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路径：源自地方的尝试性解答》，贺东航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396页，88.00元
一、后冷战时代与普适性现代化理论
当人类历史即将走完被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称为“极端的年代”的二十世纪，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长期对立的美苏冷战格局解体，如何理解这一事件，成为当时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关心的重要问题。
这场大讨论令福山（Francis Fukuyama）一跃成为新保守主义阵营炙手可热的学者。他在1989年为《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夏季号撰写的一篇题为“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的文章，随后发生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福山凭借此文迅速暴得大名。福山曾于1981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福山长期关注苏联东欧问题研究，其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即是冷战时期苏联对中东的外交政策。当时他在美国国务院思想库担任政策企划局副局长，此前曾在美国著名的决策咨询公司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担任研究员，这篇文章源自他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演讲，这次演讲曾得到施特劳斯（Leo Strauss）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的支持。在该文中，福山开篇谈到当时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如何理解当时发生在东欧、拉美和亚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正在进行的民主转型运动，福山认为大多数分析家由于缺乏概念框架，无法理解这些事件究竟只是一种历史偶然还是显示历史的必然。
在该文以及随后扩展成为《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的著作中，福山当时的核心观点实质上很简单，他认为若从宏大的哲学意义的历史而言，这些事件展现出完全不同于左派思想家所预想的结局，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并未像马克思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会通往共产主义，而是走向了各种形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从世界史而言，福山认为这意味着作为一种政体的西方政治体制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战胜了几十年来与之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此前的政体形式由于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最终走向崩溃，西方政体不存在这些基本的内在矛盾，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意味着人类政治文明和现代化的终点。与此类似，国际社会科学领域，以科尔奈（János Kornai）、塞勒尼（(Ivan Szenlenyl）和斯塔克（David Stark）为代表的以东欧国家的转型经验为基础而构建的新古典社会学理论，引起国际学界的瞩目，但是，这些所谓的关于“后社会主义转型”的研究，依然延续的是西方学术界主流的普适性现代化理念，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作为现代化的标准。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显然，“历史终结论”属于典型的乐观派普适性现代化理论，这种理论的最大问题当然不是因为它对西方社会的乐观态度，而是它将理论构建脱离于真实的历史实际。福山自己坦诚，他将“历史”理解为一种哲学抽象，而非真实意义的历史，即“把全人类在一切时代的经验都纳入解释范围，并将之理解为一个唯一的、连续的、不断进化过程的历史”，由此“尝试构建一种连续的、定向性的人类普世史”（《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陈高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代序，10、20页）。福山继承了黑格尔和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普遍同质国家”思路，但却将哲学讨论意识形态化，“历史终结论”作为普适性现代化模式典型，其核心在于将历史视为一个具有终点的普遍性连续过程，在福山看来，人类历史最终会导向至西方政治体制这种连续的定向的终点，普适性现代化观念的关键在于，力图从一般的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中寻找到一个有意义的模式，将西方政治体制奉为圭臬。
其实，对类似于福山这种将历史彻底哲学化并将其作为理解历史的一把万能钥匙的做法，马克思1877年在给俄国的《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件中，就曾经评论道：“一定要把握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730页）
二、中国转型经验的理论意义
在此转型过程中，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发展道路方面的明显对比，同样引起国际学界的瞩目。众所周知，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改革采取的是符合西方主流理论预期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其主张源自新古典经济学信条：“私人所有权是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体系的基础；真正的市场竞争需要一个真正的私营部门；转型经济体中的国有企业遇到的大多数问题可以通过快速的私有化来改善”，然而实施“休克疗法”的这些国家，其前十年的结果却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每年163%，乌克兰则达到每年244%，中欧、东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累计产量下降了22.6%，独联体国家下降了50.5%。俄罗斯2000年的GDP只是1990年的64%，表现最好的与1990年相比只增长了44%。同时多数国家基尼系数增加。”（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典藏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125页）然而当时不被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看好的中国改革，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魏昂德（Andrew Walder）
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在转型方面的明显对比，使国际学界开始认真思考中国转型经验的理论意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进行长期研究的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魏昂德（Andrew Walder）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就曾总结道：“中国与前苏东国家在转轨经济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经济出现衰退严重和实际收入显著下降，人们越来越多地将中国经济发展理解为真正的成功故事，它使学界从之前对公司和产权的关注，转到对经济增长的政治基础的思考。”（Andrew G. Walder,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Interpreting Its Significance”,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4, Special Issue: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Dec., 1995], p. 963）
与此类似，波兰前副总理及财政部长科勒德克（Grzegorz Kolodko）对此评论道：如果欧洲国家和苏联能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就取得像中国这样可观的增长率，是否还会出现我们目前所进行的转型，就令人置疑了……注意到1990年至1998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国内生产总值减半，而中国加倍，这就很难得出结论说前者的经历比后者的更有助于发展和进步的目的，现在有了相反的示范效应，即消除了向市场经济和西方式民主全方位转型的愿望。（《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波]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著，刘晓勇、应春子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版，76-77页）科勒德克的此番评论，颇具启发性地道出了经济发展与国家体制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也深刻启发我们应紧密围绕中国实践，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理论。
面对不断发展的新的历史实际，甚至福山本人也在反思普适性现代化理论的明显问题。在他看来，“历史终结论”的关键挑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政治和经济相互缠绕在一起，经济增长在起飞之前，需要一些最低限度的制度，比如可强制执行的合同和可靠的公共服务，但是这些制度很难在极度贫穷和政治分裂的处境下创建起来的，换言之，是否所有国家都必然会登上这部电梯；其次，从长期来看，一切制度都会衰退，常常会变得僵化和保守，也就是政治衰退的问题，那些与某一段历史时期的需要相符合的规则，但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就不一定再适应，更何况现代制度的非人格性是设计出来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新版序，第6-7页）
其实，无论是上述学者的评论，还是福山所谈到的对其理论的挑战，皆涉及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到底该如何理解国家在政治秩序运作中的作用？
三、将国家构建放回到现代中国
如何理解现代中国国家构建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现象，能否根据中国的实际来构建具有主体性的现代化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能否为社会科学理论创新贡献重要的中国智慧？这些必然成为中国当今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面临的时代之问。
贺东航的近著《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路径：源自地方的尝试性解答》，正是对上述问题尝试做出回应的一部重要著作。该著主要从东南沿海一个地方性案例，以宽阔的历史视野着重考察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历程。在作者看来，现代国家构建实质是一个不断寻求国家、政党与社会、市场关系合理化的持续历史进程，国家构建之所以可以作为检视各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视角和基点，其重要原因是，现代国家构建不仅仅是政治权力分配或制度设置，同时也是与辖域内特有的历史、文化和人民作为背景，国家与政党、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多元关系的复杂互动中构建出区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独特的现代国家形态。与欧美国家和俄国国家构建模式相比，中国的现代国家呈现出更加复杂的过程，在短短百余年的时间内，经历了从传统瓦解、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军阀混战、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这一过程很难通过单一的线索来完整呈现。
作者在总结国内外学者对现代国家分析的基础上，参照西方经验，从中国国家构建的历史和现实中，尝试提炼出不同阶段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产生重要影响的若干要素，并通过分析不同发展阶段这些要素的具体状况，以此来考察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程和特征。作者认为，国家构建的核心要素可以概括为一个本质、两组关系、四重要素，一个本质即“党导国”特质，两组关系分别是国家和市场关系、国家和社会关系，四重要素分别是国家能力、国家组织、合法性、社会基础。“党导国”无疑是该著中最重要线索，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区别于西方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最核心的实践基础。在贺东航看来，讨论现代中国国家构建中“党导国”体制，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一是为何政党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力量；二是这种体制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关于前者，在他看来，主要原因即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国家构建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传统体制难以应对，而政党能够解决现代政治所要求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问题；关于后者，作者认为这种体制的核心就是“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核心能动，原因在于其与社会基层建立紧密关系，强化组织建设，比如以党支部为基础单元，建立层级严密、分工有序的组织体系，并且成功地将马列主义中国化等。
作者据此进一步指出，由于现代国家构建的实质是一个不断寻求国家和社会、市场关系合理化的持续性的历史进程，由此则必然会涉及四个要素：首先是国家能力，这是公权力不断渗透、国家和社会资源交换以及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过程，国家能力的核心即是将意志转换为现实的实践能力；第二个要素则是发达的国家官僚机构和训练有素的职业官员队伍是国家构建的组织要素；第三个要素则是合法性是中国国家构建的价值因素，合法性建设并非仅是意识形态教化方面，同时还表现为国家合法性建设和党的合法性建设高度同质化；最后一个要素则是国家构建的社会要素即民间社会，这是相对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力量。
在此基础上，该著依据扎实细致的经验材料将对政治现象的分析放置于地方历史，从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来分析国家构建在地方所呈现的样态。选择以县作为单位，主要原因首先是从历史层面而言，县一直是中国最稳定、变动最小的行政单位，其次是在国家构建中，县是最全面的微观单位，第三方面则是县在整个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开始得到各方面的重视。该著具体以福建省东南沿海的晋江为例，该沿海城市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民营经济成就，同时促成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那么如何理解“晋江”经验，作者从多个学科视角对国家构建进行研究，充分吸收多学科的知识，将档案资料研究与实地调研和访谈资料紧密结合，以此来分析该地区的国家构建的历程。
与多数具有历史视野的社会科学研究往往依赖于二手研究不同，该著充分将档案和地方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紧密结合，以此展现国家构建中的地方形态的复杂性。某种程度上而言，作者此种研究路径，也是社会经济史和“华中学派”研究路径的延伸。从第二章至第八章是该著的主体部分，作者首先分析晋江区域的社会和文化结构，该地区在海洋型工商业传统、家族制度和侨乡型社会等方面特征明显，这种资源和社会结构深刻影响了地方国家构建的方向和路径选择。作者以翔实的资料具体展现了在清末及民国时期，面对孔飞力（Philip Kuhn）所概括的近代国家权力结构下移以及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进一步分析的“国家政权建设内卷化”现象，晋江地区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也经历了艰难尝试并且最终失败。新中国成立后，该地区构建起了相对完整的行政官僚体制，另一方面经过政治动员和运动重建国家和社会关系，国家汲取能力得到强化。第五章到第八章则从国家官僚制度、国家汲取能力和强制能力建设、合法性建设以及民间社会的成长四大要素详细分析改革开放以后晋江地区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及其对国家建设的深刻影响，从该地区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国家建设朝着规范化、系统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
孔飞力（Philip Kuhn）
从方法上而言，作者特别强调的是将政治放回到历史中来理解。作者是国内近年来政治学界关于“历史政治学”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之一，这种方法主张将政治现象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历史地考察政治现象，以此来提炼政治变迁的内在逻辑和总结政治现象的内在规律。在研究理念上，作者特别强调三个方面：首先是将政治现象放到历史环境中考察和分析；其次是从历史的因果联系中找到政治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第三是在此基础上尝试跳出历史，从前瞻性的角度分析政治演变的趋势。
这种将政治放回到历史的做法，为我们理解中国国家构建中的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提供了可能。在黄宗智看来，与西方现代国家构建中形成的以功利、契约为特征的市民社会不同，从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历史实际来看，中国从未接受这种二元对立的观念。（[美]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载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260页）而赵文词（Richard Madsen）认为，中国在改革中复苏了各种各样的团体，这些团体对于国家部分是自治的，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国家对民众的控制。（[美]赵文词：《公共领域，市民社会和道德共同体——当代中国研究的研究议程》，载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232页）与赵文词不同，在康晓光看来，这是国家在新的经济环境中对社会实行治理的新体制，既不同于改革前的总体制度模式，也不同于东欧的市民社会和国家二元对立的模式，也不同于来自西方世界的法团主义模式，而是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我们从贺东航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当将这些源自西方国家构建中所提炼的范畴，放置于中国历史的复杂场景中，这些影响国家构建的关键要素在互动中所展现的复线历史，势必对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念形成明显冲击。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关于现代国家构建的叙事中，地方和社会的历史形态是否只是国家叙事的投影和具体化，还是有其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是对国家建构的偏离，还是展示国家建构的多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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