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太祖纪二》载乾德五年（967）三月丙辰，“五星聚奎”。五星即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中国古代分别称作太白、岁星、辰星、荧惑与镇星；奎星为二十八宿之一，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参、觜之第一宿。五星聚合现象，又称“五星连珠”，指在夜空中相距不远的五大行星排列成近乎直线的奇特天象，古人认为其具有重要的星占学意义。《史记·天官书》即称：“五星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孙蕃昌；无徳，受殃若亡。”而《宋书·天文志》云此前“五星聚者有三，周、汉以王，齐以霸。周将伐殷，五星聚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汉高入秦，五星聚东井。”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天地类》又续上唐、宋时天象云：“五星聚房，殷衰周昌。五星聚箕，诸弱齐强。五星聚井，楚败汉兴。五星聚尾，安史之乱。五星聚奎，大宋开世。”与奎星一样，房、箕、井、尾也是二十八宿的名称。其“五星聚尾，安史之乱”，即是《史记·天官书》述五星聚合时所说的：“无德，受殃若亡。”因此，古代星占学著述大都将五星聚合天象附会上重大政治意义，视作改朝换代的征兆。通过“陈桥兵变”篡夺了后周王朝的大宋君臣正为证明自己王朝的正统性、合法性努力，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这个难得一见的“五星聚奎”天象。
石刻天文图碑（拓片）：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刻，原碑高216厘米，宽108厘米，碑额题“天文图”三字，此图系依据北宋天象观测资料刻成。星图外圈直径约91.5厘米，星图本身直径约85厘米。整个图上共刻绘恒星一千四百三十四颗，还刻有赤道、黄道、二十八宿区线以及银河的界线。
宋人声称在五代时期就有人预见到此次天象的出现，并预言自唐中期以来的战乱就此结束，天下享有长久太平。据曾巩《隆平集》卷一《符应》载：后周显德年间，窦俨、杨徽之、卢多逊同任谏官，窦俨曾对杨、卢二人预言道：“天地厌乱久矣。丁卯岁五星聚于奎，自此太平矣。恨不与二拾遗同见之也。”至乾德五年丁卯岁，果然“五星会于奎”，而官拜翰林学士的窦俨已卒于宋太祖开宋的建隆元年（960）。《宋史·窦俨传》也称窦俨“尤善推步星历，逆知吉凶”，尝对卢多逊、杨徽之说：“丁卯岁，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其他宋人笔记野史中也多有津津乐道窦俨预占五星聚奎之事的。
由于乾德五年上距宋太祖开国已经过了八年，显然将这一天象作为预占赵宋代周的征兆颇有些勉强。如南宋初人袁说友于《东塘集》卷十九中曾评论唐初天象说：“唐武德初，二星聚于奎，亦以为唐兴之应，然是时唐已革隋，其应后时矣。”所以起初宋廷只是将五星聚奎这一“明大异常”的祥瑞之兆，泛泛对应于“太祖皇帝应天顺人，肇有四海”而已。据现见史料，最先利用这个天象造势的反而是南唐大臣韩熙载。
北宋中期僧人文莹《玉壶清话》称宋太祖时，南唐主遣韩熙载“入朝聘谢。熙载归，语主曰：‘五星连珠于奎，奎主文章，仍在鲁分。今晋王镇兖海，料非久必为太平中国之主，愿记臣语。’时乾德丁卯之岁也。”然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建隆二年“冬十月癸巳，唐主以皇太后山陵，遣户部侍郎北海韩熙载、太府卿田霖来助葬”。而在乾德五年或前后，韩熙载并未曾出使宋廷。又元人撰作《宋史》，主要依据宋《国史》的资料。检《宋史·韩熙载传》，其文乃云：“初乾德丁卯年，五星连珠于奎，奎主文章，又在鲁分，时太宗镇兖海，中国太平之符也。是岁熙载著《格言》五卷，自序其事云：‘鲁无其应，韩子《格言》成之。’人多笑之。”按韩熙载卒于开宝三年（970）。则所谓“时太宗镇兖海，中国太平之符也”云云，乃出于宋史臣撰作《国史》时的发挥，并非是韩熙载对南唐主所作的预言，文莹之说显然出于传闻附会。即史载韩熙载为潍州北海人，“颇以文章自负，好大言”，此时见“奎主文章，又在鲁分”，而“鲁无其应”，自己则恰好撰成了《格言》五卷，遂以为“五星连珠于奎”之天象，当应在我韩某身上，所以世人多笑其不自量。
宋人将乾德五年五星聚奎之星象视作宋兴而天下太平的标识，但此星象具体当应在何人、何事上，则人言人殊。
有人认为此天象对应于开国皇帝宋太祖。如《宋史·律历志三》记载宋朝开国之初，有司上言：“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则本朝运膺火德，色当尚赤，腊以戌日。”太祖依从此说颁布诏令，天下遵行。至太宗雍熙元年（984），有布衣赵垂庆上书言宋朝当改火德为金德：“本朝当越五代，而上承唐统为金德。若梁继唐，传后唐，至本朝亦合为金德。矧自国初符瑞色白者不可胜纪，皆金德之应也。望改正朔，易车旗服色，以承天统。”为有司所否决。但此后纷纷论辩不息。
至天禧四年（1020），光禄寺丞谢绛上书，论证宋朝依五行始终之说，当取土德，其征符之一即为乾德五年五星聚奎之天象：“臣又闻之，太祖生于洛邑，而胞络惟黄；鸿图既建，五纬聚于奎躔，而镇星是主。及陛下升中之次，日抱黄珥；朝祀于太清宫，有星曰含誉，其色黄而润泽。斯皆凝命有表，盛德攸属，天意人事响效之大者，则土德之符在矣。”所谓五纬，即指五星。谢绛是说这五星聚奎“从镇星”之天象，正证明了太祖上应天象，当主土德。按镇星即土星的别称。如前面所说，毕竟乾德五年上距太祖登基称帝已过去了八年，此天人对应的说法透露出几许尴尬，于是就出现了“建隆元年，艺祖受禅，五星聚于奎，镇星主之”的说法。但历史上颇为稀见的五星聚奎天象，竟然在短短的数年间两次出现，就连颇热衷于为“祖宗”脸上贴金的宋人，也大为疑虑。如宋末王应麟在记载了建隆元年五星聚奎以后，又载“乾德五年又聚奎，当考”。检现见相关文献，涉及建隆元年五星聚奎之说的记载都在南宋中后期，未见北宋人有如此说法，看来似与宋孝宗为太祖之后裔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由于宋太宗于“斧声烛影”中登上帝位，所以在继位以后制造了不少用来证明其皇位合法性的符命，此五星聚奎之天象也就自然被其所附会利用。如据李焘《长编》于乾德五年三月记载了此次五星聚奎天象，又云及窦俨的预言，然在注文中引录了《国史·韩熙载传》称：“奎主文章，又在鲁分，时太宗镇兖海，中国太平之符也。”此《国史·韩熙载传》，当指初撰于宋真宗前期的太祖、太宗《两朝国史》（宋仁宗初年撰成《真宗国史》，合并《两朝国史》称作《三朝国史》）。此后题名丁谓所撰的《晋公谈录·五星在奎》、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二等都有相似记载，当皆源出于《国史·韩熙载传》，以此作为宋太宗“再受命”而主天下的符兆。两宋之际的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一云“五星聚于奎，明大异常。奎下当曲阜之墟也。时太宗适为兖海节度使，则是太宗再受命。此所以国家传祚圣系，皆自太宗”。又朱胜非《类说》卷十五也载：“太宗即位，五星在奎，居兖州地分，太宗为晋王，领兖海。奎为天上奴仆宫，故执御者皆骤居富贵。”但李焘认为这一说法实误，考辨道：“按，太宗建隆元年八月领泰宁节度，二月七日除开封尹，安得此时又镇兖海？传误矣。”指出宋太宗在建隆元年遥领沂州（今山东临沂）泰宁军节度使，但在建隆二年出任开封尹以后，就不再是泰宁军节度使，因此，出现于乾德五年的五星聚奎天象，当与其无关。于是宋人遂将此次“五星如连珠”聚于奎之天象，作为宋真宗诞生、受天命的符瑞。
《宋史·真宗纪一》云：“初乾德五年，五星从镇星聚奎。明年正月，后（宋太宗元德皇后李氏）梦以裾承日有娠。十二月二日，生于开封府第，赤光照室，左足指有文成‘天’字。”从宋人所说的三位皇帝情况来看，确实以宋真宗的关系最为密切：宋真宗诞生于开宝元年（968），恰在五星聚奎后之次年。这一说法在真宗宋真宗生前已出现。在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封禅泰山时，大臣王钦若在《禅社首坛颂》一文中说道：“别纬集于降娄，三统在乎单阏。既夫再岁，果诞真人。”并称颂道：“此盖受命之殊贶也。”其中降娄即指二十八宿中的奎、娄之宿，纬即五星，单阏乃卯年的别称，《尔雅·释天》云太岁“在卯曰单阏”，此指乾德五年丁卯岁；“别纬集于降娄”即五星聚奎，真人即指宋真宗。于是“五星连珠于奎”遂成为宋真宗上受天命诞生下界之瑞祥，如《玉海》卷一九五引录《实录》云：“乾德五年丁卯三月五日，五星如连珠聚于奎，当鲁分，从镇星，晨见东方。占曰：‘有德受庆，大人奄有四方，子孙蕃昌。从镇星，王者以重，致天下重福也。自是四方平定。’明年戊辰十二月庚戌，真宗降诞。”《实录》即指撰作于宋仁宗初年的《真宗实录》。
在传统星占术中，奎星为天之武库，又主河渠。《汉书·天文志》曰奎“主沟渎”，《后汉书·苏竟传》曰奎“主库兵”。在纬书如《春秋合诚图》中称“奎主武库”；但《孝经援神契》又称“奎主文章，仓颉效象”，宋均注曰：“奎星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此后世人多以“奎”喻文化之事。宋代随着儒学尤其是理学日渐兴盛，于是被视作“太平之兆”的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天象，日渐与两宋时期文运昌盛即“文明之兆”相联系。《宋史·奸臣传序》所云：“宋初，五星聚奎，占者以为人才众多之兆。”这一说法乃沿袭自南宋后期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三所云：“国家治乱，虽人事也，亦天数也。……以五代云雾昏曀之久，启我宋天日开明之候，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国家将兴，必有休祥。五星聚奎，固太平之象，而实启文明之兆也。当是时，欧、苏之文未盛，师鲁、明复之经未出，安定湖学之说未行于西北，伊洛、关中之学未盛于天下，而文治精华已露于立国之初矣。”而吕中之说又来源于朱熹。朱熹于《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中宣称：圣王之道，“盖自周衰，孟轲氏没，而此道之传不属，更秦及汉，历晋隋唐，以至于我有宋，圣祖受命，五星集奎，实开文明之运，然后气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禀，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云云。朱熹所谓“先生出焉”，乃指周敦颐应兆出世，所以五星聚奎被视为“开文明”之征，濂溪诸子应世教化之兆。由此，用来证明宋初皇帝“受命”合法性的乾德五年五星聚奎天象，由此一转而成为证明“纯尚儒化”、“道统”再兴之祥兆，在后世一再为人所提起，并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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