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基本解决温饱后我们如何追求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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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发展的目标：“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回顾我们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其实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最早对幸福的理解，就是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有一个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记得读大学时，我就定了三大幸福指标，就是要有一间房，一本书，一杯茶。在我的想象中，如果能坐在完全属于自己的书房里，自由自在地一边喝茶， 一边读书，就是最大的幸福了。这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的幸福观，也可以说是做了几十年的梦。因为在我们生活、成长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不但要有一间独立的书房是一种奢望，而且追求“一本书，一杯茶”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因此受到了数不清也说不清的批判。

今天诸位就没有我这样的苦恼，但有一点应该是相同的：每个人最早的幸福观都是立足于物质基础上的幸福，也就是要解决生存、温饱问题。大概在座的一些刚进工厂的年轻朋友，你们首先追求的，还是我当年年的一间房，而且是住房，还不是书房。实际上，我们应当强调物质生活是人的幸福的基本保障。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现在有人宣传幸福不在于物质，而在于个人心灵是否平静，对这样的要求我们“安贫乐道”的说教，应该保持警惕。相反，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物质利益，争取自己的基本生存权和温饱权，物质基础是人的幸福的基本保证和前提。尤其在今天的中国，还有相当部分的人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已经和潜在的失业工人、农民工，还有2009年议论得最多的“蜗居”的“蚁民”。今天我们还是要强调物质对于幸福的基础性意义。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解决了生存、温饱这两个问题以后，还会遇到新的问题，主要是精神发展的苦恼和不幸福感。我们现在面临的也是今天我要重点讲的问题：基本解决温饱后我们如何理解幸福？什么叫幸福地度日？什么叫合理地做人？

三大不幸福

我在准备今天的演讲时，正好看到《南风窗》上的一篇文章，谈到现在企业、公司的白领有三大不幸福。

首先是不安全感。因为这些白领的幸福感全部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他的全部价值都捆绑在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不错的收入上，一旦失去工作，收入降低，人就一无输出，这就产生了极其强烈的不安全感。特别是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失业成为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剑，工作战战兢兢，唯恐得罪上司、老板，不得不主动加班加点，实际上把自己出卖给了公司，还整天惶惶不安。

其二，是突然失去目标的焦虑感。原来目标很明确：要有好工作、好收入，要有房子和车子等等。而一旦目标实现或基本实现，就出现一个问题：有了房子，有了汽车，又如何？反过来想想，自己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透支了健康，透支了感情，透支了生活，这样做到底为了什么？许多人都为此而焦虑。这是可以理解的：人毕竟是有精神追求的，单纯的物质享受是不可能成为人唯一的生活目标的。《南风窗》的这篇文章就提出了一个“心安何处”的问题。老百姓常说：心安是福，只有心有所安，才会有真正的幸福。但是，何处使我们心安，我们的精神的家园在哪里？失去生活目标，失去信仰，找不到精神家园，这大概就是现在基本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的中国人普遍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

另外，很多人还有孤独感。这是这些年来物质生活为中心的发展以及竞争所带来的后果。在无休止的竞争中形成了一个“他人即敌人”的观念，用敌意的眼光看周围的人，以“恶意假设”彼此对待，把别人做的事情都从坏的方面去想，比如现在很多人看到老人倒在地上而不敢去救，因为别人会怀疑你的动机。这样，人与人之间，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感。医生不相信病人，病人不相信医生；老师不信任学生，学生不相信老师。自己释放恶意、敌意，又彼此交换恶意、敌意，这就极严重地毒化了社会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亲情、友情也逐渐淡化。所以，有人说，我们上班是戴着面具的，回家摘下面具后就觉得是孤单一人。这些年，在城市里，特别是在大城市，不仅孩子玩游戏机，连大人也在玩游戏机，其实是借此填补心理的空虚。这样的孤独感、空虚感，发展到极端，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自杀现象。

这一切，都反映了社会的、企业的职工、白领阶层的精神危机。无情的事实提醒我们，在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心安何处”的问题，其核心就是鲁迅提出的“幸福观”“做人观”问题，要对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以物质生活和享受为核心”的幸福观进行反思，以建立一种更为合理的新的幸福观。

政府提出过六项关于幸福的标准，可能大家平时不太关注，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这其实也是一种幸福观。民间对幸福也有自己的理解。比如民间解读“和谐”，说所谓的“和”就是有禾入口，所谓“谐”就是有言皆说、有话都可以说。这也可以看做民间的幸福观：首先，人人有饭吃；其次人人可以自由讲话，不仅仅是言论自由，还包括人的自由精神状态，也就是要追求生存、温饱和发展的统一，物质与精神的统一。

这里的核心就是一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鲁迅有很精彩的论述，这本《鲁迅论中国人和社会的改造与发展里》，专门有一节《致人性于全》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他讲了三句话：第一，“钱是要紧的”，物质是基础，人的本能欲望并非罪恶；第二，“自由不是钱所能买到的”，金钱并非万能，物质不能尽“人性之本”；第三，自由“能够为钱所卖掉”，如果对金钱崇尚过度，就会变成金钱的奴隶，失去精神自由。鲁迅强调，要“致人性于全”，也就是说，要在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精神自由发展之间，取得一种平衡，保证人性的全面、健康发展。

五条关于生活方式的建议

“幸福观”，这不仅是一个价值观，同时也包含着一种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我在北京曾和很多青年志愿者讨论过：我们应当建立一种怎样的合理的生活方式。我讲了五点。

第一，在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前提下，我们应当追求简单的物质生活与丰富的精神生活。这也是从鲁迅的论述里引申出来的。鲁迅说“，生存并不是“苟活”，就是说要追求活着的意义、价值与质量，最有意义、价值的生活就是精神生活，精神实为“人类生活之极巅”，“人生之第一义”，因此，在追求精神生活的丰盈上应该是无止境的，只有在这样的无止境的追求中，才会得到人之为人的幸福。精神的追求高了，在物质追求上就应该有所节制，这就是鲁迅说的，温饱“不是奢侈”，发展“不是放纵”，这就是“简单的物质生活”。其实，朴素、简单，是更接近人的本性的，是一种更本色的人的生活。

关于如何丰富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这是一个大题目，有许多文章可做。这里，只想对诸位提一个建议，就是要多读书，让读书成为我们的生活的重要内容，甚至成为生活习惯。我经常说，读书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空间和时间，人际交往都是有限的；但我们可以通过读书超越时空，和百年之前，万里之遥的古今中外的人交友，这就极大地开拓了我们的精神空间。读书交友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比如我们想到了孔夫子，打开《论语》，就可以和孔夫子对话，读累了，合上书本，孔夫子就走了。这多好，多有意思！

第二，在紧张和安闲、进取和散淡之间取得一种平衡。现代生活是高度紧张化的，是不是可以有点变化？中国道家的传统追求散淡，儒家追求进取，我们能不能在儒、道之间寻去某种平衡？现在也有一种理念叫“慢生活”，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三，在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之间寻取某种平衡。长期居住在城市的人能不能去乡村生活一段时间？因为人在大自然中，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我以前说过一句话：立足天地，仰望星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人的生存方式，也是最理想的教育方式。人流动于城乡之间，是最理想也是最幸福的。顺便对于在座的年轻的父母提一个建议，你们在培养子女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安排孩子每年到农村去生活几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不是去旅游，而是真正的生活，让你们的孩子与农村的孩子一起在田野里疯跑，在河水里游泳，这对孩子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长期生活在城市，尤其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狭窄空间，是会束缚孩子的成长的。

第四，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寻求某种平衡。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手工劳动。因为现代化企业都已实现了机械化，这就带来了人的手越来越不灵巧的问题。手工劳动其实不仅仅是一种劳动，而是关乎人的健全发展。所以，手工劳动是不能取消的。现在很多人设计新的生活方式，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做手工活儿。美国就有手工俱乐部，大家一起织毛衣，男的自己打造皮箱，女的做皮包，全部的活动都是手工完成，在互相交流中显示各自的创造力。

第五，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取得某种平衡。人不能完全把自己局限在家庭的私人生活中，应当适当地参与公共生活。要提倡一种志愿者的精神，把帮助别人作为一种生活的习惯，甚至成为生活的方式。我们不能只在参加志愿者活动时助人为乐，而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只要看到有人有困难，就立刻出手帮助，成为一种本能性的反映。

以上所谈理想的幸福生活，有一个基本思路，就是要在各方面取得平衡：物质与精神的平衡；紧张和安闲、进取和散淡之间的平衡；城市生活、乡村生活之间的平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平衡；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平衡，等等。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的平衡，在我的理解里，这是“幸福的度日”的关键。

本文系钱理群先生2010年3月于宝钢讲演鲁迅的节选，摘自《鲁迅与当代中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