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元年（1119）五月，一场史无前例的洪灾袭击了北宋都城东京，起居郎李纲上书，将此视为“大异”和“天戒”，触怒徽宗皇帝，徽宗下诏辩解“即非灾异”的同时，将李纲贬为监南剑州沙县税务。后来，在与好友许翰的通信中，李纲进一步将宣和水灾视为靖康之变的先兆。（李纲：《泰宁与许右丞书》，《李纲全集》，岳麓书社，2004年5月第1版，第1045页）李纲宣和水灾奏议，不断地被历史书写，（张吉寅：《李纲宣和水灾奏议的历史书写》，《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使李纲赢得钦宗好感。（《李纲全集》，第1862页）靖康之初，金军第一次围城，李纲获钦宗重用，成功组织起第一次东京保卫战，赵宋王朝暂时躲过一劫。
宣和水灾奏议，李纲初试啼声，开始登上政治和历史舞台。建炎之初，高宗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担心根基未稳，便任命李纲为南宋第一任宰相，就源于李纲在靖康围城中积累起来的人望。（熊克：《宋朝中兴纪事本末》，凤凰出版社，2022年9月第1版，卷1上，第12页）由于李纲在宣和、靖康、建炎之初的表现和作为，后来，朱熹为李纲奏议作序时写道，“使公之言用于宣和之初，则都城必无围迫之忧；用于靖康，则宗国必无颠覆之祸；用于建炎，则中原必不至于沦陷。”（朱熹：《丞相李公奏议后序》，《李纲全集》，第3页）但朱熹没有提及，李纲之所以不用于彼时，同样肇因于宣和水灾奏议。
一
靖康元年正月三日夜，徽宗仓惶“南巡”，七日，金人便兵临城下，二月十日，宋、金暂时议和，金人退师，三月二十一日，李纲赶往南京，奉迎徽宗还朝，君臣论及宣和水灾，徽宗坦言，“当时宰执中，有不喜公者。”（《李纲全集》，第1682页）《李纲全集》的点校者王瑞明将徽宗口中的“宰执”明确指认为蔡京，（《李纲全集》，前言，第2页）实则大谬不然，李纲被贬绝非蔡京所为，又确与蔡京有关，因为李纲正是蔡京党人，论水灾奏议，或为蔡京授意。
李纲
李纲，字伯纪，福建邵武人。在《祭余相公文》中，李纲自述，“我昔未遇，公实荐之。”在李纲文集中，该祭文甚至排在《祭黄大资政文》之前。（《李纲全集》，第1522）“余相公”指余深，徽宗朝宰相，《宋史》（卷352）有传；“黄大资政”指黄履，李纲舅翁，徽宗初年，官至尚书右丞，《宋史》（卷328）有传，余深、黄履、李纲与蔡京俱为福建人。所撼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时，并未对版本详加考校，但据《四库全书提要》，李纲的表章、奏议均由其子李秀裒集，不妨推测，李纲诗文亦当由其子孙整理，而祭文顺序很可能由李纲亲自排定，足见李纲对余深的敬仰与感恩之情。
宣和水灾时，李纲为起居郎，很可能出自余深所荐，仔细排比宋宰辅表中余深除拜与李纲仕履的时间线可知，政和二年，李纲进士及第，同年六月，余深复门下侍郎，李纲“充相州州学教授，以亲庭远，易镇江”。（《李纲行状》，《李纲全集》，第1696页）政和七年十一月，余深拜相，政和八年八月，李纲除起居郎。
政和八年至宣和元年正是王黼异军突起并逐渐取代蔡京的关键时期，自然也是蔡京阻击王黼的关键时期。《宋史·职官一》：“（起居郎）一人，掌记天子言动。御殿则侍立，行幸则从，大朝会则与起居舍人对立于殿下螭首之侧。”起居郎随侍皇帝左右，是蔡京借以监视政敌与皇帝往来议事的关键岗位。
崇宁三年二月，徽宗更下诏，“自今御后殿，许起居郎、舍人分左右侍立。”（李埴：《皇宋十朝纲要校正》，以下称《十朝纲要》，中华书局，2013年6月第1版，第443页）后殿即崇政殿，相较于皇帝日常听政的场所垂拱殿，崇政殿地处禁中最深处，属于天子的“私人空间”，是皇帝召对近臣，从容交流的地方。（周佳：《北宋中央日常政务运行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11月第1版，第36页）同时也是蔡京提防政敌“进谗”的盲区，而李纲除起居郎，于蔡京而言，尤为重要。
另外，李纲除起居郎还可与同期蔡京党人吴敏、许翰相继把持给事中这一职事官相提并论，“（给事中）四人，分治六房，掌读中外出纳，及判后省之事。若政令有失当，除授非其人，则论奏而驳正之。”给事中对于国家政令和中高层官员的除授均享有封驳之权，而且和起居郎同属门下省，此前，迫于舆论压力，蔡京“惧权重”，被迫辞免签书“门下省文字”，（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称《拾补》，中华书局，2004年1月第1版，卷1029，第1033页）却又暗度陈仓，改由党人盘踞这两个重要岗位，其安排之巧妙，不愧为政争高手。
余深，福州人，与蔡京同乡，史称“深谄附蔡京，结为死党”。（《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6月第1版，卷352，《余深传》，第11122页）政、宣之际，余深进退出处，无不唯蔡京马首是瞻，在蔡、王二党交斗的关键时期，余深荐李纲为起居郎，使其成为蔡京党人埋伏在徽宗身边的重要棋子，自然也是王黼一党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
这和当初郑居中借童贯之手，除去蔡京党人叶梦得如出一辙。叶梦得时任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掌内制，负责撰写皇帝诏令以及任命宰执和重要官员的制敕等，“备顾问”时，还可以间接影响皇帝决策，同属政争中势在必得的关键位置。（《拾补》，第943页）
二
李纲与蔡京父子关系，学界早已有论断。（王晴：《李纲与蔡京父子关系考辩》，《浙江学刊》，2013年第5期）问题在于李纲与蔡京父子关系始于何时，对此鲜有人论及。日本宋史学者平田茂树以交游空间和人际网络为线索，解读两宋士大夫的政治网络，（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这一理论同样应适用于李纲。
许翰有诗曰：“平生吾三友，四海吴李孙。”（许翰：《许崧老三友篇赠珪老》，《许翰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第184页）其中，“吴”指吴敏，“李”即李纲，“孙”为孙傅。李纲、吴敏、许翰三人既是终生挚友，也是靖康、建炎间的政治盟友，宣和水灾之际，吴敏、许翰均入蔡京门下，许翰为给事中，正与蔡京及长子蔡攸往来频密，吴敏“为蔡京所引”，但已被郑居中逐出朝廷，王黼则“改事郑居中”。（蔡條：《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第39页、第56页）另外，虽无直接证据表明李纲和孙傅往来，但孙傅曾为许翰举主，（许翰：《谢孙傅师举学官启》，《许翰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第125页）且为蔡京之子蔡翛门客，与蔡翛往来密切。（《宋史》，卷472，《蔡翛传》，第13733页）
这一时期，李纲的举主余深及好友吴敏、许翰，均为蔡京党人，另外，李纲舅翁黄履长婿张根，也是李纲的岳父，张根及弟张朴同样正为蔡京所用，尤其是张朴始终为蔡京父子所用，先助蔡京打击郑居中党人，“凡蔡京所恶，（张朴）亦指为居中党而逐。”（《宋史》，卷356，《张朴传》，第11219页）另外，宣和水灾前后，蔡京再“风侍御史张朴劾徐处仁罪”。（《拾补》，第1214页；另见《宋史·张朴传》）张根第五女嫁范渭，与李纲为友婿，（汪藻：《朝散大夫直龙图阁张公行状》，《浮溪集》，卷24，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初版，第282页）范渭是《资治通鉴》同编修范祖禹次子，（施懿超：《范祖禹主要生平事迹编年考略》，《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而范祖禹幼子范温和蔡京季子蔡攸关系密切，蔡攸称其为“吾所畏友”。（《铁围山丛谈》，第55页）此外，蔡京第二次拜相，赖刘正夫之助，（《宋史》，卷351，《刘正夫传》，第11099页）刘正夫与李纲岳父张根同为黄履婿。（李纲：《宋故龙图张公夫人黄氏墓志铭》，《李纲全集》，第1570页）
政和八年（1118）四月，宣和水灾前一年，淮南转运使张根落职，监信州酒税，原因是“大臣以赐第时谓根议己”，虽然蔡京父子均有赐第，但蔡京最近一次赐第发生在政和二年二月，（《十朝纲要》，第478页）与此相隔遥远，故而此处之“大臣”，应为王黼，详考这一时期，唯有政和六年（1116）十一月，“（徽宗）赐王黼第于昭德坊”。（《十朝纲要》，第491页）史籍中虽无张根和蔡京结党的直接证据，但张根此时将矛头直指王黼赐第事，无疑意在中伤王黼，而这和蔡京一党的立场和利益是一致的。
三
综上，宣和水灾之际，李纲所有可知的人际网络几乎都和蔡京有关，由此认定李纲与蔡京党人过从甚密甚至为蔡京党人，当不至于武断，所以，徽宗口中那位“不喜”李纲的宰执必非蔡京，但是否就一定会是王黼呢？
详考徽宗朝宣和元年五、六月间的宰执团队，其全部成员包括宰臣蔡京、余深、王黼，执政则有童贯、白时中、冯熙载、范致虚、张邦昌，其中，白时中、冯熙载慵懦无为，况夹在蔡京、王黼之间，唯有明哲保身，固然不会贸然出手，张邦昌三月初入政府，立足未闻，虽为郑居中姻亲，但郑居中已罢相，他要么暂时孤立无援，要么转而依附王黼，都不可能孤注一掷。此外，余深既为蔡京死党，又是李纲举主，自然不会对李纲下手。
宋徽宗任用蔡京为宰相
其他如范致虚亦为福建人，蔡京第一次拜相，便引范致虚为讲议司详定官，政和初，范致虚转而党附张商英，被蔡京党人逐出二府，但宣和初，蔡京主动和范致虚释憾，其间，二人往来频密，或与王黼势头正盛有关，范致虚再入二府，孤掌难鸣，很有可能转而依附蔡京，况且此前一年，范致虚主动为蔡京党人刘昺脱罪，可视为范致虚向蔡京纳下的投名状，蔡京也有意愿拉拢范致虚，总之，此时的范致虚也不存在攻击李纲的动机。（《拾补》，第1277页）如此一来，最有嫌疑和意愿除去李纲的，就唯有王黼和童贯了。
蔡京初相，童贯功不可没，“京进，贯力也”，而童贯掌兵，也拜蔡京所赐，“力荐之”。（《宋史》，卷468，《童贯传》，第13658页）但政、宣之际，童贯却因“争权”而与蔡京分道扬镳，（《宋史全文》，中华书局，2016年1月第1版，第963页）政和八年八月左右，蔡京更一度劾罢童贯，赖蔡京长子蔡攸从中“救解”，才侥幸躲过一劫。（《拾补》，第1153-1154页）此时，距宣和水灾尚不足一年，童贯想必不会如此迫不及待地再去招惹蔡京。
王黼则不然，在此之前，他已与蔡京势同水火，而李纲与蔡京走近，且又有李纲岳父张根暗讽自己在先，与此同时，王黼正受徽宗信赖，可谓既有动机，又有能力清除异己，由此可见，当时宰执中“不喜”李纲，且必欲去之而后快者，非王黼莫属。
四
宣和水灾背后的激烈政争，远不止浮诸水面的蔡、王两党交斗，背后还隐现着皇太子桓与郓王楷之间的皇位争夺战，其中，王黼一党与郓王楷之间的关系，频频见诸各家史籍，确凿无疑，无需赘述，但蔡京党人与皇太子桓之间的默契，却有待考实。
政和五年二月，徽宗立定王桓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宋钦宗，钦宗生母显恭王皇后崩于大观二年，年仅二十五岁，王皇后早逝与郑、王二妃的倾轧、迫害不无关系，“郑、王二妃方亢宠”，“巨阉妄意迎合，诬以闇昧”，“秘狱参验”。（《宋史》，卷243，《后妃二》，第8638页）
后来，郑氏立为皇后，王氏为贵妃，郓王楷即王贵妃所生，初封嘉王，政和八年，进封郓王（以下统称郓王），政和三年，徽宗升定州为中山府，但仅为次府，政和五年，钦宗始由定王被立为皇太子，大观元年，郓州却已升为大都督府。（《十朝纲要》，第421页）可见，郓王楷的荣宠及其在徽宗心目中的地位已有凌驾皇太子之势。
郓王楷生母王贵妃与郑皇后系出同门，最初，二人同为徽宗嫡母向太后殿押班，徽宗即位后，被赐予徽宗，二妃可谓始终一体，郑皇后虽生下皇子兖王柽，但次日便不幸夭折，之后，郑皇后再未产子，对于郑皇后而言，改立郓王楷为皇太子，显然于己更为有利。
大观三年四月，郑居中进知枢密院事，郑居中是郑氏族侄，同年八月，宰臣何执中建请立后，大观四年十月，徽宗立郑氏为皇后，第二年，即政和元年，时同知枢密院事郑居中便与何执中联手将张商英逐出朝廷，由此推测，何执中请立郑氏的背后或有郑居中居间运作，但郑皇后很快接受内侍黄经臣建议，以避嫌为名，请求徽宗罢免郑居中。政和三年三月，郑居中再除枢密院事，八月，郑皇后又请求徽宗禁绝郑居中与后父郑绅往来。（《宋会要辑稿》，后妃一）
但政和五年，徽宗立皇太子之后，郑皇后对郑居中出任宰执的谨慎态度为之一变，政和六年五月，郑居中取代何执中，登庸拜相，相较于之前同知枢密院事及知枢密院事，此次郑居中由外戚出任宰臣，更是赵宋王朝的禁忌，徽宗即位之初，便于崇宁二年七月下诏，“自今勿复援韩忠彦例，以戚里、宗属为三省执政官。世世守之，著为令甲。”（《十朝纲要》，第440页）但郑皇后再未置一词，其中的微妙耐人寻味。
郑居中拜相不久，同年十一月，郓王楷便“提举皇城司整肃随驾禁卫所，兼提举内东门、崇政殿等门”。皇子被授予事涉皇城及皇帝安危的实职差遣，同样有违赵宋一朝的“祖宗之法”，终有宋一代，更绝无仅有，其间若无宰臣郑居中的支持或默许，是绝无可能的。或许，郑皇后需要倚重郑居中，达成拥立郓王楷的目的，故而对郑居中拜相不仅不再阻挠，反而乐见其成，郑居中也对郓王楷的实职差遣网开一面。此后，政和八年，郓王楷参加殿试，有司考在第一，更是史上绝无仅有的皇子状元。（《宋会要辑稿》，帝系二）
不久，郑居中因母忧去职，而王黼“內交居中”，继郑居中执国柄，“钦宗在东宫，恶其所为。郓王楷有宠，黼为阴画夺宗之策。皇孙谌为节度使、崇国公，黼谓但当得观察使，召宫臣耿南仲谕指，使草代东宫辞谌官奏，竟夺之，盖欲以是撼摇东宫。”（《宋史》，卷470，《王黼传》，第13683页）按照宋朝故事，“本朝皇太子生子为嫡皇孙，封秩比皇子。”（《宋会要辑稿》，帝系二）而王黼借嫡皇孙大做文章，就意在弱化或否认钦宗作为皇太子的身份，而时间恰在政和八年初，这一时期，王黼与蔡京两党之争正势同水火，愈演愈烈。
五
政和八年六月，刘昺坐王寀谋反案流放琼州，开封尹盛章极力罗织刘昺罪名，盛章依附内侍何?，何?依附梁师成，（《拾补》，第1275-1276页）梁师成则和王黼相表里，被梁师成荐为宰相。（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第231页）另外，何?或因明节皇后而再与郑皇后暗通款曲。（《宋史》，卷243，后妃下，第8644页）
刘昺初名炳，后来，徽宗赐名昺，他与兄炜、弟焕俱为蔡京所用，“昺尝为京画策，排郑居中，故京力援昺”，王黼、盛章一党击刘昺首先意在刘昺背后之举主蔡京，蔡京显然对刘昺颇为器重，不惜三次举荐刘昺担任重要职务，（《宋史》，卷356，《刘昺传》，第11206-11207页）但王黼、盛章此举绝不止于此，刘昺及弟刘焕还和皇太子关系密切。政和五年，刘昺为太子宾客，刘焕后为太子詹事，刘焕初任时间不详，但政和八年，刘焕也受王寀案牵连而被流放。（汪藻：《靖康要录签注》，卷一，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第20页）
蔡京
政和间，蔡京对皇太子保护备至，（蔡條：《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第1页，另见于黎靖德：《朱子语录》，卷130，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1版，第3127页）刘昺、刘焕兄弟相继出任东宫僚属，应出自蔡京安排。考虑到郓王楷或因郑皇后而先与政敌郑居中暗通款曲，而王黼既出自郑居中门下，继承郑居中与郓王楷之间的政治联盟便顺理成章，而且王黼姻亲葛次仲时为郓王府学官，（宋会要辑稿》，帝系二）葛次仲入郓王府的时间不会早于政和六年初，是年五月，郑居中拜相，葛次仲应为郑居中所荐，这些都势必激起蔡京党人的猜忌和警惕，由此，在皇太子身边安插刘昺兄弟的目的便不言自明，蔡京欲联手皇太子反制郑居中、王黼与郓王楷一党。
阻击郓王楷上位，符合蔡京和皇太子的共同利益，王黼党借王寀案除去刘昺兄弟，同样意在剪除皇太子羽翼，而王寀案却因王寀和林灵素斗法而起，与此同时，宣和水灾也随之成为皇太子与林灵素正面角逐的斗兽场，而这是皇太子与林灵素第二次正面冲突，第一次源于二人之于佛、道立场之争，此次，林灵素却直接剑指皇太子：
“宣和元年三月，京师大水临城，上令中贵同灵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势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赐御香，设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尽。京城之民皆仰太子圣德。灵素遂上表乞骸。”（赵与时：《宾退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第5页）
至于林灵素与王黼、梁师成一党的关系，蔡京与范致虚“觞於西园”，曾有诗曰：“三峰崛起无平地，二派争流有激湍”。“三峰”便暗指王黼、林灵素、梁师成，且将三人视为“一派”。（张邦基：《墨庄漫录》，中华书局，2002年8月第1版，第74页）此外，林灵素和苏轼交游，（《拾补》，第1261页，另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载，林灵素少时曾为苏轼书童）梁师成则“自言苏轼出子”，（《宋史》，卷468，《梁师成传》，第13662页）此外，梁师成党人王安中则从学于苏轼，这些或许都是他们相互结党的纽带，宣和二年六月，徽宗唯独追复“元祐党人”苏轼龙图阁待制，便恰逢蔡京致仕、王黼拜相、王安中除尚书右丞之际，显然是梁师成党人努力争取的结果。（《十朝纲要》，第515页）“师成自冒为苏轼之出子，与轼诸子叙拜为兄弟行，数丐上曰：‘先臣何罪？’”（《三朝北盟会编》，卷32，第242页）而林灵素同样赋诗为苏轼鸣不平，“苏（轼）、黄（庭坚）不作文章客，童（贯）、蔡（京）翻为社稷臣。三十年来无定论，不知奸党是何人？”（《拾补》，第1261页）
政和末，宣和初，徽宗不遗余力地增崇爱子郓王楷，而郓王楷也大有取皇太子之位而代之之势，但宣和七年底，徽宗却突然禅位皇太子，这一戏剧性翻转可谓北宋末年一大历史疑案，以致于郓王楷不甘于此，竟欲带人闯宫夺位，赖何灌领兵入卫，才未出意外。（《宋史》，卷357，《何灌传》，第11227页）解开上述谜题的关键仍在蔡京、王黼两党的此起彼伏，宣和六年十一月王黼罢相，十二月蔡京第四次拜相，皇太子即位之后，蔡京、王黼的下场同样取决于此，宣和七年底，钦宗即位，太学生陈东将蔡京列为“六贼”之首，王黼次之，但结果是蔡京得以善终，是“六贼”中唯一自然死亡的人，“蔡京不见杀渊圣（指钦宗），以尝保佑东宫之故”，（《朱子语类》，第3127页）而王黼却成为两宋第一个被杀的宰相，年仅48岁。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徽宗退位，钦宗即位，第二年（即靖康元年）正月初三日夜，徽宗携郓王楷仓惶出逃，七日，金军便兵临城下，徽宗与郓王楷随即盘踞镇江，并止绝东南递角及勤王之师，徽宗与钦宗父子进一步失和，也让围城之中的钦宗在战与和之间投鼠忌器，犹豫不定，最后被迫向金人屈膝求和，一旦金人退兵，劝返徽宗之后，钦宗便将徽宗软禁龙德宫，竟至于京城失陷时，徽宗仍一无所知，就同样源于政、宣之际时为皇太子的钦宗与郓王楷的皇储之争。
宣和七年底，蔡京父子授意吴敏、李纲力赞“内禅”，助钦宗登上皇位，吴敏、李纲、许翰也因此骤擢显位，并主导了第一次东京保卫战，但很快便因为结党及其与蔡京的关系而一再被弹劾，吴敏、李纲、许翰先后被罢官，甚至流放，宋廷随即也在新一轮政争中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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