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欲望与服饰时尚中的……社会政治史

《全球时尚史》， [法]奥黛莉·米耶著，王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

在历史学的研究场域中，关于欲望与服饰时尚的历史研究无疑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这不仅仅是指时尚史研究在历史学的理论研究（如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现代历史编纂学）、各分支学科（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史学史等）结构以及国别史、断代史等体例中的边缘位置，同时更是指在大历史叙事中的边缘性。时尚史、服装史研究似乎更多是在本专业领域中自娱自乐，或者是以图文并茂的可读性面向大众，能够在消除了神学烙印的所谓“普遍历史”的大叙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实例还很少见。

但是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关于服饰研究的重要性已经有所呈现。他对埃及人的描写就是从他们穿的麻布衣服讲起，从样式、服装名称到在这件衣服的外面罩上白色的羊毛外衣，并且谈到他们的宗教习俗禁止穿毛织品进入神庙和不能与死者一同下葬（希罗多德《历史》，详注修订本，徐松岩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上册，230页）。服饰在他看来是辨识民族的重要证据，比如关于生活在里海以北的马萨革泰人（Massagetae），许多人认为他们是属于斯基泰族的，希罗多德则具体注意到“马萨革泰人的服装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斯基泰人颇为相似”（同上，183页）。与此相同的是，在第七卷叙述波斯国王薛西斯亲自统率大军征讨希腊的时候，详细介绍了波斯军中数十个民族的各具特色的服装饰物（同上，下册，665-672页），在对款式异同的观察中也带有对其民族及相互关系的辨识意图。希罗多德在历史叙事中对服饰的关注显然来自他在各地游历中的观察、记录，但是更重要的是与他的“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的大历史叙事宗旨与重视观察各民族的自然环境、物产和生活习俗相结合的治史思想有关，也与他对人类行为和生活的一切事物和情境都有广泛兴趣并将其视作有关历史的“调查与探究”的对象有关。在希罗多德之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叙事视野大为收窄，他关注的是政治事件与战争的进程、因果。虽然他在全书开始的时候也简单提到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在服饰上的奢俭之别，但是再也没有像希罗多德那样的对服饰的观察和论述。在以后漫长的主流史学发展中，无论是否有人曾经在著述中提及服饰问题，也不管欧洲在十六至十七世纪初就印刷出版了两百多种关于服装的图书，对服装与时尚的研究要到十九世纪才真正开始。也只有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新文化史研究迅速扩张的热潮中，才使服装与时尚研究进一步在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如日常生活史、微观史和物质文化史等）中占有一席之地，于是有了丹尼尔·罗什的《服装的文化：“古王朝”的装束与时尚》（1989）、《日常物品的历史：消费文化在法国的诞生，1600 -1800》（1997）、尼科尔·佩勒格兰的《自由之服：法国服装业ABC，1770-1800年》（1989）和林·亨特主编的《艳欲与身体政治》（1991）等著作。然而，我们仍然很难说时尚与服装研究已经融入到大历史叙事之中，对新文化史研究可能存在的忽视历史因果变化、政府与领袖人物以及意识形态影响等重大因素的批评也引起了相应的反思。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回想起希罗多德的史学传统，他在大历史叙事中对宏观与微观叙事的协调与综合能力对于史学分支中的各种边缘学科如何在大历史叙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仍然有启发意义。

近日读法国历史学家奥黛莉·米耶（Audrey Millet）的《全球时尚史》（原书名Fabriquer le désir: Histoire de la mode de l'Antiquité à nos jours，2020；王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3月），深感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说，“今天，对时尚的研究在经济、消费、生产、性别、享乐等不同方面展开，本书的着眼点则是整个社会历史”（第1页）。这一面向“整个社会历史”的研究视角和叙事框架一方面的确使该书有别于同类著作，另一方面也足以引起研究者思考如何使时尚研究融入大历史叙事的史学理论问题。作者自述：“本书详细介绍了时尚体系建立起来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并对其中的关键性部分进行了重点分析，如雅典的腰带、古罗马的系带凉鞋和中世纪的鞋、凯瑟琳·阿拉贡（Catherine Aragon） 的衣橱、殖民主义、非洲的欧式复古风服装、纳粹女裝的乌托邦、青少年时装展。”（同上）其中提及把殖民主义和纳粹意识形态作为时尚体系的关键部分，显然已经把社会政治史作为研究的重要视角。

从该书的内容架构来看，的确是一部以制造欲望和时尚消费为中心的全球时尚通史，从古希腊一直写到21世纪，虽然是以西方为中心，但是也谈到东方各国；从服装、配饰到化妆品，从时尚观念到服饰的生产、销售、传播，在这些多重视角中涉及人类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乎所有领域。全书基本上是按时代为序分十章，“对每个历史时期使用比较学方法论进行考察。生产、制造、明星、精英、消费者、布料、匠艺、赞助；接受与拒绝、性别、身体、强加的风格、服装与裸体、音乐……上述元素在不同时期并不具有相同的重要性，但它们都是相同主题涉及的对象，即共同描绘一个受到喜爱和批判的不断发展的时尚体系”（第2页）。从作者的研究视角和叙事内容来看，该书并非仅仅研究和论述服装等时尚物品的样式、功能、审美风格的变迁，而是更多从时尚的变化中探索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思想文化等历史语境，深入挖掘时尚如何受历史制约、被历史形塑同时又如何参与对历史的改变的种种背景和原因。不过在不到三十万字的篇幅中要承担这样的通史框架，作者显然无法对某些时代或专题做极为深入、详尽的分析论述，因此更准确来说它是一部关于全球时尚变迁的社会文化简史。原书名直译是：“制造欲望：从古代至今天的时尚史”，实际上，无论从全书的框架、研究视角和具体论述来看，这都是一部以时尚变迁为中心的内容丰富的社会文化史性质的著作。与英国学者科斯格拉芙（Cosgrave，B.）的《时装生活史》（The Complete History of Costume & Fashion；龙靖遥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以及露西·阿德灵顿（Lucy Adlington）的《历史的针脚：我们的衣着故事》（Stitches in Time: The Story of the Clothes We Wear，熊佳树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1年）这两部史料丰富、服饰款式论述详细的服装时尚史著作比较起来，奥黛莉·米耶这部《全球时尚史》所具有的迈向历史大叙事的特色和作为社会经济文化史的探索成果是相当突出和明显的。

作为一位造型师出身的艺术史学者和历史学家，作者对于时尚史研究在史学研究中的边缘性有清醒的认识。“众所周知，时尚往往被认为是历史中琐碎而无用的细枝末节。本书关于时尚史研究的相关内容证明了这一点。”（第2页）接下来就是在对时尚史研究的简短回顾中论述了相关的存在问题，比如古典时期资料的不完整，另外就是相关文献资料形式非常单一，在印刷史料中往往缺少关于服装、行为、经济和消费者日常生活的具体内容。还有就是对被认为诞生于中世纪末的时尚的历史分期问题，很显然与大历史叙事的分期有很多不同的划分。大瘟疫、格林纳达的沦陷、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美洲的发现等历史事件，以及欧洲建立特定经济制度、扩大市场和采用技术的速度因相关的地理区域和政治制度而异，这些与时尚史的研究有什么关系？从罗兰·巴特在1957年发表的文章《服装的历史与社会学，一些方法论观察》谈到“服装受政治、宗教和经济的影响，成为一个事件、一个时代、一种同质的现象”（第4页）。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作者对于把时尚史融入大历史叙事中的重要思考。

在“引言”中，奥黛莉·米耶分别从时尚历史的发展、在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中时尚受到的批评、十六世纪以来时尚书籍的出版情况、时尚与服装学科建设的艰难和从二十世纪至今时尚研究的新进展等专题进行论述，可以看作是对时尚史如何融入大历史叙事的研究状况及问题意识的概述。“时尚的历史证明了外表变化的重要性。它还揭示了服装、配饰和化妆品是如何设计和开发的，它们如何参与确立一个社会的边界，以及它们被接受或拒绝的原因。”（第4页）“服饰构建了最主要的表达方式。对服装的社会内涵有意识的操纵，提升了时尚的意义。”（第5页）总之，“时尚的历史融合了心理学、技术史、经济学、社会学、物质文化和文化研究的批评方法。时尚本身是这些方法论的研究核心，它们相互补充，巧妙地将研究对象和理论结合起来。时尚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基本文化纽带，但它永远在制造着欲望。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19页）。这些论述正是显示出这部时尚史的最大特色。

“几个世纪以来，神职人员、哲学家、道德家、政治家和学者都谴责服装和人的外表变革带来的负面影响：虚荣、放荡、欺骗、肤浅、社会等级的混乱或性别的混乱。”（第7页）其实我们对于服装遭受的干预、压制和打击也并不陌生，在社会巨变之后首先发生的视觉变化就是人们眼中曾经熟悉的服装消失了，被新的、代表一种姿态的服装取而代之。随着激进主义思潮和行为的失控，在大街上对已经被规训过的服装体系的再次规训甚至带有暴力色彩，一些老裁缝在脖子上挂着皮尺接受批斗的图像把服装史上的悲剧定格下来。实际上，法律、宗教、习俗和形势对人们穿着服饰的干预自古以来都是很明显的。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官梭伦（Solon）是第一个禁止通奸妇女佩戴饰物和参加城市庆祝活动的人。宗教原则对衣着的限制通常更为持久，在公元前四世纪《利未记》颁布之后，东正教犹太人延续了对亚麻和羊毛服装的禁令。另外，军事征服、胜利和失败也引导了人们对外国服裝风格的接纳或拒绝。在古罗马的社会生活中，衣服着装使贵族与公民、公民与奴隶的身份明显区别开来，在不同的政治或宗教场合，面料、装饰和颜色各不相同；甚至连穿一双凉鞋也受到社会阶层的限制。“服饰是一种歧视性的标志，它使穿着者的身份很容易被识别。托加袍是公民的‘制服’，它与所谓蛮族服装或外国服装之间的差别令它得以保留罗马的价值。服饰创造了一个由相同点和差异组成的关系体系。它表明地位、年龄、性别、所属群体、优越感和自卑感。”但是，“作为一种承载强烈政治符号的服装，托加袍很少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其他方向研究古罗马时尚。从理发到剃须，古罗马人有很多体现差异性的机会，这些对毛发的修饰在被实践的同时，也经常受到批评”（58页）。

有些针对服饰的禁令是非常具体的，而且明确把允许穿着的服饰与地位、财富具体联系起来。英国爱德华三世在1337年颁布的法令将允许穿皮草者的收入门槛从四十镑提高到了一百镑。另外，大约在十一世纪晚期开始流行的一种被称为“波兰靴”（poulaines）的翘头鞋开始流行，顺着大脚趾延伸出去的鞋尖不断伸长，于是爱德华三世于1363年颁布了一项禁奢令，规定年收入低于四十镑的平民禁止穿这种鞋，其他人的鞋尖长度必须小于六英寸，绅士的鞋尖最长十二英寸，贵族不超过二十四英寸，王子的鞋尖长度则不受限制。这种鞋流行的背景是被东征的十字军带回欧洲的技术知识和东方的华丽服饰刺激了贵族们寻找新时尚的欲望（88页）。以法律对时尚的禁令体现了维护社会地位差异、巩固社会秩序的意图。尤其重要的是要看到宫廷制度中的服装特供规定与管理方法，比如十三世纪英国宫廷出现了开设在伦敦塔的专门管理国王服装的部门，首席行政官是亨利三世的裁缝，衣服做好后被直接送往王宫。“国王的裁缝”通常由文员陪同，在宫廷、藏衣室和大型集市之间穿梭，是唯一有权为皇家衣帽间采购服装的代理人（89-90页）。为宫廷特供服装的做法即便放在现代，似乎也可以辩称是出于安全考虑，毕竟很难想象国王和他的高级朝臣像普通人那样从市场或网络上购买“新衣”。但是比生产和进货更重要的是国王及其朝臣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衣着款式与质料是否能够成为一种威严而又不失亲民表象的符号，“它揭示了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所称的‘宫廷社会’的密码。为了维护在宫廷中的名誉和声望，以及不被嘲笑、蔑视，不丧失威信，宫廷中的人必须根据宫廷社会不断变化的规则来调整外表和举止。宫廷社会规则的这些变化旨在越来越多地强调独特性和差异性，以及维持宫廷精英的身份……”（115页）亨利三世的臣民无需细心观察，只要有正常的视觉记忆，都可以发现国王与在他身后的朝臣在服装衣着上有着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和差异性，一种在宫廷阶层内部的不成文服饰规则。在某些历史时期，宫廷服饰及在公众场合的步态、姿势给人们带来了一种特权“密码”的符号化之感，甚至在底层社会的娱乐场中出现了在模仿的笑声中隐含的讥讽。

以宫廷特供和权力密码来维系的服饰体系在1760年以后的英国、法国等地催生了大量讽刺印刷品，英国的新闻自由、个人参政、咖啡馆极大地鼓励了以服饰为题材的讽刺漫画的创作。“这些漫画热衷于嘲笑和散布谣言，描绘令人惊讶的行为，将服装夸张化，甚至故意丑化某些服装。法国大革命之前，服装被用来败坏对手的名声，并成为一种政治工具。”（170页）在今天我们仍然不难想象那些漫画在茶余饭后给人们带来的乐趣，而历史学家更能从这些服饰讽刺漫画中嗅到政治风暴来临的预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服装变得非常政治化，具有革命和反革命的双重面貌”（149页）。攻占巴士底狱成为革命的重大象征，相关图案立即出现在最狂热的革命者的扇子和纽扣上，自由的颜色（红色和蓝色）在帽子、夹克和鞋上欢呼，时尚达人的帽子上别着“为了国家”或“三等级融合”的徽章，象征第三等级的胜利。服装生产商把革命口号转变为营销策略，力图挽救因为面料日益简单和服裝造型简化而流失大量富有客户因而陷入困境的服装业。当大革命在血腥中走入歧途之后，服装也随之发生变化，一种新的反对革命的服装及配饰（细布领带、黑色亚麻布外套、黄色马甲、绿色马裤和白色丝袜）很快就生产出来，“红色和断头台一起被抛弃了”（151页）。

从禁忌到朝廷特供，从自由与革命到反革命的复辟在服装上打下的烙印，无不证实了“时尚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密切，因为创新性和短暂性是它们共同的竞争手段”。在时尚服装研究中能够强调这一研究视角是很有意义的，而更为难得的是作者在欧洲各国王室在政治、外交和军事竞争的气氛中揭示了时尚作为政治工具的重要性：一个处于时尚前沿的王室竟然有助于权力的增长和提升竞争的力量。在文艺复兴时期，政治狂欢伴随着中央集权，在宫廷外交中举行的娱乐活动是展示本国纺织品和服装的奢华的良机，外邦来宾的惊叹声极大地满足了国王和朝臣的成就感。正如作者所说的，“图尔和那里的制造商们令这些象征性的战争在丝绸生产领域得到具体化的体现，为政治权力赋予了美学意向”（107页）。最为典型的时尚外交政治事件是1520年6月弗朗索瓦一世和亨利八世决定为法国太子弗朗索瓦和玛丽·都铎缔结一项和约和联姻协议的盛大庆典，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不是外交事件的结果，而是为了国王的荣耀而进行的不可思议的奢华服饰和财富的展示。在二十世纪，纳粹帝国在服装的种族主义政治化方面走得更远。帝国规定妇女只能穿雅利安人设计和制造的德国风格的服装，1933年成立的德国时装学院（Deutsches Mode-Institut） 在纳粹的支持下统一设计的各个方面，创造出彰显第三帝国特质的“独特德国风格”。纳粹德国的宣传描绘了两种妇女：穿着民族服裝（巴伐利亚束腰宽裙）的农妇和身穿制服的年轻女性，这种服装象征着团结、统一、顺从和群体意识（234页）。在二战结束后，在东欧国家中出现服装规范与多样化并存的景观，作者敏锐地指出：“在城市里，服装正在进行一场破坏计划经济的‘革命’。事实上，时尚鼓励个人表达，由此打破了共产主义的文化孤立主义。20世纪50年代，时尚的年轻苏联人（stilyagi）并不孤单，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群体，比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年轻人（p?sek）和波兰的比基尼男孩（bikiniarze）。他们创造出叛逆的着装风格，构成了西方化的青少年亚文化的一部分。……由于这些团体只涉及少数人，它们不会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威胁，因此它们的越界行为被当局所容忍。”把时尚服装与计划经济联系起来，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角度，在我们的记忆中，曾经最严重的问题不是服装的样式，而是在计划经济中流通使用的那张“布票”。最后，“物资短缺、官方政策、孤立主义和政权更迭在东欧产生了特殊的时尚效应。服装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商品，而体现一门科学或艺术”（290页）。在这些时尚服装与政治关系视角的分析中，时尚服装的社会政治学的核心内容已经呼之欲出，需要的是在跨学科视角和方法论上继续有更深入的论述。

对图像史料的运用无疑是时尚服饰研究的重要手段，作者在书中也有相关论述。比如关于公元前300年到前100年希腊化时期服裝的特殊性，特别是雅典文化中的“波斯化”现象，作者认为在古希腊花瓶和浮雕上的形象证实了这一假设。“这些形象不仅证明了性别或阶级认同，而且证明了民族身份的确立。雅典公民拥有自己的公民形象和英雄形象范式，他们的文化接受能力显示出了他们的优越性。”（26页）还是在古风时期的花瓶图案上，描绘了妇女在屋檐下纺线、织布和缝衣的情景，证实了古希腊时期的“家”同时也是一个加工原材料的家庭经济单位（28页）。在这方面，彼得·伯克的研究提供了更为成熟的方法论，他指出：“服装就构成了一个符号体系。在某个特定的社区里，意义是共享的。……因此，某个人所穿的衣服就向该社区的其他成员传递了各种不同的信息。从画像学研究的层次上看，这是相当明显的。”（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杨豫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7页）他在《图像证史》中提供了一个著名的研究案例：在欧仁·德拉克洛瓦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中，那位头戴高礼帽的男人过去依据他的头饰往往被解释为资产阶级的化身。“事实上，当时的工人阶级有些也戴大礼帽。无论如何，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他穿的衣服，特别是他的腰带和裤子，就可以发现这个人物是个手工工人。”（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82页） 比较起来，有理由认为奥黛莉·米耶在她这部著作中对服饰的“图像证史”论述还有待深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