱月的《文艺上的自然主义》。在次年4月发表的文章中，茅盾强调自然主义小说在写实方法上的重要性，提出“依自然派的描写方法，凡写一地一事，全以实地观察为准；莫泊桑小说中的人物，多半是实在的，福楼拜做《萨兰坡》，除多考古籍而外，并且亲至该地。可知自然派的精神并不只在所描写者是实事，而在实地观察后方描写”。

五月号上，除了发表谢六逸撰写的《西洋小说发达史》中的“自然主义时代”章节，还在“通信”栏目中，开设“自然主义论战”，发表茅盾与周赞襄、汤在新、徐绳祖等人的往来书信。六月号的“通信”栏中，有“自然主义的怀疑与解答”。

作为《小说月报》主编的茅盾，这一时期关注自然主义文学，但他不仅是从翻译、引进的角度介绍法国自然主义文学，而是针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现状，思考自然主义写实方法对于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这一时期茅盾最为重要的理论文章，是刊发在《小说月报》1922年七月号上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这篇论文所阐述的一些看法，不仅仅是针对鸳鸯蝴蝶派等旧派文学创作，而且也针对新文学青年作家的创作问题。《小说月报》的批评家办刊的做法，不仅创造了很多文学话题，而且获得了文学话语的优先权。

文学翻译是《小说月报》改革过程中的重头戏。在“改革宣言”中，茅盾将文学翻译视为介绍和促进中国文学的手段。从文学翻译的角度讲，推介外国文学作品是《小说月报》一直在做的工作，王莼农、恽铁樵时期的一些沪上小说家已翻译不少作品，大名鼎鼎的林纾翻译小说，就是商务印书馆的看家宝贝。但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将翻译外国作品当作改造中国旧文学、推进新文学的一项急迫工作，则是茅盾改革《小说月报》之后所提出。而且，茅盾一开始就提出经济地、系统地介绍外国文学，也是针对中国新文学的急需。“从十二卷到二十二卷，共译介了三十九个国家三百零四位作家及其作品八百零四篇，共九百五十余万字，占后期《小说月报》文字总量的百分之五十八左右。”

文学研究会的代用刊物：联结京沪作家纳入到统一的新文学运动

文学研究会成员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行成立大会时的合影。右起前排：易家钺、瞿世英、王统照、黄英、杨伟业、郭梦良；中排：蒋百里、朱希祖、范用馀、许光迪、白镛、江小鹣；后排：孙伏园、耿济之、苏宗武、李亚晋、许地山、宋介、郑振铎、王星汉。

文学研究会在北京的成立和《小说月报》在上海的改版，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两件事。原本分别在京沪两地各自进行的新文学活动，因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主编茅盾，与他的作者王统照的关系，而将两地的文学活动联结起来，进而纳入到统一的新文学运动中来。

《小说月报》集中发表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作品，在社会上有意无意变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代用刊物，以此为号召，吸引了大量的新文学家向《小说月报》投稿。当时一些有影响的新文学作品，基本都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如落花生的《命命鸟》（第十二卷第一号）、冰心的《超人》（第十二卷第四号）、庐隐的《灵魂可以买么？》（第十二卷第十一号）和《或人的悲哀》（第十三卷第十二号）等。很多文学青年正是看到了《小说月报》上冰心、庐隐、落花生、叶绍钧等作家作品，才萌生了文学创作的激情。丁玲在回忆《小说月报》编辑叶圣陶对她的帮助时说：“我是他从来稿中发现的。”无独有偶，施蛰存也是因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在文学创作方面获得自信，从而走上了文学道路。

《小说月报》的改革版刊登了《文学研究会宣言》及其章程，随后发表的作品中，又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作品居多，当时很多人称其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刊物。对此，茅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发表的《关于“文学研究会”》中就澄清过，《小说月报》不是文学研究会的刊物，而是商务印书馆的刊物。但他认为，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所提出的“为人生的文学”这一主张，被很多文学研究会成员所接受。这种接受，其实是《小说月报》所体现的特色。换言之，一方面，《小说月报》的评论栏目、翻译栏目和通信栏目中，不断发表有关自然主义问题的论争以及相关的思潮介绍，从创作理念上向广大的文学写作者灌输有关写实的方法和理论；另一方面，在作品的发表上，也有意识地选择相关题材和相应写作方式的作家作品。如冰心、叶圣陶、落花生、庐隐、王统照等作家的作品，基本上沿袭了写实的方式方法。

比如冰心的一些小说作品中，尽管含有鲜明的理想主义浪漫气息，但被批评家阐释为“问题小说”之后，其现实题材这一面被突现出来，她也被视为反映现实的“社会问题”小说家，具有强烈的写实主义倾向。事实上，写实还是虚构，对冰心创作而言，并非最重要的问题。1921年她写就的《文艺丛谈》中，表达了她心目中的文学追求：“无论是长篇，是短篇，数千言或几十字。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可以使未曾相识的作者，全身涌现于读者之前。他的才情，性质，人生观，都可以历历的推知。而且同时使人脑中起幻象，这作者和那作者又绝对不同的。这种的作品，才可以称为文学，这样的作者，才可以称为文学家！能表现自己的文学，是创造的，个性的，自然的，是未经人道的，是充满了特别的感情和趣味的，是心灵里的笑语和泪珠。这其中有作者自己的遗传和环境，自己的地位和经验，自己对于事物的感情和态度，丝毫不可挪移，不容假借的，总而言之，这其中只有一个字‘真’。所以能表现自己的文学，是‘真’的文学。”也就是说，文学是不是为人生，是不是反映现实，对冰心而言，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她关心的是文学应该有个性，真实传递自己的心声。这样的创作观与文学追求，留有“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自由色彩，也有中国文学中的言志抒情传统的影响痕迹。

对照冰心的文学观与《小说月报》中茅盾等人倡导的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两者之间是有差距的。但正如茅盾所说，《小说月报》不是同人刊物，也不是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而是商务印书馆主办的文学刊物。它倡导和发表的文章，文责自负，对别人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或许正是这种松散而自由的组织和交流形式，新文学家们才能走到一起，交流经验，发表作品，共同探索，使得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新文学家有了一个共同的努力方向。

《小说月报》的“后茅盾时期”：“读后感”栏目开创“作家论”批评文体之先河

郑振铎

如果说，茅盾主编《小说月报》时期，回应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步阶段及新文学的要求，那么，到了郑振铎手里，《小说月报》将回应新文学面向社会革命时提出的种种要求以及新文学内部的分裂。

1923年5月，《创造周报》第二号发表成仿吾的文章《新文学之使命》，第三号发表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以及郭沫若的《我们的新文学运动》，认为中国的政治面临一种转折，文学上应该有一种新的运动。《中国青年》第八期、第十期和第十一期，刊发了恽代英的《八股》、邓中夏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和肖楚女的《诗的方式与方程式的生活》，呼吁新文学运动要与正在进行的国民革命相结合。与《小说月报》联系密切的茅盾，也在《文学》周报第一百零三期发表《“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呼应恽代英等人的观点，强调文学要有时代的担当。

一些分属于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新文学成员，在1923年开始，都在呼吁文学的转向，由封闭的文学世界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广阔的社会生活，其实有着特定含义，主要指正在酝酿的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茅盾用“文学与政治的交错”为题，来形容他1923年以后的生活。

接替茅盾的郑振铎，在思想文化上，表现得比茅盾要温和一些。比如，《小说月报》在郑振铎接手后的第一期，就开设“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专题，并发表郑振铎自己的《读〈毛诗序〉》，第二期开始又开设“读书杂记”栏目，发表一些学术性的研究文章。这些内容一方面体现了郑振铎个人的文学取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胡适在北京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相呼应。

茅盾对“整理国故”是持批评和保留意见的。1924年，茅盾在《文学周报》第一百二十一期发表《文学界的反动运动》，对文学领域中的复古空气予以批评。1922至1923年，郑振铎翻译出版了泰戈尔的《新月集》等作品，并在《小说月报》开设泰戈尔专号。1924年4月，泰戈尔访华。对于泰戈尔访华，新文学阵营内部有着不同意见。鲁迅、茅盾等发表文章，对国内一些借泰戈尔访华而鼓吹东方文化复兴论的复古论调，予以批判。郑振铎与他主编的《小说月报》，则对泰戈尔访华持积极的欢迎姿态，郑振铎还亲自去汇山码头迎接泰戈尔。这些差异，与茅盾和郑振铎的不同社会背景有关。

“五四”之后，新文化阵营分化。经过国共合作的由合到分的激烈社会动荡，一批文学新锐脱颖而出。像鲁迅编辑的《莽原》和后来接编的《语丝》，刊载的大多是青年作家的作品。这些被“五四”召唤起来的青年人，与此前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前期成员，在精神气质和思想观念上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最主要地表现在他们对新潮的追逐上。这一时期，文学新人的同人刊物层出不穷，各种标新立异的话语纷纷出笼。

相比之下，《小说月报》显得沉稳而厚重，它所拥有的作者队伍的基本面，还是一批元老级的“五四”新文学人士，包括鲁迅、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王统照、冰心、庐隐、许地山、俞平伯、郭绍虞、朱自清等。一些文坛新人，尽管叱咤风云，但在《小说月报》是以创作实绩来引人注目的。如丰子恺、丁玲、巴金、戴望舒、梁宗岱、沈从文、罗黑芷、施蛰存、胡也频等，他们在其他刊物上或言论尖锐或创作手法新颖独特，但在《小说月报》露脸时，则以扎实的创作实力见长。所以，《小说月报》并非完全是先锋新颖开拓型的文学期刊，而是带有沉稳风格的累积性质的文学期刊。特别是它开设的“读后感”栏目，直接对新文学家的作品予以批评，从文学评论视角，总结和引导作家创作。茅盾发表的《鲁迅论》（第十八卷第十一号）、《王鲁彦论》（第十九卷第一号），从整体上对新文学家的思想观念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予以理论论述，开创了作家论这一批评文体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先河。

《小说月报》代表着一个时代，开创了新文学运动的新纪元

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商务印书馆遭受战争破坏，所有生产停息下来，包括《小说月报》在内的诸多出版物停止出版。有意思的是，《东方杂志》在商务印书馆复馆计划中，得以重新开张，但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却再也没有恢复。

一些文学史研究者认为，战争时期的商务印书馆无力支持《小说月报》出版，所以停刊。问题是商务印书馆在《小说月报》停刊之后，如何来挖掘和出版新文学作家及其作品。在此前的二十世纪行进过程中，面对晚清的“小说界革命”、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以及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学”，商务印书馆都有所回应。但进入上世纪三十年代后，随着《小说月报》的关闭，似乎商务印书馆与新文学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告一段落了。这一变化，与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等人的影响有关，也与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学期刊的实际生存处境密切相关。如果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期刊与二十年代的文学期刊作对比，或许就会看到，三十年代的文学期刊所面对的，是国民党党治之后，迎来的同样是激烈的党派组织的文学反抗。1930年“左联”的成立，开始了一个文学组织化的时代，上百种文学杂志背后都有着政治势力的强势介入。这种情况下，在商言商的民营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担忧在政治的漩涡里遭遇麻烦，更何况郑振铎等人在王云五眼中根本不是同路人，因而要获得商务印书馆的资助，基本上不可能。

由此，《小说月报》结束了自己的使命。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小说月报》代表着一个时代，也开创了一个新文学的新纪元。如果没有上世纪二十年代《小说月报》的努力，三十年代新文学的局面大概不会如此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