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某种偏见，竺可桢给我的印象一直介于谨慎讷言的老实人与埋头做事的实干家之间，算不上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不过在出于工作需要，翻阅了20余卷《竺可桢全集》之后，我对他的看法有了显著的变化。在阅读文献之外，我又趁着工作与旅游的机会，陆续参观了竺可桢的老家，以及他在杭州与南京的故居，一个更为立体的竺可桢形象也渐渐地展现于我的面前。
竺可桢为人文雅，却有自己的定见；他的个性谨慎，可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他在日记中曾经表示，楚人多热情，而江浙人重理性，显然将自己归类为理性冷静型人格。虽然他对自己的科学生涯极度不满，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就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篇经典之作，用谭其骧的话说，“每读一遍使我觉得这文功力之深，分量之重，为多年所少见的作品，应属于世界名著之林”，也不算过誉之辞。不过有些可笑的是，这篇文章在当时却几乎找不到可发表的地方。
担任浙大校长并非出于竺可桢的本意，在任职之后，他还不断地想辞去职务，回归中研院气象所，只是一直无法如愿，可说是一位三心二意的校长。他对自己的浙大时期评价也相当低，称之为“于人无益，于己有损”，只是勉力支撑而已。尽管如此，他对浙江大学的影响仍然是深远的。在他的领导下，浙大不仅顺利度过了抗战的艰难岁月，且在办学规模和教育品质方面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奠定了后几十年的基础，浙大人对他的感恩并非由来无的。竺可桢为学校所立的校训“求是”，可谓中西合璧，是他给浙大留下的最好遗产。在离开浙大后，他也非常关注学校的发展，当得知浙江大学在1950年代被拆分之后，表露出了相当的不满。
至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科院时期，竺可桢作为“事实上的中国首席科学家”（叶维丽语），担任中科院副院长及计划局局长，主持了对解放前主要国立研究机构的接收，以及中科院下属各所的组建工作。他的生平，所涉及的事务不可谓不广，成就也不可谓不大，却又常常哀叹自己的一生毫无作为，在学术上建设寥寥。而这一点，也正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内心独白。
竺可桢与《竺可桢全集》所涉的史料与范围实在太广，这里只能择其一二，与读者分享之。
青年竺可桢
求学哈佛
1910年，竺可桢通过庚款留美考试，乘着“中国号”轮船赴伊利诺大学，学习农业。竺可桢在1960年回忆道，他到了美国以后，发现美国的农科功课粗放，大失所望，所以毕业后才改读气象的。
在唐山与他同班，后来又一起赴伊利诺大学的还有钱崇澍（字雨农）等人。而据他晚年回忆，与他一起在伊利诺毕业的中国同学有严家驺、吴家高、朱维杰、穆藕初、陈榥、杨永年等人。
钱崇澍后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曾担任清华大学生物系系主任和复旦大学农学院院长。钱曾担任《科学》杂志总编辑，与竺可桢在1933年一起赴加拿大参加了第五次太平洋科学会议，并同为1948年第一批中研院院士。1950年钱崇澍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所长，直接受竺可桢的领导，两人可说颇有交集。
在1914年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大约三分之二是通过庚子赔款留美的。而从所学学科看，学习纯粹自然科学的比例并不高，多数还是工科、教育与广义的社会科学。这主要是由清政府自身的目标所致，它在制定庚款留学计划时便规定80%的学生须学习工程、农业和采矿等实用科目。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云：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实际上，在胡适为文的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几个理论科学家。
因此，可以说竺可桢后来由农业转向气象学，成为近世中国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批现代自然科学家，并非当时留学生界的主流，却正好有机会另作出一番事业。
1913年毕业后，竺可桢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研读气象学方向。1915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18年，竺可桢获得气象学博士学位，秋天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担任地理学与气象学教授。
竺可桢对哈佛大学感情颇深，后来有机会出国的时候好几次顺访哈佛。如1933年参加加拿大太平洋科学会议之后，便去美国东部，参访了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地理系，再从纽约赴欧。他到杭州以后又成立了杭州哈佛同学会，任职浙大校长之后，竺可桢定期参加杭州哈佛同学会，还经常邀请访问中国的哈佛教授到浙大作演讲。他平日还会阅读《哈佛大学校友会会报》，这个习惯甚至在浙大西迁时期仍然继续保持。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之后，竺可桢才无法及时浏览相关刊物，只能趁着去重庆开会的时候到图书馆读科学类杂志。不过到了1942年10月，他在贵州又能读到最新的《大西洋月刊》，也可见当时的国际邮件并未断绝。
1944年4月6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收到了1942年4月的《哈佛大学校友会会报》，欣喜万分：“乃美国参战以后第一次见到者，真如多年阔别之友人。时美国参战仅四个半月，而哈佛毕业生死于战事者已十一人，教职员之死于战场者亦三人。”
1939年2月5日，浙大广西宜山校舍被日机轰炸，竺可桢还以英文向《哈佛大学校友会会报》去信通报，并表示敌人的炸弹只会让中国人民更加团结。竺可桢将浙大的校训定为“求是”，一直沿用至今。据他的自述，这也是模仿哈佛大学的校训“真理”。
在学术之外，留美8年也塑造了竺可桢的生活态度。回国之后，他仍然定期阅读美国《纽约时报》、《读者文摘》来了解世界时事，阅读《耶鲁评论》等知识分子刊物，并长年保持每天打网球（坚持了50年）或游泳的习惯，在生活方式上是颇为西式的。到了晚年，由于身体原因，他放弃了这些运动，不过还时常打太极拳和做健身操。
他在1952年中科院的自我检讨中说，1936年，时值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的时候，以宋子文为号召，校友们捐款买了一块赑屃碑送给哈佛大学，他也捐了款。此碑也就是“哈佛三百年纪念碑”，原为1810年嘉庆赏给两江总督松筠之物，现立于哈佛怀德纳图书馆（Widener Library）的西侧。
“哈佛三百年纪念碑”
不过据哈佛大学自己的记载，此碑是因哈佛大学两位校友施祖贤和刘瑞恒两人发起，而不是宋子文。他们两人在南京面见蒋介石，请求将原碑重新刻字后作为礼物送给哈佛大学，并获得了蒋的同意。
此碑上刻文字由胡适所书，共370字，并配上了英文翻译。胡适在其中云：近三十年来，就学于哈佛，学成归国服务于国家社会者，先后几达千人，可云极盛。今届母校成立三百年纪念之期，同人等感念沾溉启迪之功，不能无所表献。
根据史黛西·比勒的整理，在1854-1953这百年中，授予中国学生学位最多的美国大专院校，前三位分别是哥伦比亚大学（1834）、密歇根大学（1300）和麻省理工学院（734），哈佛大学排名第四，为647人。所谓“几达千人”，那是胡适的夸张之说了。
在哈佛三百周年的纪念日，竺可桢又于杭州哈佛同学会作演讲，表示哈佛大学可以昭示我们的一点就是校训：真理。“我们对于教育应该采取自由主义或干涉主义，对于科学注重纯粹抑或注重应用，尚有争论的余地，而我们大家应该一致研究真理，拥护真理，则是无疑义的。”
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阅读
大致浏览《竺可桢全集》之后，竺氏最令我惊讶之处还是他对现代科学各分支学科的涉猎之广、掌握之深，以及在中西文史知识方面的涵养。
竺可桢的阅读习惯完全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榜样。他长年跟读综合性科学刊物，如《美国科学月报》《科学》《自然》《科学美国人》等，对各类科学的前沿知识都有相当了解。在最困难的抗战时期，贵州读不到这些刊物，他便趁着去重庆开会的机会，到美国新闻处阅读新进的科学与知识分子类杂志。纵其后半后，大概只有1950年代的前半期，国内图书馆没有进口这类科学杂志，他才停止了阅读的习惯。1955年之后，他又开始能读到相关文献，但从他的日记看，这种阅读是时断时续的，或许进口渠道还不是很通畅。
1960年代中期以后，能够读到外国刊物的地方很少。竺可桢年届八十，患神经性耳聋，行动很不方便。不过他还是经常坐车或搭公交车，去朝阳门大街上的中科院科学情报研究所和中关村图书馆，阅读最新文献。1967年3月，他读到《科学美国人》上面有一篇日本对外贸易部秘书，曾来中国访问的内田的文章《中国的技术》，做了相当详尽的笔记。针对内田批评中国的工业状况尚停留在日本15年前水平，竺可桢评论说，“他的论断未必正确，他所看到的也不是中国尖端，但批评得对，我们也要注意”。
他还保持着阅读科学和历史书籍的习惯，涉猎范围同样极广，包括物理学、科学哲学、科学史等，乃至各类思想经典，如斯密《国富论》、穆勒《经济学原理》等。举例而言，1945年4月，竺可桢较为系统地阅读了丹皮尔的新版《科学史》，并作了详细的笔记。1951年2月，他又阅读了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并对其中的天文史部分作了评论。
1960年1月，他收到李约瑟寄赠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在之后一段时间，进行了详细的阅读。他评论道，李约瑟阅书之渊博殆无伦比，有些涉及作品，“不但未见其书，甚至不知其名”。同时他也记录了其中的一些引用和理解错误。
甚至在“文革”的高潮期间，竺可桢也依旧手不释卷。1968年3月，在每天读《毛选》之外，他还仔细阅读了美国科学家康诺德的《科学与常识》，并作了较长的评论。此书只是一本通俗的科学史读物，竺可桢认真阅读的一个原因或许是，他1947年去哈佛时，两人有过面对面的交流。当然，他在日记中也不忘指出，作者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学术著作之外，竺可桢也喜欢阅读当时一流知识分子的作品，并常作笔记。1936年3月，他花了不少时间阅读Julian Huxley等所著的We Europeans一书。1938年6月28日，他在《十九世纪》杂志中读到威尔斯的文章History as Poison，记录道“谓目前所教历史，全系各国国家观念之著作，使各国人民互相敌视，结果非养成战争与侵略不可云云”。
1942年7月，竺可桢从图书馆借出法国作家莫洛亚的《迪斯累里传》和《林肯传》。当年8月，竺可桢又花费了不少时间阅读Emil Ludwig的《林肯传》，并作笔记与评论，读完后还赞叹道：此书写来真如小说，但事事有根据，惜中国无此等大手笔耳。他对路德维希的传记评价极高，9月又开始读他写的《歌德传》，同样作相关笔记。
1943年1月，他阅读弗雷泽的名著《旧约全书中的民间传说》和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中亚边疆》。1945年8月，他细读了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中译本，9月又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其阅读清单真可说是文史哲兼收。
空闲时，他也会浏览各种世界文学名著。1937年1月，竺可桢乘轮船赴香港参加远东会议，临行前特意从浙大图书馆借书数本，包括了歌德的《浮士德》与哈代的小说，显然是供路上消遣之用。竺可桢对歌德的兴趣颇大，1943年1月在重庆还购了郭沫若所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他成年后似乎不太读中国的近现代小说，1943年3月读《三国演义》，特意指此书在地理上错误极多。1949年5月，他在上海读了徐訏的小说《风萧萧》之后，还评论道，“我素来不看小说，在炮声中无心读书，故翻阅之”。1949年下半年，他用了不少时间读《水浒传》，算是个少见的例外。
1949年他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之后，更是不时阅读相关领域的专业著作。1970年7月，他阅读钱学森的《星际航行概论》，并感叹自己年轻时的物理基础太差。
《星际航行概论》
竺可桢阅读文献相当认真，1971年他读Scientific American1970年的文章，便发现文中数目字很不正确，“如p.34说印度东部原靠南极洲说成是西部；p.35,Pangaea的面积就200,000,000方公里，说200,000。但从此也可以看出Scientific American的校对工作是做得很差的。”
在这里，不妨以1936年1月和2月为例，简单梳理竺可桢在日记中披露的个人阅读历程和进行的学术工作。为了方便起见，他在这段时间所阅读的部分中文报纸与专业文献，并没有列出来。
1936年1月1-5日，他阅读薛定谔《科学与人之本性》，作了相关笔记，并对关于“科学与时尚”这两章评论道，“科学亦随时势为转易……各种道德之标准因以统起疑问，故中国学生之不尊重师长，欧美男女防范之解放，实因时代性之关系。其次则各项价值是非之相对性之认识，最后则为mass control集群控制机械性”。
1月6日，阅读Detmar著《一个科学家之自述》，记录了其中关于蛇毒的医学作用等。1月7日读了张其昀寄给他的《地理之进展》关于人种地理一章。并评论道，“此文写竣当有八九万字，对于近二十年来之地学可谓无所不包矣。”
1月13日，他在去往上海的火车上读了Haskett著的Radio around the World,摘录了其中关于电磁波理论的历史。1月16日读《纽约时报》Binyon《关于中国之美术》一文，记录了其中关于中西绘画的比较观点。
1月21日，他在下午读《越缦堂日记》，晚上则阅《数学家的话》一书。1月22日下午写就《北京前清之气象纪录》一文，拟登在《气象杂志》之上。
1月23日上午，他翻阅了商务印书馆寄来的《英文中国年鉴》，评论道，此书“可称鸿著。有晓峰之地理、顾颉刚之历史、余青松天文、陶孟和人口，作者共五十人，云五及王雪艇等均在内”。这是商务请他作校对之用的。
1月26日，他参加地质学会第十二次年会。27日，他收到了Kohler书店、黑雪书店的邮包，里面显然是书，当天他便汇了马克给两家书店。
1月29日，他收到《伊利诺大学报》。1月30日，得知《中国之雨量》出版。当天早晨他阅读了美国《科学》杂志中《美国之政府科学咨询机关》一文，记录了其中关于美国科学咨询委员会的介绍。
2月1日，他向Lugac书店汇了二十镑，应该也是作为购书之用。2月2日，至中华书局及世界书店购《天方夜谭》《金银岛》两书，这可能是供他的孩子阅读的。
2月3日，读新收到的Gantis《非洲撒哈拉沙漠》一书。晚上读《纽约时报》杂志中的几篇文章，并在日记中有所评论。又读谭惕吾所写的《内蒙之今昔》，后来也做了相关笔记。
2月4日，阅林语堂《我的国家与民族》，并进行了相关评论。2月5日读Allan写《北京明末清初之耶苏会教士》，自言对关于利玛窦的功绩、南怀仁与康熙之关系等有所了解。他相当关注利玛窦的生平事迹，同年7月5日，又阅读了裴化行所写的《利玛窦对中国科学的贡献》一书，并注意到利玛窦对北极阁观象台也有过纪录。
2月8日，开始读Lloyd的《文化之发生与衰亡》一书，并在10日的日记中评论道，“此书命题甚佳，但内容并不高明。持论既泛而庸俗，所引证据亦未足以服人。”接着又作了大段的评论。
2月11日，开始作《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英文稿。12日与13日读张其昀的《经济地理学》。2月18日，他读了陈长蘅在《经济年鉴》中的《中国人口论》及日本人饭田茂三郎《支那人口问题研究》两文，并作了相关笔记。他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关注其来有自，之后都会注意浏览相关文献，在此前后都有相应文章发表。1949年之后，他还和马寅初、邵力子等人一起提出过不少关于人口问题的政策建议，主张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
2月19日上午他读了Field的《太平洋沿岸经济年鉴》一书。20日阅Bowman《地理与社会科学》，特意摘录了书中所引的加尔司华绥之言，“历史事实告余等以为现状乃一纵即逝，而大同则难期望云，”并评论道，此言实有至理也。
加尔司华绥也即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他于1932年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当时可谓明星级人物。竺可桢似乎对他并不陌生，而特意摘录此句，或许也与当时中日冲突一触即发，竺对时局持极为忧虑的心态有关。2月29日之后的几天，他一直在读Brooks所写的Why The Weather一书。
需要指出的是，二月最后10天，他的阅读量明显减少，主要原因应该是他面见了蒋介石之后，频繁与人商议，并慎重思考是否要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一职。
竺可桢
卷入批判爱因斯坦的风潮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成了意识形态批判的一个对象。而《爱因斯坦文集》在“文革”后的正式出版，也成了中国思想解放的一个小标志。竺可桢虽然不是物理学家，但身居高位的他，也不得不厕身其间，谱写了他晚期职业生涯的一段小插曲。
1951年12月，李四光与竺可桢会面时谈到，周邦立所译卡尔波夫的《论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认为所谓物质与能量可以互相转变是一种唯心主义。关肇直在复审时，主张加一小注：“此说是有实验根据，并非唯心理论。”为此注，丁瓒和何成钧还发生了争执。12月24日，竺可桢到院中，又谈了这个注的问题。
此译文发表于中科院主办的《科学通报》上。当时正值“三反”运动刚刚揭幕，1952年1月12日，中科院开会，要求《科学通报》改变姿态，“过去只介绍科学，应有斗争精神”，并对编译局负责人杨钟健作了批评。
1月25日，《科学通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自我批评的文章，特意把这个注也提了出来，称这“十足地表明了我们是袒护爱因斯坦的糊涂的唯心论者”云云。实际上，根据竺可桢的日记，此注并非报社编辑所加，而此一检讨报告也是在中科院院务会议上通过的。报告之所以会发在《人民日报》上，是由中央文委会所建议的，当时的主任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
第二天，中科院又召开院长会议，决定《科学记录》和《中国科学》停刊，《科学通报》与《自然科学》合并，另组编辑委员会。之后，运动愈演愈烈，持续到了1953年，竺可桢自己也不得不作了几次自我检讨，爱因斯坦的唯心问题只能说是当时的一个小序曲。
1952年之后，《人民日报》还陆续翻译发表了一些苏联学者批评爱因斯坦的文章，但这些只能说是对苏联“老大哥”的跟风。这段时间中国对爱因斯坦总体还是持高度肯定的态度，承认他是伟大的科学家。随着之后中苏关系的破裂，批评爱因斯坦的观点在中国几乎消失，反而有一股热烈宣传相对论的风潮。1960年代初，还开始了爱因斯坦文选的中文翻译工作。到1964年，已经有197篇爱因斯坦的文章被翻译出来。
在中国，有组织的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起于1968年。1968年6月，“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写出了第一篇文章，将“光速不变原理”批评为“自然科学理论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之后陆续又有一些类似的文章发表出来。
不过，批判相对论的高潮，要到1969年下半年才正式到来。当年8月，该学习班完成了一篇名为《相对论批判》的初稿。9月7日，中科院科研生产组发函给竺可桢，希望他组织审查这篇文章，并在9月底前寄回具体意见。
9日，吴有训来竺可桢处谈此事，后者表示“我对于相对论不识门径，批判更困难”。吴有训则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并说关于空间与时间，可看列宁《经验批判论》第三章。
9月11日，竺可桢闭门未出，开始阅读关于相对论的参考文献，并作了相关笔记。尽管他觉得自己只是外行，但还是准备在一二星期内写一个稿子交差。
9月17日，他与吴有训两人在中关村福利楼跟批判小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面谈，才了解了成立相对论批判小组的大致原委。竺可桢在日记中记录道，“我是对物理、哲学都是外行，但对于相对论于人的宇宙（观）影响极大，所以作为一小学生来学习批判”。
到了9月21日晚，他便完成了一篇4000字的初稿，名为《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所引申出来的宇宙观》，从题目可见他还是颇有自知之明的。9月26日，他将改后的文章交给吴有训一阅。据后来所知，稿子转给了《红旗》，但杂志表示该刊不登批评外国科学的文章，所以没有发表。
竺可桢接着回了一封信给院生产小组。信中表示看不出《相对论批判》一文的主要目标是什么。文章的主题似乎是批判同时性论，但所举的例子，如北京、瑞金同时出太阳，并不合爱因斯坦的原意，不能与原文相配合。胡大年就此讽刺道，竺可桢这位外行，“在自学了一个多月的相关物理学著作之后，即能从这位批判者的论点中发现概念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竺可桢尽管是外行，对相对论倒并不陌生。早在1943年3月，他即读过博雷尔（Emile Borel）的《空间与时间》一书，内容是关于相对论的浅近解释。1967年3月，他又仔细阅读了爱因斯坦与英费尔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比之“相对论批判组”成员来，竺可桢可能确实更内行一些。
紧接着，《相对论批判》第一版修改稿在10月完成，并印发全国。同时，中科院又计划于10月23日召开关于此文的特别会议。于是，竺可桢在完成自己的文章之后，仍然继续阅读相关文献，包括马列的著作，罗素的《西方哲学史》，Wilson的《现代物理学》，以及John A. Eldridge的《大学物理》等书，他从入门级的大学物理教材中便发现了，“小组批判文所举例子是不合适的”。
23日当天，他赴中关村福利楼参加《相对论批判》修改稿讨论会，并见到了钱学森、周培源、刘西尧等人，会议共有40余人参加，核物理学家王洤昌则拒绝出席会议。
会议主席表示，此稿是为了发表在《红旗》杂志上而准备的。钱学森说看了批判稿后很受鼓舞，但又认为发表“这个事要慎重”，以及要将相对论本身与围绕相对论周围的东西区分开来，显然并不支持发表此文。接着，吴有训副院长先是批评了爱因斯坦确实是唯心主义者，但又对《相对论批判》一文的具体观点提出了各种不同意见。
会议主席是个军代表，自称是用枪杆子的，但似乎也听明白了这些专家的意思。1969年11月之后，竺可桢仍然在阅读相关文献，包括爱因斯坦自己写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和数种爱因斯坦传记。这大概是因为《相对论批判》的作者很快又提出了第二版修改稿，请包括竺可桢在内的人提意见。
12月23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对第二次修改稿，“我看了两遍还不能了解所以”，而且作者汪容的回答也不是针对他所问的问题。作者倒是相当执着，在1970年元旦那天与竺可桢就文章又进行了一次面谈，似乎还是不欢而散。
由于这些知名学者的抵制，最终，此文并没有发表在《红旗》杂志上。但事情也没有就此结束。
1970年元旦之后一段时间，竺可桢似乎摆脱了这件事情，不再关心相对论问题，只是在5月11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季米亚捷夫的一个评论：“爱因斯坦本人并没有对唯物主义原理进行任何积极的攻击，但他的学说已被各国资产阶级大多数知识分子所利用。”
但那不过是风暴前的平静，陈伯达已经在4月8日指示刘西尧要抓紧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并成立一个名为《相对论问题讨论》的刊物。
5月17日，竺可桢得知“批判爱因斯坦要开万人大会”。1970年6月，《相对论问题讨论》第一期出版。7月2日，竺可桢读了杂志，发现第一篇文章就是修改了好几回的《相对论批判》，不得不自嘲说，“可能我的想法不对头”。
8月6日，为了参加《相对论问题讨论》第一期的讨论，竺可桢又开始读Max Born的《物理学与相对论》。8月10日，他在重读了《相对论批判》等文章后表示，原来觉得文章有问题，现在看来不少“都是我的误会”。
到了8月12日，关于刊物第一期的讨论会正式开始，竺可桢发言谈了半个小时，就“同时性”仍然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8月20日，竺可桢从他的侄孙竺庆那儿了解到，近来中学生都在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了，便把《相对论问题讨论》第一期借给了竺庆。8月27日，竺可桢接到东北军垦农场一年轻人的来函，表示他创立了新的狭义相对论，并假定光速是可变的。
9月7日，相对论批判组与竺可桢等人又作了会谈，并希望把竺可桢去年所写的那篇文章发表在《相对论问题讨论》的第三期上。竺可桢表示文章当时写的仓促，没有再登的必要。
之后，竺可桢又开始阅读与相对论有关的文献。9月下旬起，他花了相当时间阅读美国物理学家Weisskopf在《科学》杂志上最新发表的《二十世纪的物理学》一文。后来吴有训也向他表示，此文写的极佳，他更是认真地重读了好几遍，并做了详细的笔记。
10月16日，他收到了《相对论问题讨论》的第二期，在接下来几天作了认真阅读。11月10日，杂志编辑组给他写信，说第三期拟于年内出版，希望他早日交稿。他回函表示自己刚得慢性气管炎，至少两星期才能改好，不要等他的文章了。
但从11月12日开始，竺可桢还是开始修改自己的稿子，到23日基本完稿，写了近八千字。为了写作此文，竺可桢可算上穷碧落下黄泉，在窘困的环境中搜罗了不少相对论文献，还托中科院图书馆购了十余种新出版的英文书。接着他又修改了几次，最终于12月4日交稿。
竺可桢所不知道的是，相对论大批判的幕后推动者陈伯达已经在庐山会议上倒台，所谓的“相对论批判”也要收场了。
1971年3月15日，竺可桢从中科院物理所党委书记郭佩珊处得知“大批判从上次谈苏联相对论讨论会后发生了问题，现在要从实验出发，一自从引力波，二自从核子物理气泡室出发云，〔《相对论问题讨论》〕三期暂时停顿。”
3月22日，他给郭佩珊写信，要他通知相对论批判小组把稿子寄回来，“待改正”。郭表示三日后交来。显然，竺可桢已经意识到，这场闹剧要转向了。
1971年4月3日，竺在日记中记载“托郭佩珊同志向物理所要回登《相对论问题讨论》第三期文稿，因三期无限期延期出版（由于物理所的两派意见对于该所批评苏联文有出入，所以决意暂时不再出版发行）。”《竺可桢全集》中并未见到此文，或许已经遗失，当然也可能是竺可桢不愿别人看到这篇“业余”之作，自行毁去了。
至少在北京，这场批判运动宣告结束了，虽然对爱因斯坦的正式“平反”还要到1979年。当年北京举办了一个“盛大的纪念集会，庆祝爱因斯坦诞辰一百周年”，恢复了爱因斯坦作为伟大科学家的光辉形象。
《竺可桢全集》，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2013年出版
可桢一生唯谨慎
就像任何一位被用显微镜放大观察的人那样，竺可桢的一生展现出了错综与矛盾的性格。
竺可桢不愿意从事行政，但实际上，他的后半生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做行政工作。不仅是在浙大期间，他总是有辞职的愿望，1955年，当郭沫若批评他不愿陪同苏联专家去西南后，他也意兴阑珊，发起了辞去副院长等行政职务的念头。当然这些想法从来没有成真过。
他对政治的热情不大，内心只愿意做一位纯粹的学者，但所处的位置又迫使他被动地介入20世纪后半期的各项政治运动。尽管并不情愿，他还是写了不少应时作品，也有不少人云亦云之处。他的性格中似乎有敏感与软弱的一面，时时在自我与社会角色之间挣扎，并非马寅初那种斗士型的人物。
就竺可桢被动介入的“相对论批判”而言，此事耗费了他一年多的精力。他在写作批评文章的时候，内心相当痛苦，哀叹道，“我对于天文学本来很陌生，加以记性不好，看过书过目即忘，又没有人能与我讨论，也没人可以请教”。可同时，他却又展现出极为认真的姿态，搜集了包括中、英、德、俄文在内的各种相对论著作，差不多阅读了他可以找到的所有文献，还与蒋硕民、吴有训等人反复讨论，最后完成了一篇他自己都不愿意保留的文章，犹如一头任劳任怨的黄牛。
但同时，竺可桢也抱有对学术的强烈信念，几于至死方休。在“文革”时期，竺可桢依旧保持长时间的阅读文献习惯，否则也不可能完成《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实际上，在动乱最为严重的1967年，也正是竺可桢研究关于世界气候变迁的文献最为勤奋的一年。在当年的日记中，他频繁地在当天的上半部分记录运动开展的情况，而在下半部分做文献阅读笔记。
另一方面，竺可桢为人自律，喜欢遵守规则，常常真诚地自我检讨，同时也厌恶不守规则的人和事。1973年8月24日，他在日记中记载了一件小事，颇能说明他的真实性格：
我近来看Nature和Science，知道吴副院长（当指吴有训）处压积了许多Nature和Science一直不还图书馆。查图书借书证上规定很严格（71年起开始用的借书证），借书数量图书三种，期刊四册，期限图书一个月，期刊十五天。……我认为这是违反图书馆新定规章，做副院长的人，格外应该守规则。（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2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第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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