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妖异的“男变女”和“女变男”

首先来做个科普：人的性别由性染色体决定，具有XX染色体的人发育成为女性，具有XY染色体的人发育成为男性。那么，假如染色体配对出现特殊情况，导致一个人同时具有双性染色体，那么他（她）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同时具备男性和女性的第二性征，并最终同时拥有男性和女性的性器官。

大部分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说——“哦”。

因为，这有啥，只是特殊的生理现象。接下来，想彻底变成某一种性别，做个手术即可；想继续保持双性人的身份，那也完全是个人自由，理应得到全社会的理解和尊重。

但是需要明确一点，上述对“双性人”的看法，完全得益于生命科学和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因为在古代，普遍把一个人兼具两种性别，或者在两种性别间发生变化，看成一种极其妖异的现象，而且对“男变女”和“女变男”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

一、变化方式：梦里神仙来喂药

在古代笔记中，男女变易现象，最多见的是“女变男”，而“男变女”的记载则相对较少，二者的“待遇”也迥然有异——由于重男轻女的腐朽观念作怪，“女变男”是一种上天的奖励，而“男变女”则认为是对某种罪过的惩罚。

清代笔记《小豆棚》中记载，乾隆年间，郓城有个名叫李常和的人，“居城，开药肆”，年过四十了还没有儿子，时时发愁，后来新娶了一房小妾，“三年诞一儿”。李常和大喜过望，宠爱无比，让他的妻子服侍儿子和小妾，“稍不慎，则骂其不贤”。过了一个多月，把尿的时候发现孩子的小鸡鸡缩小如豆，接着不断内陷，又过了一阵子，“男化为女，哇声转雌”。作者曾衍东对此的评价是：“得子薄妻，如之何不男？”很明显是将李常和儿子的性别变化当成了一种“报应”。

《小豆棚》

与此同时，他又写了一则“女变男”的故事。“城西乡之方大头，亦无子，产五女。”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孩，他的妻子觉得多张嘴吃饭，不如溺毙，方大头却说，无论男女，都是咱们的骨肉，不能做这样的事。这天夜里，忽然刮起大风，新生女孩的哭声越来越粗，早晨一看，竟变成了个男孩。曾衍东对此亦有评价：“爱女如子，如之何不男？”将这一性别变化同样当作“善报”。

一夜大风竟能让性别骤变，听来不可思议，比这更加荒诞不经的，是清代东轩主人所撰之《述异记》中的一则记载：“东明县城南八十里曰畸零营，居民陈氏兄弟二人俱无嗣，生女共九人，其第九女于康熙三十八年出嫁，至三十九年六月，闻雷，因内逼，往后园出恭。”上完厕所回到室内，忽然一声巨雷轰鸣，“已变为男子”。当地有人不信，专门去探访，“视其乳及下体，竟属丈夫”。

《述异记》

相比大风和雷电，更多的笔记在涉及这个问题时，采取的“标准程式”是“梦神喂药”。例如《子不语》写安氏之女“梦一老人手持三丸，如弹大，二红一白，纳其口而去，比寤后，觉小腹极热，喉痛异常，不一炊顷，阳出于户，竟成伟男，项下结喉突起”；《翼駉稗编》写杨翁之女“夜梦一白头媪，以帕裹蔗四寸，橘二枚，纳女衾中，既醒，觉私处坟起，则伟男矣”；《述异记》里写黄翁之女梦见白衣大士“抚其身，啖以一红丸”，黄翁之女觉遍体发烧，昏迷不醒七日后，变化为男子。

二、变化原因：孝女愿为继嗣人

当然，这些女子能够“变男”，还有一条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她们都曾经是“孝女”，为了父母无子而忧愁不已。前面提到的《翼駉稗编》里的杨翁之女贞姑就是这样。父母只有她这么一个孩子，她至孝，“父病不起，女刲臂肉三寸许，煎汤服之”，父亲病好了感慨，你是好孩子，可惜是个女孩，不能为我延续香火。“女闻，日夜露祷，愿赐一子，为父母嗣续计”，最后自己变成男身，“后娶妇，生二子”。

再如《醉茶志怪》记载：“邑有孝女某，已许字于人矣。其父母老而无子，以嗣续为忧。女抑郁不乐，遂日夜虔拜北斗，诚敬有年。”一天晚上忽然天降一神，赤发朱髯，面貌狞恶，问她有何所求，她说愿化男子以承宗祧。那神点点头同意了。“次日觉腹中暖气蒸蒸，下达隐处，扪之则阳在下也，俨然丈夫矣。”

最“绝”的当属《秋灯丛话》中写的一则故事：

《秋灯丛话》

德州有个姓孙的人，生了个女儿，十分聪明，“五岁能背诵古人诗句”。有一天孙某逗她说你要是个儿子就好了，女孩当即变色说：“父嫌我，当即去，再转为男子来矣！”当天夜里，她发起高烧，开始出痘，“其色黑，天庭一粒独大”。医生看了说毒盛难疗，用针挑痘，却毫无脓血流出。五天后，女孩死了。一年后，孙某的老婆又生了个儿子，“生而额有黑癜如珠，宛然当年疮痕”。

不知道读者看了这些笔记是什么样的感受，反正我在阅读时觉得可怜又可悲，这些女子已经被封建孝道和嗣续观念所毒化，完全失去了自我，认为生而为女就是一种罪过，必须用生命对父母进行补偿。而撰写这些笔记的作者，往往还要抒发一段对她们孝行的赞美之辞——镶上花边的糟粕只能更加令人生厌。

相比之下，袁枚在《子不语》中的那则“安氏之女”的笔记，稍有不同。

《子不语》

“乾隆四十六年，长沙西城之长安坊，地名青石井，有把总安姓者。”安把总的女儿方才五岁，就给张守备家当童养媳，婆婆虐待这孩子，“辄鞭笞交下，不胜其苦”。小姑娘熬到十三岁，实在受不了了，逃到父亲家。张家向他们要人，安把总看到闺女遍体鳞伤，心疼不已，“以女未及笄，不愿鬻养姑家，且留家，俟有吉期，备礼遣嫁”。张家没办法，只好同意了。

转眼四年过去，安把总的女儿十七岁了，必须嫁到张家，这女孩恐惧不已，“终夜哭泣，向天叩祷求速死，不愿出阁”。她的妈妈无计可施，哭着说实在是没办法啊，除非老天爷让你变成个男子，就不用出嫁了。当夜，就像前面提到的，女孩梦见老人喂药，醒来变成男儿身。张家听说后气急败坏，“以事属怪诞，疑安捏饰赖婚，控于县”。县令派人检验后，“确系男子，势难行嫁……当堂令安女放脚剃发，脱珥着靴，改男装而去”。

虽然最终逃过一劫，但细细一想，其手段依然是“去女性化”，在某种意义上，也依然是男权社会不容动摇的佐证。

三、变化如常：施以手术定性别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社会，对男女变易这一现象，医学家们也有相对客观的认识，宣鼎在《夜雨秋灯录》中就曾经说：“（女变男者）状貌血气，本具男形，唯任冲二脉不足，似男而不成其男，为父母者误认作女。年至十六，气足神旺，阳事兴矣，郁不得发，是以病笃。幸遇名医，充以妙药，诱以所欲，自然阳茎突出，不复女矣。”

《夜雨秋灯录》

这里说的“名医”，是指有清一代杰出的医学家叶天士。

“姑苏有老翁，富而无嗣，仅生一女”，成年后女子突然患病，任谁都治不好，老翁只好重金聘请叶天士。叶天士为女子诊脉后笑着说：“这不是病，不过治疗的方法比较特殊，你得让她跟我住在一起，百日以后，保证还你一个健康的女儿。”老翁只好听从。叶天士把那姑娘带回家，选了一个漂亮的婢女跟她一起生活，除了给她按时服药外，还注意观察，“见女体渐壮，容渐舒，与婢情好日密，形影相随，知事已遂”。百日后带着她回到老翁家，老翁一看，跟叶天士一起回来的竟是一个帅气的小伙子，相貌又颇似自己的女儿，感到十分惊讶。叶天士大笑道：“这就是你的女儿，他其实是男儿身，只是容貌清秀酷似女孩，我不过是用药将她男性的一面彻底激发出来罢了。”并告诉老翁，其子已经与自己的婢女相好，老翁大喜，“愿以婢为儿妇，与天士结为姻娅，往来无间”。

清末民初，随着西方医学引进中国，开明的知识分子终于开始尝试着用正确的眼光看待“男女变易”问题，其中比较典型的一则笔记出自汪恸尘所撰之《苦榴花馆杂记》。

《苦榴花馆杂记》

“某君自新化来，为言该县晏君寿松之女，貌颇不恶，年十三四，学于邑中育德女校，已许字袁家第五子矣。”女子毕业后，恰好晏寿松到南京某学校任教职，她跟着一起去了。几年后，晏寿松病死，女子“逗留省垣数日”，与同乡一个小伙子住在一个公寓，不避嫌疑，为时人在背后戳戳点点，“以为有败行也”。等她回到家，母亲说你已经二十岁了，该出阁嫁给袁家的五小子了，女子说我是男人，怎么能嫁人？母亲“验之，果然”。这时袁家听说了，以为晏家赖婚，派内眷四五人往探，发现其“喉结暴长，无异成男，且颔下有须根隐隐然，既又揣其下体，则丰盈握矣”。

对这样一件事，社会舆论一时汹汹，汪恸尘却以为并非什么“妖异之状”，因为《上海时报》刚刚刊登了一则新闻：“日本奈良市三笠山麓广冈安次郎之妻，于去岁二月间举一女孩，至今年正月二十晚以来，此女孩私处渐见膨胀，继有圆状肉柱突出，家人大惊，即往大阪大学病院求诊，由医生证明，系女性变为男性，并施以大手术，使其可以排尿自如，现已成为一完全男子矣。”

整则笔记，无论是记述晏寿松之女还是广冈安次郎之女的事情，口吻都平平无奇，但是如果与之前罗列的那些古代笔记相比，就知道这“平平无奇”，是何等的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