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考特妮·琼格 ：母乳喂养不仅仅是一种喂养孩子的方式

【编者按】：

考特妮·琼格（Courtney Jung）是多伦多大学的政治学者，在39岁第一次怀孕期间，她惊讶地发现很多人热衷于向她宣扬母乳喂养的好处，还有人向她强调黑人女性不给孩子哺乳。作为母亲，琼格选择了给孩子哺乳，而作为学者，她开始研究母乳喂养如何从一种个人选择转变为道德义务，通过梳理文献、走访医学专家、研究人员、母乳喂养倡导者和十数位母亲展现了这一过程，并呼吁将喂养方式的选择权归还给母亲。

尽管琼格的研究主要以美国社会为对象，然而近年来将母乳喂养上升为道德要求乃至公共卫生政策的趋势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对琼格的访谈中，她谈到了关于母乳喂养的迷思、女性在哺乳时面临的困境、联合国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在母乳喂养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也对堕胎权争议、新冠大流行等社会问题对母乳喂养问题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论。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提到这项研究的开展和您自己成为母亲、给孩子哺乳的经历有关，是什么契机促使您写这样一本旨在破除关于母乳喂养的种种迷思的书？母亲和政治学者这两重身份在这项研究中分别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琼格：怀上孩子后，很多人都开始向我宣扬母乳喂养的重要性和各种好处，这让我感到惊讶。怀孕初期，一个特别坚定的哺乳信徒跟我说，很多黑人女性不给孩子哺乳，所以她们的孩子就会生病。作为一名政治学者，我每次听到白人说黑人如何如何不给孩子哺乳，都会怀疑他们的话。正是这次对话让我开始觉得，在美国，母乳喂养不仅仅是喂养孩子的一种方式，而且还发挥着如此大的政治作用和社会作用。母乳喂养相当于种族和阶级的一种标志，它是打击黑人母亲的一把武器。至于在中国，如果母乳喂养在中上阶层女性当中更为普遍（她们要么不工作，要么有灵活的工作时间以及优越的产假福利），而在来自农村地区的贫穷劳动女性当中不太普遍，那么可能也在上演着类似的情况——“不给孩子哺乳”成为了特定阶级乃至地域身份的标志，以及宣泄对她们的不满的途径。（编注：2021年2月25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中国母乳喂养影响因素调查报告》显示，我国6个月内婴儿纯母乳喂养率仅为29.2%，大城市这一数据高于农村地区和中小城市。）

澎湃新闻：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母乳喂养对于婴儿健康的实际益处并不显著，支持母乳喂养并将其提升到公共卫生问题的医学研究很多是过时的甚至站不住脚的，但科学证据无疑是现代社会中女性做出养育决定的最主要依据，消费社会中各种各样的商业宣传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想要尽己所能确保自己的宝宝健康无虞的母亲们，面临哺乳困境的女性怎样才能抵挡住来自方方面面的甚至已经内化了的压力？

琼格：如果有的女性觉得哺乳容易又方便，那她们完全可以选择给孩子哺乳。但如果有的女性要工作，或者奶水不足，又或者觉得哺乳让自己不舒服，那她们也不必忧虑——母乳喂养不会对宝宝的健康与幸福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她们可以从我的书中读到这一点，也可以自己去看看那些研究。无论作何选择，都要记住：政府和公共卫生官员对这些数据的看法不同于父母个人应有的看法。让我来解释一下这其中的道理。母乳喂养可能对人口整体有所影响，但基本上可以确定它不会对你自己的宝宝产生任何影响。请注意，我在书中解释过，6个女人要哺乳5400小时才能预防1例耳部感染，哺乳15600小时才能预防1例肺炎。我认为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推广母乳喂养对政府而言有一定意义，而对任何一位母亲来说都没什么意义。母亲的成本效益分析不同于政府的成本效益分析。

澎湃新闻：“罗诉韦德案”被推翻是近来美国社会的一件大事，堕胎权是“选择权（pro-choice）”和“生命权（pro-life）”两派力量之间的斗争，同样是与女性的身体和权益相关、同时涉及宗教、道德、文化、政治、医学等各个领域的议题，为什么在母乳问题上没有发展出一股支持女性选择的力量？堕胎权的倒退是否也会让“母乳主义”得到更多推力？

琼格：自从《母乳主义》在美国出版以来，我觉得近些年里主张母亲有权选择是否哺乳的声音更加响亮了，相关的讨论变得更加热烈。女性已经开始反对母乳喂养计划，而且一些机构和医生在谈到母乳喂养时，措辞变得更温和，明确为女性留出了选择的余地。在关于堕胎的论战中，堕胎权的倒退可能也蔓延到了婴儿喂养方式的选择方面（女性争取的选择权是全方面的，不仅包括堕胎选择权，也包括婴儿喂养方式的选择权）。在反对堕胎的人当中，我并未发现此事对他们关于哺乳的立场有多大影响。

澎湃新闻：书中说到母乳主义起源于1956年七位信仰天主教的家庭主妇创立的“国际母乳会”，当时以配方奶喂养为代表的科学育儿占据了社会主流，因此该组织的初衷是希望从儿科医生这样的医学专业人士那里夺回母亲在育儿中的主导权。在那时，国际母乳会和现代西方女性主义大致站在同一阵营，现在的母乳提倡组织和女性运动的关系是怎样的？今天不同的派别在母乳问题上持有怎样的态度和观点？

琼格：我在写《母乳主义》的时候，美国的很多女性主义者都认为哺乳能够赋予女性权力，体现了女性身体具有的维持生命的力量。当时，哺乳是一个标志，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拍的哺乳的照片被视为女性为自己赋权的行为。而现在，我认为很多人已经转而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女性有权选择是否哺乳，如何喂养宝宝应当由母亲自己决定，而且应该支持母亲们的选择——无论是什么样的选择。最近七年里，情况已经有所改变。

澎湃新闻：您在书中描述了女性哺乳时面临的困境以及在使用配方奶时遭到的歧视，好像女性独自承受着这一切，而男性是缺位的。您觉得包括婴儿父亲在内的男性可以为支持女性的喂养方式选择权提供哪些帮助？

琼格：很多男性可能都会给予支持，但实际上，女性多半独自承受着这个负担。男性可以支持女性的选择——无论是什么选择；可以在她们面对批评时站出来为她们说话；可以在家中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让女性的决定、女性的身体、女性的选择得到支持与尊重。但我们也要面对现实：女性多半还是要独自面对这件事。如果女性对自己的选择有信心，她们自己应付起来就会轻松一些。

澎湃新闻：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对家庭和职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没有法定产假，您在书中提到，公共卫生举措和政策制定者在鼓励母乳喂养的同时有意不讨论母亲就业和哺乳率的关系，就是为了避免公众将注意力集中在产假问题上。在疫情期间被普遍采用的远程办公模式是否为哺乳母亲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有没有可能让产假和职场母亲的需求问题重新回到政治议程中来？

琼格：新冠对婴儿喂养的影响很大。疫情期间，一些母亲在家工作，所以她们有了哺乳的条件，而且也更有兴致给孩子哺乳。对于另外一些母亲而言，在疫情期间生育，以及与新生的宝宝和大一些的孩子被困在家中，都会带来巨大压力。研究表明，在疫情期间保持社交距离和封控的情况下，哺乳的母亲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没有泌乳顾问上门服务；为了限制感染，母亲生下孩子后差不多要立即出院；而且基本上得不到朋友和家人的社会支持。有少数研究显示，新冠对哺乳率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美国、加拿大、英国的大部分早期研究似乎表明，由于母亲缺乏支持，哺乳率在疫情第一年里有所下降。有的国家曾建议感染新冠的母亲不要给孩子哺乳，但欧洲和北美的多数国家仍建议母亲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哺乳，声称母乳喂养能够帮助宝宝抵御新冠病毒（没有多少证据支持这个说法）。

澎湃新闻：“母乳主义”起源于美国，本是一种特权阶层偏好的喂养方式，但其影响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扩展到全世界。1970年代配方奶公司为占领市场开展不道德营销导致发展中国家婴儿死亡率升高，但抵制运动却主要在发达国家展开；1980年代艾滋病开始流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却为了推广母乳喂养而否认艾滋病可能通过母乳传播的事实，其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除。如何理解这种不平等现象？

琼格：老实说，我觉得很难理解。我认为联合国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当时被一些激进的哺乳信徒“俘虏”了，他们优先考虑的是母乳喂养，而不是提供准确的相关信息——他们认为这些信息会破坏他们的母乳喂养运动。但是，公共卫生机构一方面告诉欧美的HIV阳性女性不要哺乳，另一方面又建议非洲的HIV阳性女性给孩子哺乳，这就是一种明显的种族歧视，无论背后是什么力量在驱动这种歧视。

澎湃新闻：将母乳喂养确立为公共卫生问题似乎不是美国的特例。比如2021年末，中国国家卫健委等15个部委联合发布《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2021-2025年）》，其中有如下要求：“到2025年……母婴家庭成员母乳喂养支持率达到80%以上……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置率达到80%以上……全国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率达到50%以上。”您对这个计划怎么看？在未来，母乳喂养的公共卫生属性是否有可能弱化，从而让家长有更大的喂养方式选择权？

琼格：我想，这是更大规模的公共运动的一部分，此类运动的目标包括提高出生率等等。正如我之前所说，政府在全民范围内推广母乳喂养有一定意义。2022年中国有956万新生儿，从这个规模来看，母乳喂养会影响到肺炎和耳部感染的病例数量，但对任何一个孩子的影响等于零，或者说接近于零。我不太确定你的意思，你是期望在婴儿喂养方面，政府有一天会优先考虑母亲的选择吗？我感觉不会。如果这个计划带来的影响是，在工厂上班的母亲能休6个月的全薪产假，以便让她们完成6个月的纯母乳喂养，那么从各方面而言这都是一个不错的结果——我确信，很多母亲会对这一政策变化感到高兴。但如果像美国一样，母亲要在6个月期间用吸奶器吸奶，好让家里人在她们上班的时候用奶瓶喂她们的宝宝，那这对女性来说就是一个不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