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7年春天，弥尔顿着手出版《失乐园》。曾经集中在圣保罗大教堂周围的图书贸易此时正处于异常混乱的状态。书商和印刷商曾试图挽救他们储存的纸张和印刷材料，将它们藏在圣保罗大教堂里的圣菲斯礼拜堂、伦敦书业公会会所、方济各会修士的基督教堂里，但所有这些物品都被毁了，估计损失总价值在15万英镑到20万英镑。虽然汉弗莱·莫斯利于1661年去世，他的妻子从1664年起不再经营书业，但弥尔顿的不少出版物或许就在损失的存书当中。这场灾难产生的直接影响非常复杂，它让印刷品变得很难控制，因为书商和印刷商可以在临时场所营业。这导致对新书的需求越加旺盛，同时也提高了二手交易的价格。
弥尔顿
4月27日，弥尔顿与一位未受火灾影响的印刷商、奥尔德斯门大街的塞缪尔·西蒙斯签订了合同。两人几乎比邻而居——弥尔顿就住在西蒙斯家稍微靠北的地方，西蒙斯的堂区教堂是主教门外的圣博托尔福教堂，以及这位印刷商可以幸运地存活下来，或许成了两人合作的主要因素，尽管弥尔顿可能在孩提时就认识西蒙斯。西蒙斯的父亲马修与众多独立派出版物和共和主义的出版物有关，深受被清洗的议会的青睐，他印刷了弥尔顿在1649年发表的所有小册子（和一些离婚小册子）。他或许还是《论出版自由》《论教育》《四音克谐》和《惩戒篇》的印刷商。马修于1654年去世，他的遗孀玛丽继续经营印刷业务，后来他们的儿子塞缪尔也参与了进来，他的名字出现在1662年以后的版本说明上。不过，塞缪尔毕竟是这个行业的新手，《失乐园》是他在伦敦书业公会注册簿里第一个登记在他名下的书名。西蒙斯没有在大火中损失纸料，他仍然保有他的印刷机。与他有生意来往的书商受到了严重打击，而他的资金流受到的连锁影响或许比那些一直在灾区里从业的印刷商们要轻一些。
西蒙斯与弥尔顿于1667年4月27日订立的合同反映了17世纪60年代图书商与作者关系的变化，约翰·德莱顿和亨利·赫林曼之间复杂、体面、获利丰厚的交易便是这当中最好的一个例子。和德莱顿的作品一样，弥尔顿的伟大诗篇几乎不通过手稿传阅；诗作写成之后等待印刷，印刷的是作者授权的版本，以换取一些报酬。弥尔顿与西蒙斯签订的合同的条款，与目前作者和出版商之间仍在通行的协议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为了获取“现付的”5英镑，弥尔顿将他这部诗作的出版权——“近期获准付印”——和所有从中获得的收益，以及未来所有版本的处置权都让与了他的执行人和受让人西蒙斯。西蒙斯如售出1300册，他将再支付弥尔顿5英镑，第二次和第三次印刷时，他每次再支付5英镑，每次印刷的印刷数量都不超过1500册。西蒙斯承诺按照弥尔顿的要求提供一份关于销售情况的报告，否则支付5英镑的罚金。弥尔顿从这笔交易中最多赚20英镑，这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引起了不间断的诘难。
他真的缺这10英镑或20英镑吗？当然不，但在那个被我们视为德莱顿的时代里，假如这就是市场的价格，那么即便是一位绅士学者也会泰然自若地为五斗米折腰。未来的几十年里，包括卓绝的德莱顿在内的那些最负盛名的作家将会从出版业的新模式中赚取不少钱，尤其是靠订阅这种方式。但在17世纪60年代，模式的转变还处在初级阶段。阿拉斯泰尔·福勒的评价很可能是对的，他说这份合同提供了“在那时看来相当合理的报酬”。
西蒙斯开始积极销售他印刷的书籍，但他的孜孜努力只是让人看到此时图书业的混乱。《失乐园》发行了多个印次，每一印次都有各自的书名页，前页内容逐渐增多。他把书放在六位书商那里，这些书商所处的位置非常重要。和西蒙斯一样，他们都在被大火毁坏的区域外经营，他们是：奥尔德斯门附近的彼得·帕克；主教门街的罗伯特·布尔特；舰队街的马提亚斯·沃克；小不列颠的托马斯·海尔德；达科巷的塞缪尔·汤姆森；威斯敏斯特大厅的亨利·莫特莱克。这些人当中，帕克、布尔特、沃克、汤姆森，或许还有莫特莱克，都在大火中损失了他们在圣保罗大教堂周围和教堂东面街巷里的书店。此时的交易环境与往昔不同，变得纷乱无序，西蒙斯却依旧干劲十足，他费尽心思将弥尔顿的诗作带到零售商那里，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同样是临时做起的买卖。书籍分销的复杂性或许反映了相关人员在现金流方面的困难，每个人只拿了总印刷数的一小批。
弥尔顿提供给西蒙斯的手抄本极有可能是被装帧成分册的，每一册是十卷本中的一卷。证据来自我们所了解的弥尔顿在撰写《论基督教教义》手稿时的工作方式。此外，还有物质上的证据，第一卷的摩根图书馆手稿仍然沿用原来的外包装，封面是普通的厚纸。手稿上还有出版许可，允许西蒙斯登记版权并印制这本书。出版许可上是这么写的：
Imprimatur
Tho. Tomkyns RRmo in
Christo patri ac Domino
D[omi]no Gilberto divina Providentia
Archiepiscop Cantuarensi a
Sacris domesticis.
Richard Royston
Int[ratu]r p[er] Geo: Tokefeilde Cl[ericum]
（准许将它印刷成书。上帝佑护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最受敬重的神父大人、吉尔伯特阁下虔敬的仆人之一托马斯·汤姆金斯。理查德·罗伊斯顿。由文书乔治·托克菲尔德录入。）
理查德·罗伊斯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书商，此时他成了国王的“出版商”，受国王资助，同时也是书业公会的会员。他参与其中，或许表明高层对确保交易具有无可争辩的合法性极为关注。托马斯·汤姆金斯接替罗伯特·盖尔，出任圣玛丽·奥尔德玛丽教堂的堂区长一职，弥尔顿曾在这里举办婚礼。汤姆金斯还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吉尔伯特·谢尔登的牧师。出版许可准许西蒙斯在1667年8月20日注册版权。自老雅各布·汤森买下《失乐园》的所有权以来，这份手稿便一直由汤森家族保存，不过老雅各布并不是从西蒙斯那里买来的，而是自布拉巴宗·艾尔默处购得，艾尔默的所有权也是别人转卖给他的。书稿的所有权几易其手，其保存情况或许反映了当时的人十分关心是否留下了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臭名昭著的约翰·弥尔顿的手稿确实已经获得了出版许可。
《失乐园》
17世纪60年代中期的审查制度非常复杂。《1662年许可经营法案》大量引入长期议会前的机制。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或伦敦主教的人负有审查责任，他们需要阅读除了探讨法律、政治和国家事务的书之外的所有书，他们如果认为某本书是合宜的，便会批准出版该书。1663年之后，又增添了一项控制措施，精力充沛的罗杰·莱斯特兰奇担任“出版业的监督员”，负责找出秘密谋反的印刷品；在这个十年和下一个十年的出版文化里到处能找到他不怀好意的痕迹，我们已经提到过他对弥尔顿的作品尤其反感。汤姆金斯本人是一位辩论家，反对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处理他的对手的手稿，他是出了名的徇私。
不过汤姆金斯对待弥尔顿的诗作倒是很宽容。托兰是唯一给我们带来这样一条信息的人：“我们差点儿因为发放许可者的无知或恶意而被永久地剥夺这份宝藏；除了那些毫无意义的指摘之外，这个人会因为以下诗行中假想的叛国罪而禁止这部诗发表。”然后他引用了以下诗句。
好像旭日初升时被天边雾气
夺去光芒，又如在昏暗的日食时
从月亮的后面洒下惨淡的幽光，
投射半个世界，以变天的恐怖
使各国的君主惊慌失措。
考虑到前两年席卷这个王国的灾难，汤姆金斯的惴惴不安似乎是完全有理由的。但他确实审阅并通过了这部诗作，至少就第一卷来看，这份手稿也没有任何受审查的印记。
弥尔顿为什么会被轻易放过？目前的正统观念坚持认为这部史诗充斥着对立的、反教权的，更确切地说是共和主义的价值观和感情，我们很快会在这种批评性解读上添砖加瓦。有人说汤姆金斯对这份手稿只是随意地审查了一番，因为这项任务的规模令他苦不堪言。然而，他一丝不苟地审阅了包括理查德·巴克斯特的手稿在内的其他作品。弥尔顿声名狼藉；而莱斯特兰奇是一个谁都不希望冒犯的极其危险的人物，人人都知道他对弥尔顿兴趣浓厚。
我们认为除了已经提到过的对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态度的普遍软化之外，这当中还有两个主要因素。上个世纪一些国家存在大规模的审查和镇压，这让人们对17世纪英格兰的做法产生了误解。在17世纪60年代，印刷煽动性的文学作品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被处以极刑。那些不被政府信任的政治活动家被投入监狱或被杀害。但是那时没有关押富于创造性的作家的古拉格劳改营，人们心平气和地谈论非讽刺性诗歌，即便这些诗歌的作者是反政府的。比如理查德·洛夫莱斯。洛夫莱斯是一位相当活跃、引人注目的保王分子，他的第一部文集《卢卡斯塔》（伦敦，1648年）曾遇到付印困难的问题，但最终还是出版了。对于更关心掌控新闻、查禁公开的煽动性言论的政府当局来说，只有少数文化精英阅读的创造性作品远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其次，托马斯·汤姆金斯尽管比弥尔顿小了将近三十岁，却很有可能是他的旧相识。汤姆金斯出生在奥尔德斯门大街，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而17世纪40年代初，弥尔顿就住在这条街上。或许更重要的是，托马斯的父亲约翰与他的两位叔叔——贾尔斯和托马斯都是音乐家、作曲家，必定与弥尔顿的父亲在同一个圈子里活动过，也必定参与了查理一世宫廷里的合奏表演，而弥尔顿的朋友、合作者亨利·劳斯是宫廷里响当当的人物。托马斯·汤姆金斯无疑厌恶弥尔顿在政治上的作为，但很可能非常尊重他的艺术创作，私底下甚至可能很喜欢他。
本文节选自《弥尔顿传》（[英]戈登·坎贝尔 [英]托马斯·N.科恩斯 著，翟康 陈睿文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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