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里的政治：塞维涅夫人的朋友圈

《爱从不平静：塞维涅夫人书信集》，[法]塞维涅夫人著，王斯秧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8月出版，344页，69.00元

作为法国十七、十八世纪书简作家的杰出代表，塞维涅夫人（Madame de Sévigné，1626-1696）与哲人伏尔泰分享“不朽者”的荣光。后者写作技艺高超，令腓特烈大帝倾心不已——据说一日收不到伏尔泰来鸿，大帝便寝食难安——后来直接将哲人召来宫廷担任文学顾问，以慰饥渴。与之相似，塞维涅夫人书信经人转呈国王御览后，也得到很高的评价：太阳王路易十四的评语是“极为风趣”。然而，照塞维涅夫人《书信集》（中译本定名《爱从不平静》）编选者杜舍纳（Roger Duchêne）的看法，太阳王读到的是经过严格“筛选”的书信，未免以偏概全。倘若他能读到书信全集，或许会做出截然不同的论断。

从文学史看，推崇塞维涅夫人书信艺术的历来不乏其人。同时代的悲剧作家高乃依、思想家帕斯卡尔以及小说名家拉法耶特夫人（Madame de La Fayette）无不赞赏她亲切、自然的文风，认为这一“家常体”堪与蒙田媲美。十九世纪文艺理论家圣伯夫在名著《女性肖像》中用整个章节评述塞维涅夫人的写作与“风雅”（galant）社会风尚之间的联系，断言其文风与拉封丹相近——“精炼而自然”。小说家普鲁斯特对圣伯夫这位理论权威一向不以为然，唯独认同他对塞维涅夫人文风的解读——小说家本人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提及塞维涅夫人不下四五十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当代英国著名传记作家南希·米特福德在《太阳王：凡尔赛宫的路易十四》一书中在不同场合直接引用塞维涅夫人多达十余次，可见这位书简作家对于“还原”历史是何等重要——“如果没有塞维涅夫人的书信和圣西蒙公爵的《回忆录》，后世对十七世纪法国社会生活的了解就会缺少很多细节”。

的确，塞维尼夫人的书信内容广泛，涉及路易十四时代社会、经济、文化、宗教、医学、教育、时尚等各个领域——如当时巴黎和外省的生活状况，人们聊天的题材，剧院上演的戏剧，以及贵族的婚礼，商人的旅行，温泉的疗效，乃至贸易往来，商业纠纷，军队调动等等，无不奔走辐凑于她的笔端。诚如伍尔夫在散文集《飞蛾之死》中所言：“她（塞维涅夫人）的十四卷书信集包罗万象，就像她所拥有的那些森林一样广阔。”

包罗万象固然是其长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引发无聊、庞杂之讥。作者本人自承下笔汗漫，不知所止——“我的笔就像一个冒失鬼”——由此益发坐实旁人的指控。事实上，正如文学史家贝尔纳·布雷（Bernard Bray）指出的那样，尽管塞维尼夫人书信与新闻报道极为相似：“夫人之尺牍实为一种日报（Journal）……写当日之新闻，报告其女以城中、宫廷中、军中所发现之事实”，然而作者并非兴之所至，随意涂抹，相反，其题材多为“有意为之的选择”，其风格则属于西塞罗所谓“考究的随意”，或“苦心经营的漫不经心”（calculation of carelessness）。著名文学史家居斯塔夫·朗松在《法国文学史》中也做出类似论断：塞维涅夫人“写作自然，并不意味着写作时漫不经心”。从这一角度考量，在贵族闲逸生活的表象之下，作家尚有更高的追求——即为后世留下“路易十四时代历史的特殊记录”（1725年版《书信集》“序言”）。其记录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在官方编纂的正史中，后人无论如何也无法读到如此轻松愉悦却又发人深省的文字——表面云淡风轻，实则暗藏机锋。明乎此，或许唯有从政治角度切入，才能真正读懂塞维涅夫人其人其文。

塞维涅夫人

塞维涅夫人1626年出生于勃艮第的一个贵族家庭，1644年和塞维涅侯爵成婚。婚后不数年，丈夫在决斗中丧生，塞维涅夫人携一双儿女迁居巴黎，以美貌与才情成为名闻遐迩的沙龙女主。与之交往密切的政坛名流包括（但不限于）财政总监尼古拉斯·富凯、红衣主教雷斯（cardinal de Retz）、箴言作家拉罗什富科公爵、法兰西头号战将蒂雷纳子爵（vicomte de Turenne）以及塞维涅夫人堂兄、传记作家比西伯爵（comte de Bussy）——上述诸人出身各异，秉性不同，他们唯一的共同身份是“异见分子”，由此遭到太阳王摒弃和惩处。在震动朝野的财政总监富凯庭审过程中，塞维涅夫人尽管不敢公开与国王叫板，但她忠实记录控辩双方的每一个细节并通过书信及时向外传播——本身便表明她的态度和立场。

富凯是红衣主教马扎然的得意门生，才干出众但生活浮夸。在应邀参观富凯的豪宅沃子爵城堡后，国王路易十四再也不能忍受他的张扬和“僭越”——于是授意心腹科尔贝，以贪腐罪名将富凯拿下。根据“即时通讯员”塞维涅夫人的记述，作为资深法律人士，富凯在庭审交锋首个回合便牢牢占据上风。他首先对国王任命的特别法庭之权威提出质疑，认为根据法律，只有巴黎高等法院才有权审理此案。当法官回答该法庭是经过国王特许而设立之时，富凯声称，“这只是当权者的意志。并不代表这一做法正确”。在塞维涅夫人笔下，富凯沉着冷静，有理有据，通过庭辩将所有罪名洗刷殆尽，相反塑造出一个忍辱负重、黾勉于公的大臣形象。尽管如此，国王仍下令判处富凯终生监禁——因为此人“掌握太多国家机密”。

红衣主教雷斯是塞维涅夫人姻亲，“投石党”动乱期间担任巴黎大主教。为扳倒首相马扎然，他加入乱党，1652年兵败被俘，囚禁于南特监狱。不久，他越狱潜逃至罗马，得到教皇赏识。在教皇斡旋下，雷斯获国王恩准返回法国——前提是他必须宣誓永久放弃巴黎大主教职位。雷斯在凡尔赛宫受到冷落，决定退隐洛林乡间，著书自娱。其传世之作为《格言集》，其中名句如“有些缺点比美德更能清楚地证明一个人的优秀品格”以及“天下之事莫不有其决定性的瞬间”等颇能见其怀抱胸襟。此外，他晚年的《回忆录》与圣西蒙公爵同名著作一样兼具文学和史料价值，在学术界享有盛名。对于这位胸怀壮志却无端遭到罢黜的政治家，塞维涅夫人深表同情。1680年，她造访南特城堡，在雷斯被囚之所大发感慨，既慨叹其人生遭际之不幸，又哀叹国之栋梁无能为用。言下之意，不胜唏嘘。

如果说雷斯红衣主教是“投石党”运动的宗教领袖，拉罗什富科公爵则堪称其文学领袖。公爵出身名门，一向热衷政治。早年曾加入推翻权相黎塞留的秘密政治活动，屡屡受挫。在随后兴起的“投石党”运动中，他投笔从戎，披坚执锐，在巴黎巷战中不幸双目被刺，被迫退出战斗，并永久告别政坛。据说他余生唯一的赏心乐事，是一早从隐居的乡郊长途跋涉，克服艰难险阻出席塞维涅夫人和拉法耶特夫人沙龙，兴尽之后再徒步返乡。公爵视拉法耶特夫人为红颜知己（二人数度传出绯闻），但同时更钦佩塞维涅夫人的“豪侠之气”。公爵病逝后，塞维涅夫人伤心不已，唯有展读《箴言集》遣怀。

蒂雷纳子爵是雷斯红衣主教和塞维涅夫人共同的朋友。子爵骁勇善战，屡建奇功——拿破仑推许他为十七世纪欧洲最优秀的军事将领，然而在路易十四宫廷，子爵却被目为“异类”——因为他出身于胡格诺教派（尽管他于1668年被迫改宗天主教，但仍难获取国王的绝对信任）。1672年，法荷战争爆发，子爵奉召出征——临行之前他和雷斯红衣主教告别，并表示此役后倘能全身而退，定当效法雷斯，退居乡间安度晚年。路易十四好大喜功，初战告捷后即返回巴黎接受各方隆重庆贺，而留下蒂雷纳辅佐孔代亲王（prince de Condé）继续征战。1675年7月，子爵临阵不幸中炮身亡。在写给女儿格里尼昂夫人的书信中，塞维涅夫人第一时间报道了这一噩耗——尽管文字中没有血腥战争场景的详细描述，但作者的栖惶之情跃然纸上。“蒂雷纳死了，亲王殿下还在德国浴血奋战，整个法国痛心不已。现在我六神无主，只盼着战争早日结束，您的弟弟能够平安归来。”简而言之，塞维涅夫人最后总结道，“战争就是一场灾难”。的确，塞维涅夫人对路易十四发动的历次对外战争深恶痛绝：战争夺去了老友的生命，也造成她儿子终生未愈的心理创伤——归国不久，他便黯然辞去军职，表明自己对时局极度失望。

相比而言，在以上人物中境遇最为悲惨的非比西伯爵莫属。早在1640年代，伯爵便因反对权相黎塞留被捕入狱。获释后又踊跃参加“投石党”运动，运动失败后再度被关押于巴士底狱。尽管他早年跟随蒂雷纳子爵征战佛兰德斯，立下赫赫战功，但在国王眼里，所有功劳都无法抵消他的“恶攻”罪——1658年，比西伯爵在《高卢名媛情史》一书中编排并散播宫廷绯闻秘辛，暗讽国王纵情声色。国王起先对此书根本未曾留意，经人举报后取书来读，果然发现字里行间“种种影射”。1660年，比西伯爵第三次被判处监禁，五年后获释——条件是此后余生，他只能被“圈禁”（字面意义上）于勃艮第庄园之中，不得越雷池半步。十七年后，国王恩赐比西伯爵“解禁”，然而此时后者已垂垂老矣，根本无力出行，最终在庄园府邸抑郁而终。

塞维涅夫人为比西伯爵大鸣不平，不仅因为二人自幼友善、情义深长——夫人与伯爵往来书信数量惊人，在书信集中排列第二（排首位的是其女格里尼昂夫人，占据书信集三分之二篇幅），更因为她深信伯爵书中所描绘的宫廷绯闻并非向壁虚造，恶意诽谤，而是实有其事——她可以凭借亲身经历加以证明。比如国王情妇曼特农夫人的突然发迹——“毫无疑问，他们很清楚为什么一贫如洗的寡妇突然有了自己的房子，马车还有仆人；也知道为什么她过去钟爱的普通优雅的、看上去像修女穿的黑色长袍现在却换成了上等的丝绸布料，上面还点缀有真正的金线刺绣花纹”。原因只有一个：她俘获了国王的心。1686年，考虑到曼特农夫人的平民身份，国王决定与之秘密成婚——曼特农夫人时年五十二岁。塞维涅夫人在书信中客观地记述这一切，却并未给出任何解释，因为国王向来独断专行——用他本人的话说，他的所作所为，从来“只对上帝负责”。

宫廷不但有桃色绯闻，更多宫斗权谋，比如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投毒案”。名媛布兰维利埃侯爵夫人（marquise de Brinvilliers）被告发与情人合谋于1666年下毒杀害自己的父亲，后又毒杀两名兄弟——目的在于独霸家产。经审讯，她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随后被判处死刑。在交代毒药来源时，她供出巴黎地下毒药网（售卖各类毒药、春药以及堕胎药）的女主拉瓦赞夫人（La Voisin）——后者与宫中及政府各方势力皆有勾连，她的“客户”名录中既有女修道院长，又有布庸公爵夫人（马扎然的外甥女），甚至还牵涉到国王情妇蒙特斯庞夫人（Madame de Montespan），令国王大为震怒。根据国王旨意，拉瓦赞夫人以“异端”（行巫术）罪受审，并很快被判处死刑。

一方面，法国天主教徒与新教胡格诺派不共戴天；另一方面，天主教徒对宗教异端的迫害也同样残酷无情。塞维涅夫人的书信由此也成为最好的历史证词，足以“揭开那个时代最黑暗愚昧的一角”。1680年2月，在致女儿信中，塞维涅夫人细致描绘了拉瓦赞夫人的悲惨遭遇以及迫害者的狰狞面目：“她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并对此表示悔过。在遭受了骇人听闻的折磨之后，也算得到了一个不错的下场……整个上流社会都参与了对她的审判和处决；她被斩首然后焚尸。”紧接着，塞维涅夫人故作轻松地写道，“所以，现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弥漫的都是她的骨灰”。

投毒案牵涉面广，涉案人数众多，但最终结果令人愕然：除拉瓦赞夫人以外，被判处流放和监禁的多为平民，而贵族出身之人只是遭到轻微训斥（“交友不慎”）而免于责罚。1676年7月22日，塞维涅夫人在书信中特别提到朗格多克三级会议的财务官佩诺捷（Pennautier），此人涉案证据确凿，至少应受监禁，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庭审之后，他竟然毫发无损，因为他的靠山是权臣科尔贝——“他大概花了十万埃居来打点。从没有哪个人受过这般保护。审讯过程中若干反常之处，只不过不能明说罢了”。

不能明说的还有很多。比如“阿尔布雷元帅赢得一起诉讼，获得价值四万利弗尔的地产作为年金”。对此，塞维涅夫人含蓄地点评：“他收回了祖辈所有的资产，殃及整个贝亚恩省。”再比如，作为在布列塔尼拥有地产的贵族，塞维涅夫人数次出席当地三级会议——“三级会议就像是一场游戏……相信不会有比这更威武雄壮的气氛了。这个省现在贵族云集”。然而在塞维涅夫人看来，这样的盛会虽然热闹非凡，却并无实际意义（除了消耗大量烟花、美食和香槟），也解决不了任何社会问题——“会议应该不会开很久，只需传达国王的命令就行。参会者倘无人反对，那就诸事大吉”。

1675年，布列塔尼当地居民不堪重负，发起暴动，反抗政府横征暴敛。雷恩市的地方长官被民众“用石块逼退回屋里”，消息传至巴黎，引发朝廷震动。国王派遣四千名士兵前往镇压，“士兵闯入平民家中，洗劫一空”，同时大开杀戒——根据塞维涅夫人的记述，有目击者证实仅雷恩市一条街上便有“六十名市民被吊死”。暴乱平息后，国王余怒未消，下令将数名领头之人判处绞刑和车碾酷刑，其余民众需于一日内补交一大笔税款，同时决定将地方议会迁往别处，并额外加派四千名士兵永久弹压此地。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此一役，雷恩城几乎“化为一片废墟”。塞维涅夫人最后言简意赅地总结道：如此一来，“这个省对其他省不啻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尤其要尊敬统治者和王室高级官员，决不能谩骂他们，也决不能把石块扔到他们的花园里”。

评论家早已注意到塞维涅夫人文风简洁明快，并将其归因于时间仓促（须赶驿站邮车），根本来不及发表长篇弘论，但这一解释忽略了当时一个重要因素：即书信的安全性。照传记作家蒂利（Arthur Augustus Tilley）的考证，自富凯事件后（从他家中搜出与塞维涅夫人往来数封“情书”，一时流言四起），她受到警告，便已不敢就政治事件公开表态，害怕传至宫廷耳目之中。事实上，即使是私人书信，也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外泄”。比如1687年3月她写给比西伯爵信中无意提及奥坦主教，书信随即被转呈——后者在位于吉斯（Guise）的主教府邸当众宣读，令塞维涅夫人惊恐不已（幸亏信中并未涉及敏感词）。不过，相对于被转交，书信被强拆的危险性更大——诚如伏尔泰所言：“邮政大臣倒是从来不拆私人书信的，除非他需要知道信里写的是什么”。而预言“在我们之后，洪水将至（Après nous, le déluge）”的国王路易十五拆读巴黎人的书信，则纯粹是为满足窥私欲和寻开心。当然，对统治者来说，最方便的借口还是“国家机密”——1688年，孔代亲王准备入侵与瑞士接壤的弗朗什-孔泰地区，害怕走漏风声，于是安排手下假扮劫匪，在巴黎近郊抢劫邮车。两周后再将邮件完璧归赵，而此时战事胜负已分。书信里的政治如此幽渺险峻，身逢盛世的书简作家塞维涅夫人焉能不倍加小心？