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试上张籍水部
朱庆馀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首诗是朱庆馀（生卒年不详）于唐敬宗宝历年间（825-827）参加科举考试前，向著名文人张籍询问自己呈献的诗作是否得到他和主考官的赏识，是否有机会被录取的探问诗。诗中，朱庆馀将自己比作初入洞房的新娘，将张籍喻为审视新娘的新郎，以羞涩的神态和忐忑的心情探询自己仕途的第一步是否能顺利迈出。朱庆馀因此诗得到张籍的赏识，得其引荐而扬名，在宝历二年（826）中第。
既然科举制是一种公平的考试制度，考生朱庆馀为何要在考前奉诗张籍，低眉顺眼地用隐晦的诗句探询自己的仕途前景呢？科举考试又是否能真正体现公平竞争的原则呢？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由于科举考试录取不易，为了能够引起舆论和主考官的重视，很多考生在考试之前，会把自己的诗、赋、文章等，或投献给与主考官关系密切的权贵，或奉于在社会上有影响、有地位、有声望的人，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从而能予以推荐，这就叫“行卷”或“温卷”。而且那些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确实也有推荐的资格，叫“通榜”。这就是朱庆馀《近试上张籍水部》这首诗的创作背景。
诗中提到的“水部”，指的是尚书省六部之工部下辖的水部司，主管水运水利等大小事宜。张籍曾任水部员外郎，而唐人往往以官衔称呼某人，因此张籍曾被称为“张水部”。张籍职品不高，但却是当时的著名诗人，他收到这首诗后即作诗回复，表示朱庆馀的诗“万金不换”。朱庆馀由此得到张籍的引荐而扬名，在唐敬宗宝历二年（826）中第。
类似的例子不少。据唐朝张固撰写的《幽闲鼓吹》记载，白居易初来长安准备参加考试时并没有名气，就把诗作投献给当时的名士顾况。顾况虽然官位不高，但在文人群体里很有影响，他看到白居易的名字就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意思是说没有名气想在长安城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而获得晋升之路非常不容易。但读到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感叹万分，说“有句如此，居易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表示前面说的“居大不易”只是玩笑话。随后就积极为白居易扩大声誉，白居易也最终登上进士第。
“行卷”是一种普遍现象。行卷的时候，一般要把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放在前面。后来行卷的内容也有变化，从诗、赋、杂文变成以传奇为主。传奇实际就是长篇故事。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盛行，篇幅短，有神仙、鬼怪、前世、姻缘等内容。传奇则是讲一个长故事，像白居易弟弟白行简唯一传世的长篇名作《李娃传》讲的就是荥阳公子进京赶考与名妓李娃的一段历经波折终成眷属的佳话，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
传奇可以见史才，可以见诗笔，可以见议论，兼备三长，于是成为士子热衷的体裁，往往作为行卷的主打作品。可见，唐朝文人留下了很多长篇传奇，也是与科举制有密切关系的。
但大多数人并没有如白居易遇到顾况这样的慧眼伯乐的幸运。大文豪韩愈，文章、诗名誉满天下，但史书记载，他在年轻时参加科举考试的过程却异常艰辛。“四试于礼部乃一得”，一共参加了四次科举考试，才被录取；“三试于吏部卒无成”（唐·韩愈《上宰相书》），及第后参加吏部的铨选，三次都没有得到官职，只好转而到地方，入幕藩镇做官，辗转多次才进京，最终官至吏部侍郎。
再如刘虚白和裴坦，两人于文宗大和八年（834）曾一道复习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裴坦被录取后一路做官升迁。二十年后，刘虚白仍是一介布衣，又赴考场参加考试，主考官却是裴坦，此时他已升至中央高官，权知礼部贡举。对比悬殊，刘虚白不禁感慨万千，即兴赋诗一首：“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不知岁月能多少，犹著麻衣待至公。”（《献主文》）意思是，二十年前我们同时一起备考，也是同一场景，但二十年后你已经成了高官而主持考试，我却仍然是身着麻衣的普通老百姓。据说此情此景同样引起裴坦的万千感慨。幸运的是，刘虚白当年就被录取了，可能与此诗不无关系。
再如陈子昂，才气横溢，其名作《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是千古传诵之佳句。据传，他从家乡四川千里迢迢来到都城长安，希望一展宏图，但事与愿违，虽四处登门献诗，却因没有名气不为人所知而不被接受，还受到冷语和讽刺，一筹莫展，忧愤焦急。一日，有人捧着一张名贵的瑶琴出售，要价很高，京城里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都争相传看，却没有一个人出价购买。陈子昂看了琴之后就倾其所有把琴买下，围观者都感到惊奇。陈子昂表示自己很擅长奏琴，只是没有机会，今天看到好琴，“千金又何足惜”。众人就问，能否听他弹奏一曲。陈子昂同意了，邀请大家第二日到他家去。第二日果然宾客满堂，他就手捧买来的新琴说，自己虽然没有历史上谢灵运、陶渊明这样的文采，却有屈原和贾谊之志；自己从四川来到京城，携带着诗文百轴奔走长安，到处呈献，却没有人赏识；弹琴虽然也是自己擅长的，但是恐怕会污染了各位的尊耳。说罢就把琴“咣当”一声砸了，然后拿出诗文遍赠在座的宾客。众人都感到很惊奇，于是对他的诗文产生了兴趣。尤其是“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一句，被人传诵不绝。陈子昂之所以要采取这种惊世骇俗之举，也是为了博取声望，引起主考官、有权势或有影响力的人的注意。
《慈恩寺雁塔唐贤题名帖》
什么影响了科举考试的公平
行卷中虽有不少被视为赏拔人才的佳话，但也反映了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存在人为干预的弊端，其公平性受主观因素影响很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在唐朝，科举制其实还属于初期阶段，并不成熟，有很多主观因素可以影响其公平性。首先，每年的主考官是公开的；其次，试卷是不糊名的，哪张试卷属于哪个考生一目了然。这样一来，一些主观因素——如社会舆论的影响——就容易干预最终结果。因为社会上下都很重视科举考试，所以每年录取榜单公布之前，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社会舆论出现。进士科是重才华的科目，社会风向也主要以文采为重。谁是有名的文士，谁的文章和诗写得好，舆论就会倾向于谁，这很可能会左右主考官的判断。
也有反面的例子。史书记载，唐太宗贞观时期，有两位文人名气很大，一是张昌龄，一是王公治，文章也写得好，参加科举考试时，舆论都认为这两人一定会被录取，可是没想到最终都落选了。连唐太宗都感到很奇怪，就去问主考官考功员外郎王师旦，为什么这两个考生会落榜。王师旦认为他们华而少实，文章浮靡，并非朝廷可用人才。如若录取，恐为后生所仰慕而效仿。显然是主考官的个人价值判断决定了考生的录取与否，而并不完全根据考试成绩，对此唐太宗也无可奈何。
进士科及第者，虽然起家的官品不高，一般是九品，职位也很卑微，但是仕途确实会比其他出身者更为顺利，经济上还可以有很多优待措施，比如可以免征徭。唐武宗时又把进士科出身的人列为衣冠户，仍然享有免除各种差科、色役等的经济特权。很多人看到这一点，又知道主考官的好恶能决定取舍，所以开始走后门、托关系，尤其是找权贵如公主、亲王、大宦官等，主考官也不敢得罪他们。据史书记载，某人担任主考官后“私书盈几”（《旧唐书·孔纬传》），即桌子上堆满了各种私下递的条子，甚至发展到某个大人物打个招呼就得录取。如果是当朝权贵子弟参加公开考试，主考官也会有所忌惮，或产生攀附之心而行违心之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朝廷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为避嫌，宰相等高官和担任考官官员的子弟要单独考试，不和其他考生一起，叫“别头试”。
这种现象同时带来的另一个弊端就是，一些才华横溢的人会被挡在录取大门之外。如晚唐才子温庭筠，和李商隐并列花间派鼻祖，文采斐然，有“温八叉”之称，一叉一韵，下笔如神。但因为品行受到士人的非难、非议，温庭筠虽然参加了多次科举考试，但都名落孙山。
可见，主考官主观的判定、政治势力、社会舆论、权贵的干预，都在干扰科举考试真正公平地选拔人才。这也使得举子沽名钓誉、攀附权贵、互相串联，甚至不惜弄虚作假。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正是早期科举制不完善所引发的弊端。
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北宋继续实行科举制，但和唐朝相比，还是有了很大变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成为基本原则。这里的“程文”可以解释为试卷，也就是录取与否主要以考卷的成绩来决定，并且在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制度和措施，为的是使考试最大限度地排除主观因素。可以说，真正以考试成绩定取舍，是在宋朝以后。
北宋有几个很重要的措施，实际上是科举制逐渐纯粹和完善的体现。
第一，对考生的身份限制基本放开。唐朝时，“怀牒自列于州县”，可以自由报考，但规定有两种人不能够参加科考：一是曾受到过法律惩处，有劣迹有污点的人；二是工商业者和工商子弟，也就是从事了工商业就不能走仕途。而且唐朝的制度还规定，堂兄弟这一层血缘关系中如果有经商的，本人也不能做官，除非经商的堂兄弟放弃经商。当然，这是制度规定，实际情况未必如此，但至少有这样的制度规定。北宋在工商业者和工商子弟这一环节上放开了，工商子弟中的才俊者照样可以报考。怎样能体现才俊呢？其实没有客观标准，实际上等于放开了报名的限制。
第二，临时指派主考官和锁院。唐朝主考官是相对固定的，大家都知道主考官是谁，开考前请托的条子就已经递了一大堆，有时主考官也无可奈何。北宋时，主考官是谁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很多官员都有资格当主考官，而最终由皇帝临时任命。皇帝指定了以后，便派宫中的宦官直接拿着诏书去找到这个官员，不管他正在做什么，当场宣布，马上带走。主考官直接被送到指定的房间里隔离起来，由内帘官、外帘官监守，不能和外界交流。家属接到通知后，把日用品隔帘送进去，根本接触不到官员本人。即便有人想打通关节，所有的条子也都递不到主考官手里。这叫“锁院”。
第三，糊名，誊录。糊名就是考生的姓名密封，背对背考试，考卷也密封。誊录就是考生答完试卷以后，中央主持考试的机构有誊录人员，负责把卷子重新工工整整地抄一遍，避免考生在试卷上留下痕迹记号。呈现在主考官面前的都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卷子，找不到任何记号。
基于以上几点，“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得以实现。另外，从唐朝起，由于考试成绩重要性提高，考场的制度也严格起来。历朝考生作弊的方式五花八门，如夹带小抄，场外场内私下串通，传递字条，请人代做试卷，等等。北宋以后，监考制度也更加严格。温庭筠作为有名的枪手，据说经常在考试时替人做卷子，这种情况在北宋就不可能了。
到了明清，考场搜检更严格，连考三天都不能出考舍，所以考生要事先准备三天的用具和食物。因为是在冬天考，所以规定穿着的大皮袄要毛冲外，即必须反穿皮袄，以免毛冲里而使得夹带的好多东西无法被发现。另外，考生要带考篮，考篮里可以放馒头、笔、墨之类，从考篮到笔都按规定是镂空的，防止夹带。还有诸如头发要散开、馒头要掰开等规定，都是为了避免考生在考场作弊。即便这样，科场作弊的科场案也是层出不穷，而且与时俱进，乃至发生多次震惊全国的大案。从而，对科场的监控就愈发严格。
严格的考试程序和规范，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也就避免了唐后期出现的很多弊端，尤其是权贵子弟互相串联交通，使得寒门子弟、普通文人晋升无门，甚至出现“寒门俊造，十弃六七”（《旧唐书·王起传》）的局面。而“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种心理也就无缘也无须表白了。
（本文摘自宁欣著《从唐诗走进历史》，新星出版社，202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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