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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代关西人民的尚武精神

《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

《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襃,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班固这段话很可以看出当时人物的分野。因为地理环境影响的差异,所以各地人民的风俗习尚也就自然不同。关西人民的勇武有力和邹鲁人士的爱好文学,正是一个显明的对照。这种区别不惟秦汉时候是如此,就是到了汉末三国之间也还没有什么大的变迁。《后汉书·虞诩传》谓:“喭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由虞诩此言,也可看出其流风余韵历久不泯的盛况。

秦朝弩箭


我们若由旧史的记载中实际考覈,当可知班氏此言并非过分的夸张。在战国时,诸雄并争,辩士纵横,嬴秦也尝罗致客卿,招纳贤才,所以张仪、甘茂、范雎、李斯一般人皆以白衣干策而取卿相。但是嬴秦所罗致的人物,不过是这班游说之士,用来折冲于樽俎之间,于其立国的精神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实在说来,嬴秦之所以威凌六国,六国之所以畏秦者,并不是这班輶轩的使节,而是其无敌的雄师。这些无敌的雄师,都是选自嬴秦本国的人民,和其所罗致的一般客卿倒没有多大的关系。

到了楚汉之际,刘邦、项羽都是由东楚起兵,不用说他们的将士自然也以楚人居多。不过高帝的根据地是在关中,所以得力于秦人的帮助着实不少。《史记·萧相国世家》说:“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尝兴关中卒,辄补缺。”这正是说明高帝的部队实际已变了本质,和他初起兵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垓下之战,项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即以为汉已得楚。由这里也可以看出这时汉军的成分,已经没有多少楚人了。后来高帝大封功臣,以曹参攻城野战的功为多,列置第一,而鄂千秋就以萧何由关中运粮遣兵为功最大,应该在曹参之上,高帝接受他的建议,因以萧何居第一,而抑曹参居第二。这个固然由于萧何的调度得宜,但是关中的粮秣和兵卒在楚汉战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则是无可怀疑的事情。

因为高帝起于丰沛,所以一班佐命的功臣,自然以丰沛的人为多,而执兵柄的韩信、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也都是丰沛附近的人物。但是时间稍久,这种趋势也就慢慢消灭。西汉中叶而后,丰沛因为帝乡的关系,容易攀龙附凤,所出的人物仍是很多,而素质的变异,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时丰沛的人物除了一些与帝室有姻娅关系以外,大半竟然是宽衣博带的经生儒者,而攻城野战叱咤风云的勇士不能不称数关西诸郡了。

关西人民虽然在材力上压倒关东各地,但在文事方面却不能不低首于关东儒者之前。自嬴秦至于汉初,政府都未积极注意于文事,固不必说了。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进用,崇文学,讲儒术,博士弟子为一般人的进身之阶,而关西的人民在这方面却不大听说。《史》《汉》二书俱有《儒林传》,专记一代经术文学之士,但是关西人民在其中并没有占重要的位置。这很可以看出秦汉之世关西一般人的习尚。关西人在西汉时虽也曾登庸卿相,如武帝时的公孙贺、李蔡等,然而其所恃以进身的却是汗马的功劳,而不是尊前的对策。

东汉时这种差别慢慢减少,最著名的凉州三明(安定皇甫规字威明,敦煌张奂字然明,武威段颎字纪明),皆为一时名将,边庭重镇,但于材力之外,也都兼崇儒术。虽然仍是赳赳武夫,而勇武之中也还彬彬有礼。《后汉书·皇甫规传》言:“(规)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所著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凡二十七篇。”又《张奂传》言:“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段颎传》亦言:“颎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初举孝廉。”我们若不读其全传,究其身世,仅就这几段记载来看,谁能说明他们不像邹鲁的儒士,又谁能想象他们是曾经威震边庭、羌胡畏服的名将?

经过武帝和董仲舒、公孙弘一班人对于儒术的提倡,东汉一代明章二帝也都注意这方面,所以儒学大昌,关西受其影响,风气也有点转变。上面所说的凉州三明皆以一时名将,而授徒著作,堪为这时期的代表。然风流未泯,尚武的精神固仍保存而不失。譬如扶风马融,亦为一代鸿儒,名重关西,卢植、郑玄皆出其门下,但其请缨征羌的勇气,虽千百年后,仍能令人景慕不置。《后汉书》融本传载其请缨的端末说:“(融)转武都太守。时西羌反叛,征西将军马贤与护羌校尉胡畴征之,而稽久不进。融知其将败,上疏乞自效,曰:‘今杂种诸羌转相钞盗,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党,而马贤等处处留滞。羌胡百里望尘,千里听声,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后,则必侵寇三辅,为民大害。臣愿请贤所不可用关东兵五千,裁假部队之号,尽力率厉,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虽然当时政府没有允许他的请求,而这种武勇的精神不能不令人佩服,这绝不是普通人所想象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所可比拟的。

秦代铜镞


上面所举的不过是几个特殊的例子,由这几个特殊的例子很可看出一般的情形。实在地说来,秦汉时代关西关东的人民在素质上多少有点差异,尤其是边郡的人民更为显著。两汉对徙民实边的政策看得特别重要,实边的事实更是史不绝书。实边的人民虽然也和边地人民一样,染到尚武的风气,但初至边地,往往会受到边民的欺凌,这其中自然免不了主客不和的关系,而实边的人民体质荏弱,恐怕要占最大的原因。《后汉书·贾复传》载:“建初中(贾宗)为朔方太守,旧内郡徙人在边者,率多贫弱,为居人所仆役,不得为吏。”这正是关西人民和关东人民差别的地方。

至于关西人民所以崇尚武勇力的原故,班固在《赵充国辛庆忌传》中已经指出一点。在《汉书·地理志》中,班氏更作详细的说明。他说:“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及《车辚》《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谊则为乱,小人有勇而亡谊则为盗。’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无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班氏此言乃就地理环境的影响,说明关西人民之所以崇尚勇力是由于地邻边庭、接近羌胡的原故。固然,羌胡的骚扰使关西人民不能不请求防御的方略,因而养成崇尚勇力的习俗。但是,当时政府的提倡和社会的鼓励,却也相当重要,而不容轻易忽略的。

说到政府对于尚武精神的提倡,最早当然要数及秦孝公。本来嬴秦的立国,原是僻居西陲一隅,其初因为国小地僻,而为中原诸侯所轻视。缪公虽尝称霸,然其威力仅及于西戎,东则为晋所阻,不能一出函谷关。及孝公即位,颇思振作,乃任商鞅为相,风俗因之大变。秦人的勇武好战,孝公和商鞅的力量最多。《史记·秦本纪》言:“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商君传》亦言:“定变法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秦国本来远处西陲,与戎狄相邻,其习俗素喜勇武,更加上孝公商鞅的一再提倡,“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所以风俗的变化,是当然的事情。商鞅在鼓励秦人尚武之外,还有更重要的设施,他设法招徕三晋之民使代秦人耕作,好让秦人专心出去作战。《商君书·徕民篇》中言:“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故三世战胜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事本,兵虽百宿于外,竟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今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损敌也与战胜同实,而秦得之以为粟,此反行两登之计也。”秦国得到这样的调整根本没有后顾之忧,秦人也得一心一意去从事战争,诚如商鞅所说“春围其农,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陈其宝,以大武摇其本,以广文安其嗣”,秦兵愈战愈精,而六国应敌不暇,无由再从容去耕作了。自此以后,一般人对于秦军的勇武,都另眼相看,尤其是那些纵横辩士,更是称道不置。《战国策·秦策三》载范雎说秦昭王之言曰:“大王之国,……战车千乘,奋击百万,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韩策一》又载张仪说韩王之言曰:“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挚(《史记·张仪传》作虎贲)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辩士的言辞虽然免不了夸大的成分和恭维的气息,但他们所称道秦卒的壮勇,却有几分的真实性,因为秦兵历次东征的结果,证明这些话并非完全靠不住的。

兵马俑


嬴秦的兵制我们已经不大知道。汉代的士卒则多用关西的人民,这对于关西人民尚武的精神,实予以莫大的鼓励。汉初兵制,大约有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几类,皆选郡国人民有材力者充之。楼船士多在江淮之南,为汉代的水军。水军在汉代效用极少,仅在对南粤朝鲜等处用兵时征发过,其他几乎不再听闻。轻车骑士大抵都是关西人民,而材官则多半是选自中原人民。《汉书·高帝纪》:“(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乃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军霸上。”《武帝纪》:“(元鼎)六年冬,十月,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人,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宣帝纪》:“(神爵元年)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由这几篇帝纪中可以看出骑士与材官在征发地域上的分别。西汉时,骑士颇为一般人所重视,社会地位也相当之高,虽封疆大吏对于他们也不得轻易奈何。《汉书·赵广汉传》:“坐贼杀不辜,鞠狱故不以实,擅斥除骑士乏军兴数罪。……竟坐要斩。”广汉在当时身为京兆尹,京兆尹的位置非常重要,而广汉在西汉一代中也算有数的能吏,为人又是极精明强干,在地方官吏中曾经大露头角,但竟因为斥除骑士的罪名,而受到腰斩的重刑。这虽是广汉本人的不幸,由此也可看出骑士在当时受到的待遇是如何的优渥。至于材官,则没有这样大的福分,得不到这样的青睐。其原因所在,想必是与关西士卒的勇武有关,或者因为材官是步兵,彼此之间遂有轩轾。武帝以后,兵卒的种类增多,有选募的勇敢、犇命、伉健、豪吏、应募、私徒,又有征自罪徒的谴民、恶少、亡命、徒、弛刑、罪人、应募罪人等名称,但是骑士的地位,并没有因之而减低。

骑士固是关西人民的进身之阶,而拱卫宫廷的羽林、期门,更是关西壮士发迹之始。羽林、期门的选拔,率由六郡良家子。这里所谓六郡是指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而言。至于良家子的限制,据如淳的注解,谓医士商贾百工之人不得参预其间,其中的分子可说是相当纯粹。若不是这六郡人民特别的勇武,何以会有这样特殊的选拔?在当时由这羽林、期门两部分出来的人才是相当的众多,《汉书·赵充国传》:“充国……陇西上邽人也,后徙金城令居。始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为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甘延寿传》:“延寿……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投石拔距,绝于等伦,尝超逾羽林亭楼,由是迁为郎,试弁,为期门。以材力爱幸。”《公孙贺传》:“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曰:‘臣本边鄙,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后汉书·董卓传》亦言:“卓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这不过几个显明的例子。两汉数百年间以羽林、期门出身而历高位的,正不知有多少,利禄之薮,难怪要引起一般人的羡慕,因而都往这条路上想办法。武帝提倡儒术,广置博士,打动齐鲁间儒生的利欲之心,研究章句的人,竟成了普遍的风气,但是这种博士的头衔,却打不动关西人民的心理,因为他们另有进身之阶,出头之地,用不着摸索简册、寻章摘句。后来到东汉时,儒风虽然西被,而关西的人民仍然不愿意骤违旧俗,所以尚武的风气并没有因之稍杀。

关西为产马之区,也可以间接地助长关西人民的尚武精神。这话看起来很为奇突,实在当时的情形,正是如此。古代战争以车战为主,到了战国,车战已经不能应付敌人,于是骑兵占到重要的位置,尤其是秦汉时常和匈奴西羌战争,骑兵更是重要,没有骑兵简直不能和羌胡对垒。因为这种关系,骑兵在社会上的地位是要比步兵高过许多,上面所提到赵广汉以斥除骑士而获罪,就是一个证明。关西骑士无论在质与量上,皆为全国其他各地所不及,当然也可以归功于关西产马的优良。远在嬴秦之时,关西产马的优良,早已脍炙人口。《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巴、蜀、汉中本是嬴秦的粮食仓库,今以胡貉、代马与此粮食仓库并举,可知其所占地位的重要了。又《韩策一》载张仪说韩王曰:“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其所产的马,素质之佳,于此可见一斑。嬴秦之所以能扫平六国者,固然是仗着他的优越兵力,同时马种的精良,也不能没有关系。到了西汉,对于马的养育,曾经做到最大的努力,李广利的西征大宛,就是因为寻求天马而起。并且又在西边北边诸郡大举养马,一时视为国家的要政。《汉书·百官公卿表》师古注引《汉官仪》说:“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可知汉代对于养马的重视。武帝以后,关西各地盛植苜蓿,也是因为苜蓿为饲马的最好草料。关西诸郡本来是宜于牧畜的,政府养马之外,人民私马的养育也有相当的数目。《汉书·地理志》谓:“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后汉书·邓禹传》亦言:“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这种自然宜于畜牧的环境之下,畜牧事业的发达,是可想象得到的事情。《史记·货殖列传》说:“乌氏倮畜牧,……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这正是北地郡一位养马的大家。而东汉马援也是以在边郡出牧而致富豪。《后汉书》援本传言:“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乃辞(兄)况,欲就边郡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关西养马如此之众多,其人民对于骑射的工夫,当然可以日趋精良,关西骑士的质与量为全国各地所不及,也当然得力于马的力量。我们再由历次征伐匈奴对于马的损失,因而影响到关西骑士的优越的地位,可知马的关系是如何的巨大。《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自大将军围单于之后,十四年而卒。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其损失之大直可惊人,甚至对于整个的国策也发生影响,对于关西骑士的命运,自然也有重大的关系。大概关西的骑士受了这样的打击,其精神稍有降落,到了东汉初年,渔阳、上谷的突骑,竟也有名于时,而关西骑士反没人提起,故《后汉书·吴汉传》就说:“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话虽如此,关西人民尚武的精神究竟浓厚,虽因一时的挫折而有降落的情形,但休养生息,仍然可得到原来的状况,所以,凉州兵的英名,历久不衰,一直到三国初年,凉州兵还是被称为天下的劲旅。

诚如班固所言,关西诸郡因为迫近戎狄,所以其俗习修战备。自嬴秦以至汉末,匈奴与西羌始终为西北二大边患,侵扰边塞,抄掠人畜,一直没有止息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关西人民实在得不到休暇的机会。《汉书·贾谊传》所谓:“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恰是一幅绝妙的戍边图。关西人民为了自卫,也是不能不讲求尚武的精神。《李广传》谓广世世受射,这种相习成风的训练,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自秦汉迄今,历时数千年,虽然环境屡易,而西北人民仍然有以勇武闻于世者,这不能不说是受旧俗的影响。班氏所谓歌谣慷慨,风流犹存,其实把这两句话用在今日也未尝不可。

(本文选摘自《史念海佚稿》,史念海著,王双怀整理,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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