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山西旧属”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引陈伯弢《袌碧日记》称：“张文襄用人，成见甚深，凡所甄录，一、门第，二、科甲，三、名士。晚年提倡新学，兼用出洋学生，舍是无可见长矣。”此说突出张之洞用人的一些特点，尚不全面。若再深入探讨，则重用旧属、友生，也应包括在张之洞的用人原则之内，有些友生即兼有旧属身份。张之洞总督两广，重用山西旧属，也包括一些早已熟悉的友生。移督两湖时，又将这些山西旧属，连同在两广的一些僚属带往湖北，这是后话。

张之洞重用山西旧属，有些是通过正式折片请调，有些则是幕后运作，虽无文字证据，仍可合理推测得出。张之洞两广总督任内，连续三个广西巡抚（含护理巡抚）都是其山西旧属，可以推测是张氏运作的结果。清代主要时期，普通直省设一抚两司，巡抚管“全面”，布政使管钱粮财政，按察使负责刑名监察，此“三巨头”存在级差，一般情况是（除从他省平调外），布政使缺出由按察使递升，巡抚缺出由布政使递升。

李秉衡。李秉衡（1830-1900），奉天海城人，1881年任直隶永平知府，1882年张之洞上任山西巡抚不久即奏调到山西，后经张之洞荐剡，扶摇直上，升广东钦廉道、浙江按察使，均未及到任，法越事起，1884年初调任广西按察使。中法战争前期，广西巡抚徐延旭、潘鼎新相继因战败被革职，广西省级官员乏人，李秉衡以按察使驻扎龙州，主持广西转运局，筹措前线饷需供应，与张之洞配合默契，镇南关、谅山两次胜仗有李秉衡的功劳。

光绪十一年二月起，李秉衡以广西布政使护理广西巡抚。所谓“护理”是以低级职务代理高级职务，一般在短时间内朝廷会任命正式巡抚。李秉衡“护理广西巡抚”达两年多之久，时间之长实属罕见，从侧面反映，张之洞瞩望李秉衡实授广西巡抚，只是未能如愿。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张之洞奏上《密陈李护抚片》，称：“护理广西巡抚布政使李秉衡，操守清介，自奉刻苦，已为人之所难。其用人办事，一秉至公，不徇情面，不避嫌怨，爱民出于至诚。上年筹办赈务，以极苦省份，多方筹凑，存活甚多。至于抚循边军，爱恤将领，各营尤深感惬。综核饷需，力屏虚浮，百计撙节支持。自广西来者文武绅民众口一词，其官声之好，实为近日罕有。”（《近代史所藏清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112册第67页）张之洞此片，含有保荐李秉衡实授广西巡抚的意思，朝廷没有理睬，奉旨“留中”。

李秉衡

光绪十三年七月（1888年8月），李秉衡看到实授巡抚无望，以身体不适为由，奏请“开缺回籍调理”，鉴于张之洞的知遇之恩，他临别秘密向张氏透露桂省了“要政者三”，列第一位的是广西提督苏元春吃空饷，“闻边营自衡回省，不及三四成，果尔不第苏（知广西提督苏元春）负恩取祸，更如边事何？”李秉衡之前驻扎龙州，苏元春军队基本足额；他一回到省会桂林，苏元春桂军实际人数即降到三四成，换言之，将六七成军饷放入私囊。1903年，周树模奏参苏元春，两广总督岑春煊确查，查实苏元春“纵兵殃民，缺额扣饷，实属辜恩负国。苏元春着拏交刑部治罪”。清末广西盗匪遍地，与苏元春的贪腐不职有直接关系。两广总督有节制两省提镇大员之权，张之洞若在1888年开始调查苏元春的问题，奏请朝廷加以革职，广西社会不至于烂到那样的田地。张之洞被人认为是“有作为”高官，他的作为也是选择性的。处置苏元春，清查广西军营积弊，得罪人多，张之洞不愿出手，终于演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李秉衡回籍，接任巡抚的是高崇基。

苏元春

高崇基。高崇基（1822-1890），直隶静海人，张之洞就任山西巡抚不久，奏调安徽候选道高崇基到山西任职，朝廷俯如所请，于光绪八年下旨允准。张之洞命他督办山西清源局（类似其他省份的善后局），信任极专。高崇基旋署山西布政使，光绪十二年二月调广东布政使，光绪十四年十月升任广西巡抚，十五年七月死于任上。高崇基从1850年考中进士，到1882年得候补道，用了32年时间；从候选道升至巡抚，仅用了6年时间。（《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4册第329-330页）他自被张之洞调到山西以后，每一步的升迁都有张之洞运作的痕迹。张之洞对广西巡抚及两司的任命，想尽一切办法加以控制。高崇基去世后，接任的是马丕瑶。

马丕瑶。马丕瑶（1831-1895），河南安阳人，历任山西平陆县、永济县知县，解州、辽州知州，太原府知府，迁山西冀宁道、山西布政使，1888年调广西布政使，翌年八月补授广西巡抚。他调任广西，肯定是张之洞运作的结果。1888年初，李秉衡给张之洞发密电称“马藩司能来桂，大有益”。（《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62册第486页）李秉衡此电有为公方面的考虑，马丕瑶官声甚好，但也有山西旧同僚抱团的成分。1894年，马丕瑶转任广东巡抚，次年病逝。

张之洞在山西识拔的这三个官员，年龄都比张之洞大，他们属于有操守、有能力的官员，但长期沉浮下僚，张之洞给了他们“飞升”的机会。这几个例子表明，在清朝官场，跟人站队最重要，工作能力强并不能直接提供升迁机会，故而官场投机钻营之风难以消除。

张之洞对广西巡抚的控制，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晚清“兼圻”总督的影响力。理论上，广西巡抚独立对朝廷负责，只是在军务、洋务方面需要咨商两广总督。但在实际运作上，广西属于贫困省份，广东经济发达，广西经常仰赖广东的“协饷”以及临时性的调剂，广东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加强了对广西的控制，广西巡抚实际上变成两广总督的“属员”。晚清时期，有很多广西巡抚调任广东巡抚的例子，如张之洞督粤前期的广东倪文蔚，就是从广西巡抚调来，马丕瑶也是先任广西巡抚，后授广东巡抚。当时可能有这样的理解，广西巡抚是个“苦缺”，调任广东巡抚是一种“调剂”，让他在广东过上一段舒服日子，补偿在广西受过的“苦”。张之洞欣赏的三个广西巡抚，都是当时清廉的能吏，但对洋务的认识差异较大。李秉衡思想保守，极力反对在广西开矿，后来发展到支持义和团。马丕瑶思想开通，主张支持民间发展工业，比张之洞专搞官营工业的思路高明。

马丕瑶

黄照临。黄照临，湖南石门人，号碧川，张之洞写作“笔川”，1882年致军机大臣李鸿藻密函称“黄笔川真好，万万不可离河东矣！如何？如何？”（李宗侗：《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第383页）此时，黄照临在山西任河东道，协助张之洞整理盐务，有出色表现，后署山西按察使。光绪十一年三月，黄照临因“回籍侍养”奏请开缺，理由是“晋省天寒，其母不服水土”，张之洞见到邸抄，即向朝廷奏调黄照临，理由是“粤、湘接壤，水土不甚相悬，天气极暖，水道可通”。上谕业经批准，但办理手续一直拖到八月份，中法战争已经结束，吏部议驳，理由是粤省此时“无军务”。

朱采。朱采（1833-1901），字亮生，浙江嘉兴人，1883年被张之洞调任山西汾州知府，后又调到广东工作，1888年任广东雷琼道，主要负责海南事宜。这些调到两广的山西旧属明显地有相互照应的意识。1887年，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特地发电张之洞：“军功武生孟昭勋，前在山西蒙宪台赏额外，来龙仅给五品翎顶功牌，现在雷琼朱道处充哨官。遵即电达朱道，饬令孟昭勋赴宪辕赏差使。”（《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62册第470页）孟昭勋只是个武生，意味着武秀才都没有考上，在山西时候被张之洞赏给“额外外委”，调到广西龙州时只给五品翎顶、五品功牌，在朱采手下当个哨官，李秉衡觉得他受委屈，让他到广州找张之洞要差使。巡抚管一省大事，李秉衡连一个普通武生都出面帮助，表现了强烈的“山西同僚”意识。

朱采

杨玉书。辜鸿铭能入张之洞幕，全靠杨玉书、赵凤昌的大力引荐。然则，今日知道辜鸿铭者多，知道杨玉书者极少。张之洞最宠信的幕客赵凤昌，1931年以“惜阴”笔名发表《国学辜汤生传》，对杨玉书如何邂逅辜鸿铭，有较可信记载：“光绪十一年张文襄公总督两广，法越战事方殷，闽亦有警，文襄命知府杨玉书赴闽侦事回，由海舶抵香港，汤生适同舟，玉书邂逅与谈。回粤与督幕赵凤昌言，舟中遇一人，与德国人讲伦理学，其人兼善中文，问姓名为辜汤生云。时海警需才，署中德文翻译颇谫陋，凤昌以所闻白文襄，就香港邀之，任以邦交诸务。”

杨玉书于1884年11月从广州出发，经香港赴厦门，其主要任务是协调闽粤两省援台事宜，准备运送部队、枪械、饷银到台湾。马江之战以后，法军封锁台湾海峡，目的是困死台湾守军，刘铭传为此数数求援，清廷命南北洋、闽粤尽快援台。杨玉书此次出差，前后接近半年，中间为某些要事回广州禀报并听取指示，他跟辜鸿铭的邂逅，就是在厦门到香港的轮船上。

杨玉书为张之洞当四川学政时所识拔的学生，四川华阳人，同治十三年因军功保举，以知府分发山西，光绪十年被张之洞奏请入粤。1886年，张之洞派杨玉书跟随冯子材到海南，剿办“客黎叛乱”，1887年5月因感染“瘴气”去世。杨玉书的最大贡献，是发现了榆林港的价值。他临死前，写了一份给张之洞回报的电报稿，强烈要求开发榆林港：“职道上年请开榆林港埠头，出南林后，同张主事廷钧亲勘其地。……港门两岸宜筑炮台控制之，内立埠头，中可容轮船数十艘，通黎山之出产。”1889年，张之洞派李先义等复勘榆林港形势，写成奏片称：“榆林港两山环抱，水口紧而且深，形如葫芦，口门内水深港阔，可泊铁甲大船十余艘，中号兵轮二三十艘。各山林木丛杂，泉水甚甘”，其“形势之胜，不独为琼海他口所无，即广东通省各海岛，亦所罕见”，实为“讲求海军必争之地”。

榆林内港风景

陈占鳌。陈占鳌，广东海阳人，考中进士后长期在山西供职，1883年被张之洞派回广东，刺探中法战争情报及广东政坛动态，1889年张之洞移督湖广时，奏调陈占鳌回山西落实铁矿，计划将炼铁设备移往山西安装。铁厂在汉阳落户后，陈占鳌对张之洞来说暂时没有用处，他也就留在山西继续任职。

李先义、吴良儒、吴元恺。此三人原本都是淮军吴长庆手下军官，被张之洞奏调到山西练兵。张之洞署两广总督不久，即向朝廷奏调山西旧属：“查有山西委用记名总兵李先义果敢有谋、血性真挚，山西候补知府杨玉书学优才长、究心洋务，山西补用都司吴良儒英锐明亮、器局恢宏，均拟调粤差遣，以资臂助。”随后，又向朝廷奏调吴元恺。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广东广州协副将李先义、崖州协副将吴元恺、广东海安营游击吴良儒，均被张之洞调到湖北。

张之洞将李先义调到山西、广东，本意是希望借鉴淮军的西式练兵经验，建立新型军队，但李先义乃是平庸之辈，张之洞可谓托付非人。广东新军“广胜军”由李先义负责组建、训练，但成效很一般。李先义调任琼州镇总兵后，“广胜军”曾归淮军将领蔡金章统带，后又归董履高管带，至1896年两广总督谭锺麟裁撤勇营，认为“习气太深，纪律不讲，以广胜军为最”，将董履高所带广胜军1625名尽行裁撤。“广胜军”浪费了饷项无数，并无成效，最终沦落到被裁撤的结局。

张之洞在广东时期已高度推崇德式军事训练。1884年夏上任途中，张之洞刚好与驻法德等国公使许景澄在上海同住一处，许景澄随员中有翻译蔭昌，曾留学德国学军事，被张之洞留下，在广东教习水雷用法，但并没有认识到蔭昌的才能。蔭昌后被李鸿章任为北洋武备学堂总教习，教学卓有成效。袁世凯小站练兵，蔭昌推荐了门生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与梁华殿，除梁华殿不慎淹死外，其他三人均成为北洋系大将。作战或许非蔭昌之所长，军事教育确有一套。张之洞对近代军事学术所知有限，用人拘牵资格，当时蔭昌职位低微，也就不入其法眼。张之洞一直感叹缺乏人才，眼皮底下的真才蔭昌、詹天佑后来都“跳槽”到北洋。

蔭昌

张之洞督粤时期电报中，还有更多山西旧属被调入两广的记录，不少人物属于无关紧要，不再列举。从统计学角度看问题，“能吏”各省都有，应该相信大体上属于“正态分布”。然而，张之洞对广东、广西原有官员不信任，一定要从山西奏调这些官员前来，建立自己信得过的“干部队伍”。张之洞移督湖广之后，又把不少山西旧属，再加上在广东任用的新“旧属”，陆续调到湖北。张之洞自命“八表经营”，但在用人方面过于狭隘，这就注定了他在晚清政坛的实力无法与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