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新史》：书籍史的位置与未来

《旧书新史：书籍与印刷文化研究定向》，[英]莱斯莉·豪萨姆著，王兴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23年3月出版，148页，36.00元

身为历史研究者，我们有时会对自己每日使用的书籍太过熟悉，而产生“近则不逊”之感。换句话说，我们习惯于把书籍当作思考过去的工具，因此忘记了书籍自身拥有的独特历史，无论是作为传承思想之载体，机构典藏之文物，还是市场中流通交易之商品。一些敏锐的学者，例如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和彼得·麦克唐纳（Peter MacDonald），于是开始将目光聚焦在书籍本身的历史上，试图以书籍的写作、出版、流通与阅读（或者说消费）等过程为切入点，构建以书籍为核心的新文化史研究领域。在此过程中，书籍史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性质，使历史学研究与文学以及目录学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共鸣。学科交叉尽管一方面带来了令人瞩目的杰出成果，但同时也因为模糊了学科界限而招致批评。方兴未艾的书籍史研究因此急需一次初步的回顾与展望工作，以了解自身的研究定位并总结可行的研究范式。加拿大温莎大学荣休教授莱斯莉·豪萨姆（Leslie Howsam）的《旧书新史：书籍与印刷文化研究定向》（Old Books & New Histories: An Orientation to Studies in Book & Print Cultur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6）正是这样一本简要评述书籍史研究的现状与定位，并对该研究领域的未来做出展望的小书。目前此书译为中文，并于2023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作为“阅读史译丛”系列之一出版。

豪萨姆的学术生涯几乎全部倾注在有关书籍史的研究之中。她在关注书籍的写作、出版与阅读的同时，尤其重视解读历史知识的传播如何受到出版者的影响，以及这一问题为何如此重要。《旧书新史》出版之后，豪萨姆的研究方向开始集中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书籍研究，例如《付梓过往：不列颠的历史出版，1850-1950》（Past into Print: the publishing of History in Britain 1850-1950, London and Toronto: British Library and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9）与《廉价圣经：19世纪的出版与不列颠及外国圣经协会》（Cheap Bibles: Nineteenth-Century Publishing and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不仅是书籍，豪萨姆还涉及维多利亚时代的期刊，以及从妇女史的角度切入阅读史研究，例如她专门为首位荣获法学学位的女性伊莉莎·奥姆（Eliza Orme）所撰写的文章。2015年退休之前，她参与编写了《剑桥书籍史指南》（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旧书新史》是豪萨姆早期的学术作品，旨在为书籍史这一内容宏富，却有时令人费解的领域提供一个指引。豪萨姆在书中着重谈及了书籍史研究中的学科互动与成功的研究范式，并在最后告诫读者，不要被印刷书籍的“稳定性”所迷惑，文本始终处于流变之中，是读者最终制造了他们所需要的书籍。

书籍，或者说文本的流动性首先表现在书籍作为研究客体时，所展现出的广泛性与界限之模糊。与书籍史紧密相关的三大核心学科——历史学、文学与目录学——分别将书籍视作“一种文化交易、一种文学文本和一种物质工艺品来研究”。那么应如何理解这三大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呢？豪萨姆别出心裁地用一个“学科三角形”来描绘三种学科在书籍史研究中的跨学科图景与可能性。例如利用历史学的方法阐述文学文本中隐藏的阶级、地方、种族与性别因素；或是用目录学的方法呈现版次区别、阅读批注等文本本身所忽视的信息。这些跨学科研究虽然令人兴致盎然，但其跨越学科边界的实践难免会经受不怀好意的审视，甚至冷嘲热讽。豪萨姆认为过分地强调学科壁垒毫无意义，历史学、目录学与文学在处理书籍史研究时不过是采用了不同的方法与视角，只有谦逊地面对三者本身的悠久传统，相互尊重，才能真正促进跨学科研究的进展。

豪萨姆在随后的章节分别评述了几种书籍史研究的成功路径。首先是罗伯特·达恩顿的“循环传播模式”。达恩顿提出了从作者到出版商、印刷商、托运商、书商直到读者的完整循环，这个循环路线中的每一个节点都与各种要素相互联系，共同塑造书籍的生产过程。达恩顿作为书籍史研究的名家，他扎实的史料功夫与高超到近乎是炫技的文笔都表现在诸如《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屠猫记》（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和《启蒙运动的生意》（Mesmerism and the End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Fr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等杰出的作品之中。尽管如此，达恩顿的模式还是遭到了一部分目录学研究者的微词。托马斯·亚当斯和尼古拉斯·巴克（Thomas R. Adams and Nicolas Barker）作为目录学家的代表，在书籍史研究逐渐走向舞台中心时，试图让屈居于其他学科之“侍女”地位的目录学展现自身的特色。二人的努力体现在创造一种和达恩顿相互竞争的循环模式。亚当斯和巴克的循环模式以书籍而不是参与书籍制作的人为中心，因而颠倒了达恩顿模式中要素和力量的顺序。这一模式尽管是一种“静态的地图”，但确实弥补了达恩顿模式中的严重弱点，因为目录学家还考虑到了书籍的坚韧性，它们的趋势不仅是以原初形式存在，而且还经历了新版本、修订、翻译、删节、重述和其他格式的转换，所有这些都反过来受制于它们自己的生存和转换模式。彼得·麦克唐纳则借用社会学者布尔迪厄的理论，进一步修正达恩顿模式，揭示作者或出版商在“文学领域中的非话语地位”，也就是他们在文学话语之外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价值。这一修正将达恩顿“平面”的传播循环调整、拉伸，并呈现出一种立体的，复杂的文学文化的状态。这对于重新编写文学批评的方法而言十分奏效。最后，詹姆斯·西科德（James A. Secord）则通过自己的研究再次强调书籍在复制过程中文本的不稳定性。

在第四章中，豪萨姆转向讨论书籍史在历史研究中可能涉及的层面与议题。首先，书籍是否可以视作一种历史的动因，它与宗教改革或者科学革命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因果联系。其次是分期问题，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确实是一个不由分说的明确分水岭吗？手稿文化与印刷术并存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在书写文化之外还存在着与之相联系又不能等而视之的口头文学传统。这些并行的文化线索极大地丰富了书籍史的历史维度，让单一而明确的时代断线显得武断。最后，豪萨姆还提出了书籍与权力的关系。书籍生产不可避免地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在现代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中，书籍起到了促进作用，正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给出的精彩论述一样。但受惠于书籍而凝结而成的民族国家的权力同样对书籍具有钳制作用。豪萨姆仅仅是蜻蜓点水般地略微触及了公权力审查与版权法对于书籍流通的限制。

事实上，在上述对各学者的书籍史研究的评述中，豪萨姆似乎也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书籍的毁灭。印刷术为代表的大规模书籍复制技术让书籍的保存不再像手稿时代那样困难，然而印刷书籍同样以纸张为物质载体，因此仍不免受到火灾、虫蛀以及腐蚀的威胁。尤其在战乱时代，大规模的兵燹依旧是善本书籍最大的敌人。太平天国时期江南地区藏书的大规模湮灭与商务印书馆“一·二八被难”都是显著的例子。即使在和平时期，现代国家对于书籍的控制与毁灭能力也远胜于昔。无论是出于宗教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甚至单纯是当政者喜好的缘由，大规模禁毁书目在东西方各国近代史中都屡见不鲜。而对于书籍的大规模查禁往往是激烈社会矛盾的表层现象，因此书籍史研究在“书籍的毁灭”这一议题上，可以与阶级、民族斗争，乃至于性别矛盾紧密地结合，将社会学和政治学也拉进跨学科研究之中，在豪萨姆的学科三角形之上构建更为立体的书籍史研究框架。

版权与法律问题也可能超越国家内部司法权力的界限，成为国际问题。图书的传播伴随着“万物商品化”的大潮而成在19世纪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跨国甚至跨洲际的图书贸易与翻译、走私与翻印，都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关注甚至是国际争端。因此，书籍贸易中的法律争议成为欧洲输出自身秩序的体现。尽管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逐渐成为一种共识，但是在进步主义话语的掩盖之下，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样具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性格。因此通过书籍的传播来诠释法律帝国主义的秩序输出和知识殖民，同样是书籍史可资参照的研究方向。

豪萨姆在《旧书新史》中的理论指引，尽管稍显冗长晦涩，但依然具有启发性。书籍研究和阅读史研究作为新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如今已蔚然成风。不过在吸收西方学者的理论的同时，或许也应对有益的“国故”稍加整理。传统学术对于书籍的版本有着极为丰富的研究传统。无论是将其作为“载道”之物，仔细地考订、校对乃至于撰写长篇注疏；还是视其为珍贵的文物，比较不同刻本之间的字体、装帧优劣；抑或是用“六经皆史”的态度将文本化为历史学研究乃至于现实政治需要的文本，中国传统学术内对书籍本身的讨论确实留下了诸多可资借鉴的方法与案例。然而在现代学科分野的冲击之下，版本学、校勘学似乎又沦落到“学科的婢女”的地位。如今的大学历史学教育中，书籍的版本鉴别仅是史学理论或史学方法这类概论课中令人昏昏欲睡的背景知识介绍。学生在学术训练中缺乏鉴别和校对书籍的实践，只能自己在研究中摸索。且不论书籍史研究本身，对于任何历史研究而言，缺乏基础的书籍和版本学知识都是十分危险的。因此书籍史教育理应作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课程，成为大学历史教育的重要一环，同时也可以利用其跨学科的性质，成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建立联系的桥梁。

书籍史的研究同样还面临着现代科技的挑战。网络时代中电子化书籍几乎成为与传统纸质书籍并驾齐驱的载体。而电子书籍是否具有与纸质书籍不同的传播循环逻辑？诸如维基百科、网络博客甚至是视频内容能否成为广义上的文本而纳入书籍史的研究之中呢？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书籍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尤其需要研究者在各学科之间的相互碰撞之中寻找新鲜的灵感。豪萨姆在最后一章中谈到了书籍史的未来，这是一个需要被制度化的学科吗？现在下定论似乎还为时过早，正如豪萨姆的回答中所言，书籍史依然是一个“未形成的学科”。毕竟这本书并非对于一个成熟领域的盖棺定论，而是对方兴未艾之学术问题的阶段性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