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英国诺丁汉大学社会流行病学荣誉退休教授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在社会因素对人类健康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卓著。在他与英国约克大学健康科学系流行病学教授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合著的《公平之怒》一书中，两位作者试图证明在贫富收入差距更大的社会中，人们更容易受到各种健康和社会问题的折磨。在其新书《收入不平等》中，他们进一步探究了这些心理问题和社会压力：不平等的概念是如何进入我们头脑的，它如何升高人们的焦虑水平；不平等的社会将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和情绪感知力，又将如何改变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摘发这本书中的部分内容。
《收入不平等》（[英]理查德·威尔金森、[英]凯特·皮克特 著，周媛 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明室Lucida，2023年4月版）
2016年，保守党领袖特蕾莎·梅出任英国首相时，前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出任外交大臣。后者曾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2013年受邀担任“撒切尔夫人讲座”的演讲者。面对台下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学者，他直言，毕竟这个社会上永远会存在一些落后于别人的笨蛋，所以要实现收入平等纯属无稽之谈，“不管你信不信智商测试，智商与贫富差距有直接的关系。毕竟有16%的人智商都在85分以下”。他还用盒装玉米片来形容整个社会，以此表明对不平等状态的支持，因为它能让最聪明的人功成名就，“用力摇晃盒子，总有某些玉米片更容易向上移动”。不平等“对于羡慕嫉妒、争强好胜这些情绪的产生至关重要，而它们与贪婪一样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
不管约翰逊本人是否和那些会往上走的玉米片一样聪明，但对于不平等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那些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都指出，不平等不仅无法推动经济增长，更是经济发展停滞和经济动荡的元凶。在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社会中，社会流动性降低，人们的创新行为也受到限制。而在相对比较平等的国家，人均获批专利数量确实较高。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羡慕条件优越的人拥有的一切，执着于追赶其他人的财富水平，只会诱发人们的生理与心理问题。不过，还是有很多人跟约翰逊一样，误以为贫富差距的产生纯粹取决于个人能力水平的高低。
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的能力、智商与才华天生就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决定了每个人到底能攀升到社会阶梯的哪一级。这种想法是对阶级制度的一种极为流行又颇具影响力的辩护。一般人通常会觉得，我们都活在一个执行精英管理制度的社会中，能力是决定地位的关键。我们把社会想象成一座金字塔，绝大多数人都位于最底层，只有少数人才能爬到顶端，而我们也都觉得大部分人缺少某些能让人爬到顶端的特殊天赋。大家深信能力的差异造就了社会地位的高低，因此倾向于通过社会地位来判断一个人的个人价值、能力和智力水平。这种观念不仅影响我们看待他人的方式，也影响了我们对自己的看法。位于社会顶层的人总认为自己天生就拥有那种“必要的能力”，因此才到达了自己所处的位置；而底层的普通人则认为自己是由于缺少了某种才能，才会沦落到社会底层。
不过，近年来的科学研究无法证明这样的想象是正确的。首先，研究发现，我们在生命中的大多数遭遇，还有我们最终获得的社会地位，都是由完全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或者偶发因素决定的，也就相当于纯靠运气。此外，抛开运气，能力与社会地位之间存在的最重要的关联却和大多数人的想象相反。事实上，社会地位的高低并不是由个人天赋决定的，恰恰相反，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其能力、兴趣与才华。我们还是先来谈一下运气。
不管你是否觉得自己获得了成功，我们都能通过回顾过往的经历，来审视自己现在取得的成就到底有几分取决于运气和机遇。也许纯粹是因为运气好，我们才就读于优秀的学校，遇到优秀的老师，在重要考试中碰到自己擅长的题目，在大学申请中受到某些未曾谋面的人的肯定，或者在找工作时与面试官相谈甚欢。或许一场偶然的会面就能改变你的人生，而升迁机会也会在不经意间从天而降。对生活品质而言，找个合适的伴侣与工作和收入一样重要，但我们更愿意承认机遇与运气在寻找伴侣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而在职场上，我们很少考虑机遇与运气的影响。大家都不介意聊起自己与伴侣的偶遇、让两个人情投意合的机缘，或者是偶然中发现的共同兴趣。
机遇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极其难以预测。虽然对于社会流动，人们大多抱有强烈的阶级偏见，但事实上，很多人社会地位的升降，就连最细致的针对后天教育和能力培养的分析都没办法对其进行预测。此外，虽然社会顶层与底层人群的平均预期寿命可能有10年之差，但这也不能用来解释寿命的个体差异：某些富人会英年早逝，而某些穷人会非常长寿。有些对公共健康问题持不同意见的人会说，就算经常运动、注意健康饮食、不抽烟，最终还是最有可能死于心脏病。最后，我们的人生经历（包括主观体验）是否会触发我们在前一章提到的表观遗传变化，从而影响之后的人生发展，其中有很大的机遇成分。
人们常说气候的形成如此复杂，蝴蝶扇一扇翅膀都有可能改变天气。因此，现在很多人都相信，社会或细胞层面的偶然事件会对我们的人生造成很大的影响。一个人是否会生病、能否取得好成绩、能不能拥有幸福的婚姻，在这些事件中，运气与机遇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科学家担心这些机缘巧合会让他们无法梳理出每件事的因果关系，因此也难以预防负面结果或者对其加以补救。在社会科学中，这被称为“黯淡的前景”——具体解释一下就是，当科学研究遭遇运气或者巧合时，它就不再具有解释效力或实际用途。虽然运气让每个人的生活难以预料，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研究大规模人群时理解平均或群体差异。人生仿佛是一场靠掷骰子决定结果的游戏，根据我们出生时所属的社会阶级，骰子里以不同的方式被灌了铅：虽然每次掷骰子的结果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但多投几次之后就可以看出，某些结果出现的概率特别大，某些则明显很小。所以，说一个人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并不是在否认我们可以证明，比较穷的人总体上表现更糟、寿命更短，或者在一个较为不平等的社会，大部分人都更难取得成功。
我们不是要否认每个人确实有能力、专长和兴趣方面的差异，或者那些位于社会顶层的人确实在某些受到高度认可的能力测试中表现突出。不过，如果将评分依据换成体力劳动所需的技术能力，或者驾驶技术与动手能力，又或者仅靠微薄的薪水省吃俭用度日的能力，那么整个社会的能力分布可能就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有些能力比其他能力更为重要，但我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于如何评判能力高低，而是这些能力差距究竟从何而来。
鲍里斯·约翰逊认为，智商的差别与生俱来，人们拥有某种主要取决于父母遗传基因的“天赋”。这种观念其实并不新颖，至少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开始，有钱或有权的人就已经开始认为不同社会阶级的成员具有不同的生理结构，他们甚至鼓励别人也接受这种说法。在柏拉图的想象中，统治阶级的灵魂都是由黄金炼成的，比他们低一个阶级的人是由白银炼成的，再往下就是铜或者铁。大家都相信不同人群之间先天存在能力差异，并以此来解释为什么会存在不同的社会地位——从顶端的哲人王到底部的奴隶。正是由于这些想法，阶级与种族歧视才会如此根深蒂固。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社会阶级并不基于基因差异。
共有的遗传特征
只要对生存有利，某项遗传特征就会在物种之中扩散，变得越来越普遍。人类之所以有两只眼睛，是因为双眼视觉对日常生活帮助很大。人类祖先定居的纬度高低不同，所以人种的肤色也有深有浅，这是为了提供不同程度的紫外线防护。在几百种灵长类动物中，可以说只有人类拥有眼白，而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巩膜都是棕色的。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物种，因此追随他人的目光、观察别人在看什么的能力对生存是有利的，这也就成了全人类共有的特征。由此可知，如果某种关于智商的遗传特征对生存相当有利，那又怎么可能只出现在少数人的身上呢？尽管如此，有些人群拥有高人一等的智商因而能够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而有些人天生能力有限这种不确实的说法直到最近还被认为能得到科学研究的证实，并且始终广为流传。
我们正变得越来越聪明……
智力水平存在巨大的先天差异这种观念如今开始被质疑。科学研究发现，全人类的智力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快速提高。20世纪80年代，新西兰的一位心理学教授詹姆斯·弗林发现，在许多国家（所有他能获得足够的数据以做出精确的历时比较的国家）中，自20世纪以来，所有人的智商测验分数都在不断提升。如今，这个现象已经众所周知并且得到了广泛的验证，它被称为“弗林效应”。就发达国家而言，科学家已经对美国、15个欧洲国家、4个亚洲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进行了分析，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弗林效应。而在发展中国家或其他新兴经济体中，比如肯尼亚、多米尼克、巴西、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国民的智商测验分数也在近些年突飞猛进。智商测验分数通常每10年就可以提高3分。以2000年的智商标准来看，1930年的人平均智商大概是80分左右，恰好介于“迟钝”和“智力不足”之间。显然，如果我们都比祖父母辈和父母辈聪明很多，智商测验就不再适用于测量我们所谓的先天智力。
弗林表示，许多智商测验测量的实际上是“心理习性”，而心理习性是通过文化传承与习得的，并非是通过基因直接遗传。他认为，现代西方的心理习性似乎佩戴着科学的眼镜：我们习惯通过科学知识的角度，而不是纯粹实用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所以，如果在智商测验中被问到“狗跟兔子有什么共同点？”，正确答案是“这两种都是哺乳动物”（科学分类），而不是“狗可以用来捕猎兔子”（这是一种实用观点，会给出这种答案的很有可能是在西方文化与教育环境之外成长起来的人）。智商测验多用来评估逻辑思维能力、符号思维能力及其影响。另外，由于工作与生活环境存在差异，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可能会更早接触并戴上这副“科学眼镜”。
弗林指出，受社会重视、被教育者传授并且在智商测验中得到奖励认可的认知能力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先天智力的状况则没有什么改变。因此，“智商测验结果的提高，其直接原因是工业革命，而间接原因则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比如学校教育变得更正规，工作和休闲时间的业余活动对认知能力的要求提高，成年人与儿童的数量比例变得更理想，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子互动更加频繁”。换句话说，经过整个20世纪，人类的智力水平之所以大幅提高，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非先天遗传的变化。他还指出，有几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智商目前偏低，可能和1900年美国人的平均智商差不多。
双胞胎研究有什么结果？
为了了解遗传的机制，弄清基因（先天秉性）与环境（后天培育）何者对个人性格特点和行为特征产生的影响更大，科学家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研究那些基因存在关联的个体。其中，对双胞胎，尤其是分开抚养的同卵双胞胎的研究最有成效。同卵双胞胎的基因构成完全相同，就算他们被分开抚养，智商测验的结果也还是比从人群中随机抽出两个人进行测验得出的结果更接近。基于此，科学家才会认为智商主要被基因遗传决定，而环境的作用没有那么大。
不过，如今我们都知道这个研究结果具有误导性。研究结果本身没有错，问题出在我们对这种现象的理解。就算将双胞胎分开抚养，他们的成长环境也还是不会出现太大差异，至少比从人群中随机抽出的两个人更接近。假设有一对同卵双胞胎，他们从一出生就被两个家庭分别领养，他们的成长地点可能不会距离太远，比如说两个领养家庭来自同一个城市，或者拥有相似的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文化背景。这样一来，就算没有一起长大，他们的成长环境也不会差太多。
更为重要的是，细微的基因差异有可能会因为环境影响而被显著放大。比如说，有些人也许是由于先天基因的缘故，在体育运动方面可能会比其他人表现得好一点，因此，他们可能更喜欢运动，也练习得更多。他们或许会被选为校队运动员，接受专业指导，水平突飞猛进。从这个角度来看，能力上微小的先天差异会因后天培育——不同的发展路径、不同的环境选择——放大为巨大的个体差异。这个道理可用于解释几乎所有细微的先天优势或秉性，比如有些人很早就学会了阅读，或者展示出了音乐或数学方面的天赋，或者是对各种事物都表现出好奇心。只要出现某种能力倾向，我们就会更加投入到这项活动中，更加享受这个过程，表现也更好，会因为获得的成就感而继续在这个领域深造。因此，我们总是会选择从事那些能发挥自身专长的活动，选择适合自己的环境，做那些我们本来就比较擅长的事。如此一来，细微的生物遗传差异轻轻地把我们推向某个特定的方向，通过我们自身的选择，这些差异不断放大与发展。这个现象在双胞胎研究中也存在。无论是共同成长还是被分开抚养，很多研究认为双胞胎身上之所以存在差异或者相似之处，都是他们的遗传基因造成的；但实际上，这反映的是，基因中原本微小的差异或相似之处后来被个体自主选择从事的活动与所处的环境一步步放大。
以下几个具体事例可以让大家了解这个过程是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展开的。我们应该先看一看这个关于儿童年龄的差异，而不是基因优势的例子：儿童年龄的偶然差距给某些孩子带来了生理上的微小优势，这些优势后来会被放大，就像基因优势在后天变得越来越显著。
我们对儿童的入学年龄有明确的规定。举例来说，今年入学的学生必须在九月一日之前满五周岁。那么那些在九月一日之后不久满五周岁的学生明年入学时，就会比班级上那些当年八月底满五周岁的同学大出将近一岁。这些班上年纪最大的学生与其他同学相比，在发展上有细微但很关键的优势。研究结果表明，这些晚一年入学的学生在各方面的表现都会更好：学习能力较强、朋友比较多、经常被选为班干部，而且未来也更可能取得成功。有项国际研究针对16个国家展开调查，在其中10个国家发现，就读小学的相对年龄对于考试成绩有长期的正面影响。
过去，大家都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夏天出生的孩子前一年冬天还在母亲子宫里发育，比较容易受到母亲孕期感染的疾病的影响。不过现在我们清楚地知道，不管入学年龄的界限卡在哪个月份，只要在班级里年龄较大，就会拥有长期的优势。如此微不足道的发展优势能在班级互动过程中被逐渐放大，就好像能力或者技能方面的细微遗传差异，会在个体主动选择外在环境或者被外在环境筛选时通过实践而不断放大。
这个现象也同样出现在职业冰球球员身上，一月到三月出生的球员数量比十月到十二月出生的整整多出一倍。图6.1显示的数据是美国和加拿大被挑选进入国家冰球联盟打球的球员的情况。青年冰球联盟（入选后就能接受集训，并获得其他比赛机会）的年龄限制一般设置在一月一日，所以在年初出生的选手普遍比年末出生的队友更高大、更强壮、更敏捷，也发展得更好。他们在起跑线上就已经领先其他人，有更多的机会加入精英培训计划、参加海外比赛、申请到奖学金，因此其发展道路就会有所不同。如今，大量研究已经在包括足球在内的至少14项其他运动中确认了这些过程的存在。
图6.1：同年度里年初出生的选手更容易进入国家冰球联盟队伍。
运动能力或许比某些人预期的更能帮助我们了解与社会流动相关的能力。人们往往以为身体能力与心智能力毫无关联，不过近期有研究发现，运动能力靠的不仅仅是体能，能够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快速处理外部信息也很重要。有研究发现，在一系列所谓“执行功能”的认知能力（包括工作记忆、心智灵活度和自控能力）方面，无论是男性足球运动员还是女性足球运动员，联盟球员的表现比非联盟球员更优秀，而甲级联赛的球员又比乙级联赛的球员更优秀。同一项研究还发现，“执行功能”的测验结果也能够用来预测球员在比赛中的得分。这就提醒我们，不能随便说某个人仅仅是“四肢发达”，就好像他们的四肢不是由大脑指挥的一样。毕竟，我们不会说某位出色的小说家靠的只是好钢笔或者好键盘。
出生日期会影响学校或者球队的选人结果，而这种由某种原因造成的细微能力差异会通过每个人选择从事的活动逐渐变大。与此类似，由遗传基因造成的微小差异也会被不断放大。另外，从事某些活动有助于培养我们的技能或能力，不过，我们向来都忽略了这些活动的重要性。举例来说，或许某位钢琴演奏家的遗传基因确实带给了他一些先天优势，让他在小时候选择学习钢琴，并以钢琴演奏为职业，但决定其演奏能力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是练习。
在某项活动上具有细微的基因优势或许会影响一个人的发展，因为我们会从比别人做得更好的事情中得到乐趣与满足，这使我们继续在具有最大的相对优势的领域中不断钻研这是经济学的重要原理，或许对于生命进化来说也是如此。这种现象在兄弟姐妹中可能尤其显著。如果哥哥姐姐很爱运动，那你可能就会比较爱看书；如果他们很务实，那你可能就比较古怪。这种让兄弟姐妹区分彼此的机制或许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研究发现，与在人群中随机挑出两个人相比，手足之间的相似度其实并没有特别高。事实上，我们替自己创造的主观定位比外在的实体更重要。
可塑的大脑
过去数十年的研究颠覆了我们对大脑（以及心智）究竟具有多大的可塑性与发展潜力的认知。目前，有几项研究通过扫描大脑证实，当我们通过各式各样的学习与实践过程锻炼心智的“肌肉”时，我们塑造了大脑的结构与功能。有一项著名的研究发现，伦敦出租车司机在习得专业知识之后（而非之前），大脑中主要用于三维空间定位的海马的体积变大了。（为了取得驾驶执照，出租车司机必须通过严格的测试，包括在不看地图、不使用卫星导航系统、不通过无线电救助的情况下记住伦敦市内的2.5万条街道和320条主干道的位置。）与此类似，跟音乐爱好者与不懂音乐的人相比，职业音乐家的大脑结构也因为接受过高强度的训练而发生了变化。另一项研究发现，学习杂耍的志愿者的大脑在负责处理与存储复杂视觉运动的区域发生了变化。其他研究也在学习第二语言的人、打高尔夫球的人、跳舞的人、走钢丝的人，以及连续两周每天练习15分钟镜像阅读的人身上发现了类似的大脑变化。而另一项以备考的医学院学生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发现，这些学生在吸收大量抽象信息后，大脑灰质的特定区域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毫无疑问，练习和训练能让大脑更好地适应我们从事的活动，从而使我们做得更好。建筑师、足球运动员、律师、心理学家、音乐家、细木工、警察、会计师、汽车修理工和艺术家的大脑都会产生某种改变以赋予他们特定的能力，有时候是强化了原先的能力倾向，而正是这种倾向导致他们对某个领域产生了最初的兴趣。不止年轻人的大脑是这样，中年人或老年人的大脑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虽然大脑可塑性在老年阶段会降低，但研究发现，即使是老年人的大脑也还是会对大量的环境与训练刺激产生反应。人生会出现变化，而大脑则会有所响应。因此，童年时期的成长环境或者学校的糟糕教育条件造成的限制不会是永久的。
研究证据表明，通过智商测验测量的会带来经济与社会优势的“智商”，其发展方式与出租车司机、音乐家或者泥瓦匠的专业技能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到目前为止取得的对人类大脑可塑性的了解表明，无论是社交、艺术、数学、空间、语言、实践、音乐还是肌肉运动，所有这些方面的技能或能力的发展方式都基本相同。另外也不要忘了，大脑的发展同样会受到孕期压力、童年成长环境、后天培育、教育和校园生活、家庭环境、尊重与爱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不同的环境
天生的能力决定了每个人在精英管理制社会中的地位，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相反，儿童表现出来的能力以及他们长大后拥有的社会地位，都深受家庭社会地位的影响。至今已有数量众多的研究表明，贫困的生活会对儿童的认知能力造成损害。研究也有力地证实了，出身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力更低，这反映的是，贫穷导致家庭环境给孩子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而积极的激励却更少。这些针对贫困家庭儿童开展的研究表明，他们之所以在认知方面有缺陷，是外在因素造成的，并非与生俱来且不可改变。
有一项最近的美国研究使用磁共振成像技术扫描了（最多达七次）一些年龄在五个月到四岁之间的儿童的大脑。在比较了来自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后发现，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大脑灰质（包括神经细胞、树突与突触，是负责认知、信息处理和行为调节功能的重要区域）体积较小。虽然在五个月大的婴儿身上，大脑灰质不存在明显的规律性差异；但在四岁大的儿童身上，家庭条件较差的儿童与来自最富裕家庭的儿童相比，其大脑灰质体积小了20%。这种差异无法用出生时的体重、婴儿期的健康状况或者出生时的头部尺寸来解释。同时，产妇抽烟、孕期酗酒、生产并发症、显著的语言或学习障碍，以及其他风险因素也在研究初期就被排除了。而随着这些儿童长大，在贫富悬殊的环境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大脑灰质体积的差异也会变得越来越显著。
其他研究也证明，如果这些儿童的家庭长期处于贫困中，相对贫困对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伤害也就更大。关于英国千禧一代的研究数据显示，生长在贫困家庭的儿童不仅在三岁、五岁和七岁的时候认知能力较弱，而且如果他们持续生活在贫困的家庭环境中，贫困对其认知能力的影响就会更为显著。20多年来，已经有许多研究证实，一个家庭的相对贫困状态持续得越久，儿童认知发展受到的损害就越大。有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对三岁儿童的认知发展水平造成的影响比其他因素要大，包括母亲是否患有抑郁症，或儿童是由单亲、双亲还是同居伴侣抚养长大。
贫困之所以会损害认知发展，似乎是由于压力与缺乏心理激励。有一项研究提取七个月、十五个月和两岁大的幼儿的唾液，并测量了唾液中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浓度。研究发现，贫困家庭的儿童认知发展受限，跟他们体内皮质醇的浓度相关，这表明贫困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压力造成的。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分析了儿童受到的心理激励、父母的教育方式、物质条件水平和儿童的健康状况。他们发现，这些因素可以充分解释贫困对认知发展的影响。许多研究指出，如果贫困家庭的儿童能够享受针对父母与儿童的社会福利服务，比如美国的“早期开端计划”，那么他们的表现就能有所改善，贫困造成的影响也能因此抵消，而这证实了心理激励的重要性。
如果父母因为不平等的影响，无法保证孩子能在资源丰富、心理激励充足的发展环境下成长，孩子就可能会错过某些关键的发展阶段，之后的学习成就也会受到影响。如图6.2所示，在美国，父母从事专业性职业的儿童与劳工阶级家庭或领取社会救助金的家庭的儿童相比，在童年早期接触到的词汇量明显比较大。
图6.2：来自劳工阶级或家中领取社会救助金的儿童，接触到的单词量比父母是专业人士的儿童要小。
图6.3：家庭背景如何随时间的推进影响儿童的学习表现。
教育不平等是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对这一点的最引人注目的解释来自一系列针对英国儿童展开的研究。这一系列研究长时间跟踪记录这些儿童的学习表现，比较了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取得了较高成就与较低成就的儿童。这些研究最近得出的结果显示在图6.3中。研究者比较了来自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儿童在学习上的长期表现。他们都在7岁时接受了第一次测试（测试结果以高、中、低标示在左侧），图表中的曲线代表他们的学习进展，分别记录了他们在11岁、14岁、16岁、18岁以及读大学期间的表现。
无论最初的测试结果如何，随着他们逐渐长大，家境贫困与家境富裕的儿童在学习表现上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实线与虚线之间的距离）。家境最富裕的儿童要么一开始就能取得相对不错的成绩，要么会逐渐提高自己原本偏低的分数，因为教育会改善他们的学习表现。相比之下，家境较差的儿童即使一开始的测试成绩位于中上等，此后也会慢慢退步。贫困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家境富裕的儿童虽然七岁时测试成绩处于中下等，但他们最后能超越，或至少赶上那些家境贫困、一开始表现更好的儿童。我们应该记住，图6.3的年龄起点为7岁，而在此之前，家庭环境已经对儿童的认知能力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
总而言之，图6.3显示出，是家庭环境而不是人们一直以为的“先天”能力影响了儿童的长期学习表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适应力的研究发现，在某些国家中，最多有70%的贫困儿童在学习上具备适应力；但是在英国，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儿童能克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限制，取得超出预期的学习表现。结合图6.3，很显然，认知能力发展与智力上的差异是不平等的结果，而非其原因。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