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关西人民的尚武精神

《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襃，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班固这段话很可以看出当时人物的分野。因为地理环境影响的差异，所以各地人民的风俗习尚也就自然不同。关西人民的勇武有力和邹鲁人士的爱好文学，正是一个显明的对照。这种区别不惟秦汉时候是如此，就是到了汉末三国之间也还没有什么大的变迁。《后汉书·虞诩传》谓：“喭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余州。”由虞诩此言，也可看出其流风余韵历久不泯的盛况。

秦朝弩箭

我们若由旧史的记载中实际考覈，当可知班氏此言并非过分的夸张。在战国时，诸雄并争，辩士纵横，嬴秦也尝罗致客卿，招纳贤才，所以张仪、甘茂、范雎、李斯一般人皆以白衣干策而取卿相。但是嬴秦所罗致的人物，不过是这班游说之士，用来折冲于樽俎之间，于其立国的精神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实在说来，嬴秦之所以威凌六国，六国之所以畏秦者，并不是这班輶轩的使节，而是其无敌的雄师。这些无敌的雄师，都是选自嬴秦本国的人民，和其所罗致的一般客卿倒没有多大的关系。

到了楚汉之际，刘邦、项羽都是由东楚起兵，不用说他们的将士自然也以楚人居多。不过高帝的根据地是在关中，所以得力于秦人的帮助着实不少。《史记·萧相国世家》说：“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尝兴关中卒，辄补缺。”这正是说明高帝的部队实际已变了本质，和他初起兵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垓下之战，项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即以为汉已得楚。由这里也可以看出这时汉军的成分，已经没有多少楚人了。后来高帝大封功臣，以曹参攻城野战的功为多，列置第一，而鄂千秋就以萧何由关中运粮遣兵为功最大，应该在曹参之上，高帝接受他的建议，因以萧何居第一，而抑曹参居第二。这个固然由于萧何的调度得宜，但是关中的粮秣和兵卒在楚汉战中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则是无可怀疑的事情。

因为高帝起于丰沛，所以一班佐命的功臣，自然以丰沛的人为多，而执兵柄的韩信、曹参、樊哙、夏侯婴等也都是丰沛附近的人物。但是时间稍久，这种趋势也就慢慢消灭。西汉中叶而后，丰沛因为帝乡的关系，容易攀龙附凤，所出的人物仍是很多，而素质的变异，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时丰沛的人物除了一些与帝室有姻娅关系以外，大半竟然是宽衣博带的经生儒者，而攻城野战叱咤风云的勇士不能不称数关西诸郡了。

关西人民虽然在材力上压倒关东各地，但在文事方面却不能不低首于关东儒者之前。自嬴秦至于汉初，政府都未积极注意于文事，固不必说了。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进用，崇文学，讲儒术，博士弟子为一般人的进身之阶，而关西的人民在这方面却不大听说。《史》《汉》二书俱有《儒林传》，专记一代经术文学之士，但是关西人民在其中并没有占重要的位置。这很可以看出秦汉之世关西一般人的习尚。关西人在西汉时虽也曾登庸卿相，如武帝时的公孙贺、李蔡等，然而其所恃以进身的却是汗马的功劳，而不是尊前的对策。

东汉时这种差别慢慢减少，最著名的凉州三明（安定皇甫规字威明，敦煌张奂字然明，武威段颎字纪明），皆为一时名将，边庭重镇，但于材力之外，也都兼崇儒术。虽然仍是赳赳武夫，而勇武之中也还彬彬有礼。《后汉书·皇甫规传》言：“（规）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余人，积十四年。……所著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凡二十七篇。”又《张奂传》言：“奂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段颎传》亦言：“颎少便习弓马，尚游侠，轻财贿；长乃折节好古学，初举孝廉。”我们若不读其全传，究其身世，仅就这几段记载来看，谁能说明他们不像邹鲁的儒士，又谁能想象他们是曾经威震边庭、羌胡畏服的名将？

经过武帝和董仲舒、公孙弘一班人对于儒术的提倡，东汉一代明章二帝也都注意这方面，所以儒学大昌，关西受其影响，风气也有点转变。上面所说的凉州三明皆以一时名将，而授徒著作，堪为这时期的代表。然风流未泯，尚武的精神固仍保存而不失。譬如扶风马融，亦为一代鸿儒，名重关西，卢植、郑玄皆出其门下，但其请缨征羌的勇气，虽千百年后，仍能令人景慕不置。《后汉书》融本传载其请缨的端末说：“（融）转武都太守。时西羌反叛，征西将军马贤与护羌校尉胡畴征之，而稽久不进。融知其将败，上疏乞自效，曰：‘今杂种诸羌转相钞盗，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党，而马贤等处处留滞。羌胡百里望尘，千里听声，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后，则必侵寇三辅，为民大害。臣愿请贤所不可用关东兵五千，裁假部队之号，尽力率厉，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虽然当时政府没有允许他的请求，而这种武勇的精神不能不令人佩服，这绝不是普通人所想象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所可比拟的。

秦代铜镞

上面所举的不过是几个特殊的例子，由这几个特殊的例子很可看出一般的情形。实在地说来，秦汉时代关西关东的人民在素质上多少有点差异，尤其是边郡的人民更为显著。两汉对徙民实边的政策看得特别重要，实边的事实更是史不绝书。实边的人民虽然也和边地人民一样，染到尚武的风气，但初至边地，往往会受到边民的欺凌，这其中自然免不了主客不和的关系，而实边的人民体质荏弱，恐怕要占最大的原因。《后汉书·贾复传》载：“建初中（贾宗）为朔方太守，旧内郡徙人在边者，率多贫弱，为居人所仆役，不得为吏。”这正是关西人民和关东人民差别的地方。

至于关西人民所以崇尚武勇力的原故，班固在《赵充国辛庆忌传》中已经指出一点。在《汉书·地理志》中，班氏更作详细的说明。他说：“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及《车辚》《四臷》《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谊则为乱，小人有勇而亡谊则为盗。’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无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班氏此言乃就地理环境的影响，说明关西人民之所以崇尚勇力是由于地邻边庭、接近羌胡的原故。固然，羌胡的骚扰使关西人民不能不请求防御的方略，因而养成崇尚勇力的习俗。但是，当时政府的提倡和社会的鼓励，却也相当重要，而不容轻易忽略的。

说到政府对于尚武精神的提倡，最早当然要数及秦孝公。本来嬴秦的立国，原是僻居西陲一隅，其初因为国小地僻，而为中原诸侯所轻视。缪公虽尝称霸，然其威力仅及于西戎，东则为晋所阻，不能一出函谷关。及孝公即位，颇思振作，乃任商鞅为相，风俗因之大变。秦人的勇武好战，孝公和商鞅的力量最多。《史记·秦本纪》言：“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商君传》亦言：“定变法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秦国本来远处西陲，与戎狄相邻，其习俗素喜勇武，更加上孝公商鞅的一再提倡，“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所以风俗的变化，是当然的事情。商鞅在鼓励秦人尚武之外，还有更重要的设施，他设法招徕三晋之民使代秦人耕作，好让秦人专心出去作战。《商君书·徕民篇》中言：“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故三世战胜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事本，兵虽百宿于外，竟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今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损敌也与战胜同实，而秦得之以为粟，此反行两登之计也。”秦国得到这样的调整根本没有后顾之忧，秦人也得一心一意去从事战争，诚如商鞅所说“春围其农，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陈其宝，以大武摇其本，以广文安其嗣”，秦兵愈战愈精，而六国应敌不暇，无由再从容去耕作了。自此以后，一般人对于秦军的勇武，都另眼相看，尤其是那些纵横辩士，更是称道不置。《战国策·秦策三》载范雎说秦昭王之言曰：“大王之国，……战车千乘，奋击百万，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韩策一》又载张仪说韩王之言曰：“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挚（《史记·张仪传》作虎贲）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也。……山东之卒，被甲冒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裎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辩士的言辞虽然免不了夸大的成分和恭维的气息，但他们所称道秦卒的壮勇，却有几分的真实性，因为秦兵历次东征的结果，证明这些话并非完全靠不住的。

兵马俑

嬴秦的兵制我们已经不大知道。汉代的士卒则多用关西的人民，这对于关西人民尚武的精神，实予以莫大的鼓励。汉初兵制，大约有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几类，皆选郡国人民有材力者充之。楼船士多在江淮之南，为汉代的水军。水军在汉代效用极少，仅在对南粤朝鲜等处用兵时征发过，其他几乎不再听闻。轻车骑士大抵都是关西人民，而材官则多半是选自中原人民。《汉书·高帝纪》：“（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乃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太子卫，军霸上。”《武帝纪》：“（元鼎）六年冬，十月，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万人，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征西羌，平之。”《宣帝纪》：“（神爵元年）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佽飞射士、羽林孤儿，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由这几篇帝纪中可以看出骑士与材官在征发地域上的分别。西汉时，骑士颇为一般人所重视，社会地位也相当之高，虽封疆大吏对于他们也不得轻易奈何。《汉书·赵广汉传》：“坐贼杀不辜，鞠狱故不以实，擅斥除骑士乏军兴数罪。……竟坐要斩。”广汉在当时身为京兆尹，京兆尹的位置非常重要，而广汉在西汉一代中也算有数的能吏，为人又是极精明强干，在地方官吏中曾经大露头角，但竟因为斥除骑士的罪名，而受到腰斩的重刑。这虽是广汉本人的不幸，由此也可看出骑士在当时受到的待遇是如何的优渥。至于材官，则没有这样大的福分，得不到这样的青睐。其原因所在，想必是与关西士卒的勇武有关，或者因为材官是步兵，彼此之间遂有轩轾。武帝以后，兵卒的种类增多，有选募的勇敢、犇命、伉健、豪吏、应募、私徒，又有征自罪徒的谴民、恶少、亡命、徒、弛刑、罪人、应募罪人等名称，但是骑士的地位，并没有因之而减低。

骑士固是关西人民的进身之阶，而拱卫宫廷的羽林、期门，更是关西壮士发迹之始。羽林、期门的选拔，率由六郡良家子。这里所谓六郡是指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而言。至于良家子的限制，据如淳的注解，谓医士商贾百工之人不得参预其间，其中的分子可说是相当纯粹。若不是这六郡人民特别的勇武，何以会有这样特殊的选拔？在当时由这羽林、期门两部分出来的人才是相当的众多，《汉书·赵充国传》：“充国……陇西上邽人也，后徙金城令居。始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为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甘延寿传》：“延寿……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投石拔距，绝于等伦，尝超逾羽林亭楼，由是迁为郎，试弁，为期门。以材力爱幸。”《公孙贺传》：“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曰：‘臣本边鄙，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后汉书·董卓传》亦言：“卓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这不过几个显明的例子。两汉数百年间以羽林、期门出身而历高位的，正不知有多少，利禄之薮，难怪要引起一般人的羡慕，因而都往这条路上想办法。武帝提倡儒术，广置博士，打动齐鲁间儒生的利欲之心，研究章句的人，竟成了普遍的风气，但是这种博士的头衔，却打不动关西人民的心理，因为他们另有进身之阶，出头之地，用不着摸索简册、寻章摘句。后来到东汉时，儒风虽然西被，而关西的人民仍然不愿意骤违旧俗，所以尚武的风气并没有因之稍杀。

关西为产马之区，也可以间接地助长关西人民的尚武精神。这话看起来很为奇突，实在当时的情形，正是如此。古代战争以车战为主，到了战国，车战已经不能应付敌人，于是骑兵占到重要的位置，尤其是秦汉时常和匈奴西羌战争，骑兵更是重要，没有骑兵简直不能和羌胡对垒。因为这种关系，骑兵在社会上的地位是要比步兵高过许多，上面所提到赵广汉以斥除骑士而获罪，就是一个证明。关西骑士无论在质与量上，皆为全国其他各地所不及，当然也可以归功于关西产马的优良。远在嬴秦之时，关西产马的优良，早已脍炙人口。《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说秦惠王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巴、蜀、汉中本是嬴秦的粮食仓库，今以胡貉、代马与此粮食仓库并举，可知其所占地位的重要了。又《韩策一》载张仪说韩王曰：“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也。”其所产的马，素质之佳，于此可见一斑。嬴秦之所以能扫平六国者，固然是仗着他的优越兵力，同时马种的精良，也不能没有关系。到了西汉，对于马的养育，曾经做到最大的努力，李广利的西征大宛，就是因为寻求天马而起。并且又在西边北边诸郡大举养马，一时视为国家的要政。《汉书·百官公卿表》师古注引《汉官仪》说：“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边西边，分养马三十万头。”可知汉代对于养马的重视。武帝以后，关西各地盛植苜蓿，也是因为苜蓿为饲马的最好草料。关西诸郡本来是宜于牧畜的，政府养马之外，人民私马的养育也有相当的数目。《汉书·地理志》谓：“自武威以西，……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后汉书·邓禹传》亦言：“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这种自然宜于畜牧的环境之下，畜牧事业的发达，是可想象得到的事情。《史记·货殖列传》说：“乌氏倮畜牧，……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这正是北地郡一位养马的大家。而东汉马援也是以在边郡出牧而致富豪。《后汉书》援本传言：“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乃辞（兄）况，欲就边郡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关西养马如此之众多，其人民对于骑射的工夫，当然可以日趋精良，关西骑士的质与量为全国各地所不及，也当然得力于马的力量。我们再由历次征伐匈奴对于马的损失，因而影响到关西骑士的优越的地位，可知马的关系是如何的巨大。《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自大将军围单于之后，十四年而卒。竟不复击匈奴者，以汉马少。”其损失之大直可惊人，甚至对于整个的国策也发生影响，对于关西骑士的命运，自然也有重大的关系。大概关西的骑士受了这样的打击，其精神稍有降落，到了东汉初年，渔阳、上谷的突骑，竟也有名于时，而关西骑士反没人提起，故《后汉书·吴汉传》就说：“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话虽如此，关西人民尚武的精神究竟浓厚，虽因一时的挫折而有降落的情形，但休养生息，仍然可得到原来的状况，所以，凉州兵的英名，历久不衰，一直到三国初年，凉州兵还是被称为天下的劲旅。

诚如班固所言，关西诸郡因为迫近戎狄，所以其俗习修战备。自嬴秦以至汉末，匈奴与西羌始终为西北二大边患，侵扰边塞，抄掠人畜，一直没有止息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关西人民实在得不到休暇的机会。《汉书·贾谊传》所谓：“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恰是一幅绝妙的戍边图。关西人民为了自卫，也是不能不讲求尚武的精神。《李广传》谓广世世受射，这种相习成风的训练，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养成的。自秦汉迄今，历时数千年，虽然环境屡易，而西北人民仍然有以勇武闻于世者，这不能不说是受旧俗的影响。班氏所谓歌谣慷慨，风流犹存，其实把这两句话用在今日也未尝不可。

（本文选摘自《史念海佚稿》，史念海著，王双怀整理，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