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之所以能够通过武装政变夺权成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其显赫的战功及由此带来的崇高威望；二是他有一班谋臣勇将，并在策划政变的过程中很好地拉拢了太子身边的一些人物，还控制了玄武门的守门将士；三是李世民本人遇事果断，出手坚决。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他的王妃长孙氏为他打理了与后宫的复杂关系，建立了秘密而畅通的关于李渊动向的信息渠道。
在史书上，长孙氏被描写成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她是传统政治文化和社会习惯中标准的贤妻良母，不仅为李世民夺权出谋划策，鞍前马后地打点各种关系，而且还在政变夺权之后，帮助李世民克服心理障碍，用温柔的力量化解了李世民的内心困扰，帮助他走出阴影，迅速成长为一代明君。
李世民
政变中的秦王妃
从历史记载看，长孙氏是一位出身高门、知书达理的女子，她的作用好像也就是成就了李世民，自己在历史上并未留下什么。她真的就那么甘心做一个幕后英雄吗？
长孙皇后的特点，是她为李世民做了很多事情，但总是在幕后，或者说在李世民的背后。无论是在李世民夺权的过程中，还是在李世民当了皇帝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她的作为都是围绕李世民的，目的都是为了成就李世民，而没有抢镜头、抢角色。和后来成了唐太宗才人的武则天比起来，长孙氏要贤惠内敛得多。
对于长孙氏来说，李世民就是她的整个世界，成就了李世民也就成就了她自己。李世民在这方面是非常幸运的，或者说是他的魅力所在。不仅皇后甘愿为自己做绿叶，就是一班大臣也都把一切好的谋划归美于他，以至于像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千古贤相，在历史记载中许多时候也都是无迹可寻。
长孙氏生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比李世民小三岁。长孙氏的祖上是北魏的王室，是北朝的名门望族。她的父亲长孙晟是隋朝有名的大将军，母亲是隋朝名士高士廉的妹妹。高士廉就是他和李世民的媒人。家庭环境给了长孙氏很好的熏陶，但历史上关于她的早年生活记载很少，只说她“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
文德皇后长孙氏（601－636）
隋炀帝大业九年（613），十三岁的长孙氏嫁给了李世民。当时，李世民十六岁，正是杨玄感起兵给隋朝带来严重冲击，李渊已心生反隋之念的时候。李世民的母亲早死，从小没有得到多少母爱，所以他对青梅竹马的长孙氏感情很深厚。长孙氏贞观十年（636）去世，终年三十六岁，和李世民一起生活了二十三年，陪伴李世民走过了他的青壮年时期。在李世民夺取政权、治理国家的各个方面，她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唐朝建立后，长孙氏被册封为秦王妃，“时太宗功业既高，隐太子猜忌滋甚。后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就是说，她是李世民宫廷路线的主要执行人。李世民从小是个纨绔子弟，长大一点就是戎马生涯，他的性格中有着强烈的尚武精神和果断刚强的秉性。无论是驾驭手下大将，还是在处理和高祖、后宫及太子等各方面关系的时候，李世民都很容易冲动蛮干，忽略细节。李世民是那种个性张扬、阳刚有余而韧性不足的人，需要耐着性子慢慢打理的事情，他是没有耐心去做的。而处理和李渊的关系，光凭蛮劲肯定不行。正是长孙氏为他妥善处理了和李渊及后宫的关系，否则他可能早就被废掉了。
她在李世民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具体都干了些什么呢？历史记载就这么多，但我们从那几句话可以分析出来，长孙氏肯定为李世民做了不少工作。当武德四年平定了王世充和窦建德以后，唐朝统一全国的战争基本结束，李世民的威望也迅速提升，他被封为天策上将，对太子李建成的威胁开始呈现出来。
李世民问他的王妃：“父皇封我为这天策上将，究竟是何意？”一向聪明的长孙氏已经想到，她的秦王已经有了入主东宫的想法。她说：“殿下是想问，是否有令你入主东宫之意？这很难说。”李世民觉得自己的功劳很大，若坐上太子之位，自觉也问心无愧。长孙妃知道，他那么争强好胜，不甘居于人下，如今既有此心，将来怕是很难再为人臣了。于是，她开始为李世民出主意，开始为他从后宫打探消息，安排内线。这就是“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
太子那边在后宫占有优势，主要是李世民得罪了最受宠于李渊的尹德妃和张婕妤。所以在后宫的最初较量中是李世民输了，也就出现了刘黑闼再叛后，李渊派太子出兵征讨之事。要知道，李建成从唐朝建国被立为太子后就再没有领兵出征了。李渊开始有意识地压制李世民，抬高李建成。后来太子建成能够从杨文幹谋反的事件中脱身，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得到了尹、张二人的内助。
既然太子那边在后宫占据优势，那长孙氏还有什么施展公关手腕的空间吗？所谓“孝事高祖”，正是说她本人是受到李渊喜欢的。武德后期，李世民和李渊的父子关系越来越紧张，许多时候是靠长孙氏弥合的。包括后来李渊被迫做了太上皇，也是长孙氏在为李世民缓和紧张的父子关系。这应该是李渊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彻底遏制李世民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孙氏在后宫的争取工作，还包括“恭顺妃嫔”。尹、张二人是被太子拉拢了，但李渊的后宫妃嫔很多，长孙氏对级别稍微低下一些的妃嫔做工作，效果更好。因为其他妃嫔在李渊耳边吹风的时候，李渊不会太警惕，会觉得更客观。太子拉拢尹、张二人是在明处，长孙氏拉拢其他妃嫔是在暗处。关键时候，更有利于隐蔽和传递信息。
例如，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与尹、张二妃淫乱的情报，就是长孙氏通过其他妃嫔获得的。正是这个情报，为李世民在玄武门安排伏兵一举消灭太子和齐王创造了条件。当时情况很紧急，玄武门之变的前后，长孙氏是最为忙碌的一个人。
第一，是她负责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尤其是来自宫中的信息。她通过后宫的帮助，得知六月四日一早高祖李渊要在海池泛舟，然后才会安排接见他们兄弟，这是在太子、齐王进宫之前控制李渊的好时机。她还调查了从玄武门到海池的路上，只有临湖殿周围最适合埋伏，并摸清了高祖身边有一百名左右的卫士。这些情报，无疑是非常关键的。
第二，是她帮助制订具体方案，包括协助李世民分析形势，作出杀兄逼父的决定。李世民想夺权，又不想留下恶名。关键时刻，一旦犹豫就会坏了大事，也许此时女人比男人更加冷静和理智。而当其他大臣对于李世民父子兄弟之间的你死我活难以置词的时候，只有长孙氏的话能打破这个僵局，她从安慰李世民的畏罪心理入手，来坚定他的决心。
第三，是她负责联络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等谋臣。政变几天前，她根据情报，得知太子那边要先下手了，于是建议李世民赶紧找房、杜二人来商讨对策。李渊对他们早有防备，所以房、杜要衣道士服乔装进入秦王府。
第四，是她在政变发动后的第一时间来到现场。史书记载，“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指长孙氏）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
贤德皇后的温柔力量
越是性格刚强的男人，干了亏心事后，越容易陷入自我谴责、自怨自艾的困境。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的内心就被一种沉重的道德负罪感所笼罩。治理国家的重担很快压到了李世民的身上，他是如何走出政变带来的阴影的呢？
政变当天，李世民趴在李渊胸前大哭一场，多少释放了一些心理压力。但是，从六月到八月，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李世民仍在调整自己的心绪。政变的阴影困扰着他，皇兄皇弟的影子困扰着他，令他不安、紧张并且疲惫不堪。是长孙氏帮他化解了那重重困扰，使他很快走出阴影，走上了励精图治的治国之路。长孙氏可以说是化解李世民人格冲突的温柔力量。
长孙氏是个美人，她有一双美丽果敢的大眼睛，有一双灵巧温柔的纤纤细手，有外柔内刚的个性。她劝李世民面对现实，安慰他说：“太子之位，本不属于任何人。谁得到了，就是谁的。你只是争取了你应该得到的一切。殿下是治国贤才，但殿下不是嫡长子，眼下发生的一切，只是出于无奈，只是一条没有办法选择的路径。殿下走过来了，就该想着继续往前走。回头路是无论如何也没有的。”长孙妃也明白，无论怎么解释，政变都只能是政变，杀害兄弟的事实，永远都抹不去。但她必须让自己的夫君坚信一个信念：这储位，你要么别去争取，既然争取来了，就不要暴殄天物。正是在长孙氏的帮助下，李世民终于拨云见日，找回了自信。
《贞观之治》中的长孙皇后
李世民做了皇帝，长孙氏就做了皇后。作为一国的皇后，如果和后来进宫的武则天相比，长孙氏无疑是非常贤良的。她遵守礼制，遵循法度，一切为了太宗，一切为了国家，甘心做好配角，从无僭越之举。为了配合太宗勤俭治国的方针，她率先提倡节俭，不讲排场，摒弃华丽的服饰。她喜好读书，注重提高自身修养，即使梳头时也不忘把书卷放在面前读上几页。她平易近人，关心手下的嫔妃宫女，孝顺做了太上皇的高祖，严格要求子女，为太宗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后宫和家庭环境。
有时候太宗情绪不好，迁怒于宫人，而这些宫人实际上并无罪过，或者只是一些小小的过失。皇后想要劝谏，但她知道如果为此直接跟太宗理论，只会让太宗更加愤怒，更加懊恼。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她就顺着太宗，也装出很生气的样子，数落宫人的不是，并主动请求要代皇上处置这些不懂事的宫人。然后她就命人把所谓有罪过的宫人囚禁起来，等太宗怒气平息了，再找太宗慢慢分析事理。因此，只要有皇后在，内宫之中从来不会有滥施刑罚的事情发生。
在太宗众多的儿女中，有一个封号为豫章公主，她很小的时候母亲便去世了。皇后收养了这个小公主，而且对小公主的慈爱，甚至超过了自己的亲生儿女。后宫自妃嫔以下，只要有人生病，皇后都会亲自看视慰问，甚至把自己的药膳拿来给病人吃，因此宫中妃嫔，上上下下没有不爱戴这位皇后的。
皇后平时教育儿子们，常常以谦恭节俭为首要之德。太子的乳母遂安夫人曾经对皇后说，东宫器用少，希望皇后奏明皇上，增添些器用。皇后不许，说：“作为太子，就怕德不立，名不扬，怎能怕没有器用呢？”
正是她的这些作为，使得贞观前期的后宫和朝廷都多了一些祥和的气氛。
尽管太宗对她非常信任，但为了避免开启后宫干政的先例，对于太宗谈及的朝廷赏罚和人事安排，她总是尽量闻而不答。她不是不关心，而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帮助太宗。她常常和太宗讨论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借古喻今。当太宗遇到大臣的进谏而回宫发怒的时候，她总能很巧妙地化解。魏徵惹太宗生气，她便穿着朝服，祝贺“主明臣直”，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她反对太宗对其兄长、开国功臣长孙无忌委以重任，提醒太宗要防止外戚干政。
“毒药代表我的心”
贞观十年（636）六月，长孙皇后病体沉重。她病于气疾，已经有些年岁了。气疾在唐朝是一类疾病的通称，比较常见。太宗也有气疾，而自从太宗身患此疾病，皇后便悉心侍奉，在太宗病情加重的时候昼夜不离左右。她甚至把毒药系在衣带间，心想万一皇上有什么不测，自己也不会独自生全于世间。但是对于自己的病，她却基本上是泰然处之。所以说，这位长孙皇后，不单单是一个非常贤德的女人，还是一个非常通达、极富智慧的人，懂得自然和天命，并不贪婪和强求。这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常人却很难做到。
眼看着在医药上费尽了心思，皇后的病情不见好转，太子沉不住气了，有一天对皇后说：“医药都用尽了，也不见母后的病情好转。还是让儿臣奏明父皇，请求赦免天下罪人，度人入道，或许能求得冥福。”这种大赦天下或度人出家为僧的方式，在当时及以前倒也常用，并不是什么离谱的事。但皇后不许，她说：“死生有命，不是智力可以改变的。若为善有福，我向来也不为恶；若不然，强求又有何益？赦免罪人乃是国之大事，赦令是不可随便下的。这都是皇上平素所不为之事，如今又怎能为我一个妇人而让皇上做他不喜做之事呢？真要这样做的话，我还不如尽早离开为好。”
皇后的这番话，于情于理，都让人无法反驳。到底有多少人在临终前可以问心无愧地说“若为善有福，我向来也不为恶”？只是太子身为人子，坐视母亲病重而无能为力，心中难过。但是皇后态度如此坚决，太子也不敢奏明父皇，于是只好私下里找他们的大管家房玄龄，把事情都告诉了他。这位尽职尽责的大管家，想必听了也挺感慨，就告诉了太宗。太宗也很难过，就算大赦是徒劳无益，他也不免动心想试一试，可是皇后坚决不许。太宗无奈，只好作罢。这个皇后实在是太通达、太贤惠了。
就这样，皇后知道自己就要不久于人世了。可是她还有话要跟皇上说，她要趁自己还有口气的时候把要说的话都说了，才能安心离开。当时房玄龄因为犯了点过失，被太宗罢免回家了。皇后知道这件事后，心里一直记挂着，于是对太宗说：“房玄龄侍奉陛下多年，小心缜密，大大小小的奇谋秘计，从来也不曾泄露过半点。如果没有什么大得不可饶恕的罪过，希望陛下不要疏远他。”
皇后又说：“妾的宗室家人，因为妾的缘故而获得崇高的禄位。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德行和功劳，却处于如此崇高的位置，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一旦跌下来就可能有灭顶之灾。为了保全他们的子孙，请陛下千万不可把他们安排在权要的位置上，只是让他们安分守己地以外戚的身份在朝廷里行事就足够了。”
说到自己，皇后说：“妾生无益于人，不可以死害人。妾非常希望陛下不要因我的后事劳费天下，只需因山建坟，陪葬器物用瓦木就可以了。”皇后还是想重述一些话，虽然这些话，这些道理，历史上被人说过不知道多少次，而太宗也是耳熟能详的了。可是熟悉的道理也时常会被忽视，她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离开太宗，所以还是想重述一遍。至少，是她留下的忠告。她说：“衷心希望陛下能够亲君子，远小人，广纳忠谏，尽量减少各种工程建设，停止巡游田猎活动，减轻百姓负担。如果能够做到这些，那妾虽处九泉之下，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妾将不能再陪伴陛下了，但是儿女辈不必让他们前来。我要说的都和陛下说了，他们来了也挽回不了什么，见到他们悲哀，反而让妾心里不踏实。”
皇后说到这里，觉得该说的、想说的都说得差不多了，她从袖子里拿出藏了好几年的毒药，说：“妾在陛下病重之时，曾发誓以死相从，不让自己成为第二个吕后。”
这就是一生贤德的皇后，在临终前所表现出的淡定、智慧以及对太宗和大唐事业的挚爱。几天后，皇后在立政殿去世，她留下了三十卷书，题为《女则》，乃是采自古妇人得失事撰写而成。还有几片散着的文字，论驳汉明德马皇后以不能抑退外戚，使当朝贵盛，徒戒其车如流水马如龙，是开其祸败之源而防其末流。太宗托在手上，览之悲恸，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非不知此乃天命，伤悲也于事无补，但自此以后，入内廷不能再听到皇后的规谏之言，失去一位良佐，所以尤为痛心！”
“后妃之德”
长孙皇后的贤惠与可爱，还体现在她有容人之量。在那个妒妇如云的时代，她亲自为李世民选纳嫔妃，真的是太具有“后妃之德”了。
唐太宗有十四个儿子，还生了二十一个女儿。他后宫的女人自然也不少，但没有超过制度规定的编制。除了少数嫔妃是在长孙皇后去世以后进宫的，大部分都应该是皇后为李世民选纳的。
李世民也爱美色，但他喜欢的是才女加美女型的人，这与他的父亲李渊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李渊好色，来者不拒，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在太原占用了隋炀帝留在晋阳宫的宫女，还把她们带到了长安，立为嫔妃。他看上了当时担任太子舍人的辛处俭的妻子，就把辛处俭贬到外地做官，硬是把人家的妻子抢占为己有。
而李世民在美色面前还是讲原则的。他曾辞退高丽和新罗进献的美女。当得知郑仁基的女儿已经许配人家后，不顾一切都已操办妥当，放弃了宣召郑仁基女儿入宫的决定。
来到唐太宗身边的女子，都是十三四岁的年龄，这也是当时普遍的婚龄。隋唐时期贵族官僚家庭里的女性受到的教育还是很好的，十三四岁的女孩子，大都能够阅读经史、写诗作文了。
唐太宗更喜欢与自己性格具有互补性的女子，就是知书达理、性格温柔的女子，而不喜欢与自己性格相像的刚烈女子。所以长孙皇后、贤妃徐惠、弟媳杨氏都是他的红颜知己。唐太宗还有一位妃子是隋炀帝的女儿，为他生下了吴王李恪。从后来他对李恪的宠爱来看，唐太宗对这位隋朝的公主是非常钟情的。而性格刚硬的武则天，在贞观时期只能是默默无闻。
（本文摘自刘后滨、张飘著《盛唐奠基：贞观之治的开创》，山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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