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民初上海小说界研究》：“兴味”与民初上海文学场

《民初上海小说界研究（1912-1923）》，孙超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出

读了孙超的新著《民初上海小说界研究（1912-1923）》，让我想起一件往事，大约是2013年，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二届“思勉原创奖”揭晓。李泽厚先生的《哲学纲要》、阎步克先生的《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张涌泉先生的《汉语俗字研究》以及罗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获原创奖，范伯群先生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获原创提名奖。思勉原创奖是一个民间奖项，但在当下人文学术领域颇为研究者所看重，这种看重除了评选规范，获奖作品优秀等之外，其重原创、重影响的评选标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当时有位朋友问我，为什么《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能获原创提名奖？为现代通俗文学撰“史”，其“原创性”表现在哪里？记得当时我是这样回答的：从研究史角度言之，二十世纪是最重通俗文学的一个世纪，古代通俗小说、戏曲文学乃至说唱文学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甚至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之“显学”。而就现代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来看，现代通俗文学却被无限地“边缘化”，如传统章回体小说曾经是古代通俗小说最为重要的文体，如今则“隐退”到小说主流之外，蛰伏于“言情”“武侠”等领域，且在“雅俗”的大框架下充任着不入流品的“通俗小说”角色。故现代通俗文学虽创作繁盛，读者众多，但始终不受重视，更遑论为其著史。此为“悖论”，却是实情。范伯群先生倾力为现代通俗文学“正名”，为其著史，当然是“原创”。我引出这一段“往事”无非是想说明，孙超的新著正是在这种“原创”的影响之下、在现代通俗文学已获“新生”的前提之下所作出的一项亦具备“原创”意味的研究工作，值得重视。

《小说大观》

《民初上海小说界研究（1912-1923）》选题是有原创价值的。对于现代通俗文学的研究，经过范伯群先生、黄霖先生、陈平原先生和袁进先生等的拓荒和推进，取得了不少研究成绩，在观念上基本廓清了以往对现代通俗文学家的“误读”和“污名化”，已回到学术研究的理性化轨道，这为孙超的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孙超所做的工作仍然有创新性，他的研究更集中，选择的时空更紧凑，基本上是一个时段（1912-1923）、一个城市（上海）、一个场域（小说界）和一个“公案”（现代通俗小说的“污名化”）。正因为有这样的集中和紧凑，所以他的研究成果也就更细致、更扎实。在《导论》中，著者写道：

在近现代小说史上，有一批以上海为中心，掀起民初小说“兴味化”热潮并主导全国小说界的小说家。他们的主流地位虽在1917年开始受到“新文学革命”的冲击，但直至1920年代初，他们较之五四“新文学家”在小说界仍然占着优势。“新文学家”遂在1921至1923年间对他们发起了文坛“驱逐战”。在1923年“新文学家”取得文坛话语权后，这批小说家便被严重压抑而退居边缘。从此，他们中的部分乃至整体或被贬作“旧派”“鸳鸯蝴蝶派”，或被斥为“黑幕派”“礼拜六派”，或被看成“民初通俗小说家”，等等。这些命名和认识反映的正是这批作家及其小说近百年来一直遭受诋毁、歪曲、批判、误读的不幸遭遇。

这一段表述可以视为本书对研究对象的一个概括，而作者所要做的正是要为这一批作家彻底翻案，既在观念上，又在文本上。于是，当作者“翻检那些早已发黄变脆的报刊，透过重重的历史迷障，在渐渐辨识出那些模糊不清的背影之后”，“有了一种重返民初上海小说界，以还原这批主倡‘兴味’的小说家及其小说历史本相的冲动”。于是就有了这部书，有了一次长达十余年（据作者自述本书前后经营约有十三年）的“翻案”之旅。

《游戏世界》

孙超这部论著的内容既重视研究对象的系统完整，又讲求研究内涵的独特新颖。就系统完整一端而言，本书除《导论》《结语》之外分为十章，内容涵盖面广，基本囊括了民初上海小说界的方方面面。十章内容富于系统性，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第一，揭示作为一个整体的民初上海小说界的创作纲领——“兴味化”和梳理不断自我调适的民初“兴味派”小说家，并以此为基础论证民初上海小说界的特质及其在近现代小说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第二，全面探寻民初上海小说界的创作实绩，以文体为区隔系统梳理了民初上海小说界的创作情况及其价值，如“与时流变的通俗白话章回体小说”“风靡一时的雅化文言章回体小说”“作意好奇以‘兴味’的传奇体小说”“沿传统轨辙书写的笔记体小说”“保留‘说话人声口’的话本体小说”和“充满现代都市‘兴味’的新体白话短篇小说”。一方面系统论述了民初小说界创作的主要文体，揭示了民初上海小说界对传统小说文体的继承和创新，同时也强化其所显示的时代特质和文学创新。其中对“雅化文言章回体小说”和“充满现代都市‘兴味’的新体白话短篇小说”的分析评判颇有新意。第三，探讨影响民初上海小说界的思想文化背景，以两章的篇幅，分置前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民初上海‘文学场’”置于第二章，“民初上海小说界的阅读文化与读者反应”置于第十章。故十章所表述的内容完整、系统。

而就独特新颖来看，本书的最大特色是运用了“文学场”理论，这个理论方法虽然已不新鲜，但对研究民初上海小说界来说是恰切的和富有成效的。对此，作者作了如下描述：

民初上海强大的“现代”都市文化资本为生成辐射全国的“文学场”准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同时使其烙上了深深的经济资本烙印——“市场法则”对“场”内作家具有普遍的制约作用。对于民初上海“文学场”上的核心行动者“兴味派”小说家而言，繁荣的新闻出版市场、成熟的稿酬制度为他们谋食其中提供了坚实的经济保障，使他们成为中国早期的“市场作家”，也就是所谓的“报人小说家”——以著、译小说为谋生手段，同时兼任书局、报刊的编辑工作。 

民初上海“文学场”吸纳各方文人前来卖文为活，报人小说家成为其职业身份，他们以报刊为中心节点、以雅集为特殊形式，形成了“文学场”上传统与现代复杂交织的关系网络。若从文化身份着眼，民初“兴味派”小说家则是一群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江南文人”，正经历着转型期的阵痛。他们一脉传承的对审美、闲适、兴味的追求，使其力主小说以“兴味”为主；其家世出身、兼容“儒士”与“儒商”的文化品性，又促其成为近代第一批职业作家。

应该说，孙超对民初上海“文学场”的描述是准确的、符合历史原貌的，因为这一时段、这一地域和这一群体确是处在一个新旧交替、中西交汇的特殊历史时代，他们的成就、他们的不足都可以在这个“文学场”中找到依据和原因。而其中最能显示其特质的无疑是小说家本体，孙超对这一群体作出了这样的概括：他们的文化身份是一群“走向现代的江南文人”,其特质是“继承‘入仕’与‘游艺’的精英意识”、“脉承‘审美‘与“闲适’的名士风度”和“传承‘儒士’与‘儒商’的文化品性”。这样的概括的确是精当的，也是富有“兴味”的。

《半月》

除上文所说的运用“文学场”理论之外，作者在书中颇为强调研究方法，也一直在实践中体现方法的重要性。尤其是针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这样一个被“遮蔽”、被“误读”百年之久的创作群体，更需方法论的支持和支撑。在书中，孙超详细描述了他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需要重新回到历史中去，在最原始的材料中寻找解蔽的密码，是为“正面看”。可是，仅仅根据当时的背景、当时的作品、当时的论争、当时的影响，依然不能完全看清其历史原貌。我们还需要将一个个文学“事件”、一次次文学“运动”放回历史场景和时代思潮之中，重新顺着时间之流来梳理其脉络，看清其影响，分析其走向，在前后比较中确认它特有的历史贡献，最后才来确定它们各自在中国文学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位置和意义，此为“顺着看”。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一定有其现实的动机，这种研究绝不能完全避免后设价值立场的介入，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借鉴有用的历史资源来丰富现实生活。那么，要想发掘民初主流小说家及其作品有用于当代文学建设的精华，就应该再加上“回头看”的视角。

“正面看”“顺着看”和“回头看”，概括了孙超运用研究方法的主体，虽不无“玄虚”，但行之有效。书中一些重要观点的提出确实与这些方法的运用有关，如：“民国最初十年间以上海‘文学场’为代表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民初‘文学场’，它与清末‘文学场’、五四‘文学场’前后相继，是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三个阶段。”无疑，这种结论的产生与其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密切相关的。

以上从选题、内容、方法三个角度梳理评判了孙超这部论著的优长，这样的评价也绝非说这部论著已无懈可击，一些不足其实与其优长是相伴相生的。譬如，本书一个重要创获是概括了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三个阶段：清末、民初和“五四”时期，为提升民初上海的小说地位作出了贡献，但在具体评述中，也不能就此否定这一脉线索在“五四”以后的实际存在，其所丧失的实际是“主流”的地位。另外，阅读本书还常常体会到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所倾注的情感，但其实这是学术研究所忌讳的，需要适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