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拉到维勒贝克：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

3月17日晚，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朱晓罕、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张智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肖琦做客“陆家嘴读书会”，就以色列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的作品《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从左拉到维勒贝克》一书进行了分享，从知识分子一词的诞生论及法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显著特点，在历史与现实间叩问知识分子的选择和意义。

读书会现场照片

朱晓罕：非常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共同分享我们对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的理解。那么我把这个题目分解一下，有这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法国。现在社会当中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日常“辱法”成为一种流行，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读。虽然从GDP上看，法国现在算不上顶尖的强国，它的GDP已经沦落到和英国、印度PK，在第五六七名之间互相争夺这个地步。但是它从软实力这方面来讲，当之无愧还是一个文化大国。法国有位总理在世纪初曾经这样介绍过，我们现在在世界上还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还有葡萄酒，还有奢侈品，还有香水，还有知识分子，可以看出来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在2020年底的时候，法国疫苗研制完成，马克龙马上发表了讲话，号召民众积极进行疫苗的注射，来和病毒抗争。他当时发了一个“推特”，上面就讲，我们是启蒙运动和巴斯德的祖国，指导我们行动的思想，应该是理性和科学。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思维的理性化和科学化的过程。法国正是通过这两个方面为整个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这其实是法国最大的贡献所在。所以日常“辱法”，我觉得青年人之间开个玩笑调侃一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把它当作一个严肃的命题，当作一个真正的知识来解说，那是……天真了。

第二个关键词是知识分子。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法国知识分子的特征是非常鲜明的，主要体现在以下面三个方面：

第一，有深切的公共关怀。知识分子关心自己本专业本部门本领域之外的（内容），积极地关心公共事务。法国的史学界一般认为所谓“介入的知识分子”是一种同义反复，在法国只要说这个人是个知识分子，其中隐含的前提就是，他是积极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这本书从19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开始做了一个梳理。回溯知识分子的诞生一般都是从德雷福斯事件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法国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深度和广度。首先是国内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件，出现了什么不平等、不正义、不公平的情况，知识分子都会挺身而出，最早是为蒙冤入狱的德雷福斯，后来是为了工人阶级，到了二战之后，特别是70年代，关注到移民、女性等弱势群体，再到后面的性少数者、残疾人，这些在社会上没有得到真正接纳的人，知识分子都会为他们摇旗呐喊，让他们恢复应有的尊严。对于国外的事务，法国知识分子也是非常的积极。从它的前殖民地越南反抗美国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战争，到西半球的古巴都是如此。越南作为前殖民地跟法国还有点关系，那么古巴跟法国其实是远隔大洋，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古巴革命也是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支持，无论是世界哪个角落发生什么事情，法国知识分子都会挺身而出。我们一般有一个通俗的说法，说美国是世界警察，哪儿发生事情就跟自己家里着火一样，他都要去管。还有一种类似的说法，法国是世界的法官，无论哪个地方发生了不正义的事情，他都会以法官的身份来进行审判，这是一种公共关怀。

第二是显著的独立的人格。法国社会本身的思想是非常的多元化，各派知识分子都能够充分地在公共领域当中展现自己的思考，难能可贵的是他们都会坚持自己的思考，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有一种“威武不能屈”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在。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年到1962年，面对阿尔及利亚这样一个要求独立的国家，法国政府坚持不肯放弃殖民地，扩大战争的规模。当时法国知识界的两位领军人物萨特和阿隆，他们从各自的思想观念出发，通过各自的逻辑，同时得出了应该给予阿尔及利亚彻底的独立这样一个结论。两人当时都遭到了支持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法国人、极端民族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痛恨和威胁。萨特公开签署《121人宣言》，宣告支持法国青年“开小差”，不要为帝国主义殖民者当炮灰。当时5000个退伍军人佩戴勋章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游行，高喊着“枪毙萨特”。阿隆他也曾经收到殖民主义者的恐吓信，对他发出死亡威胁。当时巴黎的警方提出是不是要对这两位进行一些人身的保护，保证他们的安全，遭到了他们的拒绝，这个是有点孟子讲的“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在里面，也就是说“匹夫不可夺志”。

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

第三个特点就是崇高的社会地位。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在法国社会当中担当了精神的导师、道德的仲裁者这样的一个角色。大家知道在欧洲文明当中，中世纪时期掌握欧洲人精神世界仲裁权的精神导师是教士，是基督教的神职人员。那么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伴随着一个世俗化的进程，教士开始退出思想领域和精神世界，失去了以往的权威地位，知识分子就替代这些教士进入了这样的场域，来发挥精神导师的作用。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虽然说知识分子衰落了，但是这种影响其实始终存在。我举两个例子。刚才讲到20世纪60年代萨特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那些旧军人一直要求枪毙萨特，但是戴高乐说了一句名言：“我们不抓伏尔泰。”法兰西民族它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文化的民族。知识分子是最宝贵的财富，绝对不会去抓伏尔泰（一样的人物）。那么到了知识分子所谓的终结（衰落或者沉默）之后，一直到21世纪，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的地位跟前面是不能相比的，但是知识分子还是有着崇高的地位，比如说现在法国知识界的“顶流”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大家一般都称之为BHL。这个人本身年轻时候也是非常勇敢的人，在20世纪末南斯拉夫内战的时候，他自己冒着战火来到了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会见了波黑的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把波黑总统信件带给了密特朗，直接促成了密特朗访问萨拉热窝以及欧盟对南斯拉夫战争的关注，最后派出了维和部队来干预这个事情。到了2011年，利比亚爆发了内战，又是BHL来到了利比亚反对派的中心班加西，把这些反对派的信息传递给当时的总统萨科齐，也直接促成了反对派去法国并得到萨科齐的接见。其实就是说法国官方已经承认了利比亚反对派的合法性，已经不承认卡扎菲了。他又直接通过多方斡旋促进了法国对卡扎菲的打击，后来也是法国进一步推动英美乃至联合国对卡扎菲政权的打击，当时BHL风光无限，甚至被称为法国的第二外交部长。由此可见法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当中还是享有崇高的地位。

这三个特点就是法国知识分子与英美等其他国家知识分子相区别的地方，所以很多英美国家的一些历史学家后来在研究了法国知识分子之后，就非常羡慕，比如说前几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经推出过一本非常精彩的著作，叫作《烽火巴黎》，作者戴维·德雷克（David Drake） 是英国研究知识分子的权威，他还写过知识分子史的两本著作《法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从德雷福斯事件到德军占领期》和《法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从二战结束到二十世纪末》，最后的结论就是英美两国都缺少像法国这样一个知识的群体，真的是非常羡慕。所以这也是我们研究法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意义所在。

《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以色列] 施罗默·桑德 著，樊艳梅 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1月。

《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从左拉到维勒贝克》这本书是一本关于法国知识分子历史的非常精彩的著作。由于法国知识分子的崇高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法国史学界就兴起了一门新的历史学的分支学科——知识分子史。它专门研究知识分子的介入，这些领军人物后来都成为法国史学界的重要人物，对史学界的影响非常大。这些年以来知识分子史稍微沉寂了一些，这部著作其实又给稍微有些沉寂的知识分子史研究注入了非常鲜活的活力。

就我个人而言，我读了之后，主要有下几点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讲，因为我是做知识分子史的，相对来说关注的问题就比较细一点，也可能会比较琐碎一点。原来我们研究德雷福斯事件，从知识分子史的视角来看，我们都把它当作法国知识分子的诞生点，因为它为“知识分子”这个词的诞生提供了时间和空间。法国知识分子后来在20世纪的时候介入社会政治生活，他们采取的一些形式，他们的思想主张，他们的一些争论在德雷福斯事件当中都可以看到一些端倪。我们一般认为当时的德雷福斯事件，核心是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之争，到底是正义和真理这些具有普世性的价值重要，还是法国的民族利益、法国军方的荣誉更加重要。那么最后由于德雷福斯得到了平反，我们一般认为是普遍主义战胜了民族主义，最后也促使知识分子的诞生。

但桑德通过分解德雷福斯事件，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他说并不是普遍主义战胜了民族主义，而是共和主义战胜了民族主义。它的最大作用，其实并不是使普遍主义占据上风，而是共和制度它的政治文化牢牢地在法国人心中扎根。因为普遍主义在这个事件之后进行得一点都不彻底，它虽然是普遍主义，但要贯彻到每一个弱势群体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是很难的。所以在桑德心目当中，他欣赏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萨特他们，而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三个人，大家看他（在这本书）前面写的献给这三个人：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1909-1943）、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1896-1966）和达尼埃·盖兰（Daniel Guérin，1904-1988) 。

西蒙娜·薇依是萨特、阿隆他们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同学。相对来说，薇依很早就关注到工人和农民目前的苦难，而且她到了英国之后继续身体力行关注那些人，她还有一句名言，“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受苦，我就不能过比较充足的物质生活”，所以她的生活也是非常的简朴和勤劳，这可能也影响了她的身体，年纪轻轻的三十多岁就去世了。薇依带有一种宗教情怀、神秘主义，那么她就对这种普遍主义的关怀进行得比较彻底，有点像是菩萨心肠。

第二个是安德烈·布勒东。布勒东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他是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一战结束之后，他和艾吕雅、阿拉贡等人创建了超现实主义，虽然他在文学艺术上主张创新的手段，但其实他在社会介入的时候，把普遍主义也进行得比较彻底。他在20世纪20年代就支持摩洛哥山区里夫部落的人民对法国的反抗，而普遍反对殖民主义一直要到二战以后，在这一时期就反抗殖民主义是非常少见的，当时人们可能都还以自己的殖民帝国为荣。布勒东在二战的时候也没有和纳粹同流合污，而是流亡到了美国，在那里继续从事抵抗运动。战争结束之后，法国流亡的知识分子跟德国流亡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区别，德国二战时期流亡到美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人回去了，而法国那些流亡知识分子最后全部都回到了法国，充当了文化交流的桥梁。所以说布勒东对整个世界上的苦难人民的关注，也是比较全面的。

第三个叫达尼埃·盖兰，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一点。他是一个极左托派，不是左翼的主流。他毕生致力于两件事情，从很早时候的两次大战之间，他就开始致力于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一直是贯穿他（一生）的。另外一个是他本人是同性恋，他一直也关注同性恋者这些弱势群体，争取自己的权利。桑德对这三个人进行致敬，他认为这三个人把普遍主义进行得比较彻底，这是非常有启发性的，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能够引发我们对法国知识分子起源的进一步深入探讨。

肖琦：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分享活动，我非常高兴给我这个机会好好去读一本书，不谦虚地说，这本书我读得很认真。刚才晓罕学长掷地有声的发言让我这个做法国史研究的人感觉非常有“合法性”，法国史还是很值得研究的。今天的题目是“我们今天还需要知识分子吗？”，我觉得很有意义，因为三年来国内国外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都会特别关注知识分子们，不光是中国，其实也会关注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们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发出了什么样的声音。我们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理想的守护者，所以我把活动信息发到自己的朋友圈时，下面留言：我们需要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那为什么是法国呢？法国是知识分子的故乡。目前市面上有大量谈论知识分子的书，像以前马克·里拉（Mark Lilla）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等等，包括早期美国很多的影响特别大的一些书。法国方面，晓罕学长是专门做知识分子研究的，他和吕一民老师的那本《良知与担当：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也深受读者的喜欢，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像这样的精品出现。谈论知识分子，法国应该当仁不让，因为它就是知识分子的故乡。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责任去做更多这样的分享。

其次我谈几个我的阅读心得，或者说我推荐《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这本书的理由。第一个心得就是我觉得这本书的时间结构非常完整，它是从知识分子的诞生，也就是德雷福斯事件一直持续下来，我相信大家会非常感兴趣。一般历史学者总是要跟历史保持一个距离，我们不太谈太近的事情，所以关于法国近些年来的敏感事件，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反应？目前国内还没有什么引进来的东西。

《虚构的犹太民族》，[以色列] 施罗默·桑德 著， 王岽兴、张蓉 译，2017年3月 

第二是这本书的作者桑德，这位作者一直在我的关注之外，他其实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拿的历史博士学位，但是后来回到以色列的大学去任教。他虽然是历史学家，但这本书不完全是一本历史学的书，从史料的运用，包括对理论的特别强调来看，你说这是历史性的也可以，说是社会观察性的也可以，或者说是带有政治观察意向的，我觉得都可以。所以这本书其实是一部打破学科壁垒的作品。作者有着独特的生命轨迹，桑德之前成名的作品也翻译成中文了，叫《虚构的犹太民族》，他提出犹太人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他自己认为他是生活在以色列的以色列人，而不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他觉得犹太人是从世界各地加入这个群体当中，并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所以这本《虚构的犹太民族》出版之后他在以色列就没朋友了，那《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这本书出版之后，他在巴黎应该也没有朋友了。但是这本书也只有他能写，因为他是一个不在巴黎的观察者，又曾经在巴黎学术圈的核心浸润过那么多年。用中国的话来说，他的关系、他的单位都不在巴黎，得益于他这样一种身份，他不怕得罪人。而且他在书中也表现出了非常真诚的个人情感，你会发现这个人过于真诚，这也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第三就是本书很强调理论。这里所说的理论指两个，一个是他对知识分子史理论的应用，另外一个也是让这本书显得有一些不那么好读的原因，尤其是集中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也就是他在谈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信仰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时涉及的理论性比较强的部分。这两章我觉得是难点，当然对于理论“发烧友”来说，这两章也是闪光点。

第四点是这本书它还有一个比较的视野。在讲到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英、法、德三国知识分子的态度进行一个比较。书中有一部分讲到，在英国，知识分子这个词近乎是一个贬义词，这是各种原因造成的，是一种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他们）认为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就是这些文人哲学家闹的这样一场革命。而且英国本身有新教的传统，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是教士，属于中间阶层，相当于文化的代理人，英国人认为不需要经过中介，可以直接去获取知识，所以知识分子在其中的地位可能就没有上承最高理想、下达普通大众，是有一点贬义的。在德国更是这样，像海德格尔大家都知道在纳粹时期干过什么事情，纳粹时期他留在德国当大学校长。人们甚至说纳粹的兴起，德国的知识分子是要负责任的，因为他们基本上保持了沉默。法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就是包括自由撰稿人、记者、出版商在内的这些，远远多于德国的知识分子，德国的知识分子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们大部分在大学里，所以他对体制的依附性很强，对国家的依附性也很强，这也导致知识分子这个词在德国的语境当中不那么受重视。所以桑德在这里有一个比较的视野，尤其是英法间的比较。

第五点就是书中对人物的选取非常有意思，每一章基本上都选取一组或两组对照性的人物，比方说在讲启蒙运动时对比卢梭和伏尔泰，19世纪下半叶选孔德和托克维尔。这样一组组对立的人物，他们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冲突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顺着他选的对立人物，分别看看他们的代表作，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延伸阅读的空间。

整体来说，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史入门的读本，或者说作为观察当今法国知识分子的读本，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张智：前面两位是专门研究法国知识分子的学者，像朱老师他博士论文写的就是雷蒙·阿隆。编辑来找我的时候，我是很犹豫的，因为我不研究这些，但是我看了书之后发现和我想象的不一样。这本书并不是社会史或者文化史（作品），它更类似于一本思想史的著作，它试图向我们解释知识分子这个概念。

在导论中桑德就指出“本书的主要分析会围绕着对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内在阐释展开，同时会呈现出它相关的不同形象。但是这并不能保证读者在看完书后就能够获得一个比他在阅读前所知的更清晰的概念”。这完全符合我们今天思想史的研究路数，就是说我们不是把这个问题给简单化，或者让大家形成一种浪漫化的、神话似的东西，一提知识分子就觉得它是一种介入型的，或者是代表普遍利益，没有个人利益，或者是把个人利益放在普遍利益之下的这样一种神话。而《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这本书最主要的就是不断地从时间的维度向我们展示知识分子是如何来思考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自我定位或定义他人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是如何来思考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到底什么是知识分子？

比如从启蒙时代到德雷福斯事件，再到社会主义的兴起和工人运动的兴起，知识分子如何来应对工人和无产阶级，到底是融入还是其他方式？桑德的讨论并不是从一般社会史的角度去进行的，而更多是来讨论知识分子是如何自我反思的，这些法国历史上重要的知识分子是怎样进行自我反思的，当然他们的反思也是各不相同，甚至是互相冲突的。但恰恰是这种多样性，才能够让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更加深入的了解。而如果你对知识分子还保持着一种非常浪漫化的、理想化的，同时却非常浅的认识，看完之后你可能就祛魅了，可能对很多问题就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因为前面两位老师都讲了很多专业性的内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应该自己去看一看这本书。它不是那种很简单的书，而是要你静下心来认真阅读才能读得懂的书。如果你想着随便看点知识分子的什么轶事，这里面好像比较少，更多的还是以桑德的视角来解释法国历史上这些知识分子是如何来自我反思的。

那么另一方面，桑德在书中不断重复，他自己想做一个知识分子，而不仅仅只是大学里面的专业工作者或历史学教授。他还写过很多能够反映自己立场观点的文章，所以他才会把这本书分成两部分。第二部分实际上摆脱了历史著作（的范畴），他把历史叙述变成了一种对于现实的反思，这是充满批判性的。至于巴黎那些知识分子对他的沉默，实际上就是一种暴力，沉默的暴力，这也是知识分子惯用的手段。知识分子其实很善于使用这种暴力，比如说他对知识进行分类来制定框架，强迫你接受，这就是一种暴力。他拒绝对话，在你说话之前就不让你说话，这也是一种暴力。有机会我们可以再谈谈所谓的知识的暴力。知识分子特别善于唇枪舌剑，在论战的时候，暴力是一种非常常规的工具，就像这本书里讲到，其实从左拉到维勒贝克，他们都非常善于使用这一套，在笔战的过程中使用那种非常尖刻的语言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于波伏瓦还有萨特等人的失望，实际上是我们评判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在中国当然有非常长的历史，因为我们讲“言行合一”。在法国可能只是从18世纪的卢梭开始才有所转变。卢梭通过他的作品和行动展现出了哲学不仅只是一套学说，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哲学家要努力地把这样一套学说在生活中进行实践，坚持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是对等的，并由此成为一种标准，也就是说一个知识分子必须要使他的生活和哲学相一致，这样他才能令人信服。卢梭当时持有的独特立场，比如说他非常反对匿名出版——因为18世纪有书报检查制度，像伏尔泰这些人都会匿名出版，卢梭就坚决不匿名出版，他认为这是他的哲学和他的行为间的统一。所以卢梭的所作所为让人感觉到他就是这样的人，在法国的背景之下卢梭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批判形式：社会名流或者知识分子必须要在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中表现出一种模范作用，才是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桑德在这本书的前言里表露出深深的失望，实际上也是和这样一个传统连在一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