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成）既长，足踪半天下，尽交海内通人巨儒，其学无所不究。自天文、算数、乐律、图谱、六书、七音以及山经地志、浮屠老子之书、皇潜壬遁之奥，穷千秋之绝业而津逮焉。——江春《学福斋集》序
康熙雍正间，扬城鹾商中有三通人，皆有名园。其一在南河下，即康山，为江鹤亭方伯所居。其园最晚出，而最有名。乾隆间翠华临幸，亲御丹毫……一时觞宴之盛，与汪蛟门之百尺梧桐阁、马半槎之小玲珑山馆，后先媲美，鼎峙而三……汪、马、江三公皆鹾商，而汪马二公又皆应词科……至小玲珑山馆……玲珑石即太湖石。不加追琢，备透、绉、瘦三字之奇……开四库馆时，马氏藏书甲一郡，以献书多，遂拜《图书集成》之赐。——梁章钜《浪迹丛谈》
19世纪中叶，学者兼官员梁章钜寻访了扬州多处名胜古迹。他在探究一些著名园林背后的历史时提到，江春、汪懋麟和马曰璐三位盐商在盛清时期被认为是“通人”。江春和马曰璐是徽州总商，而汪懋麟出身盐商世家。汪懋麟家族在扬州经营盐业，但他本人在康熙六年成为进士。汪懋麟将他的女儿嫁给了程文正，后者康熙三十年成为进士。程文正出身于总商家庭，他的祖父是程量入，程奭的长兄。程文正的父亲程之韺“嗣为商总二十年”。程文正之子程梦星康熙五十一年中了进士并成为扬州的著名学者。梁章钜没有具体说明“通人”一词的意思，但他用这个词的时候明显考虑到了这些商人都拥有园林的事实。尽管如此，梁章钜所提出的这个特征无疑反映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些园林是能表现园主能动性的实体场所，园林内还放置了各种展现园主品味和技能的物品，所以它们直接体现了商人作为“通人”的特征。
商人通过园林所展示的各种技艺，正反映了他们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的扩大，以及他们在18世纪扬州所扮演的多重角色。建造这类园林的成本反映了他们在盐业生意上的成功。此外，江春的园林既是文人墨客进行文学创作的上佳场所，同时是乾隆帝南巡时偏爱的去处。马曰璐的花园自豪地陈列着举世无双的太湖石和闻名全国的图书收藏。因此，这些商人应该配得上“通人”这个称号。实际上，如开篇引文所示，盐商江春本人在为其友人沈大成的文集所作序中也使用了“通人”一词。沈大成被卢见曾聘为幕友，卢见曾1737~1738年和1753~1762年担任两淮盐运使。在此期间，沈为卢编写了《国朝山左诗钞》一书。在这篇序中，他将沈大成描述为“通人巨儒”之友——这无异于是在宣布他本人就是该群体的一员。简而言之，江春对以沈大成为代表的通人的钦佩是显而易见的。对他来说，沈大成的学问“无所不究”，其涉猎领域精深广博。除了“通人”，“通儒”一词也被使用。胡明辉对“通儒”的用法和丰富的内涵做了较为深入的论述。他将“通儒”翻译为“博学的学者”。根据他的研究，这一术语被用来描述某些18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认识到了人文主义视野和技术方法论对于理解经典世界同等重要”。
徽州盐商本人和那些指称他们的人对“通人”一词的使用，突出了这些商人在盛清时期的中国业已改变的社会地位——这正是本书的一个主题。正如该词所表明的，这些商人并没有被描绘成一群努力模仿文人行为的新贵；相反，他们以“通人”的身份出现，这些通人以在广泛的领域展现知识和技能以及卓越的管理能力而著称。正如梁章钜所指出的，这些特征是通过商人所拥有和展示的物品和财产来得到认可的。也正是通过这些物，这些盐商与皇帝和朝廷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这些现象进一步突显了这些盐商的新位置和新角色。通过考察盐商与其周围的物之间的动态关系，我认为这些盐商不仅在国家收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扩大了他们在18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和商业领域的影响。
商人与其物
通过追溯江南市场上的商品、文人书桌上的印章、嵌在徽州祠堂墙上的石碑、高耸乡野的石牌坊等一系列物的生命史，本书追溯了徽州盐商与他们周边之物间的重要关系。这些商人所接触的物为他们在盛清社会中构建人际网络、宣扬社会地位、塑造身份认同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通过这些物，这些商人在盛清中国流转变化的物质世界中扮演了多重角色。从皇帝的非正式代理人到品味的引领者，从宗族赞助人到道德倡导者，本书对这些角色的细致研究揭示了盐商在18世纪作为政治和社会媒介的角色。
方氏贞节牌坊位于徽州歙县稠墅，与其他三座牌坊被立在进村的主路上。
徽州盐商进献朝廷的贵重物品揭示了盐商在正式官僚体制之外对朝廷提供的新服务。这些盐商人脉广泛、管理能力出众、财力雄厚，是生产和采购江南上等御用之物的理想人选。乾隆帝承认这些商人的能力和资源，并让他们与他的包衣密切合作，不仅管理利润丰厚的盐业，也在江南准备和安排各种精致的物品。徽州盐商由此成了乾隆帝的非正式代理人。
为了更好地管理乾隆帝想要的物品，以及为乾隆帝南巡提供场所，这些徽州盐商积极参与奢侈品消费。许多商人在他们的宅院中使用和展示贵重物品，并不惜为古董、艺术品和书籍的私人收藏投入大量资源。因为他们熟知朝廷在特定之物方面的好恶。这些商人能够在朝廷与江南市场中间起到沟通风格和品味的媒介作用。在“京式”或“上贡”之物在江南中心城市受到推崇的背景下，这些商人与皇帝所爱之物间的互动，使他们成为当地奢侈品消费的风向标，而这让他们将自己成功置于时尚和品味的最前沿。
除了在江南城市环境中的新角色，这些商人还扩大了他们在徽州偏远家乡的影响力。在这里，商人扮演了宗族赞助人的角色。总商鲍志道一家资助优质族谱的制作，修建装饰华美的祠堂，向家乡棠樾捐置义田。细致考察鲍氏商人所投资的实物，尤其是石刻、书法、拓片、绘画等对贫困的宗族成员没有经济贡献的物品，我们就会发现鲍氏商人赞助活动的性质其实是炫耀性消费。通过不断地将他们在江南城市通过商业积累起来的财富转移到家乡，鲍氏商人不仅改善了宗族的基础设施以帮助经济困难的成员，还在徽州农村以儒家道德规范认可的形式进行了奢侈性消费。
商人的此类行为也以纪念性建筑物的形式展现。盐商在徽州出资兴建的大量贞节牌坊赋予了他们清廷拥护者的身份。清帝旨在通过让不识字的民众与这些纪念性建设物进行日常互动，从而向他们灌输儒家道德，使他们能够“观感”牌坊所彰显的德行。许多徽州盐商在建设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才最终竖立了牌坊。建造这些牌坊也满足了商人的多重目的。他们试图提升自己的声誉，展示自己的财富和能力，使其在当地社会的主导地位和权力正当化，并且还能纪念他们敬爱的女性家族成员。然而，无论他们的意图如何，最终牌坊的建成或多或少服务于朝廷的政治意图。有鉴于此，盐商加强了这种中央政府与地方社会之间的沟通模式，他们帮助并代表皇权将意识形态传递给了当地民众。
阶层谈判的研究范式
商人在盛清社会所扮演的多重角色让我们重新思考阶层谈判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将商人的行为阐释为对文人生活方式的模仿。例如，根据这种范式，商人对艺术或古董的热爱通常被解释为他们希望通过使用与学者相同的消费品来将自己标记为“士”。这种研究范式为中国帝制晚期复杂的士商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解释，而这一关系也的确随着商业力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变得越发纠葛。一些商人也确实效仿了文人精英的行为，其目的是获得文化资本和赢得社会尊重，至少在那些精英眼中是这样的。
然而，本书的发现突显了这种范式的局限性。正如本书引言中所提出的，我们应该在盛清时期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探索徽州盐商的目标和动机，并且应该在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的特定关系中考察他们的目标和动机。通过细致分析这些商人处理物的方式，本书呈现了商人更复杂的生命经验。不同于商人常被讥讽成“渴望成为士的人”的刻板形象，这些富有的商人实际是具有各种丰富意图的个体。
在本书呈现的诸多案例中，商人对某些物品的喜爱和热情远比阶层谈判研究范式所能提供的简单阐释要复杂得多。一位富有的总商热衷于造园、收藏贵重物品，不只是想照搬江南文人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他在这些方面的兴趣和努力也可能是为了更好地为朝廷搜寻贡物和接待乾隆帝的来访。在办理这些差事的过程中，商人不得不用最新的时尚来装饰他们的花园或收集最好的物品以取悦和打动皇帝。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商人为朝廷服务和取悦皇帝的实际目标来理解商人的行为。
汪启淑《飞鸿堂印谱》，乾隆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详细考察徽州盐商与其藏品之间的关系，也让我们对商人收藏的动机提出另一种解释。通过分析盐商汪启淑对其藏印的叙述、积累、整理和展出，本书认为汪启淑正是通过与其印章收藏相关的不同元素——包括藏印的意义、印章的大小和展示形式——来构建他作为一位“收藏家”的身份认同。在18世纪的历史背景下，当收藏家成为一种社会类别、收藏被视为一种有价值的专业知识时，我们可将这些富有盐商痴迷收藏的行为理解为他们在努力树立作为收藏家的自我形象，即一种他们可以以此定义自己，并且可以被社会识别和记忆的身份。
经世时代的实用技能
审视盐商的各种角色以及他们扮演这些角色的不同动机的新视角也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即乾隆时期商人的实践和商业技能的正当性日益提高。不仅商人对自己的角色越来越有安全感和自信心，文人也更加尊重商人的才能。这一新现象使我们能够考察徽州盐商的地位变化，并为我们理解实学在经世时代18世纪中国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
强调实用知识和技能的“经世”话语在18世纪盛行。17世纪至18世纪中叶，许多学者参与讨论实学，提倡实用性。提倡实学使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欣赏盐商的管理能力和实践能力。越来越多的士人精英开始为总商或其家人撰写传记。这些传记常将商人描述为参与官府“公事”，尤其是“盐务”，以“干力”或“干才”成为官员的“左右手”。例如，金兆燕曾用这些词来赞美唐氏的丈夫、总商汪黻堂。金兆燕在为江圣一之女所写的传记中也用“干才”来形容总商江圣一的能力。士人愿意明确指出而不是回避这些家族的商业活动和商业背景这一事实表明，盐商的行政能力使其商人地位正当化。学者不仅肯定了盐商的经营能力，而且还强调了商人妻子的实干能力。他们赞扬了妇女无论是在家庭用度还是在协助丈夫办差时所表现的卓越的会计和经济管理能力。不仅如此，如本书第四章所讨论的，与鲍家有往来的文人精英频频谈及总商的位置，以及盐业收入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这些精英对鲍氏商人经营盐业和协助管理盐业专卖的能力表现出了认可甚至钦佩。
文人精英不仅看重商人协助政务的能力，更佩服这些商人踏踏实实做事的能力。学者江藩曾作诗赞颂鲍志道在家乡建设慈孝堂的德行。
俗儒尚空谈，慈孝为口实。君子贵躬行，敦伦即儒术。
此处，江藩明确指出，鲍志道是真的“君子”，因为他“躬行”儒家之事。更有意思的是，江藩将“俗儒”作为盐商鲍志道的对立面提出。因为鲍志道是在践行儒家之事，江藩特意将之与只空谈道德而不践行的“俗儒”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江藩因为鲍志道弘扬儒家道德的实际行动而认可鲍志道为真正的君子。
《人镜阳秋》中的插图，描绘了鲍志道两位祖先的德行。
这种对盐商实践技能——他们知道如何做事且能踏实做事——的认可和欣赏使盐商在社会上获得了正当性。徽州盐商也有意识地标榜自己的实践技能和知识。如前所述，盐商江春对如其友人沈大成一般掌握了各种知识和技能的通人巨儒表示钦佩。在这篇序中，江春还明确表达了对某些类型文人的排斥。正如江春所言：
士往往以俗学自蔽其能，竭毕生之精力攻诗古文辞。无旁骛，无兼营，无是非荣辱之见介于其中。斯可谓豪杰之士矣。
在这段话中，江春直截了当地批判了那些一心只顾“俗学”（意指作诗和研究古文）的文人。在江春看来，这些文人不配享有因杰出的才能、智慧和勇气而获得的盛誉。和江藩一样，江春也用“俗”这个字来形容目光狭隘的学问和空谈，暗示这些文人没能躬身践行他们口中所宣扬的那些价值观。
在江春的序言中还出现了另外两个重要的现象。第一，序通常由知名学者撰写，并且是应邀撰写的。但在这里，江春作为一名商人，受邀为一位文人写序。明代以来，尽管商人写诗很普遍，但商人写文——尤其是作序——很少见。江春的确是沈大成十年以来的赞助人，他似乎也出版了沈大成的作品，但有学者邀请江春为他的文集写序这件事还是反映了他的声望。第二，江春大胆地表达了他对文人的看法，而这一话语几乎完全由文人精英主导。文人常常谈论商人，而商人通过书写谈论文人则不常见。这两个新现象都指向徽州盐商在盛清时期的崛起。
18世纪，当学者开始注意到商人的实践知识和管理技能时，这些盐商为那些只追求无用学问和空谈的儒家学者提供了对立面。由此，在新的经世话语中，人们对商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跨区域的关系网
对徽州盐商生产和消费之物的关注，也让我们能够将这些盐商置于奢侈品的生产、消费、流通环节进行考察。这些物的流动，或者说它的社会生活史揭示了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长江下游的大城市，与徽州盐商家乡三者间的跨区域联系。一方面，这些物本身是徽州盐商与包括清廷、文人精英、贸易商和收藏家、工匠和手工艺者等在内的不同群体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这些物也为这些富有的商业精英提供了一条扩大社会联系的渠道。
前人研究已广泛考察了徽州盐商的活动如何跨越江南中心城市及其家乡的边界，但当我们考虑奢侈品时，商人与朝廷的密切联系则尤为突出。关于徽州盐商在江南和徽州活动的讨论，商人不仅通过人员、资本、物品的流动促进了江南和徽州之间的交流，在这两地的活动还帮助他们建立和维护了与朝廷的关系。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详细探讨的那样，徽州盐商通过在江南采购和生产各种供朝廷使用之物，与乾隆帝及其包衣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如本书第四章所示，鲍氏商人通过他们在重建家乡祠堂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实物，向朝廷官员征集诗文。这种与朝廷的关系所创造的特权使得盐商的社会地位正当化，并提升了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地位。
本书还强调了他们徽州家乡在构建跨区域关系网方面的重要性。徽州沐浴着盐商从江南中心城市带回来的财富，而家乡和徽州也为商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来推进他们的意图。更具体地说，徽州的自然资源、熟练的工匠和艺术生产的传统使其成为商人发散关系网的中心。乔迅探讨了奢侈品与地理的关系，并揭示了徽州作为“偏远生产中心”的重要性。
徽州产出的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在商人的礼物交换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鲍勋茂为了换取纪昀的文章而给纪昀的礼物或报酬是一块用徽州龙尾石制成的精美砚台。徽州的地理位置在这里便显得尤其重要。砚本身的经济和文化价值很大一部分来自它的稀有性和“地理上的分离”。作为徽州本地人，鲍氏商人要获得这种砚可能相对容易。更重要的是，鲍氏与这种砚台有着特殊的关系，因为它代表了他们来自的地方。因此，鲍氏商人选择家乡的“特产”作为礼物，既表达了对纪昀的诚意，又强调了他们与某个珍稀物品的联系。
鲍勋茂赠予纪昀砚台的拓片
鲍勋茂赠送给纪昀的砚台不仅因材质珍贵，更因制作精良而备受推崇。换句话说，工匠的技能也为砚台增加了重要的价值。事实上，徽州工匠的才能和能力也促进了盐商的社交网络。本书第四章提到，歙县仇村黄氏一族以创作生动细腻的书籍插图而闻名。鲍氏商人利用他们家乡的这一资源请来了一位黄氏后裔，根据一本同样出自黄氏的晚明著名书籍插图雕刻了一块石刻。由此，鲍氏商人将黄家刻工的精湛雕刻技艺融入他们的宗族建设工程，重新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石雕。他们对石雕的重新创作引起了当时文人精英的关注，并帮助鲍氏维持和加强了与他们的关系。
丰富的艺术生产和私人收藏传统也使徽州成为盐商延展其关系网的中心。除了盛行于明末清初的著名黄山画派，徽州，尤其是歙县，也因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孕育了一批优秀的篆刻家。我们尚不清楚汪启淑对篆刻的痴迷是不是因为徽州的这种环境而形成的，即使这种可能性很大。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这种对篆刻的浓厚兴趣与长期实践在18世纪的徽州形成了一个篆刻圈。通过繁荣的徽州篆刻群，汪启淑能够从同时代篆刻家那里征集印章，并加强与同样痴迷于这一艺术的个人间的往来。因此，这些盐商通过在徽州故土的投资和生产某些物品，在盛清时期构建了一种动态、流动的城乡关系和中央与地方关系。
乾隆帝在江南的政治策略
朝廷与商人的关系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乾隆帝在江南的政治策略。正如清史研究者所说，乾隆帝有意任命他们的包衣担任江南的重要职位，从而将他的个人网络延伸到这一关键地区。本书展示了徽州盐商如何扮演了重要的媒介角色，从而帮助朝廷将其势力渗透到当地社会。
清朝的盐业专卖政策——任命皇帝自己的包衣为江南盐区的盐政并确立总商职位——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环境，通过这一政策，江南盐商与北京建立直接联系，即“为皇帝办差”。袁枚为江春写的传记就是最好的例子。徽州盐商通过“办差”做出的贡献体现了商人与朝廷之间的动态关系，展示了乾隆朝廷为扩大其在江南社会的权力而建立的广泛网络。虽然乾隆帝业已通过任命亲信的包衣将他的个人关系网渗入江南，但是这些包衣的局限性也日渐显露。本书通过考察分配给这些包衣的具体任务，例如准备贡品和为编纂《四库全书》搜寻善本，揭示了这些包衣缺乏完成这些任务所需的有关当地的知识和人脉。因此，委托有能力获得这些资源的盐商来满足乾隆帝的要求是符合实际的明智之选。换句话说，乾隆帝利用商人克服了他个人关系网的局限性。从本质上来说，包衣是散布于全国、代表朝廷影响力的节点，而盐商是连接他们的线，两相合一，加强并完成了一张功能齐备的关系网，而朝廷可以利用这张网来延伸其势力范围。
乾隆帝不仅将这些商人作为代理人，更重要的是，还将他们作为自己人际网络的组成部分。这些汉人盐商不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僚机构的一部分。事实上，乾隆帝承认商人的非官方身份，并称他们为“未登仕版之人”。高晋等编《南巡盛典》卷六十九，第8页上。然而，商人通过执行朝廷政策、协助盐业、安排皇帝南巡等完成了清廷的种种任务。这些总商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盐业专卖政策还不完全清楚。虽然盐商可能不是决策者，但史料显示，盐商向盐政提出经营建议是很常见的。与此同时，富有的总商家族突然衰落的例子也很多，这表明这些商人和他们的生意是脆弱的。他们在与朝廷打交道时必须小心行事，朝廷可能在顷刻之间对他们施以雷霆。为了表彰这些商人的服务，乾隆帝慷慨地赏赐他们官衔。在多个例子中，由于这些商人协助备办南巡，其中一些盐商便被赏赐奉宸苑卿的头衔，而奉宸苑是内务府三院之一，是管理皇家围场和园林的官方机构。这个称号的授予对象是已获得三品官衔的商人。当然，这头衔应该是朝廷授予的虚衔，没有任何界定清晰的权力。但它属于内务府，也就是内廷的一部分，而不是由外朝官僚组成的正式官僚系统的一部分。乾隆帝为这些盐商授予内务府的职位说明其有意将这些商界精英收为自己的私人代理人。
清帝将商人纳入自己的关系网，标志着清朝与明朝在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区别。何炳棣提到了乾隆帝与朱元璋、朱棣在对待富商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方式，声称“这反映了朝廷对待富商态度的根本转变”。盐商为朝廷服务表明了清廷将非官方商人纳入其政治秩序的意图。清廷利用这些商人的能力和人脉来弥补正式国家官僚机构和皇帝个人关系网的不足。朝廷的这一策略与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描述的雍正朝内廷中那些可以“在行政法规之外”发挥作用的政治实体有相似之处。江南盐商为清帝提供了一种类似的“法外动力”，使清廷能在江南有效管理盐业并保障盐业收入，同时为朝廷谋取利益。
这种朝商关系也体现了清统治者的君主专制观念，其特点是加强皇权和帝国权威。清帝作为出自少数族群的统治者，将自己置于“比传统儒家强调君主在礼制中中心地位的观念更为中心的位置”。这些汉人盐商作为他的包衣在当地的助手，有效地扩大了乾隆帝在地方的非官方关系网和增强了控制。因此，盐商的任命突显了乾隆帝扩大朝廷权力的愿望。
最后，这种朝商关系揭示了清统治者灵活的政治策略。对清统治者文化和政治策略的总结，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政府利用盐商的例子，因为商业往来的税收一直是能够帮助一个刚刚起步的朝代站稳脚跟的重要资源。清朝初期，当一些后来被带入帝国利益集团的江南汉人精英仍在抵抗新政权时，清廷已与渴望重新开展业务的商人结盟。于是，盐商对官府的依赖创造了清统治者可以利用的优势。盛清时期，徽州盐商的资源——包括他们对乾隆帝军事活动的经济贡献、他们在江南地方社会的广泛社交网，以及他们的盐业管理能力——都使得与这些商人的合作成了清代政治议程中重要且必要的组成部分。
商人、清廷和商业革命
除了朝廷的政治策略，徽州盐商与物的故事也揭示了乾隆帝的政策、商人和物之间的动态关系。本书中的案例揭示了乾隆帝有意利用实物来执行他的政策。通过某些物品的生产、采购、流通和展示，乾隆帝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影响扩展到当地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领域，这包括江南腹地和徽州的偏远乡下。由徽州盐商作为媒介，盛清时期的朝廷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显著增加，而这推进了我们对明清商业革命的理解。
物在清朝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乾隆帝下令将全国的所有书籍都收集起来以建立自己的图书馆。与此同时，他一边将自己描绘成一个了解汉人文化且有教养的统治者，另一边却在书籍生产的问题上表现出专横的一面。乾隆帝对江南精美陈设的热衷不仅是他个人品味的呈现，也体现了他对收藏和使用由帝国顶级工匠所制之物的渴望。清帝还利用纪念性建筑物来推进其道德教化和统治，而这又是通过一种物实现的。例如，贞节牌坊是清帝对其教化工程实体化的媒介，用以向当地居民传达关于等级秩序和道德体系的信息。也就是说，清帝策略性地运用特定之物所包含的政治和文化含义来实现他们的政治意图。
《姑苏繁华图》
朝廷的影响力也通过这些物品扩展到了江南的奢侈品市场。乾隆帝对朝贡制度的恢复，以及他对江南珍品的热衷，使得长江下游地区的奢侈品大量流入京城，其规模是史无前例的。这些物的大规模流动反过来又引领了“京味”的新风尚。正如18世纪名画《姑苏繁华图》所表现的那样，一些商铺甚至将他们的商品标榜为“京式”或“上贡”以吸引顾客。数位先驱学者已说明乾隆帝是如何将自己的品味融入江南的。换句话说，乾隆帝在江南获得和制作物品的需求促进了朝廷与当地社会之间关于时尚和工艺的流通。
江南盐商通过备办宫廷所用之物促进了这种“京式”的传播。他们可以从朝廷甚至是皇帝本人那里获得详细的指示，以正确地进行生产。此外，乾隆帝对贡物的拒绝和接受让他们清楚地知道如何选择最符合皇帝标准的物品。当商人在扬州修建迎合乾隆帝品味的园林时，或是收集作为潜在贡物的珍品时，他们能够得体地回应朝廷权威人士的品味。他们使用和收藏的物品展示了宫廷所青睐的风格，他们的这些活动最终在江南城市中传播了“京式”。尽管盐商的行为和朝廷的活动相结合促进了物品的流动，这种结合也有助于产生深受朝廷影响的当地品味。我无意宣称所有的江南精英都接受清廷的品味。事实上，学术精英对这些新潮流有不同的反应。一些文人对商人的豪华住宅和珍贵收藏表示赞赏，而另一些直言不讳的知名学者则批评商人的消费是奢侈或堕落的。为了充分探究这些紧张关系，我们需要对这些冲突及当地品味和时尚趋势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朝廷还将其影响扩展到了乡村。许多清史学者已经论证了北京的中央政府如何使用不同的方法来控制其广阔领土上的地方社会，以加强和确保其统治的正当性。本书通过聚焦旅居在外的盐商在徽州家乡的所作所为，展示了这些商人如何帮助清廷将其影响——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和象征性领域中的影响——扩展到清帝国偏远的徽州乡村。商人获得的经济和政治资本使他们能够在家乡的宗族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例如，棠樾鲍志道一家在家乡重建祠堂、捐献义田、编纂族谱。许多商人还出资建造了昂贵的石牌坊，帮助徽州赢得了支持和培养贞节寡妇的声誉。在这种情况下，商人的赞助使朝廷在当地社会的存在具象化。祠堂内的碑刻和田间竖立的石牌坊不仅记录了朝廷赐予商人的荣誉，也记录了他们通过盐业专卖制度积累起来的经济、政治特权。时至今日，这些物仍会让当地人想起徽商往日的荣华。商人——尤其是总商——作为连接朝廷与徽州的媒介，甚至在方志中也得到了认可和关注。乾隆年间，新编的《歙县志》首次创设了“殊恩”这一新的类别，专门用于罗列徽州总商所获的嘉奖。自盛清以来，《徽州府志》《歙县志》就经常记载总商受到朝廷的礼遇。有别于以往的方志，许承尧还突出了歙县八位总商的影响力和特权。
清廷在江南和徽州的影响不断增强——其影响部分来自其使用物品的策略——使我们重新思考明清商业革命的叙事。研究中国帝制晚期的历史学者强调了从明朝到清朝的多种重大转变，包括宫廷政治、帝国建设、民族、性别关系和城市化等议题。最近的学术研究重新审视了王朝传统的重要性和明清之间的差异。正如本书引言中所讨论的，学者已经证明了清廷的政治策略与明朝的不同。学者也重新审视了从明到清的经济和文化转型。例如，在对明代城市化的分析中，费丝言认为：“明末城市化所引发的制度和文化实践总是带有鲜明的朝代特征。”所谓的第二次商业革命发生于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其标志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市场体系的扩张，以及奢侈品消费的兴起。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从晚明到盛清时期消费文化的差异和转变。柯律格提到了学者从16世纪到18世纪对奢侈品消费态度的转变。本书认为，盛清的商业增长和社会机会受到了新的政治现实的密切影响。新政权的过渡过程为徽州盐商提供了新的机遇和策略，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本书提供的证据表明，商人的奢侈品消费活动在清朝与晚明有所不同。随着崛起的徽州盐商开始更积极地参与江南的奢侈品消费文化，商人开始影响甚至建立当时的品味和时尚潮流。因此，盐商的经历说明，商业力量对文化和社会现象所施加的影响在晚明和盛清是不同的。因此，本书也启发我们对消费模式和清代政治文化的理解。
在18世纪，实物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物所扮演的有趣角色不仅激发了历史学者探究人们在特定地区的生活形态，也让学者探索跨越地理和文化界限的联系。本书对徽州盐商与物之间互动的考察，展现了一群商人在盛清这一特定历史和空间背景下的经历。通过研究实物本身和关于实物的丰富材料，本书为读者提供了一条审视这些富有商人复杂生活经历的渠道。这些商人最终成了有文化底蕴且见多识广的“通人”，在18世纪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世界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生活经历也说明了中国历史上满与汉、中央与地方、人与物之间的动态关系。
（本文选摘自《奢华之网：十八世纪的徽州盐商、社会阶层和经世之道》，吴玉廉著，林蕾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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